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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本《蔡襄》审读意见

      《蔡襄》这个剧本读了以后,给我总体感觉是成功的。剧本的框架基础扎实,情节的安排、人物的设置和塑造、人物关系的形成和矛盾冲突、细节的处理,这几点电视剧创作的要素,作者都掌握得比较到位。作为人物传记类型题材的剧本,创作的重心应该是写好蔡襄这个主要人物,但蔡襄的一生时间跨度较大,传记的史料十分丰富,涉及的面很广,所以写蔡襄就有一个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我认为经过对素材的梳理和对重点史料的强化、渲染之后,剧本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里我主要谈下面两点:

      1.抓住推行“庆历新政”这条主线写蔡襄。

      蔡襄刚进入仕途不久,就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一批年轻的下级官员形成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新生力量,参与了这场变革与反变革的斗争,而且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卷进了这场斗争的漩涡,成为推行“庆历新政”的核心成员。他的“四贤一不肖”五言律诗,是向把持朝政,反对变革的权贵们发起挑战的第一篇檄文。在范仲淹、欧阳修相继被贬的不利情况下,蔡襄的这个举动,让我们看到他身上那种为变革而义无反顾的勇气。

      当时产生的效果是朝野震动,士民争相传阅,这说明它的分量,不但是诗文的文采,更主要的应该是诗中所表达的一种心声,引起社会的共鸣。剧本对这段情节的描述,用戏的一句行话讲,叫闪亮登场,一下子引起读者、观众的注目。之后的“庆历四谏”等一系列奏表,剧本照样写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参劾晏殊”这一段写得比较精彩。晏殊是蔡襄的恩师,过去一直支持、保护过自己,但当他一旦登上相位,想当“太平宰相”,成了推行新政的绊脚石,加上他那个胡作非为儿子的劣迹,蔡襄就置师恩深情于不顾,上表参劾。谁都清楚蔡襄参劾晏殊的风险,已经不光是丢掉乌纱帽和身家性命的问题,更有可能在天下人的心目中留下“道德小人”的骂名。按照当时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这种有悖纲常的举动,一般的为官者都不想为也不敢为,但是蔡襄就敢有此作为,而且为了保护自己的挚友欧阳修,不让他参与,而是由自己独立承担这份风险,人物的气魄、胸襟都有了。晏殊罢相回乡,蔡襄与欧阳修赶去长亭送别,这一幕虽然着笔不多,但给人物增加了亮点。你看,一边是上表参权相,一边是策马追恩师。参他,是为了新政的推行,大节大义;追他,是念念不忘师恩深情。看起来很矛盾,但统一在蔡襄身上,就使人物更有立体感,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所以说。剧本通过“庆历新政”这段大情节的铺排,写出了蔡襄“以天下人为己任”的抱负,表现了他铁骨铮铮、一身正气的刚直性格。蔡襄为新政推行所作出的贡献,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历史应该为这位北宋的名臣留下光彩的一笔,使后人为之敬仰。

      2.以地方官任上“造福一方”的政绩来写蔡襄。

      蔡襄当过几任的地方官,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每一任上的政绩都实实在在,有目共睹。你看,河南府的“通远桥”;泉州府任上的“万安石桥”;福州大旱时“兴水利,修五塘”;针对百姓的迷信成风,“刊刻医方”,教化百姓,移风易俗;在闽中南修水利,种松树,减丁米,改屯军等等,在这里,剧本采用“以事件出人物,以人物推事件”的写法,加上一些虚构加工,从而增强了故事性,可看性,也突出了蔡襄这个人物。试举两桥的修建为例:

      “通远桥”。兴建通远桥,先写工程款如何使用。宋朝机制,工程款层层下拨,贪官污吏层层克扣,导致工程质量不保。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突破机制,由民间来掌管款项和监督工程质量。(这个办法原剧本由宋绶知府提出,如果史料上无此记载,我建议移花接木,改为蔡襄提出。理由是:蔡襄虽是文人为官,但绝不是书生气十足不谙世事的文人。在苦读求学的同时,他用心关注社会,了解社会的弊端,吏治的腐败;其二,此时韩冬靖已在蔡家,蔡襄当然也会了解韩父含冤的内情。有此两点,让蔡襄提出这个方案也顺理成章)。这个方案定下之后,剧本就写蔡襄拜访谷老员外,请他出山。这段情节写得有波折,从拒纳到理解,到感动,最后欣然出山,故事的看点有了,蔡襄这个人物的人格魅力也出来了。

