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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论司马迁和郑樵

      □余文烟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纪传体通史学家司马迁与郑樵,他们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点,把这两位史学巨匠放在一起比较而论,肯定有助于对史学史研究的加深。笔者以绵薄之力将司郑(司马迁与郑樵)作比较研究,旨在抛砖引玉。

      一、个人经历、时代背景与司郑史学

      司马迁生逢西汉,父司马谈为太史令。他年轻时即出游全国,考察历史遗迹。后袭太史令、遵父嘱成《史记》一书。因李陵事件被施以宫刑,遂对汉武帝产生怨愤。郑樵身处南宋,父郑国器是太学生。他十六岁时父死,家道败落,一介布衣,便在莆田夹漈山中搭屋苦读,钻研学问,三十年后才出游山川。在写了大量学术专著基础上撰成《通志》。晚年曾为右迪功郎、礼部架阁及枢密院编修等,不久被弹劾免职。

      从上可见,二人不同之处是:司马迁青年即出游天下,而郑樵至年壮才外游他乡,且不出南宋的半壁山河,致使二人虽各有才华但气魄不同。司马迁见多识广,故《史记》搜罗广博,内容博大精深,文笔恣意汪洋;郑樵定居独处,故眼界较狭,但反可潜心钻研典章制度,因此其《二十略》精深独到。其次,司马迁父子相继为史官,父司马谈就是史学家,父佐子业,子承父业,有家传渊源,《史记》有种接力的功效;而郑樵却缺乏家学传统,《通志》因其作者力量单薄而显得成书仓促,但郑樵父亲为太学生,对郑樵了解典章制度似有一定作用。再次,由于司马迁身任史官,故可利用国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郑樵偏居一隅,因此所见资料相对较少(尽管他曾自称“以一介之士,见尽天下之图书”)。这或许是《史记》能融百家于一体,而《通志》纪传部分只能裁剪几部正史的原因所在。另外,司马迁所受人格侮辱使他心生对汉武帝的失望和怨愤,这使《史记》产生了歌颂西汉统治阶级与揭露某些统治者,亦即价值取向与感情波动之间的矛盾,并由此萌生出活力;郑樵虽然被劾免官,但他对宋高宗却痴心不改,所以《通志》没能像《史记》那样出现个人情感波动与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运动,因此缺少《史记》般的内在活力。另郑樵集人生三大不幸于身: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也对他写作受到很大的影响。

      从所处的时代来看,司马迁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西汉王朝,是中国大一统局面形成时期,其强盛与繁荣为《史记》记事的丰富、画面的广阔、气象的宏大提供了优越的社会背景;而郑樵所处的南宋,是“封建社会”政治上趋向衰落的时期,北部沦陷,南宋政权偏安一隅,使力主“极古今之变”的郑樵难以像司马迁那样以当代为自豪,所以其纪传部分只写到隋朝。

      司马迁与郑樵所处时代的政治哲学和统治思想也各不相同。汉初统治阶级崇尚黄老思想、无为政治,人们可以在历史领域内较为自由地发言,为《史记》直述当代史提供了宽松的氛围。到了郑樵时代,儒学不仅早已成为统治思想,而且还与佛学结合产生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像司马迁那样在著作中倾注对君主不满感情是绝对禁止的,因此《通志》未敢触及宋代,原因是“《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不敢议,故纪传迄隋”。连当朝大臣都不敢触犯,对于君主就更不敢发一句政治牢骚,所以干脆回避。

