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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研究彰显出郑樵亮点

      □余文烟

      郑樵学术的价值只有放在100多年来的学术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晰。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经历了近代化的过程,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新史学》,是为新史学的标志。新史学有着明显的时代特点:提倡民史,反对君史,提倡科学方法论和新的史书编纂体裁,提倡白话文以代替文言文。1919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使史学带上新的特点。

      新文化是时代的产物,从文化的理路上说,有两条路径:一是输入介绍西方的学术。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出合于时代要求的积极文化因子。郑樵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被重新认识,重新解读。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郑樵的学术以及体现出的清醒学术精神,是鲜明的。郑樵在学术上的成就,被埋没了800多年,虽然有的史家如章学诚,体察到其史识的魅力。在近代的历史的条件下,郑樵史学终于闪现出自身的光辉,人们认识到这是一颗明亮的星座。20世纪的郑樵研究,是新史学的体系中的传统的样板,也是20年代兴起的国学新内涵的标杆之一。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包括1903年《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本上,署名为金华盛俊的一篇题为《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的文章,都是把宋代的郑樵作为具有近代新史学精神的代表。

      近代新文化提倡的科学民主精神,在学术上也反映出来。近代“国学”在这样大背景下兴起的,进而引发出对古代史学家的重新审视。

      《新青年》和《国学季刊》在近代新文化运动中有重要影响。《国学季刊》创刊于1923年,第一卷的编委的主任是胡适,委员有沈兼土、周作人、顾孟余、单不广、马裕藻、钱玄同、李大钊、朱希祖和郑奠杂志显示出思想上的兼容和学术上的多元。

      创刊号上的文章,在当时产生相当大的冲击波。《<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把国学称之为“古学”,指出有一种古学、国学正在沦亡,明确反对复兴旧的古学,而对新国学充满信心。说:

      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对国学的前途的展望,刊物提出要做三个方向的工作: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署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和解释。

      在当时的国学兴起氛围中,这样的理念当然引起人们的关注。作为呼应的是,顾颉刚对郑樵的系统研究。顾颉刚先生的《郑樵著述考》作为重头文章,在一、二号两期连载,二号又发表了顾颉刚的《郑樵传》。这在近代学术期刊上是非常抢眼的事。顾颉刚两篇扎实研究的文章,有新见。而他的议论,是在倡导一种的新学术,表明了郑樵的研究与当时国学在学脉上有内在的联系。顾先生说:

      郑樵的学问,郑樵的著作,综括一句话,是富于科学的精神。他最恨的是“空言著书”,所以他自己做学问一切要实验。

      他一方面做分析,一方面就去“综合”起来。他所做的书,每类里必有一部书是笼罩全体的。结末做的《通志》就是他一生学问的综合。他觉得学问是必须“会通”的,所有各家各派的不相通的疆界,都应该打窳。可怜他最富的精神就是中国学术界最缺乏的精神。(《国学季刊》一卷一号)

      又说:

      郑樵是中国史上很可注意的人,他有极高的热诚、极锐的眼光、极广的志愿去从事学问。在谨守典型而又火缺征实观念的中国学界,真是突出异样的人物。

      我们现在看着他,只觉得一团饱满充足精神。他的精神不死。

      这不是一种简单比附式的宣传,因为,郑樵的学术本身就具有这样的意义。

      但正如新史学的思潮一样,国学的文化思潮情形是复杂的,有不同的倾向。这可以称之为“史学近代化异趣”,《国学季刊》本身也在变化。顾颉刚对郑樵研究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章,在以后各卷很难看得到。

      所以,通常在讨论“国学”问题时,我们既要看到内中有相通的思想与文化的内涵,也要看到有不同的思潮与学术旨趣。作为当时国学发轫的郑樵的研究,值得重视,顾颉刚说郑樵精神不死,因为体现出来的是时代的精神。

      关于郑樵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从国学研究中彰显出几个要点,实在是亮点:

      ——献身学术的精神。

      郑樵没有显赫的家世,父亲只是太学生,他父亲去世,时年十六,护丧归莆田。从此,他结茅夹漈山,谢绝人事,闭门诵读。这样一个少年,在远离村落的夹漈山茅屋中苦读,生活都没有保证,但却是“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郑樵把毕生精力献给学术。

      他没有官府的资助,也没司马光那样的幸运,有皇帝的赐书,又有选录协修人员的许可,还得到一段休闲的时间。郑樵只能到藏书大家去借读。至诚感人,当地藏书丰富的人家,给他很多方便,郑樵有书可读,又得到食宿上的帮助。在这样困境中,他一生写出上千卷的著作,这是要有怎样的毅力!

