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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兴化美教会与砂捞越“兴化芭”的建立

      {摘要}1912年兴化美以美会传教士蒲鲁士有感于兴化地区地狭人穷,利用教会网络组织发起了移民砂捞越诗巫、建立“兴化芭”的活动。本文先叙述了教会移民的社会背景,进而考察了兴化美以美会策划和组织移民砂捞越的缘起和经过,最后对砂捞越“兴化芭”建立时期的移民特点进行总结和归纳,指出砂捞越“兴化芭”的建立,体现了蒲氏“教养兼治”的宗教理念,同时诗巫“兴化芭”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也极大地改变了福建侨乡和东南亚华人的空间分布。

      关键词:美以美会  砂捞越 “兴化芭” 蒲鲁士

      在关于教会参与闽籍华侨海外移民活动的研究中,学者们对美以美会的黄乃裳参与兴办砂捞越“新福州“关注较多,研究成果也较丰富。但对于另一位美以美会教士蒲鲁士参与兴办的“兴化芭”又称为(“新兴化”)的研究却很少,在相关的论着中或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或付诸阙如,不知所以。这固然是由于“兴化芭”在东南亚华侨华人史上的规模、人数不及“新福州”所致。然而了解“兴化芭”的建立与开发,不仅可以丰富闽籍华人华侨史的研究内容,而且对于探讨基督教与海外华人的文化适应也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本文谨就教会移民的社会背景、美以美会参与开发“兴化芭”的缘起与经过进行考察和分析,从中来探讨“兴化芭”建立过程中社会人口迁移的一些特点。

      一、教会移民的社会背景

      东亚各族人民从最早期开始,从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的人口流动,以及边疆地区的居民被移往他处,这是中国历史极为重要的内容。清代是福建人口剧烈增长的时期,从清顺治十八年(1661)的146万人,增至光绪二十三年(1893)的2683万人,这是福建历史人口发展的高峰,其后剧降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的1106万人在人地高度紧张的时期,中国与海外发生的剧烈变化,为人口迁移创造了宽松的外部条件。清代沿袭明律,实行海禁政策,但清廷的这一政策,宽严不一,禁弛无定。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被迫允许列强在中国招募劳工,嗣后由于洋务派官僚的鼓吹,朝廷渐有侨务意识,1894年(光绪十九年)薛福成奏请申明新章,正式豁免了海禁。

      15世纪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势力侵入东南亚,他们的到来加速了东南亚地区近代化发展。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东西方海运贸易机会大增。当时东南亚各地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形式,主要是向中国转口输出欧洲的制成品与输出东南亚本身所生产的粮食及其他食品,但中国本身却缺乏足够的货物向东南亚与欧洲输出。所以这些欧洲船运公司为弥补船舱的空位,常以较低廉的票价运输自中国南移的劳工,这就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打通了渠道。

      更为重要的是在东南亚的西方殖民统治者为开发当地资源,亟需输入大量中国劳工,对华人移民形成巨大的“拉力”。例如婆罗洲的砂捞越,自1846年由布洛克领导独立建国后,为了发展当地经济,渴望大量引进中国劳工。他们以为当地土着是不开化的,马来人是怠惰的,而引入印度劳工的价格又太高。只有“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是群优秀的家伙,缺乏他们积极的参与,东方国家将不会有好表现”。为此,布洛克还公布了“拉让居留法令”以求为吸引华人前来开发创造宽松的环境。

      另外当时在福建基督教的美以美会内部,也存在着关于传教策略的分歧。一派以李承恩 (N. Piumb)、华雅各(James H. Woriey)为代表,坚持基督教来华只是为了宣传基督教教义 (“教”),华人的经济、教育(“养”)与传教工作(“教”)并无干涉,“所有来华传教士必须完全与任何形式的世俗商业活动脱离干系”。另一派以武林吉(ohiinger) 薛承恩(N. Sites)蒲鲁士(W. N. Brewster)为代表,他们属于“教”“养”兼至派,认为教会在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同时,须兼顾华人的经济、教育和社会生活,不应自绝于“世俗生活”之外。肉体的需要与精神的感化有同样的宗教价值。更重要的,教会应该重视华人信徒的声音和能力,回应中国社会发展与华人教徒的要求。在两派经过了两次激烈的争议使得双方分歧反而日渐加深的情况下,“教”、“养”兼至派为解决福建“地狭人稠”的教友生存危机,先后策动会友南下,在婆罗洲的砂捞越开垦拓植,建立新社区,延续自己“教养”兼至的宗教理想。

