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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宠章:一位普通共产党员的追求

      1985年,陈宠章先生是市进修学院历史组组长、市历史学会秘书长。那年,我兼任莆田市社科联常务副主席,之后,逐一拜访全市社科界名人。当时,他是我最早拜访、求解的师辈之一。从那年起,我们就相识了。后来,在我发起、组织和从事“莆田学” 研究以及其他学术活动过程中,他既是我的“顾问”,又是好助手。我们不但相知,并成为忘年交。这三十年来,我在和陈宠章先生交往中了解他的为人,他的品德,他的追求。也以他为榜样,鞭策自己。

      同学少年

      陈宠章先生1923年出生在荔城一户自由职业家庭。父母有7个儿女,家境清寒,靠父母克勤克俭,供他读完中学。1942年,他和莆仙10多位学子一起被保送到厦门大学深造。这批学子进入迁至长汀的厦门大学学习,多数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着名教授王亚南,团结在学长、同乡、共产党员林汝楠(厦大党支部宣传委员)周围,在他俩引导下,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课余,他们聚在一起,谈国事,谈理想,一起阅读进步书刊,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张仲实的《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海上述林》等,进步很快,靠拢地下党,加入党的外围组织。宠章和同乡、同学林文豪、郑宗汉、涂元渠、陈学画、陈贤录、孙宗昭等都投身抗日救亡活动,还参加反对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轰动了古城长汀。在当时的厦门大学,地下党活动活跃。莆仙学子都是骨干分子。学习政治学专业的宠章在林汝楠影响下,在斗争实践中,树立了新的理想和信念,有了新的追求。1946年,当内战爆发后,他和进步学生一起,不怕高压,勇敢地站出来,在校内出版反内战的墙报,书写宣传共产党主张的标语,引起很大的震动,也引起国民党当局仇视,企图扑灭这一正义之火。

      到了1946年下半年,林汝楠已是闽中地下党和游击队领导人之一。他们这一批学子也在这一年大学毕业,宠章和同学几乎都回到莆田,以教师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时,宠章和陈学画一道应聘到仙游师范执教。在仙游师范,在闽中地下党领导下,俩人和其他进步教师一起团结和带动师生参加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斗争。反动地方当局密谋以“煽动学潮” 的罪名拘捕他们。党组织及时指示离校。那时,台湾刚刚回归不久,急需人才。他和学画于1947年初赴台,到台湾高雄一中任教,教语文和历史,为清除日本侵略者殖民教育的流毒而努力工作。台湾发生2·28事件,宠章痛恨当局残酷镇压的暴行,他在学生中宣传,并在黑板上公开写上“2·28事件好得很”的标语。遭通缉。宠章被迫返莆。接着,他参加党领导的闽中游击队,担任地下交通员,出入于城区、涵江、渭阳和澳柄四个地下交通站之间,向设在山区大洋的闽中地委和游击纵队司令部传递情报。在血与火洗礼中,宠章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立誓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

      辉煌与挫折

      新中国建立后,宠章和林文豪、孙宗昭等同学都成为莆仙教育界领导骨干。他也奉派协助接管哲理中学。后改为到仙游工作,先后担任仙游县县政府秘书和建设科、水利科、教育科副科长,主持工作。他性格耿直,对事业满腔热情,能团结人,又肯学习,总能迅速打开所负责的单位工作局面。他“指点江山”, 作风深入,办事认真、细致,其间有二件事办得红红火火。其一,1955年,我国开始实行薪金制,仙游约二千名中小学教师改供给制为薪金制,他主持这一工作,完满完成,极大地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其二,主持兴修水利,修成了仙游宋坑、后井、西林等第一批水库和后堡渠道,推动农业生产发展。

      正当宠章而立之年,事业如日中天时,却遇到了不测风云。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宠章身为知识分子,为人正派,忠直,遇事敢于表述自己的观点,待人以诚以义,在以大老粗为荣的年代,免不了吃眼前亏。到了1957年,在整风反右时,他坦诚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当时的县委主要领导说,陈宠章工作一贯积极,思想一贯反动。结果,他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党藉没了,下放到安溪农场劳动改造。一呆就是四年。虽然历尽磨难,走过坎坷的路,仍坚定信念,热爱党。1962年,他回到仙游,先后在榜头中学、大济中学执教。他教数学,教英语,教一门,钻一门,一心扑在教学上,和学生打成一片,对学生负责到底。还办起英语培训班,培养人才。他在这二所中学执教20多年,默默地奉献着,也与学生们结下深厚的友情。宠章九十华诞时,50多位仙游藉学生聚集荔城,为宠章老师祝寿。师生情谊可见一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宠章先生落实政策后调到莆田地区教师进修学院担任历史组组长。

      宠章先生在从政、教学的平凡岗位上,毫无怨言,只求耕耘,不求自己名位利,实践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追求,1985年,他又回到党内,重新入党。翌年,他离开挚爱的工作岗位,光荣离休。

      夕阳无限好

      陈宠章离休后,正值同窗林文豪先生担任市政协主席,他很重交谊,就到市政协义务工作,成为编外秘书。同时,他又助我工作。我当时负责市委讲师团、市社科联、宣传部理论科三个部门,工作很忙,他主动协助我组织学术活动。

      他在市政协干了10年,每天按时上下班,既做接待工作,又为领导起草讲话稿等事务性事情。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工作报告也是以他为主起草的。他曾向市政协领导建议,并组织,带领国情教育报告团到全市各中学演讲,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十年如一日不拿一分钱,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工作,为他人做嫁衣裳。其间还撰写10多篇论文。在向钱看的时尚里,古稀之年的宠章先生,十年如一日,义务劳动,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宠章经历丰富,也是个莆田通。这些年来,我每次组织重要学术活动,他都参与,出主意,还帮忙起草一些通知或讲话稿,接待学者。1987年前后,我发起、组织妈祖信仰首届全国学术研讨会,他作为会务人员参加,还撰写论文“台胞遥拜湄洲妈祖原因浅析”,参加这次研讨会。之后,根据我的建议,他担任妈祖研究会副秘书长,继续协助我组织妈祖信仰研究,并一起筹备国际学术研讨会。1990年4月,在妈祖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期间,报到那天夜里,已经古稀之年的宠章先生和我一起守候在兴化宾馆迎接与会的台湾北港朝天宫蔡辅雄先生。安置住宿、吃饭以后已是下半夜二点多了。第二天按时出席开幕式。他为莆田逐步成为中国和世界妈祖文化研究中心,为妈祖走向世界做出积极的贡献。后来,他不顾年迈,满怀激情支持我组织莆田学研究,还自己撰写多篇有见地的论文。他还协助我组织蔡襄和林兆恩、郑樵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学术研讨会。现已是耄耋之年的宠章先生,仍然关心我组织玉皇信仰研究。我仍经常向他请教,都得到了支持和鼓励。他的奉献精神,忘我工作态度,令人钦佩。

      宠章先生是位忠厚的长者,一向追求真理,工作热情,认真,不计名利,不畏权势,敢于讲真话,受到了挫折,不气馁,不断追求自己的梦。这对我是一种有力的鼓舞和鞭策。

      我们的友谊长存。□金文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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