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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阳清官概论

      笔者对莆田史志所载的清官事迹作初步疏理,惊叹莆阳清官人物数量之多,事迹之感人,品操之高尚,言论之精辟。可以说,莆阳清官文化,乃是莆田丰富历史文化遗产之精华,是托举“文献名邦”辉煌的一大支柱。就莆田史学界而言,在大力推介莆阳清官功德的同时,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探究其成功之道,必将有助于对莆阳清官文化的解读与借鉴。本文拟就莆阳清官的若干特点,提出初步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古代正史并无“清官”之词,而有“循吏”、“良吏”、“清白吏”等语。但在民间及稗史小说中,清官人物却大行其道,几乎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评价官员优劣的通行语,不啻好官的同义词,几百年沿袭而不衰。中国史学界对清官的概念,尚未见权威性的定论。论者一般认为是指清正廉洁之官。笔者据史志所载官员的循良清廉事迹及其品德,认为此说是可取的。宜当进一步规范,使清官概念由模糊变为清晰,进而成为历史科学的一个确切的概念。本文所论莆阳清官,是指那些清廉清正之官。清廉,就是清心寡欲,廉洁奉公;清正,就是清明公正,刚直鲠介。既是居官之政风,也是为人之秉性。

      一、 莆阳清官是个庞大的精英团队

      其一,从清官数量看。莆田历史上究竟有多少清官?尚未见有关的说法,更无详细、具体的统计数据。按笔者的“两清”(清廉、清正)的定义,以明朝周瑛、黄仲昭合着的《兴化府志》人物传为样本,作抽样统计,得以下数据:

      莆阳清官人物统计表之一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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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1,立传人物只计主传,不含附传;2,人物有多项的,只计其一;3,本表仅计名臣、宦业、儒林、文苑、乡惠五传的立传人物,其余未计入。)

      由于周、黄《兴化府志》下限为明弘治。为此,又据民国张琴《莆田县志稿》与《仙游县志(乾隆)》中的记载统计,明清时莆仙两县的清官约为159人。

      莆阳自唐至清,登进士第者约2300余人。这是莆田人入仕的主要途径。加上祖荫补官、太学优选等入仕的,其总数不会少于三千人。上列两项抽样统计数字合计,清官为367人左右。若按300人计算,约占在官总数的十分之一,也属一支相当规模的团队,可谓莆阳官员队列之精英荟萃。其声名与影响力,足以以一当十。

      其二,与别郡比较看。兹以明代何乔运《闽书·缙绅传》为样本,以本省首府福州府为对照物,数据计如下:

      莆阳清官人物统计表之二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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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数据表明,兴化府以三县(莆、仙、兴化)之郡,与首府福州八县(闽县、侯官、古田、闽清、长乐、罗源、永福、福清)类比,清官的绝对数虽低一些,但在县均上则具有明显的优势。

      其三,遍布中外诸职。这是莆阳清官数量优势的必然现象。众多的莆阳清官,上自部堂大臣、封疆重臣,下至州县官吏、无品教官;凡京都部寺台阁、路省州郡,直至岭南海隅,不分热门冷署,无不有莆阳清官的身影与足迹。且不论宋之叶颙、陈俊卿、龚茂良三位清正宰相,亦不论陈次升、林光朝、刘克庄一辈持正立朝、侃侃论谏的谏官舍人,以及遍布神州大地的,清廉奉职的众多州官县吏,更不可忘一生安贫乐道,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一大批守职敬业的教官。

      其四,从全国知名度看。莆阳清官团队中,拥有一批国中有声、史册有名的人物。

      宋代蔡襄,居官刚正,所作《四贤一不肖诗》轰动朝野,后为知谏院,时谓“京师四谏”。南宋宰相叶颙,端方有守,一世质直,清廉俭约,《宋史》称他“为人简易清介”,“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旧。”宋孝宗登极,令诸路监司各举循吏二人。惠州知州陈丰居其首。宋孝宗称户部郞中陈居仁“治行(政绩)为天下第一”。宋江南转运使陈靖,被史家推为宋代三百年间十二名“循吏”之一,所谓循吏,指奉职守法的官吏。宋礼部尚书黄繇举天下教官,以傅大声为第一,后升任武平知县。

