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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林氏的科第之路

      □林祖泉

      林姓是莆田的第二大姓 ,“莆田林” 开创了林氏家族在我国东南沿海发展的历史,形成了中华林姓家族的最大支系。按照当今人口数量排序,林姓居全国第17位、福建的第2位。莆田素有“陈林半天下”之称,截至2016年,林姓人口有近50万人。莆田林氏的4个分支,分别是“九牧林” “金紫林” “阙下林”和“游洋林” 。“游洋林”在宋代一次农民起义被镇压后,迁往漳州等地。明末清初,“游洋林”后人随郑成功攻打台湾,又迁往台湾雾峰。因此,莆田林氏也是台湾雾峰林氏家族的先祖。

      莆田林氏又是一个文化层次很高的官宦世家,家风鼎盛,人才辈出,延绵百世而不衰,真可谓“诗书簪缨之名门望族” 。据史料统计,自唐代第一位进士林藻至清代末科进士张琴的1000多年间,莆田共涌现出文武进士(含诸科、特奏名等)近2400人、明经17人和举人2265人。其中,林姓文武进士(含诸科、特奏名等)就有308人,明经14人,举人458人,分别占莆田总数的13%、82%和20%,蔚为科举奇观,高居诸姓之首,故时人有“无林不开榜”之语。

      科举一词,来源于 “分科举人” ,就是“分科目选举人才” ,是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名称。科举也叫开科取士 ,是指由朝廷设立考试的科目,通过定期的统一考试,来选拔世间可为文官武将的人才,并对其分别授予官职。我国的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施行,直到清末废止,其间除了元朝初期几十年的不曾开科,无论是历时长久的统一王朝,还是政权不断更选的五代十国;无论是汉族人建立的帝国,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一直沿用了1300多年之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俗以至民族性格的深刻广泛的影响,是很少有一种制度能够和它相匹比的。

      从整体来看,隋朝以前莆田的教育还处在萌芽状态。郑露三兄弟倡学在南山的“开莆来学” ,不仅开创了莆田教育之先河,而且也代表了福建文教曙光的来临,莆田的人文教育活动在唐代逐步开展 。《兴化府志》云:“唐世设科取士,……其科之目十有二:曰秀才,曰明经,曰进士,曰俊士,……当时秀才科最高,鲜有应者;士所趋向,惟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唐贞元(785-805)之后,福建“岁贡士与内州等” ,一改过去与进士几乎绝缘的落后状况,及第者络绎不绝。

      《中国科举史》载,唐代从武德五年(622)至天佑四年(907)285年间,共举行262科考试,录取进士6656人。据《福建教育史》的统计,唐代福建56位可考的进士中,莆仙籍就有11人,约占20%。其中,林氏进士1人(林藻),约占莆田总数的10%。而按《新唐书》所记载,当时莆仙两地的人口数仅占全省的11% 。终唐一朝,莆田人在《新唐书》中立传的只有林攒、林蕴2位,均为林氏家族。又据《兴化府志》统计,唐代莆田有17人明经及第,林家子弟就占14人,为莆田总数的82%。

      谁是莆田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这是以往有过不少误解和争议的问题。明代周华在《游洋志·人物》中记载:“金鲤,字伯龙,清源东里白鹤人,登武德二年庚辰进士第(按:武德三年才是庚辰年)。”为此,在莆田市的第一轮修志中,不少编写者都沿用“金鲤是莆田历史上第一个进士” 的说法。如新编《莆田县志》载“金鲤,唐武德三年(620)进士” ;新编《仙游县志》载“金鲤,唐武德二年(619)进士” ;新编《莆田市志》与新编《莆田县志》的记载也是一样的。还有《兴化进士》 《莆田史话》 《莆田市名人志》等邑人出版的书籍,均持同样的观点,以至于后来的一些文史研究者以讹传讹。

      其实,莆田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是唐贞元七年(791)及第的林藻,他也是福建历史上的第二个进士。关于林藻进士及第之事,地方志书都有明确的记载,如宋人《仙溪志》卷二“进士题名”载:“唐重进士科,莆始于林藻、欧阳詹,仙游始于陈乘、杨在尧、陈光义。”这是林藻为莆田第一位进士的最早记载,而此书没有金鲤登第的任何信息。又如明《八闽通志》卷七十二 “人物”亦云:“林藻字纬乾,贞元七年(791)登进士第,郡人登第自(林)藻始。” 也就是说莆田的第一位进士是林藻。