      另一方面,司马迁和郑樵对各自时代统治思想的回应也不尽相同。司马迁对西汉初期的统治思想黄老道家及随后兴起的儒家采取了顺应和赞美的态度。尤其是对黄老思想,司马迁颇为信奉,并以此作为评判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尽民力的准绳。他对后来独尊的儒家也能够接受,还把孔子列入世家。但司马迁又不完全忠于儒家学说,对陈胜、项羽的歌颂和对武帝的揭露,都不符合“君为臣纲”观念。司马迁基本上是儒道兼用,并作为《史记》的思想基础。郑樵对宋代理学的态度与司马迁对待统治思想的态度截然不同,斥责作为理学翻版的义理之学是“操穷理尽性之学,以虚无为宗”,“以空言著书,至于历代实迹无所纪系”。并且在会同史料时“惟虚言之书,不在所用”。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分别对汉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国家大一统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而精致、内敛的宋代理学却与当时破碎的国家需要强大统一的务实精神不甚合拍,所以司马迁对儒道的吸收和郑樵对理学的拒斥,虽然态度迥异,但是见识都比较卓越,能识大体。比较起来,郑樵在理论上对统治哲学的批判要比司马迁强烈。但从实践上看,司马迁虽崇道尊儒,却敢于直书实录,揭露武帝;郑樵虽倡求实去虚,但不敢直书当代甚至近代。他缺乏司马迁的胆量,深怕触犯本朝忌讳,直到宋高宗正式下诏许可,才敢动手修《通志》。可见,他对将“三纲”上升为“天理”的理学之反叛是颇有限度的。

      二、司马迁与郑樵各自历史观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郑樵则提出了“会通”思想,其内容包括会聚史料、考订求实和贯通古今夷夏。它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二人史学思想中可以看出他们历史观的异同。

      在是否用暗合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问题上面,二人有程度深浅上的差异。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就是要研究天与人的关系。从商到周人们一直认为天支配着人,荀子时才提出了“人定胜天”的观念。司马迁深受鼓舞,于是把自然现象与阴阳五行的迷信观念作了区别:“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他还批判“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封禅书》更对秦始皇、汉武帝迷信活动作了讥刺。另外,司马迁还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具体论述,对“天道”提出质疑。但另一方面司马迁又为天命论保留了余地,例如他在《高祖本纪》的赞中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并以此证明汉得“天统”。郑樵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完全排斥天命迷信,反对“欺天之学”。他在《通志·灾祥略》中指出:“先儒多以妖妄之说而欺后世,……析天下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此之谓欺天之学。”正如司马迁把自然现象和阴阳五行迷信之学相区别那样,郑樵也把灾祥现象和洪范五行迷信相区分:“《洪范五行传》者,巫瞽之学也,历代史官皆本之以五行志。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虫之妖,一物之戾皆准之以五行?”《通志》用了大量的事实来批判天命论,如用郑国子产不信灾而终未遭祸的铁证驳斥了五行之说。可见,司马迁和郑樵都反对阴阳五行的天命论,力图把自然现象规律与迷信附会区别开来,并且都在史书中进行了实践。但是,司马迁反五行天命是不彻底的,而郑樵则不仅言辞激烈地抨击天命五行,而且干脆削去《五行传》而代之以《灾祥略》。

      如果说史书中杂进五行迷信是欺天之学的话,那么史书中夹进任意褒贬则是欺人之学。在对待任意褒贬上,司马迁与郑樵基本相同,但各有其侧重。司马迁基本上能够实录历史,不妄加褒贬。尽管受到腐刑的折磨,但他尚能将自己的感情波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揭露汉武帝丑行同时,对其历史功绩也加以肯定。例如《平准书》和《封禅书》对汉武帝的各种活动作了暴露和嘲讽,但《太史公自序》又歌颂他“外攘夷狄,内修法度”的历史功绩,并指出“汉兴五世,隆在建元(武帝年号)”,所以“在总体上不失历史之真”。郑樵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任意褒贬,斥之为“妄学”、“欺人之学”。他指出:“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尽推己意,……此之谓欺人之学。”又说:“董仲舒以阴阳之学倡为此学,本于《春秋》,牵合附会。”在《通志·总序》里,对断代史“晋史党晋而不有魏”,“齐史党齐而不有宋”的现象进行讨伐。由于郑樵回避了当代历史,祛除了司马迁式的烦恼,使其著作中任意褒贬现象大为减少,但毕竟缺乏司马迁般的勇敢而令其史学实践打了折扣。