      明正统间,江西德安县令郑照,为人耿介,不苟阿随,邑无失政,“持身皎如玉雪”。都察院都御史韩雍巡抚江西,淘汰僚属“十去八九”,唯独评定郑照为“廉官第一”。明正德中,吏部考课全国才行兼优、政绩显着的官员十六人,由朝廷表彰,时任山东右布政使的方良永名列其中。明江西谷安府推官陈茂烈,任职十多年,执法公平有声,有民谣“要无冤,对陈言。”吏部考核政绩为天下理官(司法官)第一名,遂召入朝,擢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明成化中,南京十三道御史会同推荐天下方面官(指掌一方军政大权的长官),时任湖广按察佥事的郑岳名列其中。明嘉靖中,时任浙江左布政使的林云同,朝廷旌表其“治行第一”。

      清康熙间,三河县令彭鹏,居官廉勤有声,深得康熙的赏识,赐其养廉银三百两以示奖赏。后谕九卿荐举科道官,奏举十一人,以彭鹏为第一人。康熙破格擢任为六科给事中。清光绪末,江南道监察御史江春霖,忠于职守,参劾不避威权,论事无所回避,直声震动朝野,被誉为“有清御史第一人”,“二百年监官无此人”。以上这些典型人物,足以显示莆阳清官的功德与知名度。表明莆阳清官,不但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具有相当的品位和影响力。     

      二、 莆阳清官创立了显赫功业

      莆阳清官,居官奉公守法,清廉从政,在不同的职位上,对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局面作出了贡献。兹举其荦荦大端者。

      其一,指陈朝政、匡正失误。宋蔡襄在知谏院任上,以救时补阙为己任,相继疏谏压制忠良、进用朋党的宰相吕夷简,乞请罢免才能低下、柔懦缄默的王举正参知政事之职,提请任用才名德望素著的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乞请罢免营私忘公的晏殊宰相之职,并直指帝王用人之失。欧阳修评论说:蔡襄“遇事感激,无   所回避。于是权幸畏敛,不敢挠法干政,而上(皇上)得益与大臣图议”。“言事之臣,无日不进见,而(蔡)公之补益为尤多。”

      宋陈次升,三居言责,忠于职守,屡进谠言,权奸章惇力加诬陷。他以河北转运使之职非陈某担任不可为由,妄图把陈次升排挤出朝。宋哲宗说:“陈某敢言,不应当令他离开我身边。”亲笔批旨擢次升为左司谏。宋叶颙在吏部侍郎任上,革除用人腐败之弊,制定《七司条例》,对官员的升降予夺作出明确规定,一归至公,防止官员通过贿赂得到任用后以权谋私。宋孝宗认为此举对吏部七司的弊病改革彻底,敕令吏部颁行。

      南宋中书舍人林光朝,面对宋孝宗除吏部郎官谢廓然殿中侍御史、赐同进士出身的谕旨,不避诛斥,封缴词头,并奏陈缘由。时论称赞:“此举为宋廷过江后前所未有。”明浙江布政使方良永疏谏明武宗,制止养子近侍朱宁鬻钞攫财、坑害民众的罪行。浙江士绅奔走贺曰:“近五十年无此疏也!”时任大理寺卿的莆臣黄巩致书赞曰:“官钞一疏,足以落权幸之胆而束其手,拔浙东、浙西数百万生灵于垂死中而生之。宇宙间数百年,不可无此一举。”

      其二,为民请命、兴利除害。宋江西新建知县苏钦,时诸邑赋税多积欠,郡守责令尽数催征。苏钦不忍对岁歉力竭的百姓强行催税,避免雪上加霜,于是争论曰:“民力告竭,若加鞭打责办,为民父母,何忍为之?吾有去尔!”苏钦为维护人民生计,宁可去职。郡守最终也不能屈服他。宋嘉祐中,内臣程昉好大喜功,欲将旧河道封闭,新开葫芦河,肆意毁占民田,房屋和坟墓,致使河北四个州县百姓深受其害。时任永静幕官的林伸,毅然挺身而出。他亲历实地考察后,认为旧河深,水流缓;新河狭,水势趋下,不可力胜,并列举开新河之弊。程昉欲罢他官。有人劝林伸说:“你职位既低,言辞又尖刻,这是自招灾祸呀!”他答道:“我林伸只知为民打算,不知为自身安危打算,虽去无憾!”结果被降一级。后调任广东新会县知县。县里有不少省司的职田,因年岁歉收,林伸放弃田租税十分之九,属吏认为不可以。林伸曰:“我林伸不过为民一冲替(黜降官职)吧!别人以此为辱,我以此为荣。”