      《八闽通志》是现存的第一部福建全省的地方志,《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福建自宋梁克家《三山志》以后,记舆地者不下数十家,唯明黄仲昭《八闽通志》颇称善本。” 该《志》“不仿效其他省志通例,在通志之上冠以正式省名的做法,在地方志中别具一格,后来王应山纂《闽大记》 《闽都记》 ,何乔远纂《闽书》 ,也都袭用此法,……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有的且是未见于其他志乘的,体例也比较齐整,为我省编纂各级地方志之所本” 。同样,在明代《闽大记》 《闽书》等方志中均没有金鲤登第的记载。

      从古籍文献记载看,唐武德四年(621)发布开科举士的敕令后,至武德五年(622)十月,诸州经过考试贡明经143人、秀才6人、俊士39人、进士30人。十一月引见,敕付尚书省考试;十二月吏部奏交付考功员外郎申世宁主持考试,取中秀才1人、进士4人。该科进士头名为孙伏伽,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姓名可考的状元,与孙伏伽同进士的还有李义琛、李义琰、李上德等3人。因唐代科举始于武德五年,所以,金鲤根本不可能登武德二年庚辰进士第。

      宋代在中国科举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宋太祖创立的殿试制度,使分级考试逐层选拔臻于完备。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贡举后,进士科成为科举中唯一的科目,不但为同时代的辽、金所仿效,而且为后来的元、明、清各朝所沿袭。同样,宋代的兴化军在莆田科举史上是一个辉煌的里程碑,可以说达到了顶峰。有宋一代,莆地虽偏居福建东南沿海一隅,但科甲鼎盛,俊秀如林,成为名扬天下的 “文献之邦” 。

      据《中国状元大典》统计,宋代从建隆元年(960)至咸淳十年(1274)314年间,共举行118科考试,录取进士97300人,其中正奏名进士42457人,诸科进士16366人,特奏者进士38477。又据《福建教育史》的记载,宋代福建籍进士有7144人(不含诸科、特奏名等),名列全国正奏名进士第一位。为此,《宋史》会将“登科第者尤多” 列为福建的重要特点。然只有3个县的兴化军正如《兴化府志》所载,就有进士1756人,其中正奏名进士1014人(占福建进士总数的14%),特奏者进士582人,诸科进士63人,其他科进士97人。而林氏进士有205人,其中正奏名进士125人,占莆田总数的12%;特奏名进士60人,占莆田总数的10%;诸科进士8人,占莆田总数的13%;其他科进士12人,占莆田总数的12%。

      此外,莆田林氏还涌现出一批科甲世家,产生父子进士、兄弟进士、叔侄进士以及“三世登云、四代攀桂”等奇特现象。更有意思的是,兴化军有20对兄弟双双同科及第,其中林氏家族就有2对,即林宋臣、林宋弼(1132年)和林岳、林准(1160年),占总数的10%。甚至还出现林汝大、林栋(1271年)父子同科及第的现象,的确实属罕见。

      终宋一代,莆田人在《宋史》中立传的有39名,其中进士出身的就占24名,而立传的林氏进士有5名,占莆田总数的21%。在莆田出仕官员中,官至六部尚书(正部级)者13名,林氏家族就有2名,即林大鼐、林英,占总数的15%;官至六部侍郎(副部级)者15名,林氏家族也占了2席,即林光朝、林彬之,占总数的13%。

