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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清代福建的妈祖信仰特色

      关键词:清代;福建;妈祖信仰

      海神妈祖信仰是南方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对南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均产生较大影响。妈祖崇拜至今仍是台湾最重要的民间信仰。历史上,清代是继宋元以后妈祖信仰的另一个鼎盛时期。妈祖不但得到清廷的15次褒封,而且封赐亦由天妃而天后、而天上圣母,其神格被推到了巅峰。清朝对妈祖的封赐,与征服郑氏,平定朱一贵、林爽文之乱等对台用兵事件关系极为密切,而民间的妈祖信仰除受清廷推动影响外,还与商业活动的增加有关。清光绪十二年(1887)台湾置省前属于福建的一个府,故清代福建的妈祖信仰与台湾关系尤为密切。闽台属于同一文化区域,研究清代福建妈祖信仰的兴盛及其原因,有助于把握当今福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质,也有助于了解台湾与祖国大陆深刻的渊源关系。

      一、明末清初台澎地区盛行妈祖信仰,缘于郑成功的复台

      1887年前,台湾和澎湖地区均属于福建省管辖。据考证,澎湖在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前已有天妃宫。[1](P75)但是台澎地区盛行妈祖信仰则是始于1662至1683年郑成功祖孙三代治台时期。明天启四年(1624),荷兰殖民者由澎湖登陆台南鲲身(今安平镇),并筑建热兰遮城,开始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1659年,给荷人当通事的爱国志士何斌(杨英《从征实录》作“何廷斌”)潜回福建厦门,给郑成功送来台湾地图,并条陈收复台湾的好处,促使郑成功决心收复台湾。1661年3月郑成功亲率25000多将士,分乘400艘战船,从福建金门料罗湾出发向台湾进军。行前,郑曾专程从莆田湄洲祖庙恭请妈祖神像,并在每条战舰上都供奉妈祖神像,祈愿妈祖佑护出征胜利。4月2日拂晓,郑军成功在台南西面鹿耳门滩头登陆。此后,经过9个月半的激战,荷兰侵略军守将揆一终于挂出白旗,向郑成功签下投降书,自此结束了荷兰侵略者对台湾长达38年的殖民统治。

      一代民族英雄郑成功为福建南安人,闽南地区素有崇祀妈祖的习俗,因此在郑成功练兵的厦门、白沙、东石等海滨地区,皆有妈祖庙。郑收复台湾后认为是得到妈祖的“神助”,故在收复台南后,在赤嵌楼设立“承天府”,作为台湾施政中心,并将台南安平的荷兰教堂改建为妈祖宫(今台南大天后宫),把从湄洲祖庙请祀于舰上的妈祖分灵神像,移祀于正殿,后人称之为“开台妈”。如今,在当年郑成功军队登陆的鹿耳门,在镌刻着“民族英雄郑成功鹿耳门登陆纪念碑”的不远处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妈祖庙”,称“正统鹿耳门圣母庙”,庙中的天后神像就是郑成功从湄洲祖庙分灵去的。

      郑成功收复台湾也是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据施琅《尽陈所见疏》:“郑成功亲带去水陆伪官兵并眷口共计三万有奇,为伍操戈者不满二万。又康熙三年间,郑经复带去伪官兵并眷口约有六、七千,为伍操戈者不过四千。”[2]把以上几笔数字累加起来,约有六七万人。闽南水师官兵和船员普遍有信仰妈祖的传统习俗,这个时期入台的妈祖台湾民间称之为“护军妈”。关于“护军妈”的传说主要反映在鹿耳门妈祖助潮的故事中。按传说大意是,鹿耳门港道狭窄而淤浅,荷人又事先打沉一批夹板船堵塞港口,使大船不能进出,故被视为天然险要。但经郑军上下向妈祖祷告,是日潮水竟加涨丈余,使郑军船只顺利进港,让荷方猝不及防。

      据蒋维锬考证,台湾至少有三座妈祖庙建于明郑时期。一为安平赤嵌城南天妃宫,始建于康熙七年(1668);一为小妈祖宫(今台南市自强街开基天后宫),建于郑成功复台后;一为今高雄旗后妈祖宫,创建于康熙十二年(1673)。[1](P77)这说明,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当时在各渡口奉祀妈祖已成为一种民俗。毫无疑问,台澎地区盛行妈祖信仰乃始于明清之际,它与福建郑成功祖孙三代复台、治台关系最为密切。

