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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樵《通志》——一部划时代通史

      □余文烟

      郑樵集一生的治学所得,写成了200卷的《通志》,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纪传体通史。我国第一部纪传通史是130卷的《史记》,司马迁的这部著作,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几千年盛衰变动的历史,真实地再现了各个社会层面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成为史家千古之绝唱。继《史记》之后,班固写了《汉书》,作为纪传体断代史的开山之作。《汉书》的成功之处,在于写出了西汉一代的兴衰。此后,除了《南史》、《北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几部带有通史意味的纪传体史书外,其余大多数纪传体正史都是一朝一代的断代史、皇朝史。这些史书因袭了纪传体的创作形式,却失掉了史学创造的活力,使纪传体体裁渐渐变成了一种僵化的史学八股。

      据记载,南朝梁有个叫吴均的人编过一部通史。唐朝也有人写过通史,但是这些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因此,《通志》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巨制。《通志》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推崇,不仅在于它是一部纪传体大通史,还在于它所具有的创造精神,它是一部具有“自得之学”的作品。

      一 会通修史,继承创新

      郑樵在《通志·总序》中,开宗明义提出要用“会通”的精神来写历史: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

      郑樵以比喻的方式阐释“会通”的内涵,当然还是很不够的,他要说明的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事物都是在运动、变化中相互联系的,写历史,就应当根据各种材料,把历史的贯通联系反映出来。他认为会通修史是孔子、司马迁治学、修史的好传统。孔子能“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郑樵认为孔子能够成为一代大圣,其原因在于孔子能融合会通儒家各种经籍,贯通讨论古今之变。后来的诸子百家达不到孔子的学问境界,就是因为缺少这种会通的精神。

      司马迁深得孔子学术思想之精髓,“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仔细体味郑樵的这段话,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司马迁所创造的纪传体裁的五种体例,即本纪、世家、表、书、列传,是编修史书的好形式。纪传体裁是会通的产物,但丢掉了会通精神,没有创新的“自得之学”,单纯讲求纪传体裁的形式,则是舍本逐末。

      基于这样的认识,郑樵批判班固说:“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汉书》的主要缺点,是“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郑樵强调的是会通修史的重要,突出的是会通修史精神的创新活力,反对把历史的自身的联系人为地割断开来。抓住这样的精髓,才能体察郑樵提倡会通思想的价值。

      《通志》编纂的基本精神,同样是会通的原则,郑樵在着手修史的时候,就确定了这样的宗旨。他说:“修书之本,不可不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通志》各个部分的下限不尽相同,但其中郑樵的许多评论都联系到宋代的历史。因此,《通志》是上起三皇,下迄唐、宋的一部通史,就规模来说,超过了《史记》。

      郑樵在会通修史时,继承了司马迁的“存信阙疑”的精神,在选取材料和处理材料上都非常慎重。他说:太史公作《五帝纪》,择其雅言而书。臣今采纪诸家之言,而以雅驯者为经,其不典之言则列于篇后以备纪载,非传信也。其诞而野如盘古者则亦不书。

      郑樵把文献材料分成三类,一类是可信的,即“以雅驯者为经”。第二类是“不典之言”,即有怀疑的传闻,这一类材料作为备载放在篇后。第三类材料是荒诞不经的传说,如盘古开天地的传说,写史时则割弃不用。当然,郑樵具体处理古史文献的时候,没有科学的手段来甄别、分析有关材料,对此我们也要有客观的认识,不能苛求前人。

      在体裁形式全面,郑樵本着会通的精神,吸收历代正史以纪传体形式修史的优点,而又有所变通。他说《通志》是继司马迁之作,但又有创新:“凡例殊途,经纬异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这一段话说得相当自信,有点言过其实,但《通志》在体例上创新,也是事实。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通志》全书的结构:

      (一)纪:即“本纪”。

      (二)略:相当于纪传体史书的“书”或“志”。

      (三)年谱:《通志》把“年表”、“世表”等改称“谱”。

      (四)世家:这一部分有《周同姓世家》、《周异姓世家》。

      (五)列传:《通志》卷八十八至卷一百六十四是一般的列传,这是列传的主体部分。此外还有像历代正史中的各种专传、类传,如《宗室传》、《外戚传》、《忠义传》、《孝友传》、《独行传》、《循吏传》、《酷吏传》、《儒林传》、《文苑传》、《隐逸传》、《宦者传》、《游侠传》、《艺术传》、《佞幸传》、《列女传》等。

      (六)载记:《通志》把“四夷传”安排在“载记”之后,体现了郑樵的见识。“载记”和“四夷传”记载的是少数民族或周边及域外史地方面的内容。郑樵接受了《史记》以后列代正史重视民族史记载的传统,也采纳了《晋书》编纂上的优点。

      《通志》结构上的六体,实际上还是纪传体五种体例的框架,各种体例并没有相互融合,所以还是显得“杂”。另外像《魏书·释老志》对宗教的记录,应当作出安排,《通志》却没有这一类内容,这又是“陋”。尽管如此,《通志》的会通思想在编纂体例上还是得到了反映。