      据不完全统计,仅林氏进士著书立说的就有林瑀的《太玄经注》十卷、《太玄经释文》一卷、《唐书纯粹》一百卷;林英的《晦庵童训》一册;林伸的《东轩文集》十卷、《春秋三传正经》 ;林豫的《笔锋草录》二十卷、《杂说》十卷、《杂文》十卷;林冲之的《木雁居士集》 ;林震的《林震集句诗》七卷、《林震文集》一百卷、《礼问》三十卷、《易传》十卷、《易数》三十卷、《易问》五卷、《经语千字文》一卷;林宋卿的《道山诗庄》 《涪陵集》 《湖北事宜》 《督府集议》 ;林大鼐的《铁砚文集》 ;林枅的《林枅诗文集》二十卷;林一鹗的《民谣集》 ;林虙的《诗解补缺》 《礼经总括》 《释奠解》 《西汉发微》 《元丰圣训》二十卷、《西汉诏令》十二卷;林光朝的《艾轩集》十卷;林榕的《四明居士诗》五卷;林井的《捐躯录》 《平燕十略》 ;林磻的《典故钩玄》六十卷;林彬之的《囿山集》 《海溪善政编》 ;林成季的《艾轩家传》一卷;林自的《周易解》 《庄子解》 《林自诗文集》十卷;林彖的《萍斋诗集》 ;林光世的《水村易镜》 《景定嘉言》二卷等。

      宋室南渡后,整个文化中心向南方转移,在北方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官宦之家或书香门第,这些人的到来无疑备受重用,自然形成了崇儒重文的社会风尚。尤其是宋代莆田的藏书家多、藏书量丰富,莆田士人视书为财的风气所致,认为书籍才是人生的真正财富。如进士林伸,好聚书,官俸所入多用于买书,所蓄数千卷。有人见其如此便说:“你为何不替子孙考虑,却将钱都去买书。” 林伸答道:“吾蓄书数千卷,苟有贤子孙,足矣;不贤,多财适为累耳!”又如进士林霆,博学而深研象数,与邑人郑樵为金石之交,藏书数千卷,临终时告诉子孙说:“吾为汝曹(你们)获(留)良产矣。” 因此,许多莆田士人捐金帛购书籍唯恐不及,“所至专访文籍,民间有奇书,必捐金帛求之” 。也正因为有如此丰富的藏书,才使得莆田文人辈出,著述如林,名作迭起。

      对“儒风特盛”的兴化军来说,更广泛、深厚的科举文化则根植于民间的私学教育中。宋代莆田的书堂、书院之盛冠于全闽,或称精舍,或称草堂,或称义塾,或称学馆,皆由名儒讲学授业。据方志记载,兴化规模较大、影响较远的书堂书院就达30所之多。仅林氏家族就有5所,占莆田总数的17%。

      如林光朝在黄石东井(今属莆田市荔城区)创办“红泉义学” ,又称“东井书堂” ,正如邑人刘克庄在《兴化军城山三先生祠堂记》中所说:“初艾轩(光朝)来水南,学者空郡从之,而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 明代邑人探花林文在《红泉讲道序》中也赞道:“吾莆自郑露讲学于南湖,在唐则吾祖(林)蕴、(林)藻、欧阳詹读书于泉山。至宋,艾轩讲道于红泉,由是文风大振,遂有海滨洙泗之称,其盛矣哉。” 除此之外,林光朝还与其族人林充、林褒在谷城山的松隐岩、国清塘旁的濯缨亭和五侯山之西的涌泉岩等地,创办草堂,传道讲学;林安中在西天尾澄渚村创办澄渚梯云斋,“将以教一族之英俊,来四方之明彦” ;林彖在龙华寺,创办龙华书堂。同时,林氏家族还涌现出如林迪、林光朝、林立之、林彖等一批教育名家。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由蒙古贵族建立的一个封建朝代,不但实现了辽、西夏和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完全入主中原的愿望,而且建立了疆土横跨亚欧大陆的庞大帝国。但蒙古民族“只识弯弓射大雕” 的个性并未完全改变,因而对科举取士制度最初并不在意,统治阶级和士人社会对科举制度的态度也存在极大的分歧。经过许多儒臣的竭力倡议,才在元皇庆二年(1313)建立了科举制度,此时距元世祖攻灭南宋(1279年)已经有34年之久,这在中国科举史上中断时间是最长的。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一些蒙古和色目贵族还是力图加以罢止,采行科举取士制度之争并未结束,其中元统三年(1335)的科举停罢之争是最为激烈的一次,以致出现1336年和1339年的两次停罢。

