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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蔗传奇

      □朱祖厚

      最早知道世界上还有甘蔗这种农作物,是在1958年。那是我们大队里第一次种植甘蔗,种植的甘蔗品种叫“白目眉”,莆田话的发音近似bámabái,意思是“白眉毛”,因为节的上下各有半公分宽的白粉,没有白粉的地方皮是青白色的。这种甘蔗杆粗产量高,多节,节间距离只有5公分左右,甘蔗皮坚硬无比,啃不动,还让你嘴唇上沾满了白粉,所以人们几乎都不吃。

      接着是大饥荒。糖厂把榨糖剩下的甘蔗渣碾成糠状,分配到生产队食堂,食堂将其加工成馒头大的馍馍,每个人一个。虽然有点苦,饥肠辘辘的我感觉还挺好吃。盼星星,盼月亮,几个月里总算吃到三、四回甘蔗渣馍馍。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下文。有一天黄昏时,我父亲和叔父借了生产队的船,叫我们帮忙一起把新近印制的“土格”搬到船上,说要运到“顶洋”去换板糖。“土格”是用来盖房子砌墙用的。木兰溪南面的叫“南洋平原”,城黄公路以西叫“顶洋”,城黄公路东边就叫“下洋”。

      第二天黎明,下了一场中雨,船上的“土格”被淋湿了。父亲和叔父正担忧人家不要淋湿的“土格”,不料雨下得越来越大。兄弟俩硬着头皮上路,我跟在船上,还好半途雨停了。三个多小时后,当我们把“土格”运到今天的新度镇后廖村时,买主听说是换板糖给孩子救饥的,又看到我们衣服都淋湿了,冷得直颤抖,动了恻隐之心,同意收下淋湿的“土格”,并把板糖付给父亲和叔父。那几天,我们就靠着分的一点点板糖充饥。

      原来,“顶洋”人种植了很多甘蔗,没有粮食,大人小孩就直接吃甘蔗。当时,村里有很多人家有私人的土法榨糖作坊,用以制作板糖。20世纪70年代,我在郑坂村和后廖村做木工活时,还看到村子里遗留下的巨大的榨糖石磨。因为土壤好,没有被凌厉的海风吹到,所以“顶洋”的甘蔗比我们老家甘蔗甜得多也软得多。听村子里的人们说,很多人当时吃甘蔗吃坏了牙齿,但是都没有挨过饿。“顶洋”人还种植紫色甘蔗,我们称之为“乌龟蔗”或“乌鬼蔗”。

      大概因为甘蔗寓意是“甘心之嫁”“嫁得甜”,所以老家习俗里,定亲仪式结束时,女孩子的父母会将已经准备好的两株叶子完好且带根的甘蔗,分别用一寸宽的红纸条作腰封,再用红绳子绑在一起,让男方父母带回家。结婚的第二天是“请郎爷”(或曰“请仔婿”),宴会结束时,新娘子的父母也会准备两株甘蔗、一只童子公鸡,用稻草扎一条辫子,把公鸡的两个翅膀分别扎进辫子,好让新娘子提着和新郎以及伴郎大爷一起回夫家。

      甘蔗收成自农历十一月起,至迟在正月中旬结束。我是二月底定亲的,且是在次年的二月底结婚的。这个时候,上一年的甘蔗已经都到糖厂变成糖和甘蔗渣了,新生的甘蔗又还没有抽芽出土。二月份要嫁女儿的人家都会预先留用,结果拿出来时叶子都已经萎蔫干枯得不像样子了,只好将就着使用。我母亲怕亲家到时候拿不出好看的甘蔗,就早作预防,在屋后的菜园里栽了甘蔗,而且赶在十月份初就砍掉甘蔗。因为天气还比较热,留下的甘蔗头,没多久就长出新甘蔗来,到农历二月份底,便已长到一米左右个头,而且非常茁壮葱绿。定亲时,将其挖起来送给亲家,邻居们都很惊讶,这个时候哪里来这么好看又风光的甘蔗?我结婚时,母亲又是如法炮制,解决了她心目中的一件大事。