      纪传在《通志》全书中占的篇幅最多,由于它基本上是移缀正史的纪传内容,所以后人对这部分的批评也最多。当然,对这些意见我们应当作具体分析。平心而论,郑樵是综合众史以求会通,并不是要去改造前史,所以《通志》的纪传部分是一种“复合”,不是一种“化合”、“融合”。从《史记》到《南史》、《北史》、《隋书》,各种史书风格迥异,见解上的差异亦有天壤之别,倘若仅对有关的史书材料加以删削,然后联缀成文,不但斧钺的痕迹处处可见,而且见识还很难统一。郑樵加了一些按语,但是这种弥缝的工作,还是掩盖不了史料博杂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还削弱了他的会通思想。当然,《通志》的不足,

      并没有遮掩它本应焕发的光彩。

      《通志》立《三皇纪》,把《史记》确定的中国历史的开端,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民族从野居穴处,食草木之实的阶段向着历史文明逐渐进化的轨迹。

      《通志》增补了130余篇春秋人物的列传。这些人物中有不畏强暴的政治家、锐意改革的改革家,“运筹于帷幄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家,有忠臣义士,也有王室或诸侯国的叛臣。如周之富辰、王孙满,鲁国的众仲、曹刿、阳虎,晋国的士、荀息、赵盾,郑国的祭足、公孙侨、烛之武,卫国的石蜡、史鳝,齐国的崔杼、庆封,吴国的季札、越国的范蠡,等等。材料来源不出《左传》一类的先秦文献,有些内容在《史记》中也有反映,但《通志》作为单篇列传加以注明,从而把这个时期诸侯纷争的多彩的历史画卷勾勒出来,以体现“旁通于秦鲁”的修史精神。

      在秦汉史的联结上,《通志》从《史记》中选取了田单等25人的列传;陈胜、吴广以下的人物列传中,对《史记》、《汉书》重复的传记,则以《汉书》为本。在后汉与三国的历史的联结上,郑樵将《三国志》卷六、卷七、卷八张杨以前的人物,归入东汉史,以《后汉书》的文字为准,而把《后汉书》的荀彧公鲁康、张鲁的传记,移入三国人物传中。

      《三国志》被称作是“良史”,但是作为全面反映魏蜀吴三分天下,角逐争雄的史书,其史文过于简略,内容也不够丰满。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会聚了各种记载,但甄择不精,失之繁芜。最好的办法是剪裁裴松之的注文,会《三国志》的传文与注文为一体,“要当会通裁定,以成一家”。宋代有的人包括陈亮在内,都做过这样的尝试,但由于各种原因,收效不大。《通志》在这方面很有成就,其融合传文与注释文字为一体的传记有公孙度、韩浩、许攸、贾逵、杨沛、赵俨、裴僭、诸葛亮、夏侯渊、桓范、鲍勋、乐进、张燕、夏侯和、袁奂、娄圭、张纮、鲁肃、吕蒙、虞翻、郭嘉、傅嘏、马良、谯周、太史慈、潘浚、贺奇、徐干、陈登、陈琳,刘桢等。郑樵的做法是把有的注文全部糅进传文,如《通志》卷一百四十九的《吕蒙传》,裴松之注文引《吴录》的内容全部汇入传文中,突出了吕蒙的将才。有的则部分收录裴注,或将裴注改写后再收入传文。这样增添了传文的内容,又保持了《三国志》叙事简洁的文风。对于某些列传,郑樵除了改动裴注的文字,对《三国志》的原文也进行了适当加工,《通志》中的《诸葛亮传》就是一个例子。

      《通志》会传文、裴注的另一个成就,是以裴注材料,增补有关人物列传。例如发明指南车、改造诸葛亮的连弩的科技发明家马钩,陈寿在《三国志》中没有为其立传,是一大缺失。郑樵在《通志》卷一百八十二的《艺术传》中,为马钩立传材料来自《杜夔传》注文中的《傅玄序》。

      郑樵的《通志》在处理三国历史时,真正做到了“会通裁定,以成一家”。

      南北朝的正史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魏书》、《北齐书》、《周书》。李延寿综合各史,写成的《南史》、《北史》虽有通史性质,但也有很大的不足。缺点之一是,子孙附传的家传形式得到恶性的发展,一人立传,其兄弟子侄,不论有没有事迹,一概连带铺叙。子孙附祖父的写史方法,是那个时代门阀观念的反映,却造成史书编修的困难,硬性地编排家传,只能使史书的眉目不清。《通志》中南北朝部分的内容是《南史》、《北史》的文字,但郑樵打破李延寿的家传体系,按照历史年代的先后顺序,编排主要历史人物的列传,只是在不影响叙述历史的情况下,才连带述子孙行事。对《南史》、《北史》好载机祥的缺点,郑樵在按语中也作了批评。

      郑樵编纂史书,既有继承、吸收,又有批判、否定。如对《南史》立《贼臣传》,《宋书》立《索虏传》,《南齐书》立《魏虏传》,《北史》立《僭伪传》郑樵在《通志》的《总序》中进行了批评。他说:“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类,伤风败义,莫大乎此。”任情褒贬的史法,违背平实修史的精神,郑樵在《通志》中删去了这些列传的名称。

      郑樵会通历代正史修《通志》,并做了扬弃的工作,这其中蕴含了他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对史书编修形式的独到理解。元朝的吴绎在刊刻《通志》时,写的序文中说:这部书“探众志之幽赜,为群史之会归”。《通志》的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会通的思想。清朝的章学诚也是从这个角度肯定《通志》的。他说,郑樵修《通志》,“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这段话的第一句是说郑樵能会天下之书,第二句交待郑樵的历史见识,第三句说明郑樵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第四句指出《通志》在编纂上独到、创新的特点,最后一句评价了《通志》在历史上