      还应当看到,宋高宗绍兴年间,秦桧当政时期,文化上压制空前残酷,私人修史是违法的事。秦桧禁野史,秦熺监领国史,奸相父子以禁野史为由,迫害士人,在这样“风波易起”的年代,郑樵没有停笔,“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在这样的基础上,写成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又一部通史巨制《通志》。

      晚年完成的七百余万字的《通志》,他又一次步行数千里,送到临安,用郑樵的话,是“提数百卷自作之书,徒步二千里,来趋阙下”,求朝廷能收藏。想想看,当时没有现代这样的交通,一介穷书生,不止一次,硬是从福建的莆田广业里步行到临安,把自己的修书,献给朝廷这是怎样的精神!

      ——学术创新的理念。

      郑樵推崇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治史主张,自觉地进行学术上的创新,提出修书要有“自得之功”,正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

      他说:“修书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书之人必能文,能文之人未必能修书,若之何后世皆以文人修书。天文之赋万物也,皆不同形。故人心之不同犹人面,凡赋物不同形,然后为造化之妙;修书不同体,然后为自得之工。用今天的话,意思是说,写史不是一般文人所做得了的,一定要有“自得之功”。这是怎样的学术的自觉!

      ——务实治学的追求

      郑樵写史,特别强调的是“实学”,这种实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实记载,让史实本身说话,反对对历史的曲解与伪造。二是史书要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作。

      《通志·总序》说史家修史,不要“徒相尚于言语”,不能“专鼓唇舌”。具体地讲,史书应当只纪实事,“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要删去没有内容、没有价值的论赞。如果史家以天人感应说,行褒贬美刺,牵强附会来解说历史,他更是反对的。

      郑樵重实学,在刻苦读书的同时,又十分重视在实际中观察、思考。为了学习、研究天象的知识,他在月夜里,观察星座,对照着读《步天歌》。为了认识动植物的情性,他向农圃人求教,到深山老林中去,观察鸟兽的生活状况,“与农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郑樵家乡的夹漈草堂纪念馆周围至今还有占星石、晒书石,据说,就是当年他观察天象的地方。千年古迹今犹在,一代新风传后人。

      郑樵认为,如实记时书事,是史学的基本要求,他宣称“使樵直史苑,则地下无冤人”。郑樵又提出:“《诗》、《书》可信,而不必字字可信。”他倡导治学要有独断精神,反对“依缘门户”,人云亦云的“胸无伦类”的学术。对当时的学术,他的评价是:“经既苟且,史又荒唐。”

      他的学术批评,正如他自己的表白,说:“臣今论此,非好攻古人,正欲凭此开学者见识之门,使是非不杂糅其间。”

      郑樵反对“空言著书”,主张不能把辞章之学、义理之学的恶习带到史学领域中,说:“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实学也。”

      所以,郑樵的实学思想是古代学术上的民主理念,在中世纪的史界带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就是比起近代西方的“如实直书”的思想,也还是有更多的意蕴。

      这是怎样的学术追求!

      ——研究方法的科学因素

      郑樵在治史上的把分类的方法与通识联系起来,是治史的科学方法论。

      他有自己的治学方法论,从“专门之学”出发,提出:“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其学必传而书亦不失”善为学者,如持军治狱,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由此,他意识到“类例”法的重要性。他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类例的分类思想是具有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因素。《通志·昆虫草木略》有两卷,首先是分成“类”,“类”下有“种”,“种”之下又有细分的“种”。在古代,能有这样自觉的分类观念,确是不多见。

      这是怎样的学术见解!