      泉州的“万安石桥”,写蔡襄筹工程款,打击晋江县令章拱元(建议把章拱元的劣迹写重一点,让蔡襄有把柄可抓,这样就可以枪打出头鸟)。在慈母的深明大义下,舍地建捐银。这样恩威并济,把这个难题解决了。然后访问民间的能工巧匠(如义波和尚)。这个章节,有两点值得肯定,第一,写出了当地百姓的齐心协力,摆茶水摊的、民工、和尚等等,都在为这座桥的建设付出辛劳,说明万安石桥的建造的成功,不但是蔡襄的心血和政绩,也凝聚了当地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第二,将民间传说、神话进行改装处理,像“夏得海见龙王”一节,如原原本本按民间传说去写,就会破坏这个剧本所规定的正剧含义,现在采取醉酒做梦与人为相结合的办法,处理比较恰当。

      应该说,剧本在写蔡襄的地方官任上政绩的同时,更侧重去写蔡襄的爱民、为民、利民的行为举止,也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蔡襄“以民为本”的思想。

      以上是我对这个剧本的大致肯定意见。

      几点建议:

      1. 需要修正几个人物的定位和人物关系

      主要是葛清源、韩冬靖、杨小妮三个女性的人物定位以及她们和蔡襄之间的关系,现在剧本给我们的感觉葛、韩是一对情敌,这点我不敢认同,主要是作者对人物的定位有偏差。从她们的出身、教育和经历来分析,葛清源虽然不是官宦小姐,但也是书香门第,她不可能因为韩冬靖漂亮就对她无端猜疑,而且小心眼到处处防范的地步;而韩冬靖是无家可归、寄人篱下,即使她对蔡襄有爱慕之心,也不敢有非分之想,因为她不能逾越封建道德伦理的约束,所以形不成情敌关系。葛和韩有共同点,那就是关心蔡襄,对蔡襄寄予希望,两个人的矛盾和摩擦,是对蔡襄希望的内容有差异,葛清源希望蔡襄保前程、保一家老小,不要四面树敌;韩冬靖由于父亲含冤受害,因此对社会的不公、吏治的腐败有切身感受,所以她希望蔡襄敢作为、有作为,不要谨小慎微。这样在家里往往是葛清源规劝蔡襄,韩冬靖却是暗中鼓励蔡襄,就像对待“四贤一不肖”的诗稿一样,葛清源让烧,韩冬靖却私下保留,虽然两位女性为此常发生口角矛盾,但慢慢地葛清源也意识到丈夫的抱负和志向不是自己能改变的,自己体弱多病,家里内外全靠韩冬靖打理,以韩的胆识,自己应该把丈夫的后半辈子和这个家托付给她,因此就在她病故之前主动撮合他们的结合。如果人物关系是这样的话,就避免出现葛清源“你怎么这么无耻啊!”之类有失身份的话,也不会让蔡襄陷进男女情感的漩涡。

      杨小妮与蔡襄的关系,不要跟“早恋” 、“初恋”沾边,如果这个人物保留,可以将她作为闽南、莆仙一带劳动妇女的典型来加以塑造。从她身上体现闽南、莆仙一带妇女的坚强、刻苦耐劳、有正义感、乐于助人的美德。她看不惯本乡的顽童欺负文质彬彬的蔡襄,所以打抱不平保护他;再经常为学堂送柴火、打杂过程中(绝非同学)认识蔡襄,钦佩他的刻苦努力,而且一次偶然的机会救起跌到山涧的蔡襄,对蔡襄来讲,杨小妮是救命恩人,两人是姐弟情份。成人后,两人断了音讯,杨小妮下嫁浙江某地,正好是蔡高为官的治下,剧本应从这时写杨小妮独立支撑家里生活,以闽南妇女的强体力劳动折服本乡民众,赢得大家的尊重。后来可能是一次为含冤村民鸣冤的官司打到县衙而被蔡高认出,以让蔡襄与杨小妮相逢。这次相逢,应该是大大方方,而且蔡襄可以直告葛清源与韩冬靖,不必像剧本写的那样偷偷摸摸、躲躲闪闪,让葛清源疑心重重。建议作者对杨小妮和蔡襄的关系作较大修正,进行必要的虚构加工来丰富杨小妮,把两个人的关系确定为“乡情、友情、姐弟之情”。