      明成化初,江西、湖广一旱千里,民不聊生,生灵嗷嗷待哺。明宪宗却诏令翰苑官员拟进元宵节花灯诗,以供张灯赏玩之用。翰林编修黄仲昭等三人上疏谏阻,指出花灯之事,违背尧舜之道、仁义之言,宜同周文王一样“视民为饬”,禁止花灯等事,省此冗费,以救活流离困苦之民。宪宗见疏大怒,将仲昭廷杖,贬谪湖南湘潭。黄仲昭等三人被誉为“翰林三君子”。

      明正德中,明武宗下诏南巡两畿,祀神祈福。时外敌压境,内奸蓄谋反叛,国势危急,诏下之日,朝廷哗然。时任刑部职方司郎中的黄巩,上疏谏止南巡。指出,江淮大饥,父子兄弟相食。百姓携妻背子,躲避南巡之扰,流离奔踣,怨言烦兴。乞请武宗下哀痛罪已之诏,罢止南巡。诛杀主谋者江彬,以谢天下。黄巩被杖几死,削职为民。但武宗迫于群臣激愤死谏,不得不下诏罢止南巡。

      宋蔡襄历知福州、泉州、杭州之任,所到之处,尽心为民兴利袪害。在泉州所建的万安渡桥,易危为安,畅通南北往来,千百年民享其利。明成化中,兴化知府岳正,在莆莅职三载,敢于担当,关心民瘼。先后修桥九座,便利交通,有“三年知府九座桥”之誉。岳正又筹资购谷,充实饥民仓,以应急需,并以羡余收入弥补拖欠的上解赋税。莆民为他立祠,匾曰:“名德殊勋”。

      其三,参劾权佞、铲除奸党。明嘉靖中,监察御史林润参劾首辅严嵩党羽、御史台副长官官鄢懋卿,贪赃枉法、残害民众等五条罪行。由于严嵩庇护而未能问罪。其后,林润又参劾严嵩之子严世藩,蓄谋反叛及严嵩包庇之罪。明世宗令林润将严世藩捕送至京正法,严嵩也被抄斩。《明史》称,林润为完成铲除严嵩集团,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清光绪末,监察御史江春霖不避威权,指佞触邪。六年间上疏近七十件,涉及时政要务、国计民生、朝廷吏治等。他先后参劾朝廷亲贵枢臣袁世凯,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及亲王载洵、载涛等,均言人所不敢言,因而“直声震天下”。

      其四,不畏威势,公平执法。明弘治中,安远侯柳景总镇两广,赃银达八千两之巨。时任刑部尚书的彭韶,欲绳之以法,并奏夺其爵位。柳景挟亲贵之力,欲破法网,仅追回赃银八百两,孝宗有旨免其余款。彭韶抗法不挠,上疏抗论,请求依旧追赃,以昭明法度。虽终不为孝宗所采纳,但贵戚、中官往往也不得不为之敛手。

      嘉靖中,太监崔文宠擅一时,因指使人打死工匠,被下刑部法办。崔文攀缘请托,有旨交付诏狱。林俊留人不放,执奏争论。有旨仍下诏狱。林俊再次执奏曰:“奉诏则废法,守法则违诏。臣宁违诏,不敢废法。”世宗怒责以违旨回话。林俊回奏曰:“我祖宗以刑狱付法司,诚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纪纲为此辈坏乱,荡上心、乱我嘉靖清明之治。”

      应当指出,在封建专制下,清官们满怀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抱负,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指陈朝政,救时救国,革弊除害,为民请命,严明执法,匡扶正义,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中流砥柱。然而,由于封建专制的束缚,难以挽狂澜于既倒,而大多是一时之效,一地之政。更有不少人,为国为民而横遭诬害,乃至贬官削籍,下狱罹难。宋首席参知政事龚茂良,查处淮东总领钱良臣贪贿大案,招致诬害,死于贬所,就是个典型的例证。然而,清官们以其救世之志,爱民之心,居官之德,及其功业,赢得了民心,青史留名。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必须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 