      在是否用辩证观点看待历史上,二人同中有异。司马迁提出写历史要“通古今之变”,表明是在用发展眼光看历史,认识到历史不断变化的特性。司马迁还说过:“物盛而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所谈之“变”指的是社会不断变化和发展,“终始”指的是因果关系,“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就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探寻社会治乱兴衰的规律。从变的观点出发,司马迁在写作上采取了详今略古的方法。其指导思想是“法后王”:“战国之权变亦有颇可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变异,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法后王”肯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一代胜过一代。为了更好的“通古今之变”,司马迁选择了通史的形式来记载历史。与此相应,郑樵也提出了“极古今之变”的会通理论:“贯二帝三王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的“极古今之变”也是为了探寻治乱兴衰,将二帝三王之类事迹连贯起来看历史兴废,为现实政治作鉴戒。出于这个目的,他竭力主张修通史,对班固断代为史则大加抨击:“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郑樵也承认历史的发展趋向,认为“中古之前,一代质于一代,中古之后一代文于一代”。在主张“通古今之变”上,司马迁与郑樵如出一辙,表明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关系。不同的是,司马迁在实际编纂中详今略古,以行动实践其变通古今的理想;而郑樵却略今详古,对当代史不敢著一言,致使《通志》在“极古今之变”的实践上大大逊色于《史记》。

      三、司郑著史方法及体例

      在“通古今之变”的辩证观念指导下,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采取了两个基本方法:第一是“原察始终,见盛观衰”,即用追原其始,察究其终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把握历史演变的整体过程。在作贯通研究的同时,进一步划分段落来详察。《史记》五体基本内容是按时间顺序作叙述,表明其贯通历史的方法和观点。同时他还注重贯通中的阶段性,这以十表为代表,《三代世表》和《十二诸侯年表》是古代史表;《六国年表》和《秦楚之际月表》是近代史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是当代史的专题年表。这三大段历史的详略层次是极为分明的。司马迁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创造类传、合传,作古今纵横的对比。《史记》七十列传是按以类相从的原则编纂的,这其中包含有司马迁横向研究的方法。例如《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儒林列传》等等一系列的合传、类传,把古今学术的变化发展作了条理性的论述,分合源流,线索分明。这是司马迁发明的历史类比研究的方法。千年之后的郑樵,其“会通”方法正承袭了司马迁的方法。“通”包括纵通和横通:“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以其至要者条而为纲,以其滋漫者釐而为目”,“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成文”,“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势,远探四夷八荒之巢穴”,“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仲尼会其书而为一,举而推之,上通于尧舜,旁通于秦鲁,使命天下无逸书,世代无绝绪。”上述的“纲”、“经”、“纵”、“上稽”、“上通”显然是指纵通,“目”、“纬”、“远探”、“旁行”、“旁通”则显然是指横通。纵通就是把史料按时间先后的顺序编排,以便“极古今之变”,弄清历史的发展始终。他在年谱中把吕后、武则天的统治增入表中,使历史前后贯通。与《史记》一样,《通志》也注意到在通贯古今的同时划分阶段:“古代帝王犹以名行,……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古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中古之前一代质于一代,中古之后一代文于一代。”把历史划分成三个阶段:上古(三代以前)、中古(三代之后至近古)、近古(中古之后),把纵向研究深化了一步。横通,是指扩充历史资料的推衍,如《通志》纪传部分为春秋时期补立了130多人的传,使人们对春秋时期有了更广泛的了解。这两种考察历史的方法,司马迁和郑樵是相同的,不过在横通方面郑樵比司马迁阐述得更加明确一些,而《史记》是以其类传、合传的实践表明这点的。

      从《史记》与《通志》的形式及体例来看,二人各有侧重。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主张在《史记》中得到充分体现。首先,他创立了纪传体通史,其中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创造:纪传形式和通史形式。其所创立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形式,既可包容百科知识,又能突出以人物为中心的内容。通史形式则勾划了一条贯通分明的历史线索,便于了解历史演变的趋势。郑樵《通志》在这方面并无创造,只是继承和发展了《史记》这一体例,但他对纪传体通史也作了些变通。此前的纪传体都是重人事而轻制度,到了郑樵这里就正好反了过来。他的《二十略》中大部分内容是三十多年的精心之作,大大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于书、志制度史的看法。