      旧时女孩子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孩子自己没能做主,未必会甘心出嫁。随着时代的进步,就有新娘子拒绝提甘蔗和童子鸡,以表明她们不是甘心“自投罗网”到夫家的,不是莆田话说的“没请爬上鼎”,抑或只是考验看看夫婿是不是听从妻子的调度,当然还有可能是很愿意嫁过去却仍然想矜持一下,装出不愿意出嫁的样子。可是也有新郎怕被人耻笑,为了面子不愿意拿甘蔗和鸡的。

      我结婚的第二天,“请郎爷”宴席结束时,岳父母准备好的甘蔗和童子鸡,我妻子就不愿意提着而是递给我。这个时候的面子一斤多少钱?我很乐意地接了,一直拿回家!妻子虽然不是背井离乡来我家,但是突然和不那么熟悉的人生活在一起,起码心理上是比较孤单的,给她一个面子又何妨?感谢甘蔗,我多了一个好好表现的机会。

      1978年,我在福清师专读书,到农历十二月廿五日才放寒假。糖厂通知第二天轮到我们生产队砍甘蔗。按劳动力分摊任务,妻子生下二女儿才几天,正在坐月子,我顶替妻子去砍甘蔗,剥蔗箙,修掉根须,斩下甘蔗末段留种,捆扎,挑去过秤,收蔗箙挑回家。妻子烧饭烧菜,照料年幼的大女儿,无怨无悔地做我的后勤。甘蔗成了家庭生活的中心,连刚刚出生的小家伙都知趣地不哭不闹。

      后来分田到户,分配种植甘蔗的任务,我家也种了几分地的甘蔗。甘蔗生长期整整一年,扦插蔗苗,定期扯蔗箙、打农药、培土,汗流浃背,农民都会觉得这些理所当然是生命的一部分。艰难在于:甘蔗田地里大蚊子特多,我和妻子都怕蚊子,在甘蔗地里劳作时,成千上万只蚊子在头上和身子周围嗡嗡嗡乱飞乱叫,这些蚊子除了在身体裸露的地方吸血外,还能够待在衣服的外面,把吸管伸进衣服和皮肤,狠命地吸血。常常是一巴掌会打死十只八只蚊子,逃脱的不止十倍多。

      房子周围都是甘蔗田,夏秋季节,房子内外飞机似的大蚊子就特别多。吃晚饭时,两个两三岁的孩子被蚊子叮得哭叫连天,那时没有电灯,吃晚饭时我们就搬只椅子到眠床里当饭桌,点上煤油灯,摆上晚饭,驱赶蚊子,放下蚊帐,让孩子们在床上蚊帐里吃晚饭。吃完晚饭,孩子们要到门口砖埕上听大人讲故事或聊天,我们就每人拿一个装谷子用的麻袋,把腿脚伸进麻袋避难,这样双手就可以专门对付叮咬上半身的蚊子了。

      哪天砍甘蔗不是由蔗农自己做主的,糖厂通知我们生产队哪天砍甘蔗就哪天砍,绝对耽搁不得。有两年通知我们砍甘蔗刚好碰到大年三十,还有一年碰到正月初四做大岁,而且还都下着冷雨。整天穿着雨衣都不解决问题,扯蔗箙或修根须时,手一抬起,冰冷的雨水从袖口一直往身子里灌,冻得我们直哆嗦。到下午做完所有的活,把甘蔗一捆一捆绑好时,天已经黑了,我们草草煮些东西吃,累得早早睡觉。次日天亮,我们还要赶早把甘蔗搬到船上,运到指定地点,又搬到岸上,等待糖厂车子来,还要再搬上车送到糖厂去收购。于是,初一早和初五早的长寿面也没空煮,孩子们也跟着我们过不像样的年。

      20世纪90年代,糖厂停产后,政府不再强制种植甘蔗,老家的农民们拍手叫好。

      都说甘蔗好吃,可甘蔗的甜来自劳作的苦,而生活甜是因为你体验过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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