      二、福建许多妈祖庙地位的提升,缘于清廷的对台用兵

      清康熙二十年(永历三十五年,1681),郑成功之次孙郑克塽年仅12岁,由冯嗣范等人拥立即位。康熙帝从施琅等奏议,决定武力收复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二万、大小战船五百多艘,从闽南铜山(今东山)出征。起兵前,施琅特从湄洲祖庙奉请妈祖神像随军护佑,并隆重举行祭典,妈祖成了护军之神。

      战事结果是明郑军队战败,郑克塽降清,清廷实现统一。随即将“承天府”改为“台湾府”,归福建省管辖。由于佑军克台功高,施琅特奏请加封妈祖。其中一段道:“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二十二等日,臣在澎湖破敌,将士咸谓恍见天妃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平海之人俱见。天妃神像,是日衣袍透湿,与其左右二神,两手起泡,观者如市,知为天妃之助战致然也。”[3]翌年妈祖受封为“天后”,而随军驻台的妈祖神像则称为“新开台妈祖”,并奏请在鹿港兴建天后宫供奉。

      靖海将军施琅为泉州人,由于自福建出兵统一台湾,在福建沿海留下不少妈祖遗迹。如康熙二十一年十月,施琅曾驻兵莆田平海,由于平海遍地斥卤,淡水缺乏,大军发生严重饮水困难,乃祷于平海天后宫,得涌泉济师,施琅亲书“师泉”,刻立碑文《师泉井记》于平海天后宫。今为文物保护单位。

      类似的故事也在东山妈祖宫流传。据说施琅曾率水师在东山岛平海湾(宫前湾)做征前操练,当时宫前村只有妈祖宫左前方一口水井,水量仅能供村里百口渔民饮用,水师用水十分困难,于是施琅就向妈祖祝祷求助,并命士兵掏井加深,结果泉眼大开,清泉汩汩涌出,保证了军队征前训练顺利进行。后称此井为“万军井”。

      清廷对台用兵,除直接褒封妈祖外,对福建其他妈祖庙宇也产生许多影响。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加封“天后”,并敕建祠于原籍。又如雍正十一年(1733),御书“赐福安澜”,悬挂于省城福州南台天后宫。

      关于妈祖晋封天后的奏荐人及年代原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康熙十九年(1680)由水师提督万正色奏请,一说是康熙二十三年由施琅奏请。按施琅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奏文中,确提到万正色“曾题请封”,但奏文仍称妈祖为“天妃”。不过,这两种说法在清廷档案中皆找不到可靠依据。据蒋维锬先生考证,“天后”封号的真正落实时间应为清乾隆二年(1732)。[4]

      清廷统一台湾后,对台的用兵又发生过多次,而每次几乎都与福建有关,又几乎都要借天后来助威、抚慰。影响较大的如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发生福建长泰籍人朱一贵领导的反清暴动,清廷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从侄施世骠从厦门渡台平定,不久施病逝,由蓝廷珍完成平暴。雍正四年(1726),因蓝“面奏神功灵验”,天后得“神昭海表”匾一块,分挂于湄洲、厦门和台湾三座天后宫。

      又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发生漳州籍人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会员暴动。清廷命闽浙总督紧急调兵自福建的泉州、海坛、厦门、金门等地赴台镇压,1788年事件平息,总督福康安又奏官兵得妈祖默佑,妈祖又一次得到“显神赞顺”加封。因此,清廷多次的用兵,使福建许多妈祖庙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

      三、妈祖信仰传播范围扩大至海外,缘于海上闽商集团的增多

      清代,随着福建海商的壮大,妈祖信仰更加速传播至沿海各地,而后又扩大到琉球等更多国家。徐恭生等《海上贸易与妈祖信仰的传播》一文据琉球国《历代宝案》所载的中国商船遇海难至琉球事件,其中福建商人船户几乎都携带有妈祖神像。[5]如:乾隆十四年(1749)三月初一,福建福州府闽县商人吴永盛等28人,驾乘“宁”字497号海船,去台湾贸易,十一月十五日遇风飘至琉球国山北府,“冲礁船破”,人员获救,捞起物中有“天后娘娘六位”。