      司马迁还创造了序赞的论史形式。由于春秋“微言大义”的褒贬形式过于隐微难知,所以司马迁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创立了直接的史论,把历史评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篇前的议论叫“序”,篇后叫“赞”,篇中叫“论”。这三种形式构成了司马迁系统的史学评论和是非观,使历史编纂成为真正的史学。在这一点上郑樵一反司马迁的作法,把论赞全部删去。他认为只要实录其事,无待褒贬,自能知其善恶:“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郑樵把论赞一并删除,造成史书形式的某些倒退,把史学降低成为叙事之作。但是,郑樵在实践中却并没有完全排斥议论和褒贬。如《通志·总序》就对班固和断代史发动了猛烈攻击,说班固“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指责断代史使“世代绝绪”。对于司马迁大为推崇的同时,也指出他“博不足”、“雅不足”的缺点。在《灾祥略》里还指责先儒“多以妖妄之说而欺后世”。在《昆虫草木略》中更攻击理学“以虚无为宗”。在《图谱略》中指斥辞章之学“徒尡耀人耳目”。可见,郑樵实际上又没有摒弃论赞,《通志》在学术评论上又是极富批判精神的。

      对于历史写作的形式问题,司马迁没有专门论述,但是他用通畅简练的语言来记载历史,对于所引上古书籍如《尚书》,能用通俗的当代文字译述过来,极便读者。他还采用历史文学的形式来表述历史,把每个历史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郑樵则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写史时不能卖弄文采,华而不实。他把专求辞丽的学风叫辞章之学,指出“辞章之学务雕收,……虽富如朝霞晚照,徒尡耀人耳目”,落实到《通志》里的文笔也显得极为通畅,气势连贯,说理真切,读后给人以酣畅淋漓的感觉。

      四、司郑写史动机和著史过程

      司马迁和郑樵写史动机,除作为史学家“名山”事业的宏愿相似外,具体原因又各不相同。司马迁撰著《史记》的动机在于反映当时的大一统盛世,并完成其父司马谈的遗愿。此外,他的另一个动机就是要与汉武帝论是非。在受到武帝宫刑之辱后,他赌气地发誓道:“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因此在《史记》中暴露了汉武帝的许多荒淫行径。郑樵对理学虽心存不满,但对于当时政治并无反感和积怨。他的激愤之情和发奋之因完全是基于学术方面,对于千年以来史学界断代为史极为不满,认为如此以来割裂了历史的发展线索,且容易出现欺天之学、欺人之学的问题。司马迁写《史记》并不急于发表,而是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因此他把全部身心投入进去;郑樵则不然,虽然平身甘于淡泊,但晚年却受“独切切于仕进”之嫌,急于把著作献给皇帝,以便获得重用,于是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就把《通志》赶纂出来,因此其纪传部分难免出现草率之处,受到学界的非议。由于撰史是为了献给朝廷,因此没敢写到当朝,使《通志》的“通”大打折扣。司马迁虽然官为太史令、中书令,但并不贪恋官位,这与郑樵晚年急功近利的作派大不相同,二人史著有高下之分,于中可见原因之一斑。

