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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官卖,到商卖

      同样是市易法,王安石和蔡京时候是不一样的。据《长编》卷231记载,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三月,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阅失业。至于行铺稗贩,亦为较固取利,致多穷窘。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商旅物货滞于民而不售者,官为收买,随抵当物力多少,均分赊请,立限纳钱出息。其条约,委三司本司官详定以闻。”这就是王安石变法时的《市易法》,宋神宗下诏宣布施行。

      根据《市易法》精神,宋朝于汴京设都市易司,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并扶植商业,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这就充分调动了商人,特别是大商人的积极性,让他们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起骨干力量作用。这是王安石时候官购商销政策。官购,也就是政府官员参与商品买卖。市场上货物积压多了,卖不出去,政府负责收购,平买平卖,让商人销往各地,确保商品经济健康发展,所以,王安石,农工商并重第一人。这样抓经济,农工商就不会为商品的出路发愁了。于是,随之而至的是人们生产的热潮。

      崇年元年(1102),蔡京出任宰相时,继续扶植农工商诸业。例如榷江淮七路茶,初开始也是实行官购商销,为茶农和茶商提供方便。让二者增加收入,并缴纳一定的赋税,确保茶叶生产、销售健康发展。四年,再次改革,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商人贩茶必须向官府购买茶引和官造的盛茶笼篰,官府通过垄断茶引印卖权达到专卖目的。政和二年(1112)终于创立了系统严密的合同场法,茶引的印造和发卖权统一归中央,由太府寺印造,都茶务发卖。商人贩茶时盛茶的笼篰也仍由官府制造。商人贩茶先向官府买引,再向园户买茶,用官造笼篰盛装,由官府合同场秤量、点检、封记,在茶引和笼篰靥面盖底用纸题写合同场年月日、商人姓名、茶叶指定贩卖去处、茶色、斤重、字号、料数量等。商人到了指定的贩茶地,当地官员再次验证数量等,然后启封贩卖。这样做,让茶叶产供销纳入商品经济健康发展的轨道,与此同时,国防建设等开支也就有了依靠。

      四年后变化了,只要“购买茶引”,即向国家缴纳茶税,就可以去茶区直接向茶农买茶叶了。这样,茶叶官卖开始被商卖所取代。1112年,蔡京第三次辅国任宰相,终于创立了系统严密的合同场法。商人缴纳茶税之后再去买茶叶,成为了国家法律,首先确保了国家利益不受侵犯;其次,确保了商人和茶农的利益。从后来茶叶生产不断发展形势看来,蔡京时税收是合理的,有利于保障国防建设等开支,有利于农工商诸业的发展。

      茶法是这样,盐法也是这样。蔡京更盐钞法,即《文献通考》的《征榷三》所说:“崇宁间,蔡京始变盐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政和二年再次“大变盐法”,“罢官搬卖,令商旅赴场请贩”。次年,又“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囊以三百斤,十千……(盐囊)官制鬻之,书印及私造贴补,并如茶笼篰法”,“受盐、支盐官司,析之二之,受又场者管秤盘囊封,纳于仓者管察视引据、合同号簿”。盐售完后盐引也回官销落,对商人的管理基本上与茶法相同。蔡京的茶法和盐法被后人所重视,得到长期沿袭和发展。所以,蔡京变法,比王安石变法更加具体,更加深入一步。

      相比之下,蔡京变法特色,一是精兵简政,省去了官购、官销、官搬运诸路人马,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二是开创了官商有别的新的政治局面,国家无形之中减少了许多财政支出。与此同时,随着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反而还增加了许多财政收入;三是方便于民,让商人直接和茶农做生意,不受他人干扰,为经济发展排忧解难;四是精兵简政等于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等等,好处多。

      善于管理经济才能富国强兵,《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八说,崇宁二年(1103)二月,“置诸路茶场。茶自嘉佑(1056-1063)通商,至熙宁(1068-1077)中,李稷稍复榷法,而利复归于官。及是蔡京请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仍旧禁榷官买,即产茶州军随所置场,申商人、园户私易之禁。商人买茶,贮于笼篰,官为抽盘第叙收息讫,批引贩卖,岁入百万緍以进御”。恢复官购商销,国家仅仅榷七路茶叶一项,就增加财政收入百万緍。要是没有走私偷税,那就更可观了。蔡京通过十年刻苦攻关,终于创立了系统严密的合同场法,在管理经济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即四个特色。从此以后,打击走私犯罪成为了直接关系国家能否继续发展的新的课题。

      之所以蔡京制定的茶法、盐法等后继有人,是因为11-12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变革时期。在那时,科技水平不断创新;茶叶、果树等种植大户出现,并得到了发展;与之同时出现的是宋朝中期改革不断深入。这就是说,时势造英雄。

      1125年12月,宋钦宗即位,改弦易辙,倒行逆施。陈东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联合其他太学生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宋史·卷四百五十五·列传第一百二十四·忠义十·陈东传》)荒唐的宋钦宗竟然于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三(陈东上书后的第五天),下令将朱勔放归田里;贬黜王黼为崇信军节度使,永州安置,二十七日在前往永州去的途中在雍丘(今河南杞县)被诛杀(开封府聂昌与王黼有宿怨,立即派武士追至雍丘县南二十里辅固村,将他杀死,而托言为盗所杀);赐李彦死,籍没其家资。处置上述三人的同一天,金军渡过黄河,宋徽宗急忙连夜逃离东京,情况十分危急,宋朝顷刻之间就要灭亡……

      可怕吗?五天之内祸从天降,“城头变幻大王旗”,给北方人民带来了大灾大难!幸好那时北方各地义军挺身而出,保家卫国,拯救了宋朝,使她逃过一难。后来宋高宗迁都临安,让宋朝后期有了个150多年发展时期。这称得上是王安石-蔡京变法之大幸。(林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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