      的重要地位。章学诚的话对于我们全面理解郑樵的史学观及会通思想,无疑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

      二 “二十略”——《通志》的精华

      毫无疑问,《通志》最重要的部分、郑樵自认为最得意的地方,也是后人最加推崇的内容,是《通志》的“二十略”。

      郑樵引用江淹的话,说明写纪传史书中的“书”或“志”(也就是《通志》的略)的难度很大:“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没有深厚的学识功底,是不可能修好志的。在郑樵看来,志虽然难写,但还是要倾尽全力而为之。要使史书成为对治国有用的学问,成为国之大典,就要着力研究书志的有关内容,留意宪章。作为一个史家,不注重研究治理国家的宪章,只在文字上、语言上用功,就好比“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通志·总序》这段话说得很风趣,表明了郑樵重视书志写作的用意,也就是使史书成有用之学,成为国之大典。

      《通志》二十略是郑樵的学术总汇,也是他一生治学的精粹所在,他说:“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通志·二十略》与郑樵的其他著述有紧密的关系与《氏族略》相关的著作是《姓氏论》、《氏族源》、《氏族韵》、《氏族图》、《氏族志》。

      与《六书略》相关的著作是《六书证篇》《象类书》、《字书》、《六书谱》、《辨体》、《续汗简》、《论梵书》、《尔雅注》。

      与《七音略》相关的著作有《分音》、《类韵》《韵目录》、《纬韵》、《音韵释文》、《字始连环》、《石鼓文考》。

      与《天文略》相关的著作有《天文志》、《分野记》、《补正王希明步天歌》、《大象略》、《天文横图》、《彗星议》。

      与《地理略》相关的著作有《春秋地名》、《百川原委图》《春秋列〔国〕(传)图》。

      与《都邑略》相关的著作是《郡县迁革志》、《春秋地名》等。

      与《礼略》相关的著作有《运祀仪》、《乡饮礼》7卷、《乡饮礼》3卷《乡饮驳议》、《礼图》、《乡饮礼图》。

      与《谥略》相关的是《谥法》。

      与《器服略》相关的是《器服图》。

      与《乐略》相关的著作有《系声乐府》、《乐府谱序》。

      与《艺文略》相关的著作有《书考》、《书辨讹》、《诗传》、《诗辨妄》、《群书会记》《诸经序》、《春秋传》、《春秋考》、《刊谬正俗跋》。

      与《校雠略》相关的著作有《校雠备论》、《书目正讹》、《亡书备裁》、《求书阙记》《求书外记》、《集古系时录》《集古系地录《图书志》、《图谱有无记》。

      与《图谱略》相关的著作除《图谱有无记》、《图书志》外,还有上面提及的《百川原委图》、《器服图》、《乡饮礼图》等。

      与《金石略》相关的著作有《石鼓文考》、《石鼓本经》。

      与《灾祥略》相关的作品可能是《十说》

      与《昆虫草木略》相关的著作有《动植志》、《本草成书》、《本草外类》、《诗名物志》、《鹤顶方》、《食鉴》、《采治录》、《畏恶录》。

      由于郑樵原有的作品大都散佚,因此与“二十略”相关的作品只能从郑樵的有关说明和《福建兴化县志·艺文志》对郑樵著作的分类加以缕析。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郑樵在会通各种学术方面花了很大力气,氏族、六书、七音、校雠、艺文、金石、图谱等专门学术,构成“二十略”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与《礼略》有关的著作不少,但发明不多。《职官略》只节录《通典·职官典》汉以前的部分,思想也很苍白。《刑法略》取材于《通典》卷一百六十三的《历代刑制》、卷一百六十九的《赦宥附生》,《器服略》取材于《通典》卷十七、卷二十至卷二十六的文字。其间的按语或取杜氏的细注,或节录《通典》的正文。这几略如此疏陋,估计是郑樵的未定稿。食货经济方面,郑樵用力最少,所以有关的《略》尤其不能使人满意,但是从另一角度说,郑樵是详前人之略,略前人之所有,说这是“二十略”一个特色,还是可以的。

      “二十略”是对纪传体的书志的发展。首先,一些篇目为过去的志所没有,属于新创,如《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谥》、《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诸略。其中的《氏族略》、《都邑略》、《昆虫草木略》,也是前人如刘知几主张志中要增添的。刘知几说志中要有《都邑志》《氏族志》和《方物志》。但郑樵立三略与刘知几三志的用意不尽一致。刘知几立《都邑志》,为的是尊崇帝王,叙宫阙制度和朝廷的礼仪。郑樵则在《都邑略》中,论证宋廷应当把

      都城建在北方,以利于抗金;刘知几主张立《氏族志》谱叙帝王苗裔公侯子孙,以“品藻士庶”,“甄别华夷”。郑樵写的《氏族略》对旧氏族学作了总结,表示要打破郡望门阀的界限,以朝廷职位代替郡望谱列氏族;刘氏主张立《方物志》,用意在使政府“任土作贡”。郑樵立《昆虫草木略》,则是为了提倡实学,反对以“虚无为宗”的学风。刘知几与郑樵的学术思想存在着差别。