      从以上可以看出,福建基督教美以美会是在推力、流动渠道、拉力三者兼具的情形下,在地方社会面临着激烈内外矛盾的情况下参与发起移民海外的活动的。

      二、兴化美以美会策划和组织移民砂捞越的缘起与经过

      兴化(今莆田)美以美会传教士蒲鲁士参与发起海外移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黄乃裳组织移民砂捞越建立“新福州”的影响。1898年黄乃裳朝考失败,同时他积极推崇的维新变法运动亦遭破产。回到福建后,他思索个人与民族的前途命运,决定前往南洋群岛,觅一地旷人稀之处,为同胞辟一生活路径。在南洋及福建美以美会教友的支持下,1901年他在砂捞越开辟“新福州”获得成功,这极大震动了当时的教会界。在这种情况下,蒲鲁士开始思考移民砂捞越的计划了。

      蒲鲁士(1862-1906),字叟堂,出生于牧师家庭,1883年毕业于美国卫斯理大学。1890年来到中国福建兴化传教,直到逝世。据教内人士回忆,蒲鲁士是位通权达变、办事果断的教会领袖。在兴化,他不仅开展一系列的奋斗活动,还创办了一些近代工商业之类的世俗性工作。但由于兴化地区人多地少,较难引进美国农业生产技术。“如何处理当地的多余人口,是个棘手问题……唯一出路在于南下马来群岛。”

      黄乃裳建立“新福州”后,教会很快发动组织移民开垦,既可扩大教会影响力,为会友解决经济问题,同时又能开拓新的教区。因此,美以美会高层均倾向于支持移民活动。而“英殖民政府从1901年黄乃裳在诗巫(新福州)的努力成果吸取了一些有益的教训,其一是福建北部的稻农可成为现成的劳工来源。其二是要保证此类计划成功,需要有可信赖的团体,而非个别人士,去进行这项工作。”所以,双方一拍即合。1903年5月,英属马来半岛霹雳州政府与新加坡美以美会柳依美(Leuring)、 林称美签订协定,招募1000名福州劳工在实兆远开发。协定共八款,与黄乃裳在砂捞越签订的协定大致相同。1903年6月,林称美在福州《华美报》上刊登了这一招工启事。而应征者多是美以美会福清、古田两地的教友,兴化地区亦有少数会友南下。

      移民实兆远正式开启了兴化美以美会组织移民的先河。1910年6 、7月间,蒲鲁士利用暑假休假期间,联系新加坡美以美会一同前往实兆远进行实地考察。30余日后,他向中国美以美会会督卢思义(BishopLewis)提及南洋的华人基督徒垦场,并请卢思义南下考察,“欲得一肥美之地,使兴化教会中人往彼处开垦,不特使彼等易于谋生,并欲使之脱离各等恶俗也”。卢思义南下与新加坡美以美会会督欧尔罕商议后,双方同意在砂捞越的拉让流域福州人垦场附近建立兴化人的垦殖区。欧尔罕代表新加坡美以美会出面,向诗巫砂捞越政府申请土地,砂捞越政府很快接纳了欧尔罕的提议。

      1911年6月,蒲鲁士在兴化开会讨论移民民南洋事宜。1911年6月10日,蒲鲁士、李长水两人从莆田起程前往砂捞越查勘垦场之地。20日下午船抵新加坡埠,次日即与该处会督商议迁居之事。是晚又起航,至 26日两点钟抵达诗巫埠。次日同往查看并约见砂捞越政府官员。双方约定在“新福州”垦区的对岸,划地“长十二公里,广随其开垦所及,无限制。”三日后两人离开诗巫,7月19日回到莆田,

      公布招工启事和十一款章程:

      一 、约收男女老幼三百人,此外该岛朝廷不能助之。

      二 、有身体壮健,合耕农资格者可往垦场。

      三、凡知本地生计艰难,立志离乡者,始可往之。

      四、初往之三百人,该岛朝廷优待,有草舍以栖身。壮者给大银十元,幼者给大银十元,以为赔本之需。

      五、 路费各宜自备,成人每人二十元,小子未及十四岁者每人十元,食乳小孩不算。

      六、三百人中当有妥保,并举属长十人管督。

      七、赴垦场者当立约,如有生息,十输其一,献于兴化教会。

      八、凡欲往者,可到各堂传道之处报名,由连环司交于方家明,宋培荣处汇集。

      九、如实贫穷之人,家中可检出若干,其不足者,该公司之设法筹助。

      十、约定明春发轫,备轮船一艘,七月可直到该岛 以便携带田器等物。

      十一。凡要往者,先两个月种痘,一个月种毒,以保身体,自兹之后,即有多人迁往该处谋生,名此地曰“新兴化”以表不忘归居本国之意。

      蒲鲁士自信,要建立的垦场将为兴化教友提供一个新的“应许之地”。虽然登记的兴化美以美会友人数颇多,但只有101名会友决定随教会南下。1912年莆田仙游各地移民教友齐集莆田、涵江,准备经厦门、新加坡前往砂捞越。适逢当地民间秘密宗教“经堂教”首领黄濂起事,声言“教堂遍布乡曲”,美以美会尤为嚣张。”他们在兴化“除教友”,“焚会堂”, 破坏严重。蒲鲁士决定留在中国处理这一突发事件,移民改由平信徒方家明、牧师陈秉忠率领南下。1912年5月,首批兴化移民到达,被安排在新珠安附近伊干江畔。1913年陈秉忠再度回国招农,带着第二批40名教友到埠。

      三、砂捞越“兴化芭”建立时期的移民特点

      综合上文可以看出,砂捞越“兴化芭”的建立应属于非强制性移民运动,牵涉其中的人物可分作参与者与领导者。其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经济利益是移民的根本动机。

      根据社会人口迁移理论,非强制性移民运动的参与者存在着四个基本心理要素,即迁移可行性、动机、期望、评估。从动机、期望两项因素分析,“兴化芭”显然是经济性移民开发的结果。在移民迁出地:晚清时期的福建兴化,在蒲鲁士提议移民南洋、建立“新兴化”时, 正是兴化地区“世乱、民闲,信徒中、有为道而受迫者,有失业而赋闲者”之际。恶劣的生存环境推动着福建人口向海外迁移。在迁入地:婆罗州的砂捞越,白色拉惹王朝之所以欢迎华人移民,甚至订下优惠政策,其原因是拉惹布洛克二世为了开发初创之国土,“一向欣赏华人刻苦耐劳的精神和做生意的头脑”。并且认为“和契约劳工比较起来,那些自由劳工的体能就强得多了”。迁出地的推力、迁入地的拉力,都表明了获取经济利益,是移民活动参与者的根本动机与最大期望。

      2、教会网络为中国信徒海外拓荒提供了流动途径。

      从可行性、评估两项因素分析,教会网络的角色举足轻重。以可行性而言,除了国家政策放开、交通条件改善等外部因素,教会网络的影响伴随着移民活动的全过程。蒲鲁士组织移民活动是以教会作为发动的主要形式,招募对象亦以基督徒为主。从发起移民活动、参加者到教会处报名参加、教堂集合途径新加坡、直至移民到达迁入地,福建与新加坡两地美以美会互相配合,保证了移民活动的顺利完成。

      3、蒲鲁士的“教养兼至”理念是决定其领导移民的要因。

      蒲鲁士效仿黄乃裳组织移民活动,其背后隐含着他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这种理解,从传教学的角度来讲,是“教养兼至”的理想;从伦理学角度看,是“利他主义”的精神。无论是他在兴化开办的种种世俗的工商企业,还是他组织的此次兴化移民海外活动,都体现了他的这样一种“教养兼至”的宗教理念。面对华雅各等人的诘难,他反驳到“钉十字之前,耶稣曾在人间中间生活了33年,四处行善。……耶稣是个医生,为人民消除痛苦,恢复体力和生命。耶稣基督说过: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门徒们想打发众人去找食物。但耶稣没有这样做,他喂饱了众人。蒲鲁士相信:商业活动有其宗教上的价值。“我们的祖国有商业技巧、热情、知识,这是放在我们使徒手上的饼与鱼,蒙基督的祝福,它将使千百万中国人得以饱足。”

      诚如上述,在砂捞越“兴化芭”的建立过程中,经济利益、教会网络与宗教理念诸多因素互相配合,促成了这场移民活动。作为普世宗教,基督教通过教会组织,在南中国海沿岸建立一个跨国网络,以殖民开荒的形式为中国信徒提供海外拓展的流动途径,中国基督徒沿着这个网络流动寻找经济发展的空间,从而促进海外华人社会的建立与发展。

      自从1912 、1913年两次兴化移民到达诗巫后,兴化移民零星不断地南来。开拓的地区,也已从发祥地的诗巫亚越港到埠港、巴拉术、杯港,几经数度拓展。而兴化人自1912年南来砂捞越诗巫,到1937年始组织“兴化公会”,战后改为“莆仙公会”,1958年新会所落成 ,又改名为“兴化莆仙公会”。莆田地区由此逐渐成为福建的一个重要侨乡,而迁入地砂捞越诗巫地区,也成为今日海外兴化人的重要聚居地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福建侨乡和东南亚华人的空间分布。陈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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