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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祖信仰产生背景初探

      妈祖信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为什么会在莆田出现,又为什么会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出现,海上救护神为什么会以女性形象出现,妈祖信仰及其所体现的精神内涵,为什么能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可并最终走向更加广阔的地域,等等,都有着它特定的原因。探讨妈祖精神、妈祖信仰产生的原因,对于更深刻地了解妈祖信仰及妈祖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传承和发扬妈祖精神也有着启示作用,应当成为今天妈祖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妈祖信仰产生于莆田并非偶然,自有着它深厚的文化基础。

      《台湾林氏族谱》收录的《天上圣母经》中有妈祖“幼读书,万事知,能作文,能作诗”之说。清代《天上圣母源流因果》第三章云:“后生而聪颖,八岁悉解文义,十岁即好佛经。”民间传说也说到妈祖自幼聪明灵慧、勤奋向学,说她9岁起就开始研读道教、佛学经典。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妈祖作为一个灵慧向学的女子,是不是后人的讹传或神化呢?这得从莆田的人文土壤来考察。自唐以降,僻处大陆东南沿海一隅的莆田,为什么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种蛮荒、落后,反倒科举鼎盛、人文蔚起,这与历史上因动乱中原士族大量迁入有关,也与历代文人的潜心开拓有关。史载,梁、陈时,有儒生郑露在莆田南山兴办湖山书堂,作篇章训子弟,倡诗书,修儒业,世称“开莆来学”,使莆田拥有了福建省内志乘记载最早的学校教育。(《莆田市教育志·概述》)从此,莆田逐步学风昌明,教迹显著,至宋明二朝,有“巷南巷北读书声”、“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之盛,成为人们称颂的“海边邹鲁”“文献名邦”。北宋宰相王安石赞叹:“兴化多进士。”宋代庆历名臣邑人蔡襄在《兴化军仙游县登第记序》中也说:“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

      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廷试后谒御,高宗问同为邑人的状元黄公度、榜眼陈俊卿“卿乡土何奇?”时,陈俊卿答之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成千古佳话。明景泰年间邑人状元柯潜在《送莆田知县张君序》一文中称莆田:“自世家宦业之显以至闾左细民之微,其子孙多谨约而知学。”可见古时莆田读书风气之盛。

      古时候莆田女性接受教育的情况如何?笔者在少年时曾读过一本莆田闺秀诗集,书中收录莆田历代众多才女诗作,此书而今虽已难觅,然而,莆田历代才女的一些诗作依然可寻。唐代的江采萍,出生在莆田黄石江东村,世称江梅妃,莆田人称江东妃。她被选入宫后,因杨妃入侍,受了冷落。有一次唐明皇偶然怀念旧情,赐给一斛珠子。她拒绝接受,答了一首七绝。后来唐明皇命梨园配曲,称为《一斛珠》。诗云:“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明代黄幼藻,字汉薦。故里为莆田黄石塘下。黄幼藻十三四岁时即善音律。《柳絮篇》是其著名之作。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成都会议期间,圈选的唐宋明诗人四川题材的作品中就有她的《题明妃出塞图》一诗,诗云:“天外边风扑面沙,举头何处是中华;早知身被丹青误,但嫁巫山百姓家。”我曾在博客上发过一组莆田历代女子的诗作,从中可见古代莆田女子接受教育情况之一斑。由此看来,在文风鼎盛的莆田,妈祖作为民间女子具有较高的才识并非偶然。

      二、妈祖信仰产生于莆田,还因为莆田有着它独特的道德环境。

      我一直以为历史上莆田是个道德名邦。莆田作为善乡德境,于史有据。据县志载,在明代嘉靖年间之前,莆田县城仍有一坊曰“善俗坊”。直到嘉靖十年(1531年),才由莆田知县王钜改“善俗坊”为“文献名邦”牌坊。莆田人自古重视道德教化,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义夫节妇、忠臣孝子。莆田历史上的道德教化除了诗礼传家以传承正统道德观念外,民间在道德教化和道德传承上也有着许多非常有效的办法。

      莆田有一种传播道德观念的极好媒介,就是那些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如“吴兴斩蛟”“四娘建陂”等许多故事都倾注了老百姓的爱憎褒贬,产生了奇特的抑恶扬善作用。这些关于忠臣烈士、义夫节妇、善男信女、鬼怪精灵、风土文物的传说成了孩子们百听不厌的“天方夜谭”,有一些还搬上了莆仙戏舞台。其中有一个跟妈祖的先辈九牧林似乎有关的老妇人行善得好报的故事后来我在读过的一本书中看到过。那是明代江苏吴江人袁黄为训导儿子作的《了凡四训》,书中云:“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团(大概就是‘红团’的前身——莆田的一种风味食品,以糯米粉为皮,内包各种馅,皮着红色。莆田人逢年过节作‘红团’的风俗大概就源于此)施人。求取即与之,无倦色。一仙化为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团。母日日与之。终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诚也。因谓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团,何以报汝?府后有一地,葬之,子孙官爵有一升麻子之数。’其子依所点葬之,初世即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缨甚盛。福建有无林不开榜之谣。”这个故事早在明朝时已为吴江人袁黄所录,足见当年流传之广。这类故事深深地烙进了许多莆田人的心里,影响着莆田先民的为人处世。