      “二十略”中的另一些篇目表面看是因袭旧有志的名称,但内涵却有新的精神,如《天文》、《地理》、《乐》、《艺文》诸略。《天文略》批判了灾祥的理论;《地理略》以江、河、淮、济四渎分划地域;《乐略》说明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是人心之乐;《艺文略》不以正史《艺文志》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对书籍分类,而是提出新的分类法。

      还有一些篇目是沿袭旧志的略,如《礼》《器服》、《职官》、《选举》、《刑法》、《食货》。《器服》又可作《礼》的一部分。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他写的二十略“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他在另一处又说:那五略,“虽本前人之典亦非诸史之文也”。从目前《通志》这一部分内容看,郑樵的话不符合事实,这五略基本都是节录前人的文字。如果说几略是来自杜佑的《通典》,而不是正史的志,这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此外,郑樵删去旧志的《符瑞志》、《灵征志》等内容,增添或改写了许多志,把以前史志内容的范围扩大了。如六书,七音及昆虫草木的认识,郑樵认为是理解儒家经籍所必须具备的,是实学的内容;校雠、金石、图谱等与《艺文略》有关,却又不是《艺文略》包括得了的,所以都应该补充进来。总之,“二十略”为历史研究增添了新的课题,为人们理解社会与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大量的材料。

      “二十略”集中地反映了郑樵的各种见解,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郑樵具有独特的地位,梁启超说: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

      梁启超从史学批评的角度肯定郑樵,无疑是抓住了郑樵学术的中心点。要补充的是,“二十略”的大多数略都有郑樵的批评性的意见,不仅是《校雠略》《图谱略》。“二十略”的学术精髓在学术批评中闪现出它的光华。

      三  史书表谱的价值在洞察古今

      《通志》中的“谱”,相当于《史记》中的“表”。这里有必要讨论下《史记》立表的见识和司马迁以后表谱之学发展的情形,只有这样,才能体会郑樵恢复史书表谱的价值所在。

      司马迁作《史记》的主旨,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而最能体现这种思想的是“十表”,《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儒者断其义,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六国年表·序》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汉兴以来诸侯王表·序》说:“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司马迁意在通过史表,提示历史的盛衰起伏。但是后代学者能理解司马迁的用心的并不多,清人说“后世读《史记》,于‘十表’,不甚省览”,“大约以‘十表’空格辽阔,文义错综,不耐寻讨,亦古今学人之通病也”。后人看见那长长的史表,便不耐烦地跳了过去,这确实是一种通病,而病根就在于认识不到太史公的立意。

      《史记》后,班固作“八表”,也有独到之处,但总的说来,还是失去了司马迁作表的精神。郑樵说班固“是为不通”,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班固作“八表”,除《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袭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表》的议论观点外,其立表的用心是宣传“汉绍尧运”,即汉家天子夺取天下,是天意的安排。班固谈“势”,这种“势”是“五行运转”的表现,与司马迁说的“势”不是一回事。《汉书·诸侯王表》说的盛衰,又是“数”的体现,如班氏说:“周监二代历载八百余年,数极德尽。”历史盛衰变动的根由,很多地方,班固都归结为“命”。司马迁也说过天命与盛衰相关的话,这只是在具体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才谈命,与班固把整个盛衰归之于天命并不一样。第二,班固作《古今人表》,受到后代人的批评,连推崇他的刘知几也说,班固把古今人物分成九等,立在表里,是“惟以品藻贤愚,激扬善恶为务尔”。郑樵指责说:“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强立差等”,“他人无此谬也”。《通志·总序》里的这两句话,是对班固《人表》的完全否定,当然,班固所作之《百官公卿表》仍有一定的意义,他自己即称作此表,意在“备温故知新”,和司马迁作表的意图不同。

      班固以后至南北朝,表谱这门学问基本上没有得到继承和发扬。到了唐代,刘知几提出表是纪传体史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在《史通》中从几个方面对此作为说明。首先是纪传体栽史书本身的要求。《史通·二体》说: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朝典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就是说、纪、表、传、志各种体例相互配合,纪传体史书才可以全面地反映社会历史的内容

      再者,史书有表,便于阅读,特别是写分裂纷争时期的历史,列表能使纷乱的史事变得眉目清楚。如春秋战国时,“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世。若申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关于司马迁史表的优点,刘知几概括说,各国的历史虽世系久远,也能前后清晰地呈现出来。他的原话是这样的:“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寸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刘知几看到史表的长处,也批评一些史表存在的文字烦芜的缺点,但也没能体察出司马迁作表的深意。

      宋代欧阳修的《新唐书》有《宰相》、《方镇》、《宰相世系》、《宗室世系》等表,其中的《方镇表》很有新意,但总的说成绩不大。

      郑樵洞见司马迁作表的旨趣,认为“太史公括囊一书,尽在《十表》”。后代史家不能领会这一层用意,也就不懂得《史记》这部书。表在纪传体史书中的重要地位,在《史记》中表现得很明显:按马迁之法,得处在表,用处在纪传。以其至要者条而为纲,以其滋漫者厘而为目。后之史家,既自不通司马迁作表之意,是未知迁书之所自在也。在司马迁之后,对表的重要性有如此清晰认识的,大概只有郑樵一个人。