      同年十一月间,福建兴化府莆田县商人船户黄明盛等30人,一只遇风,“漂至(琉球)叶壁山地方冲礁破坏,人命无虞”。捞起物中有“天后娘娘三位”。

      同年四月二十二日,福建福州府闽县商人船户蒋长兴等27人,驾船“往厦门装糖开船”,此后至上海、锦州等地贸易。十月十五日出锦州港,途中遇风,“二十二日飘至(琉球)麻姑山,冲礁打坏,货物沉空,只逃得性命上岸”,随带物件中有“天后娘娘并军将三位”。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这些遇难船只获救后经检查,在携带物件中几乎都带有妈祖神像。如乾隆三十年(1765),漳州龙溪船户蔡永盛等23人,带“天后娘娘一位”。乾隆四十四年(1779)福州闽县商人林攀荣33人,带“天后娘娘一位……”乾隆五十年(1785),漳州龙溪商人林长泰等26人,带“天后娘娘一位……”同年漳州龙溪商人金乾泰等26人,带“天后娘娘一位……”嘉庆六年(1801)泉州同安县商人三贯等23人,带“圣母神像全座”。道光四年(1824),泉州同安船户洪振利等38人,带“天上圣母神像全座”。同年泉州商人吕正等32人,带“天上圣母神像全座”。福建商船包括他省大部分商船,在船上都设有神龛,奉祀妈祖,作为海上航行的精神支柱。一些遇难船只上的妈祖神像飘到琉球、日本,成为福建商人传播妈祖信仰的一种特殊方式。

      另外,清廷派往琉球的册封使回奏在海上遇险得妈祖保佑故事,也是妈祖信仰扩大传播范围和影响因素之一。遇险得佑主要事件包括:康熙二年(1663)册封使张学礼、王垓等归舶过姑米山遇风暴;康熙二十二年(1683)册封使汪楫、林麟焻等归程遇飓风;康熙五十八年(1719)册封使海宝、徐葆光等归舟遇旋风;乾隆二十一年(1756)册封使全魁、周煌等舟泊姑米忽遇三昼夜之台风;道光十九年(1839)册封使林鸿年、高人鉴等赴琉球途中两次突遇风暴。

      四、商人普遍信仰妈祖,缘于闽商热衷于兴建会馆天后宫

      明清以降,福建崇拜妈祖的人群已不限于与海有关的商人船户,而是扩展至各个行业,同乡同业会馆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商人对妈祖信仰认同感。清代,省内外许多妈祖庙都是商人所建。如福建沙县城西薛坊天后宫为本县商人于雍正间建。光泽城西洪济坊天上圣母庙为盐商所建。泰宁炉峰山天后宫为福州商人郑国良所建。浦城城西磡头天后宫及南浦门外水南天后宫为浦城商人捐建和重建建宁北门外下坊街天后宫为本县盐巴帮捐建。[6] 又如闽东宁德蕉城天后宫,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商民所建。龙海上西湖街溪口慈济宫,为盐船及七帮盐商所建。

      外省的天后宫往往与会馆合而为一,或称会馆,或称天后宫。闽商所建天后宫极多。如广东吴川县就有多座天后宫,其中一座“在限门东炮台上,年久倾圮,相传闽商虔祷重修……云闽人出入必祷于此。”[7]又如温州西门外和大南门外的两座天后宫分别为“乾隆元年福建八县商建”和“乾隆六年兴化莆田商建”。台州临海县天后宫同样为乾隆二年福建商人所建。镇海县南薰门外天后宫则是雍正十二年闽浙商人所共同重建。其他如金华天后宫建于康熙朝,嵊县天后宫、松阳天后宫建于乾隆朝,衢县天后宫建于嘉庆朝,嘉兴天后宫建于同治朝等等。远至东北沈阳,乾隆间也已建有闽江会馆,通称天后宫。

      同乡会馆是同一地方或同一行业的工商业者自发组织的民间机构。福建商人早在明代已经在一些商业发达城市,如扬州、嘉兴等兴建同乡会馆。至清代,则更是遍地开花,有建于本省的,更多的是在外省。北京、辽宁、山东、江苏、上海、贵州等省均有福建会馆,而福建会馆的突出特色,就是供奉妈祖,许多会馆与妈祖庙实是同一建筑。

      本省会馆主要是商人所建。如涵江天后宫(新宫)为乾隆四年(1759)当地40家商号集资所建,前三殿主祀妈祖。后二殿为兴安会馆。“泉郡会馆”则由泉州辖县商人所捐建,同样内祀妈祖。崇安的汀州会馆则为客家商人所建。

      清代,莆田商人活跃,兴建的会馆数量很多,无一例外皆祀妈祖。如涵江霞徐兴安会馆、莆田黄石水南会馆、福州下杭街兴安会馆、崇安五夫里的兴安会馆、泉州涂山街兴化会馆、上海复兴东路兴安会馆、温州大南门外兴安会馆、象山盐仓前兴安会馆、嘉兴乍浦莆阳会馆、娄县谷阳门外兴安会馆、吴县姚家巷兴化会馆等等。北京的莆阳会馆在宣武区贾家胡同,为妈祖故乡莆田人的会馆,因此崇奉妈祖尤为隆重,馆内有天后神殿,清同治进士、翰林莆田人涂庆澜为会馆撰楹联甚多,如“神力云帆济沧海,帝京香火似湄洲”等至今脍炙人口。