      ——史学范围的扩大

      郑樵的治史,早已突破了“记时书事”、“褒美贬恶”的要求,以开阔的眼光看史学,在每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内,在史学、文字学、音韵学、目录学、校雠学、文献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都是有开拓性的贡献。另外,在氏族学、谥法知识乃至音乐领域内,都有不可忽视的成就。《通志·二十略》是这方面的代表。《通志》与《史记》的历史观念都是大历史观念,而且更有特点,下面再举一例。

      近代倡导国学,看到“小学”的意义,王国维说:

      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足以陵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

      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也说:“六书不明,小学卤莽”,“经旨不明,穿凿蜂起”。郑樵力图通过文字的阐释,使儒家经籍恢复本来面目。在近代国学中,郑樵的学术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由此,他用相当的精力研究小学。在郑樵的所有著作中,以《尔雅注》最为清朝《四库全书总目》推崇。《尔雅》在传统的目录分类中列在“小学类”,但它不是一般的小学书籍,而是儒家《十三经》中的经。《四库全书总目》推崇郑樵的《尔雅注》,认为这本书,在过去研究《尔雅》的书籍中,是“最为善本”,原话是这样说的:“乃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无穿凿附失之失,于说《尔雅》家为善本。”

      史家注意研究“小学”并不罕见,难得的是把语言文字、音韵之学,把“小学”类作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写进大通史中,在中、外史学史上,也是罕见的。有的史书,如其后的《辽史》、《金史》有“国语解”,只是作为读通史籍的工具,这和郑樵的学术观念,是不能相比的。《通志》有《六书略》和《七音略》,两部分合起来,是对文字、声韵的总体的认识。古代史家能把文字、音韵作为专门的部分,写入史书,确是郑樵的创造

      《通志》设立有关文字、音韵的《略》,其出发点还是使史书有实用的价值。六书明,可以明经术,由此可以通经而致用。七音研究的价值在这一层外,还有一层更深的意义,就是郑樵所说的“宣仲尼之教”,最后可以达到“用夏变夷”的目的。这可以说是用开阔的文化交流的眼光来看待文字音韵研究的价值

      这是怎样的学术视野!

      ——历史与文化发展大势的观念。

      郑樵在《通志·总序》中,开宗明义提出要用“会通”的精神来认识历史: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

      应该说,这是郑樵写史的主旨,既是史学的通识,也是对历史和文化发展大势的看法。《通志》作为一部大通史,郑樵之所以在《总序》的开篇就提出“会通”观念,是对中国历史的总体的看法。这不应当只是局限在史学方法论去认识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论及写通史的问题时说:“朱子前一点,最伟大的是郑樵。他以为历史如一个河流,我们若想抽刀断水,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一姓兴亡为史的起讫是最不好的。因此,创作一部《通志》,上自极古,下至唐初。”梁任公是体察到郑樵的作史的创意。

      郑樵生活的时代,在朝廷中握有大权的秦桧,提出“南自南,北自北”,而郑樵提出的是“万国殊途,必通诸夏”。我们无需作过多的解读,但内中确为郑樵的心声。

      这是怎样历史的眼光!

      近代国学有不同的旨趣,但郑樵研究的是新文化兴起的结果,是史学近代化的反映,也是近代国学兴起的体现。此后,郑樵专题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势之必然。

      20世纪的下半期,国学作为专门之学的研究,曾沉寂了一段时期,但郑樵的研究却是在发展。郑樵的研究成为继承史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寿彝先生在这方面作出突出的贡献,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其中有:《郑樵对刘知几史学的发展》(载1961年4月6日《人民日报》)、《从历史编纂工作看郑樵》(载1961年5月5日《北京日报》),《从历史编纂工作看郑樵—纪念郑樵逝世800周年》(《北京日报》1961年5月25日)《关于郑樵生卒年》(《北京日报》1961年7月27日)。

      当时,厦门大学也是研究郑樵的重镇,厦门大学组织了娄曾泉诸位先生的专门研究郑樵的郑樵历史调查组,对郑樵的著作和故居作深入调查,撰写研究论文《郑樵史学初探》。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对郑樵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研究领域也有所拓展,论文数量大大超过以前各个时期。1998年3月4-6日在郑樵的家乡福建莆田市,开了一次全国性的郑樵学术讨论会。会后,吴怀祺教授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重读郑樵,理解郑樵——首届郑樵学术讨论会侧记与断想》。吴教授深感一个伟大的史学家的作品总是与时代联系在一起,随着时代的进展,认为他的作品的思想价值得到新的认识,显现出更耀眼的光辉。从而,从国学研究的角度审视郑樵的亮点推向一个新的历史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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