      郑樵还有两段话说明了史表的意义:

      《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夫纪者,袭编年之遗风;传者,记一身之行事。修史之家,莫易于纪传,莫难于表志。太史公括囊一书,尽在《十表》。两段话综合起来,是说表集中体现史家的思想,是一部史书中的主题和灵魂。宋以后,在史书中修表的多起来了。清代补史表则形成一种风气。汪越、钱大昕、万斯同、周嘉猷在补表上用了相当多的力气,也有一定的成就,但是能像郑樵那样,对史表的功能和价值有深刻理解的人并不多。

      郑樵不仅认识到修史写史表的必要性,而且还把这种认识付之于修史实践中。《通志·年谱》4卷,与200卷的全书相比较,分量是不大,但是郑樵在《年谱》中所表达的史学见解,则反映出他在史学上的进步思想。《年谱序》说明了《通志》立《年谱》的意图,即:为天下者,不可以无书;为书者,不可以无图谱。图载象,谱载系,为图所以周知远近,为谱所以洞察古今。司马迁写表,是为了表盛衰;郑樵作谱,是用以洞察古今。两人思想基本是一致的。

      《通志》的《年谱》中表列汉以前的历史大事,基本上以《史记》中的表为本;汉以后,郑樵另外新作年表,终于唐的统一。《史记》表中有缺漏或不足的地方,郑樵加以纠正或补充,如在谱中突出了齐桓之霸、晋文之霸、衣裳之会,在《史记·表》“周显王十年”的栏目下,郑樵增写秦以“卫鞅为左庶长,定变法之令”的话。有关秦统一六国的历史,郑樵对《史记》的表增补得更多。经过这一增补,历史盛衰大势的变动便展现在读者面前。所以说,郑樵写《年谱》,继承发扬了司马迁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修史传统,给他自己的会通思想赋子了瓶意。

      《通志·年谱》突破了写史以一姓一氏政权为中心的正统观念。如《史记·六国年表》止于秦二世三年,《通志·年谱》的《七国年谱》止于楚义帝心五年。这里隐含了郑樵对秦亡后的历史的一种看法。《通志》的《年谱》尊重历史实际,无论是农民武装,或者是割据势力,只要建立政权、立了年号,《年谱》都给它们以适当的地位。又如南北朝年谱》的始年是“魏世祖太武皇帝太平真君元年”,郑樵以拓跋焘的魏的统治开始时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开端,而不是采纳当时流行的观点,以南朝的宋武帝元年为南北朝的年代。《年谱》终于唐的统一,则是为了把“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的历史趋势表现出来。

      郑樵总结《史记》在编纂史表方面的成就,提出史书的表谱要“纲举目张”。在《史记》中,司马迁采用的是简要的六甲纪年法,年表文字简约;后代史家则是用六十甲或者岁阳岁阴之名,相当烦琐。而《通志·年谱》遵循“既简且明,循环无滞”的原则,这应该是“纲举目张”的内容之一。

      在表谱的取材上,郑樵恪守求实的原则。比如《新唐书》的表,以大量的家谱材料为依据,郑樵虽没有批评欧阳修,但对欧书的史表收录谱谍入史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说:“岂可以私家冒荣之书而为信史乎!”他的《十二诸侯年谱》、《七国年谱》取材于《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同时订正了表中不少失误,增删改作达250余条,有的不一定妥当,但不少是正确的。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

      《通志·年谱》的“周庄王四年”一栏,直截指出《史记》的失误:郑子仪,《史记》作子婴。”后来,清人汪越在《读〈史记〉十表》一文中,对《史记》进行了考订,其结论和郑樵一致。

      又如,周襄王十六年“晋”一栏中,《史记·表》作:“晋文公元年,诛子圉,魏武子为魏大夫,越衰为原大夫,咎犯曰:‘霸莫如纳王。’”《通志·年谱》作:“晋文公重耳诛怀公于高梁。”那么,究竞哪一种记载准确呢?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使杀怀公于高梁。”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纳王。’”看来是《史记》把发生在两年的事情,合并记到一年中了。

      再举一个例子,周襄王三十一年“秦”一栏内,《史记·表》的记载是:“秦缪公薨……君子讥之,故不言卒。”《通志·年谱》将后面的“君子讥之,故不言卒”两句删去,表现了郑樵厌恶《春秋》笔法的态度。

      类似这一类的订正还可举出不少例子,有人说《通志》尽剿袭正史,疏漏不堪,这不符合事实。

      郑樵写《年谱》是一种创作,他在认真考订史料的基础上,吸收司马迁等前人在制作史表上的成果,通过《年谱》反映出古今变动的盛衰历程。

      四 卓越的史识和深厚的功力

      《通志》的卓越成就在于会通历代正史为一史,对历史编纂学有所创新,郑樵的不凡眼光亦因此受到历代史家、思想家的推崇。这里我们要详细说明的是郑樵的历史见解和史学观点。

      上古、中古、近古与当今。郑樵对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看法没有集中的论述,但综合他在各篇的说法,还是能够看出一个大概来,他说:

      古者,帝王犹以名行。

      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

      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

      中古之前,一代质于一代。中古之后,一代文于一代。

      秦并六国,姓氏混而为一。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

      在《通志·氏族略》等篇目中,郑樵从姓氏的角度谈到社会发展的问题,他看到历史有古代、中古、近古等阶段:伏羲和炎帝、黄帝、五帝及夏、商、周以前是古代,周以后秦统一前大约是中古,秦统一到隋唐为近古,五代以后是另一阶段。《通志》各部分的提法不是很严密,但多少能看来郑樵对历史阶段的认识。

      初民社会。郑樵关于古史的认识,包括对人类起源的认识和对初民社会的理解两个部分。

      《六书略》中有一段议论及到人类起源的问题:“人与虫鱼禽兽同物,同物者,同为动物也。”——人和动物原本都是同类,但人比动物高级:“人为万物之灵,所以异于虫鱼禽兽者。”造成人与动物的差别、人类高于动物原因是:“虫鱼禽兽动而俯,人动而仰。兽有四肢而衡(横)行,人有四肢而从(纵)行。”这是说人的直立行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有四肢而“从行”,导致人高于动物。

      《通志》开篇《三皇纪》有一段郑樵的按语,描述了人类社会最初时的情形:臣谨按:三皇伏羲但称氏,神农始称帝,尧舜始称国。自上古至夏商皆称名,至周始称谥,而称氏者,三皇以来未尝废也年代则称纪。

      厥初生民,穴居野处,圣人教之结巢以避虫豸之害,而食草木之实,故号有巢氏,亦曰大巢氏,亦谓之始君,言君臣之道于是乎始也。有天下百余代,民知巢居未知熟食,燧人氏出焉。观星辰而察五木,知空有火丽木则明,故钻木取火,教民以烹饪之利,号燧人氏。以夫燧者,火之所生也。时无文字,未有甲历纪年,始作结绳之政而立传教之台;始为日中之市而兴交易之道,亦谓之遂皇。或言遂皇持斗机运转之法,以施政教,此亦钦若昊天以授民时之义也。……

      这段文字和《周易·系辞》中的有关内容比较,少了神道设教的说明;与《韩非子·五蠹》比较,和柳宗元的《贞符》比较,则增添了文字文化产生的内容。

      郑樵认为,人类社会是从穴居野处开始,以后的历程是不断进化的,这是其一。其二,人类最初的历史也存在的阶段性的变化,反映在姓氏上有称氏、称国、称谥等区别。文字文化、物品交易是在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中世纪的郑樵吸收前人在思想史上的成果,为初民社会绘出一幅素描,这跟那个时代的情形接近。

      在古史方面,郑樵还有一些很好的见解。如他说,“共工”不是一个人,而应当是一个部族的称号,共工应当在伏羲之后,“子孙承传以至尧舜之世,皆谓之共工”。另外,他还看到远古时代氏族部落的首领在文献中也称作“君”,但同后世的“君”在职能上有根本性的区别:上古之时,民淳俗熙,为君者惟以奉天事神为务,故其治略于人而详于天。……唐虞之后,以民事为急,故其治详于人而略于天。

      远古时代的百姓比较淳朴,那时君的任务主要是从事祭祀,“惟以奉天事神为务”,“其治略于人而详于天”;后世的君,则主要是控制百姓,“以民事为急”,“其治详于人而略于天”。

      驳无稽的统运说。郑樵不承认刘邦建立西汉是天意、是得之于“天统”的。这是针对班固宣传“汉绍尧运”的神秘观点而言。班固断定汉家政权出自天意,按三统五德运行,是接续尧的统运。《通志·前汉纪》前有一段很长的按语,从姓氏学的角度,论说刘邦不可能是陶唐氏之后:“高帝起于微贱,不知族世。且亲莫如母,不知其姓,但谥昭灵后而已。近莫如大父,不知其名,但以居丰,呼为丰公。如此,则汉家祖弥可谓荒唐矣。”刘邦连刘氏三代以内的事都弄不清,还能有什么根据说他是尧的后代呢?刘邦为证明自己的统治是神的安排,搞了不少闹剧,“泛祭其祖”,而那些儒生附会刘邦的意旨,编造神话,也只能是无稽之谈。郑樵说:“诸儒又从而推之,以陶唐为火德,汉承尧运,断蛇著符,旗帜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运。得天统者,何哉?”诸儒编出来的谎言经不起推敲。郑樵否定了天命决定兴衰存亡的观念,遗憾的是他在《通志》中却没有把历代正史宣扬灾祥的有关内容删除掉。

      对西汉吕后统治的历史应怎样看待,是一个争议的问题。《史记》《汉书》为吕后立本纪,曾遭到刘知几的批评。与之相似的情况,是对唐代武则天统治历史的看法。很多史家也不承认武则天统治的事实,写历史时,非要用中宗行事以系年,用“帝在房州”来编排这一段历史。范祖禹的《唐鉴》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郑樵说许多史家为吕后、武则天是否可以入本纪一事议论纷纷,实在是没有道理。本纪是按编年的方式编纂的,假如吕后不立本纪,那她统治期间发生的史事应该怎样处理呢?武后本纪不立,则武周统治近20年的行事也没有办法处理,“不察实义,徒事虚言,史家之大患”。不从历史实际出发,而在名义上作无谓的统系争论,实在是史家的大病。

