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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瑛观水知政

      莆臣出仕省外者,多由水路北上,既得舟楫之利,又享山水之乐。周瑛作为理学名臣,更是借自然之生机,悟官场之政理。其《赠周瑛佥事入闽提学序》(《摘稿》卷一),是一篇以水喻政、意境深远的佳作。

      成化十四年(1478),周瑛由广德知州升任南京礼部郎中(掌各司事务的高级官员,相当今中央部委之司长,正五品)。其同年(乡、会试同科上榜者)、南京吏部主事周时可,亦升迁福建按察司佥事(掌一路专项政务),诏令其督察郡县学校事务。行前,作为闽人的周瑛,特作《赠周佥事入闽提学序》一文,以闽之故实,即足以效法的往事,作为赠言。

      其文形象地描述,闽之山势如蚁斗蜂屯、龙骧马驰,自天而下。闽之水随山而出,山盖峻、水益急。因水势暴悍,鳞介(生有鳞片、甲壳的水生动物)之属迁移而去。及至山势渐平,水汇为巨泽,鼋(鳖类)鼍 (鳄类)、蛟龙、鱼鳖,便于此会聚生长,货物钱财随之增殖,沿河收取其利者大约几千百家。这是因为这里水域深广,不振撼撞激,故而鳞介集聚之。周瑛于是指出:“君子观夫水而知为政之道乎!”意为君子观察这水势渔情,便知道为政的道理法则了。由此切入赠言之主旨。

      兴学教化、育才治国,是中国的一个优良政治传统。先贤认为,治天下者,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求治之道,莫先于端正风俗,理顺民心。故将劝民成俗,使民向善远罪,视为治政之大事。而设立学校,正是化民育材的根本措施。北宋名臣欧阳修指出:“学校,王政之本也”,并将学校之兴废作为政治盛衰的标志。

      周瑛针对周时可提学之命,回顾八闽自唐代福建观察使常袞,开设乡校教民,改变“闽人末知学”的落后局面,自此文风开始兴盛。但对现今德锄谇帚(伤风败俗)的世情,不可不察。曰:“瑛闻学校者,乡邦之式(范式)也;身家者,学校之本也。君宜修诸身以教诸家,修诸家以教君郡县诸学,由郡县诸学以风动吾乡邦之人,则人皆相观而为善矣。”体现先贤“兴学教化、劝民成俗”的政训。周瑛在这里强调“身家为学校之本”,故学官本人应以修身养性为先,以身作则,进而带动家风、校风与乡俗的转变。其方略,体现儒家先贤一贯倡导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政治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周瑛特别强调,这个过程,“其效不可朝夕致,然所获者大”,认为兴学教化的效果,虽不能立竿见影,一日而得,然而所得收获却是很大的。如同闽之“水势深广,鳞介毕集,收其利者不啻(不止)千百家而已也”。指出:“苟立己于峻(严峻),持威以乘(压服)其下,今日考其文字,明日考其字画,苟不如意,则擒猎而草薙(割除)之。此其效可以立办,然不足为国得人。是犹(如同)水势暴悍,鳞介不游,吾见渔者终(始终)不为下竿也。”

      至此,我们完全理解周瑛上文“君子观夫水而知为政之道”所包含的深意了。他是借闽水之不同形势、渔情迥异及其获利悬殊,劝勉开导周佥事:兴学教化育材之政,湏胸怀大略、志在长远,力求长远之大利,决非鼠目寸光、急功近利者所能成事。从中亦透露出,古代官场浮躁之心与贪功之徒。看来,居官施政,急功近利的现象,古已有之。有鉴于此,周瑛告诫周时可,督学不可沉迷于考核文字、笔划等一些其效“可以立办”之细枝末节,以致遗误“为国得人”之长远大利。其论深矣!这一思想,在其多处居官任上,亦均有表现。

      读史可知,古代能贤,以“指陈当世之宜,规画亿载之策”为准则。因而,其居官为政,亦总是“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二句均北宋大臣欧阳修语)作为名臣的苏东坡,其策论亦指出:“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即政策有长久、短期与目前之别,可谓深得治国之政三味。兴学劝民育材,无疑当属“万世之计”。周瑛所言观水知政,即指“万世之计”。反映其治政思路之深远,官风之扎实,官品之清正,堪称莆阳一位雄才大略之治国栋材。           (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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