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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归莆阳

      他这一生充满漂泊:年少时好为山川游,及稍长北上莆阳负笈求学,待学成便客寓长安考取功名;一朝高中亚魁之后,因得不到官职而继续辗转三辅之地,期间又游历太原,结生一段凄美绝恋。漫长的羁旅生涯,一点点吞噬着他的青春,以及其远在八闽故土的母亲及结发之妻的生命,也正因此,在倡扬“父母在,不远游”和“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伦理环境下,他饱受责难与非议。但很快,所有的身外之名都将化作云烟。公元800年,年仅45岁的欧阳詹在读到昔日与自己信誓旦旦的太原艺妓的绝命诗之后,百感交集,悲恸而逝;临死前,他立嘱要将自己的灵柩运回南方,葬在少年时与九牧林家兄弟共同读书的南山广化寺。

      就这样又过了两百余年,同样背井离乡的长乐女子钱四娘,在变卖了所有家产之后,毅然离开鹤上镇祖居,只身来到华亭西许的将军岩下修筑水陂。早年失怙的凄楚命运,反令她抛却顾忌,以超出年龄的勇气与坚韧,投身谋福于民的伟大事业。要知道,在当时若想把汹涌潮水赶出木兰溪沿岸居民的苦难记忆,无异于痴人说梦。事实亦是如此,三年后,带着功亏一篑的满腔悲愤,年仅十九岁的四娘蹈浪自尽,滔天的洪流顷刻间将她的身躯冲到了数十公里外的青    村。远近乡邻闻讯赶来,在山上为她举行厚葬,并在芳冢旁立庙祭祀;因送葬的香火绵延数日不绝,那座山便被人们称为“香山”,庙也得名“香山宫”。

      常言叶落归根,狐死首丘,物犹如此,人何以堪?只是欧阳詹与钱四娘,却要永远成为两位无法回家的人。如果说四娘的归宿是一种被动的顺从,那么欧阳詹的抉择则完全出自主观的意愿。后人常把这段往事传为其笃于友谊的美谈,事实上,欧阳詹与林藻、林蕴兄弟的私交,并不足以成为让他舍弃晋江故里的全部理由,这其间更多的,应是他对于自己在长安备考时无暇见生母最后一面的惭悔,以及在情感上背叛妻子林氏的救赎。同样,钱四娘抛家舍业,不辞劳远,除了其大爱无私的情怀外,还有一种将莆阳作为信念和理想承载地的期许。这么说来,两人魂归莆阳,其实又都是各得其所的。

      在古代的道家看来,人之降生,始于阴阳交汇,成于凝精会神聚气;一朝离世,则魂魄归诸天际,肉体还于尘泥,山野之间便有了埋骨之地。生之依存,一家一户而已;死之去向,也仅占一墓一冢。家户有盛衰,墓冢亦有兴废。所谓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在循环往复的生命轮回间,有人来去无痕,有人世代传名——但平凡与伟大又有何意义,数百年之后,每个人的故事都要靠一    黄土来记述,功过也只能由一丛花草来评定……

      立秋之后,黄石海边的镇海堤显得愈发萧瑟。周边村庄本就人烟稀少,何况数公里长的海堤两侧,一边是荒凉无垠的滩涂,一边是零星密布的墓群。海边人性格淳朴豪放,命途也多艰难险峻,他们死后只草草地在田里垒个水泥或石条棺,便可安心长眠。一切都是那样简约,正如渔家人世代的起居、饮食和婚嫁,就连墓碑与名字也都尽数省去。他们大概觉得,就算获得一时的虚荣,也终难敌海风无尽的侵蚀和风化。一些年代稍久的墓穴,甚至都相继出现坍圮和断裂,裸露在阳光下的骨骸,让过往的行人不知该起敬畏还是悲悯之心。

      东岱是位于南日岛最东端的一座小渔村。与镇海堤沿线村庄相似,这里的墓葬也一如前者,略去了墓主的姓名、籍贯和身世;不同的是,人们会在石棺表面镌刻上“福”、“禄”、“寿”、“贵”等字样,将他们无法实现的生活,注入对后代的憧憬。科学落后的年代,讨海人生得仓促,死得随机,他们毕生的希冀,无非是越过最后一片海域,然后登陆上岸,筑一间竹屋,垦几亩良田,娶一房媳妇,生几个孩子,从而彻底割裂此前那些风里来浪里去的悲苦岁月。