      “当使一民有百亩之田”。封建社会的矛盾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高度集中,农民没有田耕,失去了谋生的基础;一是租赋沉重。史家中不少人注意到这两个问题,一些思想家还提出了一些改良办法。针对土地的高度集中,有些人如宋代的李觏等提出“均田”主张,其他如张载、胡宪等也都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郑樵称赞北魏孝文帝,说他是“英断之主”,采纳了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老百姓有田,国家也有种田纳赋的老百姓。唐朝实行均田制,郑樵称这种办法体现了三代之治的根本精神。他说:

      后之言治道者,当使一民有百亩之田,然后可以议魏、齐、周、隋、唐之事。若有无田之民,不耕之夫,则于魏、齐、周、隋、唐之事,未可轻议也。

      均田制的成效是“天下无无田之夫,无不耕之民,口分世业虽非井田之法,而得三代之遗意”。一切借鉴历史经验的人,都应当寻找给农民以土地的办法,没有这一条,也就失去高谈隋唐之治的资格。地主阶段中的保守派离开土地问题,高论魏、齐、周、隋、唐的政治治理,只是一种掩饰,掩盖他们反对真正历史变革的用心。郑樵指出土地问题是国家治理的根本,这就揭露了那种不谈土地问题的变革的虚伪性。

      “后世之民,其难为民矣”。宋代农民的负担相当沉重。自从唐朝实行杨炎的两税法以后,赋和田亩互不联系,而以大历年间的某一年的征收数量作为基准,这样就把那没有名目的“暴赋”也纳入规定。中世纪言利的人几乎每一代都有,他们只愁搜括得不够,从没有说征收过重的,税收只有增加,没有减少的。两税法以后,赋税不系于田亩,各种名目的税赋变着法儿加到百姓的头上,开始是临时性征收,时间一长,则变成了正税。两税法实施将近500年了,“世不乏杨炎,不知所以加于大历中一年之多,数目复几倍乎?呜呼,后世之民,其难为民矣!”

      关于杨炎的两税法,这里不作具体的评价,我们且来看一看郑樵论史的价值:首先,其揭示了中世纪封建剥削量增大的趋势,封建统治者对农民剥削“有恨少,无恨多;有言加,无言减”,“建中以来五百年,世不乏杨炎,不知所以加于大历中一年之多,数目复几倍乎!”再者,揭露了统治者巧取豪夺的各种手段,“或以方圆取,或以羨余取,或言奉献,或言假贷。初虽暂时,久为成法”。郑樵在议论中流露出对下层百姓的深切同情。

      联系到宋代的赋税情况,郑樵特别反对上户逃避和转嫁赋役,他在《食货略》的按语中说:“今百亩之田赋敛如此,上户之家出钱如此,吾于此中,复何容心哉!”郑樵希望农民有一块可耕的土地,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农民的负担得到切实减轻,农业生产和简单的再生产能继续下去。其史论的进步意义也就在这里。

      “贯穿诸史极成败”。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历史的盛衰中总结经验教训。有的史家把国家兴亡归结为“天命”;有的史家从人事、人谋方面思考国家为什么盛,又怎样由盛走向衰,最终导致土崩瓦解、鼎祚迁移;不少史家在承认天意的同时,又着重从用人、重民、纳谏等方面进行总结。《通志·灾祥略》所言“国不可以灾祥论兴衰”,正说明了郑樵对历史盛衰的见解。

      郑樵对唐朝十四代的历史变化进行了总结:唐朝初期,自唐高祖至唐睿宗,皇室子孙在治官临民中立功、立业,从而知稼穑之艰难,社会也就因此保持兴盛的局面。武则天、唐中宗以后,还没有转衰的迹象。唐玄宗以后的皇室子孙,在富贵嗜欲的环境下成长,后果是枝叶披离,皇权本根受到伤害,“所以唐室自明皇之后,一日不振于一日”。其实,玄宗之前,皇室子弟也不都是懂得民间疾苦的天族龙种,但郑樵是想从皇室集团的腐朽方面讨论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为此他主张皇室成员应“出人间,亲世事,知稼穑艰难”,认为这样可以使“国祚不衰”。

      加强皇权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限制权臣的力量。春秋战国时期周室和诸侯国衰落的原因,在郑樵看来是“皆由强臣剥丧公室”。我们不要孤立地看待郑樵的这类言论,它们恰恰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思想的反映,从“杯酒释兵权”的做法到文臣知州等措施,归结起来,就是防止剥夺皇权及藩镇割据一方的局面重演。

      郑樵在别的一些地方,还提出过“匹夫匹妇存亡天下之权”的看法,嬴秦专横统治,百姓满腹怨愤达到极点,最终是农民揭竿而起,摧毁了赢秦的统治。无情的历史事实说明了什么呢?郑樵认为这说明了“匹夫匹妇存亡天下之权”。公卿大夫擅政,对统治的危害来得快,但相对来说祸害极小,可以想办法控制,而百姓因为对统治者的压迫“怨极”引起的反抗,就是另一回事,从不满到大规模反抗有一个过程,但一旦爆发,就不可收拾。这就是郑樵说的“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祸速而小,小民之祸迟而大”。

      影响历史盛衰的是君王、皇室及一代“强臣”,而决定兴亡的则是下层的匹夫匹妇,“治世”、“衰世”及“乱世”的舞台上的主角是由不同阶层的人物来担任的。郑樵有关历史盛衰的见解表明了他的二元论的认识。