      北京自明清以来,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经济中心,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工商业更加繁盛,工商业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或协调工商业务,或互相联络感情,以应付同行竞争,排斥异己,需要经常集会、议事、宴饮,于是就有了工商会馆之设。北京崇文门外缨子胡同的延邵会馆,就是在乾隆初年由闽北延平、邵武二府纸商建立的纸业会馆。大殿悬挂乾隆时大学士、曾任上书房师傅的福建漳浦人蔡新所题写的“海邦仰圣”匾额。其时妈祖无疑起到了凝聚乡情、发展纸业经济的积极作用。

      崇文门外长巷二条的汀州会馆北馆主院五开间正房也是天后娘娘殿。汀州会馆始建于明弘治年间,清代重修,昔日雕梁画栋风貌犹存,今为文物保护单位。 在宣武区南柳巷的建宁会馆后院原也有天后殿。

      据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一书介绍,“北京的福建籍会馆”共计26所,其中省馆1所:福建会馆;府馆11所:福州老馆、福州新馆、漳州东馆、漳州西馆、泉郡会馆、延平会馆、延邵会馆、建宁会馆、邵武会馆、汀州南馆、汀州北馆;州馆3所:龙岩会馆、永春会馆、永春新馆;县馆11所:龙溪会馆、晋江邑馆、仙溪会馆、漳浦会馆、同安会馆、安溪会馆、福清会馆、莆阳旧馆、莆阳会馆、漳州外馆、福宁会馆(议而未建)。[6]

      据陈尚胜《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一文统计山东大学图书馆所藏方志资料,清代由商帮会馆所建天后宫计191所,其中明确记载由福建商帮或闽商参与兴建的天后宫达142 所,分布于大江南北,可见清代的会馆天后宫,主要是由福建商人兴建的。[9]

      我们仅从乾隆《吴县志》卷106《艺文》中就可以读到8篇吴县福建会馆天后宫记的节录文章。如:陈万策《泉州天后宫记》、蔡世远《漳州天后宫记》、余正健《三山会馆天后宫记》、廖必琦《兴安会馆天后宫记》、谢钟龄《邵武会馆天后宫记》、黎致远《汀州会馆天后宫记》、林鸿《延建会馆天后宫记》、杨赞绪《天后宫记》等。据谢钟龄《邵武会馆天后宫记》说:“吾闽之物产,汇集于金阊南濠,若三山、温陵、霞漳,各建会馆,为乡人联聚之地……”[10]可见当时在吴县的福建同乡会馆实际数量远比记载的多。

      另外,清代还有一类福建会馆属于移民所建。据刘正刚《清代四川天后宫考述》考证:“四川天后宫本质上是清前期福建移民在四川各地修建的以凝聚乡情为纽带的移民会馆。清前期四川爆发了持续近百年之久的‘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移民运动。在这股移民大潮中,福建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金堂县各省移民占籍情况:‘楚省籍约占37%,粤省籍约占28%,闽省籍约占15%,其余各省籍共占20%。’据笔者推算,清前期福建移民四川的总量约在30万人左右。”[11]

      当时,“四川各地的移民会馆,一般多以祭祀神灵的宫、庙名之。四川各志书往往在某某宫、庙名称之下注明即是某某会馆。如南溪县‘天后宫在城南顺城街,即福建会馆’。”其中福建会馆与天后宫是同一建筑物,也有个别会馆妈祖庙称“天上宫”或“天后庙”。如光绪《井研志》卷4 载:“天后庙,在麟山下,为福建会馆,乾隆三十五年汀州府永定县张瑞龙等建。”清代,四川的这类福建移民会馆天后宫,有可靠记载的就有153所,分布于四川92个州县厅内,而实际总数应该在200所左右。在地理分布方面,除个别府县无天后宫外,天后宫分布于四川州县厅占当时四川县级行政区总数126个的70%以上。连四川境内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也有天后宫的建立。如在川滇交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会理州,在州城和所辖的迷易所、披沙等地皆有天后宫建筑,地处凉山地区西昌县的德昌镇也建有天后宫。这些所谓的福建移民,实以商工人员为多。