      由于元军在攻灭南宋、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对汉人尤其是福建人民大开杀戒,沿途尸横遍野,生灵涂炭,文化教育设施也多数遭到摧毁和破坏,致使福建尤其是莆田的科举式微,进入一个中落时期,读书为官者寥寥无几。据《中国状元大典》统计,元代从延佑二年(1315)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51年间(其中缺少2科,即1336年和1339年),举行16科考试(每3年开一科),共录取进士1139人。又据《八闽通志》和《兴化府志》的记载,元代福建进士有36人,其中兴化籍7人,约占福建总数的20%;而林氏进士2人,约占莆田总数的29%。元代福建举人有70人,其中兴化籍9人,约占福建总数的13%;而林氏举人2人,占莆田总数的22%。

      星移斗转,朝代更替。到了明代,入学中举,考取进士以谋得高官厚禄,已深入士子之心,比之唐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初统治者求贤若渴,除了下诏招贤,还于洪武三年至五年(1370-1372),令各行省连试三年。由于朝廷刚刚建立,缺少官吏,因此乡试中式的举人都免除会试,直接赴京听候选拔为官。以上政策、措施,极大鼓舞了士人的读书求取功名之心,而扩招必然增加应试名额,增加了中举的可能性。最高统治者还将各地科举的兴盛程度作为考核官吏的一大手段,鞭策了在任官吏重视当地的教育,而无视教育或劝教不善者,则坚决给予惩罚。终明一代,莆田历任地方官多能以身作则,倡学乡里。对于学校缺乏办学经费,官吏或慷慨解囊,或拨寺产补给学田,或出库银以赡生徒。随着兴化经济的日益繁荣,在传统的重教兴学的社会氛围熏陶下,莆田又重现了科举强区、人才辈出的盛况,进入再一个昌盛时期。

      按《中国状元大典》统计,明代从洪武四年(1371)至崇祯十六年(1643)272年间,共举行91科考试,录取进士24636人。又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所载,明代福建进士有2395人,其中兴化籍535人,占福建总数的22%,而林氏进士89人,约占莆田总数的17%;明代福建状元有11人,其中兴化籍2人,占福建总数的18%,而林氏状元1人(林环),占莆田总数的50%;明代福建探花有10人,其中兴化籍4人,占福建总数的40%,而林氏探花1人(林文),占莆田总数的25%。

      关于明代莆田状元,至今还流传着他们的故事传说。清末邑人进士张琴编的《莆田县志》说:明永乐四年(1406)丙戌科莆田人林环殿试第一,但同科进士、林环同乡陈实却恃才不服,扬言考官录取不公,明成祖召而诘问,陈实答言:“臣百问百答,从无纰漏,缘何不取?”皇上怒其不恭,欲制其狂气,乃命大学士解缙出题云:“孔门七十二贤,贤贤何德?云台二十八将,将将何功?”成祖亲临考问,陈实一一对答不误,文彩亦佳。但林环更是应对如流,毫无遗漏。因二人不分上下,皇帝乃加罪陈实,充军三边。

      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姑且不论,但至少可以说明兴化府人才济济。同时,林环也以无可争辩的才华得到明成祖的青睐,他的确是莆田林氏杰出人才的代表,史家评他:“负材学,晓世务,特为文庙所器,一时儒硕亦厚望之。”

      如果说明代会试是全国各省举人之间文化水准的大较量的话,那么乡试则是省内各府县秀才的教育水平和知识智力的大竞赛。明代乡试已固定成为省级地方考试层级,举人出身即可授予官职,因此竞争十分激烈,乡试中举也比前代更为荣耀风光。由于想要参加乡试的生员(秀才)太多,为了控制参试人数,明代曾规定每举1名,只允许30名科举生员参加乡试。限于录取比例太低,中举的机会是相当少的,中举率大约在4%,故俗有“金举人,银进士”之谣。

      正是从竞争的激烈程度来看,举人比进士还更难能可贵,才会有“金举人,银进士”的说法。据《福建教育史》统计,明代福建举人有8325人,其中兴化籍1692人,占福建总数的20%,而林氏举人311人,占莆田总数的18%;明代福建乡试解元有90人,其中兴化籍30人,占福建总数的33%,而林氏解元4人(林时望、林同、林文俊、林东海),占莆田总数的13%。因为莆田在福建乡试中,中举人数多次占全省的近一半,故有“一邑半榜”之誉。