      与他们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在农耕半径下的人们,拥有着足够的理由,对自己的人生保持优越感。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生命安全和物质基础得到充足保障的前提下,他们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举考场的角力中;而当流年穷尽,丰富的阅历似乎也让他们有着更为饱满的底气,将自己的一生刻上土石,以供瞻仰。

      莆田的民间墓葬多为石构填坑式,外廓常依山势修成“风”字形,并借助不同级数的墓埕撑开规模,这样的构造,一方面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对墓体的破坏,另一方面也契合了“前照后靠”的风水基本定律;除此之外,墓丘也习惯性地被塑成龟背状,旨在借“道家四灵”之一来传递家族的福脉。这一不成文的法则,最初可以追溯至唐代乃至更早,如位于黄石的唐工部员外郎吴祭墓;而在境内现存的古墓葬中,若论形制与工艺,最精彩的首推宋墓,其中最大的四座,当属枫亭蔡襄墓、白沙郑樵墓、度尾陈谠墓以及常太李富墓;到了明清近现代,始建或重修于这一时段的墓葬,则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对传统的继承和延续,如西天尾的三台拱曜和九牧墓、华亭的林龙江墓、鲤南的南湖郑淑墓等。

      尽管这古往今来不计其数的墓葬有着千篇一律的雷同,人们还是从中找到了标新立异的可能性。在古代,为了彰显墓主人生前的不朽功绩,朝廷发明了在墓前设立石像生的办法。石像生,又称石翁仲,是安放在墓葬前的两列石望柱、石人、石兽的总称,发轫于汉代的霍去病墓。其中,石兽多为石马、石羊、石虎等,石人则分为石文臣和石武将,不同朝代的装束也都各不相同;到了明清,相应品阶的官员墓葬及其所对应的石像生的内容和数量,都有着严格的规定。遗憾的是,除了蔡襄与陈谠墓前的石像生保存相对完整外,其余的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曾经权倾朝野的宰辅蔡京,因晚年贪渎,被盖棺定论为“奸相”。上个世纪,其位于枫亭溪南的墓葬受到了严重的人为破坏,不仅被盗去大量墓砖,连石像生也支离破碎,后来为了保全,不得不将其委身于蔡襄陵园。无独有偶,位于郊尾镇新和村的明礼部尚书陈经邦墓,原先也有着恢宏的外观,墓前还立有一座“皇明钦赐祭葬”石牌坊。然而,因为听了风水先生的“石马偷吃稻谷”的谣言,一些愚昧迷信的村民竟将其墓前的石像生尽数削去双腿,并倒立埋在土中,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更悲哀的是,被誉为“闽中文章初祖”的黄滔与唐代工部尚书刘克庄的墓葬,则遭到了全数的摧毁。如今,人们只能在一座新建的雕塑前凭吊前者的“规正”之功,只能以一方仅存的墓碑推测后者“万里骑蟾背”的去向。可叹时光既收容他们千载,却不能再容其一时;可笑故土已养育子孙亿万,竟安放不住一具枯骨!他们,终将魂归何处?

      就让过去的,都过去吧。谁说后来的人们,又岂非他们的再生?一个多甲子前,从乌丘屿上反扑的六千余名国民党士兵攻上了南日岛,致当时岛上负责守备的363位解放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收复失岛后的第十二个年头,莆田县委在尖山脚下的战斗发生地建起了一座纪念碑,并将早前匆匆埋葬的烈士遗体移至碑体下。如今,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儿女,可以继续在这里守望曾经殊死保卫的人民与来之不易的和平。谁说这最后的眠宿之地,又岂非他们的第二故乡?

      2012年深秋,我一个人沿着杭州西湖边的北山路,走到葛岭脚下的静逸别墅门口。那是座私家会所,一般不接受外人参观,但我告诉门卫自己来这只为拜谒先祖陈文龙墓,他稍加思索,便允许我进去。沿着狭长曲折的石阶而上,不到两分钟看到尽头处有一扇木门,拉开后便到了目的地。当时四野无人,唯有葛岭上空高大的法国梧桐,源源不断地往地面吐着落叶;那姿势与意境,像极了一次谆谆教诲。

      宋末元初,兵败后的陈文龙被元军运到了杭州。面对蒙古人的威逼利诱,这位南方的汉子始终咬紧牙关,拒不投降,最后绝食客死异乡。与他同扶危厦的大臣陆秀夫,则继续护送幼帝南下,直到崖山海战后投海自尽。同样的,在他的异乡莆田东庄,也留有一座衣冠冢。

      但异乡和故乡,又有何不同呢?须知,胸怀天下的人,早已经习惯了四海为家。□郑龙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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