      三、莆阳清官显示出高尚情操

      莆阳清官在报国安民、建功立业的过程中,表现出诸多崇高的品操,凝结着人性的光辉。

      其一,满怀报国养民之心。他们毫不例外地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取向,怀有强烈的爱民情结。

      明宣德中,外戚周彧奏乞将河北真定的“闲田”划归己有。时任刑部郎中的彭韶奉命前往丈量。彭韶发现,所谓“闲田”,实为无籍民田,田主世代赖以为生。彭韶未遵旨丈量田地,归朝后据实奏报周彧掠夺民田的恶行。指出:“民为国本,民以食为天;食足则民安,民安则国安。夺民田以厚贵戚,实为重伤国本之举。”毅然疏请制止贵戚侵夺民田的行径。彭韶虽因违旨被投下诏狱,然而宪宗也就此不再赐田予外戚。

      明正统中,工部内织染局奏请苏杭五府加造上供文绮(花绸)七千匹,以应朝廷之需。时任工部右侍郎的翁世资认为,东南地区正遭水灾,民苦艰食,宜加节制,以复苏民力。遂与本部霍尚书、赵左侍郎联名奏减一半。霍、赵二人皆有难色。世资曰:“倘得罪,某请以父子三人当之!”疏进,皇上疑其要誉,遂以主议者将他下狱论罪,贬到湖南。

      明浙江布政使方良永,对明武宗的宠臣朱宁,以钞兑银攫取民财的罪行深恶痛绝,遂以“民为邦本,为还民财”为主题,上疏参劾朱宁。指出:“今四方疮痍未濯,边事多虞,浙江雨雹为灾,待哺之民,嗷嗷千里。若不进言,已敛之财,必入朱宁之手,而民心伤矣!民心伤则国本伤。”提请将朱宁下诏狱,明正典型,还财于民,以消民怨,以补国本。有力地阻止朱宁在浙江等地鬻钞攫财的罪行。

      这种安民济世的心志,在明代黄仲昭的谏烟火疏、黄巩的谏南巡疏中,也都有鲜明的反映。

      其二,坚持公正处事。宋乾道初,叶颙升任吏部尚书,宋孝宗接见时问道:“卿当官,何以为先?”叶颙答道:“臣之当官,每以公忠为先。既尽公忠,则不为朋党,不畏强御。以之为台谏,则持正论;以之坐庙堂,则行正道。处富贵而不以为荣,当鼎镬而不以为惧。公忠二字,其用甚大,未有一日舍之而安者。”过二日,孝宗擢叶颙为参知政事。叶颙任上,引贤斥邪,公正无私,不示私恩,不结门党。忠实践行公忠之言。户部侍郎林安宅,提请在两淮地区发行铁钱,孝宗征询时叶颙持不可,安宅怨恨不平。后孝宗欲重用安宅,又征询叶颙。对曰:“臣与安宅邻郡,少时同入太学。此人当官,吏事强敏,惜其偏心,不能容物尔。若蒙陛下擢置政府,臣得与协力以事陛下,臣之愿也。”孝宗笑曰: “卿言甚公,甚公!”

      陈俊卿在首席宰相位上,秉义尽忠,辅佐朝政。他用人至公,坚决杜塞私门奔竞歪风,力挺朝中被排挤的正直之士。分别邪正,排斥权佞,公正无私,无所畏避。孝宗屡次称赞他“忠诚不欺,为当今贤相。”

      这种公正无私精神,在众多清官身上都有强烈的体现。宋广东惠州知州陈丰,举为循吏,升任南恩州知州,居官清俭无扰。时岁旱祈雨,有“愿俾微臣特损数年之寿,足令阖境普沾三日之霖”等语,雨果大至,陈丰却卒于任上。

      其三,刚直不阿的气节。莆阳清官,为人正直。面对权奸,敢于斗争,坚持真理,主持正义。不怕丢官,不惜一死,表现了崇高的气节。

      林俊疏谏明宪宗时坦言:“人皆甚厌恶死亡,惟恐不能躲避它。自己并非言官,深知自默可以固位。与此二权奸抗争,如同蜗牛触山、灯蛾赴火。今大臣、百官始终不敢向陛下进言,所惜的是官,所惧的是死。臣真诚不怕死。惟希望陛下留神听览,熟计而必行之。”回肠荡气地表达与权奸斗争,不惜一死的斗志。当时言路久塞,台谏吓得不敢出一语。独林俊毅然发言,而“直声震动都下”,人们比之于“凤鸣朝阳”。