      五、清代妈祖信仰普及福建全省后,呈现出一定地域特色

      清代,妈祖信仰普及福建全省。民国《福建通志?坛庙志》中,除古田、平和等极少数县漏载天后宫外,共有53个县皆记载有天后宫。即:闽县、侯官、长乐、福清、连江、罗源、莆田、仙游、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龙溪、漳浦、海澄、南靖、长泰、诏安、南平、顺昌、将乐、沙县、尤溪、永安、建瓯、建阳、崇安、浦城、松溪、政和、邵武、光泽、建宁、泰宁、长汀、宁化、清流、归化、连城、上杭、武平、永定、霞浦、福鼎、福安、宁德、永春、德化、大田、龙岩、漳平、宁洋。

      当然,从区域来看,妈祖庙的分布并不均匀,沿海的庙宇明显多于山区。而沿海又以莆仙地区为最多,据不完全统计,莆田在清代有妈祖宫庙316座,仙游也有上百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莆仙地区为中心的妈祖信仰圈。它的外围是沿海地区,再外围是闽西北山区。

      而不同的区域,在妈祖的神职功能,祭典和相关民俗等方面都显示出一些不同特色。在莆仙,妈祖主要是渔民的保护神。莆谚云:“风大找妈祖”,意义相当于“临时抱佛脚”。当然,妈祖在莆仙,也还有其他一些扩展功能,如评判见证、保护孩子等功能。但在闽西山区,因为没有海,所以妈祖的神职则由海神转变“作为宗族或村落的保护神发挥着作用”。(杨彦杰《山区的妈祖:一个宗族与村落的保护神》, 北港朝天宫妈祖信仰学术研讨会论文,1996)山区“人们祈求的不是航海安全,而是希望她能扞患御灾,保境安民,消灾解厄,保佑妇女、儿童平安健康等等”。

      而闽北的妈祖信仰,商人祈求的是内河航运的安全,一般山民则祈求妈祖能够保佑山林不发生火灾,妈祖似乎由水神又变成了火神。

      福建各地的妈祖祭祀和民俗也不全相同,各有特色。如莆仙沿海的妈祖祭祀主要为海祭;莆田城关地区则有三月廿三妈祖诞辰举行出游、装阁,驻驾赤柱巷林氏祖祠的“娘妈行外家”等活动。莆田城郊还有“妈祖元宵”盛大庆祝活动。

      《金门志》卷十五《风俗记》则载金门县的岛民是“每年春季,迎天后,曰进香。多岁始举行”。这种在“岁始”举行祭祀妈祖活动的时间与其他地方不同。

      又如闽西客家的妈祖庙,祭祀主要活动为庙会。闽西妈祖宫庙普遍没有“分香”关系,各个宫庙祭祀往往各自为政,很不统一。有的地方以妈祖诞辰为庙会期,有的根据习惯自己制定日期;有的庙会一年一次,有的一年几次,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如长汀城关的妈祖庙会每年从农历二月始,一直持续至三月二十三妈祖诞辰后才结束。祭祀活动包括“出巡”、“圣诞”等阶段。宁化城关的妈祖庙庙会一年则举行两次,一次在农历六月十一日,另一次在八月十八日,活动持续至十九日凌晨,人们彻夜狂欢,热闹非凡。如今,福建省内的妈祖信仰民俗,虽有趋同倾向,但各地仍保留一些自身特色,值得进一步研究。文/刘福铸

      参考文献:

      [1] 蒋维锬.台湾妈祖信仰起源新探[J].莆田学院学报,2005,1,75.

      [2] (清)施琅.靖海纪事:上[M].台湾文献丛刊(第13种).4.

      [3] (清)林豪.澎湖厅志:卷十一[M].台湾文献丛刊(第164种).381.

      [4] 蒋维锬.“天后”、“天上圣母”称号溯源[J].莆田学院学报,2004.1

      [5] 徐恭生、翁国珍.海上贸易与妈祖信仰的传播[C]//林文豪.海内外论妈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05-312.

      [6] 张桂林,罗庆四.福建商人与妈祖[C].唐文基.福建史论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7] (清) 陈兰彬.吴川县志:卷三[M]. 清光绪十八年刻本.

      [8] 胡春焕,鹤群.北京的会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

      [9] 陈尚胜.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J]. 清史研究,1997.3 49-60.

      [10] (清)姜顺蛟,叶长扬.吴县志:卷一〇六[M].清乾隆十年刻本.

      [11] 刘正刚.清代四川天后宫考述[J].汕头大学学报,1997,5. 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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