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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第蝉联 簪缨鼎盛──宋代仙游科举概述

      科举制兴起于隋朝,在唐代已日渐发达。宋代,由于统治者长期奉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并对唐代科举制度中的许多积弊进行了改革,宋代科举制日趋成熟,并且表现得更加开放和规范,如扩大科举取士名额,实行公平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放宽应试者的资格限制,大大激发了广大寒门学子参加科考的热情。因此,一般的家庭都会促其子弟去读书应考,争取科名以“光宗耀祖”。仙游地处闽中地区,素有兴学重教传统。宋代,仙游文化教育事业发达,士子勤奋好学,名扬海内,出现了科举兴盛的局面。蔡襄在《兴化军仙游县登第记序》说:“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宋代黄岩孙编撰的《仙溪志》记载:“仙游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簪缨鼎盛,甲于他邑,自昔有‘一门两公相,五里三待制’之谣”。仙游因而被誉为“海滨邹鲁、“文献名邦”。

      宋代,仙游进士数量大幅增加。受各种客观原因的限制,仙游在唐代很少有人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者更是少之又少。据记载,仙游在唐代中进士人数为13 人,到五代时只有2 人。这种情况在宋代科举制度下发生了变化,中进士的人数出现巨大飞跃,自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郑元龟考中进士开始至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傅翘叔、傅腾辉并举进士,境内登进士第共587人,占仙游古代进士总数662人的88%多;若与宋代福建籍进士总数7000多人比,仙游则占了8%多。从同一年间登第人数看,仙游士子在同一年间登第人数达10人以上的有18次,最多的一年是在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全县登第者达19人。因此,宋代是仙游科举十分辉煌的朝代,“科甲冠八闽”名不虚传。

      宋代,仙游士子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者众多。宋代科举一般分三级进行:州郡解试—礼部省试—殿廷殿试,殿试发榜分为五甲,第一甲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要通过层层考试,在数量众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实属不易。而仙游士子在乡试、会试、殿试中居榜首乃至夺魁者不乏其例。获状元的有3名,郑侨于宋乾道五年(1169年)考中状元,名列《宋历科状元录》(福建籍有19人)。薛奕于宋熙宁九年(1076年)中武状元,是我国历史上可考的首位武状元。叶岂页于宋宣和六年(1124年)为武科状元。蔡襄的孙子蔡佃于崇宁二年(1103年)考中榜眼,《仙溪志》称:“襄孙本为第一人,以鲁公京当轴,降为第二人”),王迈于嘉定十年(1217年)获殿试第四名,丘渔于宝庆二年(1226年)为殿试第五人。陈说之于天圣八年(1030年)为殿试第六人,叶大有于绍定五年(1232年)获得省试第一名。

      仙游素有“家贫子读书”的优良传统,加上科举取士的刺激,民间读书风气很盛,在宋代形成了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出现了一批科举世家。据《仙溪志》记载,一门登进士第超过10名以上有四个,即:赖店罗峰傅氏从宋治平四年(1067年)傅楫考中进士至咸淳十年(1274年)傅雷龙、傅虎臣、傅登炳等被录取为进士为止的207年间,先后出了25名进士。枫亭蔡氏从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蔡滚考中进士开始,一直到南宋淳佑七年(1247年)蔡仪国被录取为进士为止的220年间,蔡氏一共产生23名进士,其中1名榜眼即蔡佃;2名宰执即蔡京、蔡卞兄弟。许氏从庆历二年(1042 年)许程考中进士开始,连续六代有12人登进士第,叶氏从叶宾至叶大有共有11人考中进士。同时还出现父子、兄弟同登进士的盛况,父子同登进士第的有14对,兄弟同登进士第有15对,其中有4对兄弟在同一年同科考中进士。

      科举制是宋代选拔人才最重要的手段,它激发了广大学子科举入仕之路的欲望和决心。学优登仕,仙游人通过科举登第走上政治舞台,在宋代政坛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如蔡襄忠国惠民,称为庆历名臣;蔡京、蔡卞兄弟几度拜相,名显朝野;叶   清廉公正,官至尚书左仆射;郑侨位及副相,被封赠太师、邠国公;陈谠官至兵部侍郎。薛奕在对西夏的作战中阵亡、叶岂页抗金为国捐躯,芳名流传千古。据《仙溪志》记载,仙游人在宋代任侍从、台谏有10人,傅楫父子均任侍从,蔡襄一家出过四代侍从,同时还出现一个家族多人任监司、郡守,兄弟同时任监司、同拜刺史等局面。

      宋代仙游科举事业的发达,对士子的成名成才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庞大的进士队伍中,不少人在文学、艺术、科学、书法等领域有过重要贡献,成就斐然。刘克庄称赞仙游“魁彦胜流不可胜书。”许多人着书立说,留传后世。如蔡襄被黄庭坚誉为宋代“翰墨豪杰”,与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大书法家,他所撰写的《荔枝谱》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介绍荔枝的专着;《茶录》是我国继唐代陆羽《茶经》之后的又一部茶叶专着,着有诗词370首,朱熹称其“文章见重外夷”。傅楫被宋徽宗和曾巩、曾布所推重,着有文集35卷;有孙觌称其文赋“魁琦玮丽”、诗词“震越洋    ”的傅谅友;蔡京、蔡卞两兄弟合编有《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王迈擅长写诗,诗风清朗俊伟,刘克庄赞誉他“策好人争诵,名高士责全”,留有《         轩集》16卷。仙游人在宋代文化各个领域的出色表现,客观上促进了仙游教育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名人的示范效应,客观上带动了仙游学子更加勤奋攻读,为科举培养了一批素质较高的后备人才,进而推动仙游科举事业更加发达,仙游科举教育文化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局面。因此,仙游科举盛况在宋代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林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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