      宋绍圣中,陈次升任殿中侍御史,上疏论劾宰执章惇、蔡卞植党为奸行径,乞请收回威权。章、蔡原先特意把他安置在御史台,意欲使他出力帮助自己,排挤元佑旧臣,不意次升一点不肯依附。章、蔡又使太府少卿传达“赏以美官”之意,次升曰:“吾知守官而已,不知其他。”章、蔡于是欲把他排挤出朝。宋哲宗因次升为人正直敢言,反而升任左司谏。宗徽宗执位后,陈次升极论宰执章惇、蔡卞、曾布、蔡京等人之奸恶,致使他们一一被窜逐。

      清官这种刚正不阿气节,史志记载比比皆是。明广西布政使魏一恭,居官清廉,尝说:“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则何事不可为!”当时人称为“三不要”。清官们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和实践意义。

      其四,严于自律的精神。莆阳清官坚守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轨迹,极其重视“正身”,就是立身端正,严于自律。宋宰相叶颙入仕之初,好心人为帮助他仕途快速发展,让他冒名顶替虚报事功以获赏。叶颙说:“仕途发韧,如造房立柱,立柱不正,房随之倾斜。侥幸获赏,能说正直吗?”

      有的清官连重要节日亦不忘自励。明代嘉靖初青潮县学训导顾公升,是一位官微位低的学官。他忠于职守,清苦自励,生辰之日仍坚持闭门反思。因他严于律己,待生徒以礼,为青潮士人所敬重,后升任县学教谕。

      明四川布政使周瑛,居官三十载,始终严格自律。他出任广德知州时,政简民安,政声远布。除夕年夜,他在枕上作诗自诫云:“读书三十载,此日得为州。世路行来险,官居轻若浮。名高思自抑,福浅戒深求。天道有盈歇,吾心当熟谋。”警戒自己,当名声高时要想到抑制自己;自己的福气浅(指机遇少),对名位就不能贪求,要懂得盈满则亏的天道。周瑛一生居官近二十载,敏于自警自励,官至四川右布政使。《明史》称他所到之处,“咸有善政,尤励清节”。

      明孝宗弘治中,郑纪召为国子祭酒。任上,以身作则,清正廉洁,为师生所敬畏。国子监有膳款结余银千两。典薄依常例奉送郑纪一份。郑纪责问曰:“膳为监生,何与祭酒?”全数归还。同僚刘某认为郑纪是故作清高,以形其短,嘱人说情。郑纪曰:“非敢立异,不忍白首改节也!”

      清代彭鹏居官二十年,奉行清白为吏的祖训,清正自约,廉洁从政,所到之处,不忘自誓自约。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授彭鹏三河县知县,时年四十九岁,自此步上仕途。特作《临泃笔约》,告诫自己的一笔朱笔,要视同百姓的膏血。县宰是亲民之官,想想百姓的膏血,难道可以不珍惜朱笔吗?约定下笔时要审慎环顾,损人者不要下笔,欺人者不要下笔,利己而害人者不要下笔。彭鹏虽是与自己手中之笔立约定规,实乃对自己慎用手中权力的自警自约。严格约束自己,防止滥用职权。又作《门约》,拒绝蝇营狗苟,巧言欲簧,厚脸欲甲,毒能为蛇,鬼能为蜮者进家门,保持心静如水,做到门不为市。显示其清正端直、嫉恶如仇之性。他手撰一系列条约,涉及食、行、丧、礼、文等各方面,倡导俭朴,反对奢华,一身正气,严于律己。

      考莆阳名臣清官事迹,凡安民效国有所作为者,无不重视正身养性,严于自律,以保持治国平天下之初志。窃以为,这是一切清官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关键所在。

      四、 莆阳清官传承了清白家风

      莆阳士族精英历来重视家风的传承。读书入仕,居官清廉,成为传统,蔚然成风,出现不少清白门风的典型事例。诸如宋宣和中,四川转运使苏钦,与其子苏洸(历任粤、湘多地知州)的“父子廉吏”;通判泉州林孝渊与弟漳州知州林孝泽的“兄弟双廉”,而孝泽子福州知州林枅,也是个刚方廉介、清德律贪,亲故不敢请托谋私的清官。明广西提学佥事彭甫,子南京户部员外郎彭大治,大治子户部员外郎彭文质,文质子顺天府通判彭宪范,均为清官。史志称其子孙世代继承清白之风,实无愧于“廉吏子孙”之号。