      有明一代,莆田不仅科甲鼎盛,侔于中州,而且英才辈出,群星灿烂,从政者重臣高官选出,出现“六部尚书占五部” 等奇特现象。莆田人在《明史》中立传的有45名,其中进士出身的就占36名,而立传的林氏进士有6名,占莆田总数的17%。在莆田出仕官员中,四品(知府)以上的官员多达300多人。

      而任明廷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的有15人,其中林氏4人,即林俊、林云同、林尧俞、林兰友,占莆田总数的27%;任明廷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侍郎的有15人,其中林氏4人,即林富、林文俊、林铭鼎、林佳鼎,占莆田总数的27%;任都察院的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的有15人,其中林氏7人,即林元甫、林茂达、林有孚、林大辂、林润、林贽、林一柱,占莆田总数的47%。任左右布政使的有27人,其中林氏5人,即林豫、林应标、林烶章、林澄源、林恭章,占莆田总数的19%;任正副按察使的有34人,其中林氏8人,即林坦、林时、林长繁、林民悦、林铭几、林有年、林斌、林烇章,占莆田总数的24%。上述一人多历数职,这里只列其较高的一职,且无法将四品以上林氏官员的名字一一列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嘉靖十年(1531)莆田知县王钅臣建县衙,把衙门外南端“善俗坊”改为“文献名邦” ,后遭倭寇烧毁。嘉靖四十四年,知县徐执策重建县衙,并在县巷南北两端分别建竖“海滨邹鲁” 和“莆阳文献” 两个木坊。万历十六年(1588),知县孙继有又将这两坊改名为“文献名邦”和“壶兰雄邑” 。从此,莆田正式誉称为“文献名邦” “海滨邹鲁” 。

      所谓“文献名邦” ,宋代大儒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注解说:“文,典籍也;献,贤也。” 即指历史典籍和贤能人才辈出的著名乡邦(地方)。而“海滨邹鲁” ,其中“邹”是指孟子的家乡,“鲁”是指孔子的家乡,两者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邦国之一。莆田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虽为小邑,但儒风特盛,无论是从教育发达,科名鼎盛来看,还是从文化氛围,学术成就来说,把“文献名邦” “海滨邹鲁”这两顶桂冠戴之莆阳,都不为过。因为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了公论,如宋真宗敕书所说“闽越之地,邹鲁之儒” ;宋度宗盛赞“莆,文献之邦也” ;宋邑人黄灏讲“莆邦文学号邹鲁” ;宋邑人状元黄公度在《兴化军学记》中所载:“习俗好尚,实有东周齐鲁遗风” 等等。所以,明代兴化成为“文献名邦” 、“海滨邹鲁” ,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千百年间重视文化教育的必然结果。对此盛事,清乾隆《莆田县志·人物志》序言中写道:“莆僻处海滨,齐名邹鲁,非人物彬彬故欤?盖肇于唐,盛于宋,尤盛于明。”

      确实,“文献名邦” “海滨邹鲁” 的深刻内涵,远远不止于科甲之盛,人才之众,更重要的还在于兴化人对我国古代文化事业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就以著述来说,仅明一代,就有著作900多部,现存120多部。