      一些简单的说教往往很容易在传承过程中失落,古代莆田人常把道德教化转化为一种民俗,或者也可以说给这类道德教化加上民俗的包装,从而使之能千百年地保留下来。比如,莆田民间有一种风俗,小孩降生或一个人去世时都要穿大领衫,据说这种服装是明代服装。这种风俗即使到了今天在乡间依然随处可见。这种习俗就是在明朝被灭后老百姓为了表明生不忘明死不降清的气节而形成的。而莆田贴“白额”对联和春节正月初四“做大岁”的风俗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民俗之所以能够形成,就因为它所传递的信念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以此可知莆田先民对传统道德和民族气节教育的重视。这类以民俗为载体而得到强化的传统道德和民族气节教育,确实收到了妇孺皆知、历久长新、世代相传的效果。

      莆田人古时道德教化的另一做法,便是尊崇地方上出现的忠贤。对于那些义夫节妇、善男信女,莆田人除了申报朝廷旌表外,民间还会自发立祠立庙奉祀。这类宫庙,供奉的不是佛道神灵,而是一些土生土长由老百姓自己抬举起来的忠臣烈士、善男信女。至今香火不绝的“吴兴庙”(奉祀唐代兴修水利的功臣吴兴)“妈祖庙”(奉祀宋代林默)“娘妈宫”(奉祀宋代兴修木兰陂的钱四娘)等都属于这类宫庙。这些庙宇发挥了莆田民间道德传承的重要媒介作用。就是到了今天,莆田还出现了供奉当代为老百姓兴修东圳水库的领导干部等塑像的庙宇的情况。妈祖信仰实际上就是这种民间行为的产物。

      有这样的道德氛围,在莆田这样一块土地上产生妈祖及钱四娘这样的古代“雷锋”似乎并不奇怪。

      三、莆田女性群体独特的道德禀赋为妈祖信仰的产生提供了民众基础。

      历史上莆田的女性群体像海绵吸水一样接受着传统道德的影响,并极其顽强地拓展、延续着自己特有的传统道德形象。千百年来,莆田传统女性群体就像化石一样保留着原有的形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道德群雕。

      幼年时,我曾经在我祖母身上深深感受到莆田传统女性那种特有的禀赋。祖母身上许多矛盾的现象那样自觉、自然又那样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作为一个女人,自己身受旧礼教之苦,却又身体力行,义无反顾地维护着旧礼教。我记事时,已经是五十年代了,尽管祖母在家里和邻里中有极高的威信,然而,我们家里的女性在吃饭时还是不与男人同桌同时,总得等男人(包括男孩)吃完后才上桌。女人洗脸、洗衣乃至洗脚都有专用的木盆(称“婶娘面桶”“婶娘脚桶”),女人的衣服不得晾在高处及显眼处,晾干后也只能叠放在专门的地方。祖母象男人一样持家干活,甚至守田看院,可也会做极精细的针线活。她没识几个字,却教我们不可讥骂读书人,不可糟践字纸。她在家里设了一个字纸篓,要我们把字纸捡起来装进去,待得积够一篓,便带我们远远地送到一个据说叫“焚纸炉”的地方去烧掉。她一辈子省吃俭用,路上连碰到一堆牛屎都要设法带回家作肥料,却可以把米瓮里最后一点米送给过往的乞丐。她自己受尽磨难甚至欺凌,却总教我们世上有几等人不得欺侮,其中便有鳏寡孤独娼优囚丐。她一生吃素,走路时连蚂蚁都不愿踩着,但在三年大饥荒时,她会去抓青蛙、小鸟等杀了烧汤给我们喝,怕的是我们被饿死……祖母只是千千万万莆田传统女性中普通的一个成员,然而,从她身上我确实看到了莆田传统女性的善良温驯、勤劳俭朴、吃苦耐劳、顽强坚韧、委屈求全……如今莆田女性群雕尽管历经风雨冲刷而有些剥蚀了,然而我们依然可以寻找到她们身上所保留着的某些生动的原型。

      从莆田传统女性的群体形象中,我们似乎可以探索到林默最终走上神坛成为万民膜拜的海上女神的一点奥秘。妈祖精神其实就是莆田传统女性群体所具有的传统道德形象的典型和集中展现。她的慈悲善良、她的急人危难、她的顽强坚韧、她的奉献牺牲等精神都带有莆田女性群体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可以说妈祖是莆田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杰出代表.