      上述廉吏门风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家族重视清廉教育的结果。宋宣和中,南剑州通判傅伫,仕宦三十年,家产无所增益。病危时,戒诸子曰:“吾平生无愧俯仰。殁后,汝曹居官主清,治家主严……造次颠沛,必主忠信。能用吾言,虽贫贱犹为有德君子。不然,猎取光显,奚为哉!”宋天圣中,秘书郎福州左司理方峻,居家匾曰“植德堂”。居所凿井及泉后,祷曰:“愿子孙居官清白如此水。”清康熙中,三河县令彭鹏尝致书教育胞弟说:“普天下争于名利关头,营营恋恋。汝寡兄胸中,绝无此两字。贫者士之常;清白者,吾家祖训。为儒食贫,为吏清白。咬断菜根,万事作得,耐之而已。”彭鹏的清正廉介之风,正是其不畏强御,参劾权邪的底气所在,亦是得以建功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安东(今江苏淮安涟水县)县令彭铭,嘉庆帝南巡时询知他居官廉明,赐御书褒奖,特选任剑州(今四川剑阁县)州牧。彭铭更加勉励志节,勤慎治政,考绩优异,吏部有“清廉爱民,洁己奉公”的评语。署理嘉兴府时,有人劝他经营家计,彭铭说:“吾世代清白,毋玷(玷污)素风。”史志称他历官三十余年,一如寒素。未曾构建数间房屋,增加半亩田地。

      明正统中,泸溪(今属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知县阮哲,清勤任职,致仕归家时,打开行囊仅存十金,人们无不感到惊讶。问他原因,阮哲说:“众人遗留子孙以富厚,吾遗留子孙以清贫。富厚滋生怠懈,清贫招致警备。怎能剥削人民使自己沾惠呢?”阮哲以其洒脱的人生观终其天年,名臣林文、郑纪都很敬重他。

      明代莆田县人林继贤,居官清廉勤勉。他出任徽州(今属安徽)通判时,家父托人捎去书信,勉励他居官清勤,随赠一双布鞋,表里纯粹青色。继贤见信得鞋,自言自语说:“鞋是步行用的。青纯不杂,履洁蹈青,是父亲教导我啊!”林继贤在徽州任职七年,徽州父老每说到清官,就一定说“林三府”。林继贤后来升任宁波府同知,掌府印。居官清廉,断案公正,老百姓又称他“林青天”。

      宋名臣蔡襄胞弟蔡高,居官清勉,不幸英年病故,遗下妻程氏及皆年幼的一男二女。县人哀其贫,以钱二百千(贯)助其治丧。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为吏,不可以此污(玷污名声)吾夫。”拒而不受。名臣欧阳修为蔡高作墓志铭,称颂他“能以惠爱其县人,而以廉化(感化)其妻妾”云。

      上述事例,充分证明清廉家风的传承,是平时教养累积的必然结果,连及妇辈也能受到感化,自觉维护家门廉名。

      五、 几点初步看法

      纵观莆阳清官史迹,有以下几点初步看法:

      其一, 莆阳清官,是吾莆文献名邦之精英,人物鼎盛之中流砥柱。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职位上,为国为民作出重要的历史贡献,同时也为莆田赢得了声誉。功不可没,名传千古。

      其二,莆阳清官精神的核心,在于一个清字,清廉、清正。既是居官之政风,也是做人的秉性。奉公守职,安民济世是执政取向,刚正清介、修身养志是其人生轨道。他们足以成为居官做人的范式。

      其三,莆阳清官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其早年读书立志,苦学成才、学以致用的结果。修身养志、严于自律、言行一致,乃是其成功的关键。

      其四,以莆阳清官的功德言行为核心的清官文化,是莆阳文献名邦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当今人才、价值观教育及政风建设等方面,均有可资借鉴之处。应当深入开展对莆阳清官文化的研究,以传承先贤清风,净化社会空气。□阮其山

      (本文获“莆田市廉政文化研究”征文一等奖,原题为《莆阳清官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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