      从表面上看,《通志》没有如《资治通鉴》那样,明确说明修史的目的是为了从过往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但实际上,《通志》同样对历史盛衰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与郑樵的同时代的曹勋,曾经这样评价《通志》:“贯穿诸史极成败”。后世人如果读《通志》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说明对郑樵的史学还是不了解。

      “靖康之难”与定都南阳。伟大的史学家从来都不脱离现实去治史,在他的史著中包含有对当代社会的认识,特别是在一个历史大变动的时期,在国土沦丧的时刻,他的史著往往会成为一种忧患之作。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金人押至北方,南宋在临安立下根基,高宗及一批臣僚依旧歌舞湖山,醉生梦死。抗金英雄遭受迫害,抗金活动受到种种阻碍。生活在两宋之际,目睹这苍生鼎沸的郑樵,将深深的忧思融进了他的作品中。

      郑樵写作《都邑略》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思考“靖康之难”的缘由,二是表达他对抗金的认识。

      在《都邑序》中,郑樵引用了唐朝博士朱朴关于建立都城的议论朱朴认为,古代帝王不应永久固定居住在一个地方,应当“观天地之兴衰,随时制事”。朱朴还提出以南阳作为一代王朝的都城,根据有两点:一是从地形上看,南阳是形胜之地,沃衍之墟,“夫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则汉与凤林为之阙,南则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二是从这个地区的道德风尚看,“襄邓既为内地,人心质良”。郑樵引朱朴的话,又作了引申,说明“取南阳为中原新宅”,可以“系人望”,有利于抗金的斗争。

      宋高宗即位以后,对于在什么地方定都,大臣们有不同的看法。许景衡请幸建康;黄潜善、汪伯彦主张南逃;李纲最初认为关中为上南阳次之,建康为下。任宰相后,又主张定都南阳。李纲主张定都南阳的理由有四条,第一,回顾历史,自古中兴的君王,起于西北,则可据有中原而有东南;如果起于东南,则不可收复中原,进而拥有西北。第二,着眼于抗金前途,天下精兵健马都在西北,一旦丢失中原、西北,不但金兵可以乘机骚扰内地,而且各州郡也动乱不定。高宗想回汴京已不可能,更不要想战胜金兵,使徽钦宗重回故国。第三,为保东南,也不能丢弃中原。由此地乘舟顺流去东南,确实方便。但中原一失,东南失去屏障,不能无事,想退保东南一隅也不可能。高宗只

      有降诏宣布留在中原,人心才会悦服。第四,要在西北之地建都,在当时已不现实。因此,暂时以南阳为都,以后再还汴京,是积极而现实的策略。况且,南阳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地势、财源等因素考虑,都适宜作为临时的都城。

      夫南阳,光武之所兴,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宽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财货;北距三都,可以以遣救援。

      了解这样的背景,我们对理解郑樵在《都邑略》中的议论才能有进步的认识。

      《都邑略》分析历代设立都城的沿革变化,指出靖康之难以后,长安洛阳或者邺都不能再作为政治中心;江南的建业或者其上游的武昌、江陵同样也不能作为定都之地;而再以汴京为都,同样不是良方。

      郑樵以地势变化的观点论说长安、洛阳、建业等不宜建都,其理由是这些都城——

      虽曰金汤之业,屡为车敕之场,或历数百载,或禅数十君,高城深池,堑山堙谷,厮土既多,地绝其脉,积污复久,水化其味。

      此惰人所谓不甚宜人者也,而况冲车所攻,矢石所集,积骸洒血,莽为荆榛,断垣坏壁,鬼磷灭没。由兹鸠集,能必其蕃育乎!

      从历史上看,长安、洛阳、建业等都城确实有过它们的繁荣时期,但是历代的军事征战、财赋生业消耗,已经使得其衰败不堪。因此不能再作为一代君王的宫阙所在之地。

      汴京在历史上也不是定都的恰当之地。战国魏为秦人侵扰,迁至大梁,以大梁为都,但受到秦国决河灌城的打击;五代朱温不以汴为都,而是居于此,但不及五六年就“枭镜殒命”;后晋的覆亡也证明汴地不应该为都城。北宋把汴地作为都城,实乃失策。郑樵说,其结果是“逮至九朝,遂有靖康之难,岂其德之不逮哉!由地势然尔”。

      郑樵所说的地势是经济、军事实力及历史演变与地形等多种因素的结合,由此来讨论定都建业大事,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郑樵的话中说到地脉,又带有神秘的意味。基于这种认识,讨论造成“靖康之难”的原因,至少是不全面的。

      我们知道,郑樵上《通志》在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当时,金人再一次南下。他在《通志·都邑略》对把历史的研究和对现实的思考结合在一起,陈述定都南阳的主张,反映了他抗金的思想,也是对赵构偏安一隅的妥协政策的批判。有人说,郑樵早年有捐躯报国之志,晚年的思想趋向保守,这样的言论是经不起推敲的。

      《通志》凝结了郑樵一生治学所得,体现了他在史学、文字学、音韵学、文献学方面所具有的深厚功底和卓越史识。在中国几千年繁花似锦的史苑中,《通志》犹如一枝出墙的红杏,展示着它绰约的风采,闪烁出无限的光彩,留给后人无尽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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