      四、莆田沿海频繁的渔业、航海、商贸活动提供了海神妈祖产生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因素。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莆田沿海人民自古以来就与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出海捕鱼自古就是莆田沿海先民的谋生手段。而莆田商业贸易、航海事业在唐代已有相当规模。据史料记载,莆田唐代开始有南海蕃舶入境通商,唐大和八年(843年),奉旨任由蕃客入境通流,自为贸易。唐代莆田内澳莆口及江口、枫亭已是海外通商货物、商客的重要集散地。(《莆田市外经贸志》)商贸、航海事业在宋代以后的历朝中皆占据重要地位。宋代《兴化军祥应庙碑记》就有“往时,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以牟利他郡外蕃者”的记载。宋代与莆田地区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已有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在妈祖所处的宋代莆田,一方面,渔业、商贸、航海业的发展,使得当地民众与海洋的关系更加密切、交往更加频繁;另一方面,在当时科学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没有气象预测,也无现代导航设备,小小木船在大海中就如沧海一粟,航海者面对的是海上千变万化的气候,面对的是常常发生的狂风暴雨,在威力巨大、难以捉摸的大海面前,艰难和凶险可想而知。海上谋生是男人们的事,然而,当男人们走向海洋时,带走了多少女人的担心、牵挂和眼泪。频频发生的海难,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也包括林默兄长的生命。这一切无疑刺激着海边生、海边长的慈悲善良的林默,激发作为留守女性的她挺身而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及自己海洋知识和海上经验方面的优势,为航海者导航,拯救陷于危难中的航海者。林默的海上救难、导航,承载着的是沿海先民海上求生的巨大希望,承载着的是留守女性对走向大海与险恶的大海搏斗的父兄的一种全身心支持。妈祖精神也是人类先民走向海洋进程中所期望获得的一种精神救助,从这个意义上讲,妈祖的海上导航和海难救助已成为航海者的精神寄托和力量源泉,她赋予航海者向茫茫海洋进军的勇气、坚毅和力量。宋代福建沿海极其频繁的海事活动和海外贸易,使得那些在海上讨生活的航海者成为妈祖的早期信仰者和妈祖信仰的热心传播者。

      五、宋代比较宽松的宗教环境及皇帝的造神活动为妈祖走上神坛提供了机遇。

      历史上宋朝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时代。它在经济、文化、科技上都创造了巨大的成就,现代学者普遍认为,两宋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成就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则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连当代的余秋雨也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可见宋朝文化环境的宽松。南怀瑾先生在他的《中国道教发展史略》一书中说:“宋初立国,关于宗教政治的地位,多承袭唐代的故事,虽无明令规定,但以现代语言之,都是信仰自由,对于道、佛两教,也是并尊共容的。”到了真宗临朝更亲自提倡道教,开启造神运动,由此开始,形成宋徽宗的笃信道士巫术等事。在这种环境下,莆田民间得以把一些为老百姓做过好事的人捧上神坛,立庙立祠供奉,造出了一批当地百姓信奉的神灵。在宋代莆田,除了以海上救难闻名的妈祖、兴修木兰陂的钱四娘等走上神坛外,据史书记载,在莆田山区,宋熙宁、元丰年间,巫家之女吴氏为民众禳除作祟的山魈,当地民众为她立庙曰“昭惠庙”。宋绍兴年间,曾经在当地为老百姓驱除疫疠的巫显之后陈氏,里人感其恩德,立庙祀之,称其“广福娘”,庙称“广福娘庙”,等等。只不过有些神的影响只局限于一定的地方而已。这一类由民间造出的神,在宋代特别多,这与宋代的宗教环境不无关系。事实上,妈祖第一次获得褒封也是发生在宋徽宗宣和五年,从此始,宋代对妈祖褒封共达15次之多。

      妈祖精神和妈祖信仰就这样在宋代的莆田产生了,中华民族的海上保护神就这样由宋代莆田的一位普通民间女性来担当了。正如北大陈寿朋教授所说的:“正是在对妈祖的纪念中,人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理想,把她塑造成为一位慈悲博爱、护国庇民、可敬可亲的女神。作为古代海上先民与大自然抗争的精神寄托,妈祖信仰和宋代以来的中国航海、海上贸易及沿海港口的开发密不可分。”妈祖从我国东南沿海一隅的莆田,逐步走向更加广阔的地域,走向飘洋过海的华人足迹所及的所有地方,成为海内外闻名,拥有上亿信众的海神。陈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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