      2. 加强可看性

      目前剧本的可看性尚嫌不足,可考虑从两方面加强:

      一、像“庆历新政”那几章节,在营造斗争的氛围上再下功夫,把两军对垒、明争暗斗的戏写足写浓。

      二、在不违背历史真实,不损害主要人物形象的前提下,大胆进行一些虚构加工。剧本在这方面已经有成功的例子,如蔡襄与谷老员外(通远桥章节)的戏就显得曲折,可惜这样的虚构少了一些。

      3. 叙事结构

      目前剧本的叙事在章节排列顺序方面容易把时空搞乱,作为文学剧本,最好按照蔡襄生平的前后时间顺序来写。

      4. 奏章与诗文

      剧本中出现为数不少的奏章和诗文,这些奏章和诗文在表现人物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从头到尾去读,观众肯定听不懂,无法明白内容的中心思想,而且会使这段戏变得冷场乏味。建议奏章出现标题之后,不必出现全文,可以通过殿上君臣三言两语的对答来点出中心意思。诗文的出现,有必要时可加上旁白字幕,点出其主要含义。但是有一首诗应该在剧中完完整整多次出现,就是“谁种青松在塔西”这一首。这首诗通俗易懂,又表现了蔡襄的抱负和志向,他的一生都以青松自喻,所以“青松”诗第一次出现应该掷地有声,给人不同凡响的感觉。目前剧本中写得太随意。蔡襄在沙滩上写,杨小妮在念,杨小妮赞美诗写得好,但应该用草书写。这不但不符合杨小妮的身份和文化涵养,也使这首好诗的出台少了许多光彩。

      5. 人物对白

      人物的对白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更不能削弱人物形象,如蔡襄写“四贤一不肖”说的:“此事可堪一搏”,这就把蔡襄的形象和诗文的光彩都削弱了。葛清源有一次批评丈夫:“关键的时候骨头一点都不能软。”应该是蔡襄说这种话才对。前面说到,我们不愿意看到蔡襄和杨小妮之间的“初恋”关系。所以杨小妮的一句台词应作修改。杨小妮背着受伤的蔡襄走在路上,蔡襄:“杨姐,你把衣服都撕破了,叫我如何报答你是好啊!”杨小妮小声说:“你要有良心,长大后做了官,做了朝廷大官,就赔我一件大红大红的丝绸衣裳吧!”这段悄悄话就是暗送秋波。最好改成,杨小妮大声说:“你要有良心,就等你以后当了大官,让我们穷人们有饭吃,有好衣服穿。”又朴素,又对蔡襄希望他将来当个好官。另外,人物对白力求通俗易懂是对的,但不要过分现代化,试举一例:“钱算什么,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当时没有“关系”一词,应该是世道、人情一类的说法。

      6. 有关聚会的情节

      剧本多次出现蔡襄与一些官员聚会并有歌姬美女陪伴的场面,我认为这本身是正常的,无可非议。北宋的官场把这类事当成是一种风雅。宋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高,它需要歌姬的弹唱才得以流传开来。建议剧本对这种场合的描述把握两点:一是美。一首绝妙的好词伴美女的弹唱,给人一种美的感受,这个基调要掌握好。第二是雅、正。蔡襄这些人不是去欣赏美色,想入非非,而是欣赏、陶醉在词曲所表现的意境中。这两点把握得好,我倒认为这样的场面有利于对这部电视剧色彩的调和。

      (作者姚文泰,福建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原福建电影制作厂厂长,著名莆田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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