      《史记》与《通志》写作过程也可以作一比较。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指广泛搜集史料;“略考其行事”,是对所求来的史料进行核实考证,以求信实;“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则显然是指编纂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即用通史的形式把人物和事件的始终因果探明。以上三个方面实际上是司马迁写作过程的三个步骤。这个过程与郑樵的“会通”程序几乎相同。“会通”包括三个阶段,第一是“会”,是“总天下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把天下的材料尽量搜集齐全;第二是进行核实考订工作,为此他写了《诗辨妄》、《书辨讹》、《书目正讹》等考证之作,这个核实阶段是“会”和“通”的桥梁;第三是“通”,是郑樵编书的指导思想及其实践。“通”又分为纵通和横通:横通是在同一历史时期推衍历史史料扩大史书画面;纵通就是编织通贯古今的历史线索,考察历史的进程,“极古今之变”。司马迁与郑樵的不同之处在于:郑樵在编写《通志》之前,先写成单篇的学术专论,如《二十略》之各《略》,然后再拼纂成通史;而司马迁则是直接按照《太史公自序》中的提纲,一步步地写下去。二人的不同风格,造成了其著作的差异:郑樵《通志》中的《二十略》写得扎实,而纪传部分显得草率;司马迁按照提纲撰写,使《史记》呈现出很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编纂学上贡献很大。

      五、司郑的综合结论

      通过以上的各种比较,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第一,司、郑二人在写史动机上有所不同,司马迁是为了适应大一统的需要及完成父愿并与汉武帝论是非,“藏之名山”;而郑樵晚年则出于功名目的撰著《通志》,草率成书。第二,二人都有批判精神,俱在史著中倾注了极大的个人感情。不同之处在于:司马迁主要是对当代政治不满,故对武帝等加以抨击;郑樵则是对前代学术不满,故对班固断代为史及辞章、义理等学痛加指责。第三,两人在历史观上都反对天命论和阴阳五行迷信之说,把自然灾异现象与阴阳五行之说区分开来。所不同的是,司马迁给天命论留下了一些地盘,而郑樵则坚决反对欺天之学。在看待历史的主客观问题上,二人都尊重历史的客观事实。不同之处在于:司马迁不排斥主观的褒贬,认为史学家要干预历史;郑樵则在理论上完全排斥褒贬,认为历史学家只要忠于史实就行。在对待历史发展问题上,二人皆以为历史是发展变化并且一代胜过一代的,史学家的目的在于“通古今之变”。在实践中,司马迁把历史一直写到当代,而郑樵则望而却步。第四,二人对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态度也不尽相同。司马迁对于黄老道家和儒家思想基本上都能接纳,而郑樵则排斥宋代理学,但在现实中又对时政和政府满怀希冀。第五,在历史研究方法上,二人都主张用纵通和横通来考察历史,主张在纵通时划分历史阶段以深化纵向考察。郑樵在理论上论述较司马迁为详,后者在《史记》年表划分等实践中又较前者为实。第六,在二人著作体例上,都是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不同之处在于司马迁重人事而郑樵重制度。司马迁创造了序赞的史论形式,而郑樵则完全摒弃。在表达形式上,二人都重视文笔流畅,叙事简练,不同之处在于司马迁重塑造而郑樵重说理。第七,二人的写作过程都是由搜集材料、考核材料、按纵横联系的方法加以编纂等三个阶段所构成。

      总而言之,司马迁和郑樵各有优劣,由于站位、高度、坐标、定力、背景不同,所以,《史记》和《通志》亦各具长短。然而,由于史学素质的优异和开创纪传体通史之功,司马迁的光辉掩没了郑樵,司马迁当排郑樵前面;作为纪传体通史的首创之作,《史记》影响亦明显超过《通志》。就《史记》本身而言,其内部蕴含着闪射理性之光的“宣汉”的价值取向,亦同时激荡着作者因受刑而有意“贬汉”的感情波动,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使《史记》产生了永恒不竭的内在张力。《通志》因回避南宋政治而缺乏历史与现实的交融,加上郑樵晚年有“切切仕进”之嫌,草草成书,又拖了一百多年后才能出版,失去了为通史再创辉煌的机遇;郑樵从一介布衣能成就为史学泰斗难能可贵,并积多年之功而先行成篇的《二十略》,也因其专业化和独创性,成为史苑中的一朵奇葩,是黑暗天空出现一颗光芒竞天的彗星,加速推进了典章制度史的成立和成熟,成为影响深远的著名“三通”之一,为此,将司马迁和郑樵名列为中国有史以来伟大的纪传体通史学家是恰如其分、名正言顺、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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