      据不完全统计,仅林氏进士、举人撰写的书籍就有林洪的《竹庵存稿》十卷;林环的《    斋集》十卷;林文的《澹轩集》五十卷;林诚的《奏疏》五卷;林俊的《西征集》 《见素文集》二十八卷 ;林茂达的《翠庭集》 ;林塾的《石泉集》 《拾遗书》 ;林富的《省吾遗集》 《奏议》二卷、《嘉靖广西通志》六十卷;林文俊的《内黄县志》 《方斋存稿》十卷;林达的《自考集》 《编年纪略》 ;林大辂的《愧瘖集》 ;林樯的《诗集》二卷;林应骢的《梦槎奇游集》二卷;林云同的《读书园集》 《退斋文集》 《韶州府志》 ;林东海的《四书经集解》 ,林华的《岳麓口义》十卷;林万潮的《赣州集》 ;林应箕的《百一诗稿》 ;林兆金的《东山樵稿》 ;林润的《愿治疏稿》 ;林澄源的《悟往吟》 《经传讲义》 《古易论》 ;林兆珂的《批点左传》 《楚辞》 《参同契》 《毛诗多识编》七卷、《考工记述注》二卷、《撞弓述注》二卷、《宙合编》八卷、《李诗钞述注》十六卷、《杜诗钞述注》十六卷和《衡州府志》十五卷;林尧俞的《溪堂集》四卷、《万历兴化府志》 ;林恭章的《静宇逸稿》 ;林铭鼎的《新锓林会魁》 《书经逢源集注》六卷;林铭几的《南    遗稿》 ;林兰友的《迷迷草》 ;林嵋的《蟛蜞集》十二卷;林士敏的《芹边集》 《匡庐小稿》 ;林岩的《万竹居士集》 ;林长懋的《竹庄集》 ;林勤的《朴庵集》六卷;林同的《大学中庸训说》 《书经讲义》 ;林智的《蛙鸣集》 ;林宪的《鸥沙集》十卷;林大猷的《思轩稿》 ;林有年的《寒谷集》 《东山诸集》 《东莞县志》 《瑞金县志》 《武义县志》 《安溪县志》 《仙游县志》 《福清县志》 ;林    的《西麓稿》 ;林汝永的《南崧集》 ;林应采的《东皋吟稿》 ;林炳章的《宠荣堂稿》 ;林兆箕的《学适堂集》 ;林烇章的《伊蒿稿》 ;林錝的《石莲集》 ;林宪曾的《西源集》 ;林谐的《觉未轩集》 ;林齐圣的《闲有堂集》 ;林尊宾的《雁圉集》四卷;林说的《寸草堂集》等等。

      但是,到了明嘉靖年间(1522-1566),日本倭寇的侵扰打破了莆田人民安宁祥和的生活,战乱给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邑人关佛心在《莆田倭祸记》序言中这样写道:“莆田立县千三百年,最大之兵祸,厥惟明代之倭寇。” 倭患不仅从财产上侵扰莆田人民,进而危及读书人赖以生存与读书的社会环境及物质条件,它还直接残害生命,毁坏学校、公祠。

      《莆田倭祸记》在《屠城记》一章中又描述道:“(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城陷。……被焚毁之衙署、祠院庐一览:莆田儒学、兴化儒学、……黄仲昭祠、林苇祠、……士绅之遭难者:甲科以上十七人,乙榜数十人,庠生三百五十六人。”倭患造成兴化府科举日益萎靡,据清乾隆《莆田县志》统计,嘉靖二十二年乡举中莆田中举33人,二十五年为27人,二十八年为20人,三十一年为21人,三十四年为22人,三十七年降至19人,四十年和四十三年仅剩15人。进士名额到嘉靖末年,每榜也只有2至3人。莆田的科举事业跌到了底谷。

      清朝的科举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朝廷加强思想控制和笼络知识阶层的一种重要手段。“四书五经”照样是科举取士的准则和学校教学的依据。人们的思想被死死地控制在理学的囹圄之中,应试文章只能用僵死的八股文“代圣贤立言” ,不允许有自己的见解。梁启超痛斥说,“民之愚,国之弱” ,皆有八股取士造成。由于明中后期倭寇“屠城”和明末战乱对莆田经济、教育巨大破坏等一系列原因,清代莆田的科举已是“强弩之末” 。莆田士人热衷科举、想进满清朝廷为官者不多,越来越少。

      据《中国状元大典》统计,清代从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三十年(1904)258年间,共举行112科考试,录取进士26888人。又据《福建教育史》的记载,清代福建进士有1421人,其中兴化府64人,约占福建总数的5%左右,而林氏进士9人,约占莆田总数的14%;清代福建举人有10391人,其中兴化籍564人,占福建总数的5%;而林氏举人143人,占莆田总数的25%。1905年5月,清朝廷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也出于改变教育落后的状况,无可奈何发布诏谕,“从丙午年(1906)起,所有宫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 ,至此延续1300多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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