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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妈祖故乡文化的发展

      第一章 唐宋妈祖故乡文化的发展

      海神妈祖是由历史上真实人物变化而来的神明,她原为福建兴化军莆田县湄洲岛人,生前是一位女巫,死于北宋初年,后来受到各朝代的封赐,从顺懿庙神上升为南宋的圣妃,元明的天妃,清代的天后。对于她的历史,历代许多学者都有疑问,明代学者认为:如果说“天”是上帝,‘她”就是天的配偶—“后”,“海”则是天的第二个配偶—“妃”,天妃的地位如此伟大,不可能是福建莆田的一个农村姑娘;清代学者也说,如果上帝要选民女为妻,也应当选江南一带富贵人家的女儿,不可能选福建边海区域的渔女。第三个疑问是: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水神,为什么偏是宋代福建农村的一个渔女成为天后,而不是其它更有传统历史的水神成为天后?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宋代福建社会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

      第一节 唐宋福建经济文化与社会问题

      宋代福建的经济文化已经走在全国的前例,兴化军区域则是福建经济文化发达的典型区域之一。理解这一文化背景,对理解妈祖文化的发生是有益的。

      一 唐以前福建的历史

      福建是一个位于东南海疆的省份,它的开发远远落后于中原区域,当夏商周的文明照亮东亚各国的时候,福建所在的东南区域被视为“七闽八蛮”,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要比中原区域差了一大截。汉代,福建区域出现了闽越国,但这个国家因挑战汉朝的霸权被汉武帝消灭,大多数居民被带到江南一带定居,其中善战的男子被组成“越骑”,被发配到边疆作战。闽越国的文化代表人物“越巫”则被带到汉宫,汉武帝对他们十分宠信。例如,越巫勇之向汉武帝建言:宫殿被火焚烧之后,要盖得更大些,这才能使火神气馁。于是,汉武帝扩建规模巨大的甘泉官。汉代的宫殿以木板铺地,这种习惯原来不见于北方,只怕也是越巫给汉朝的建议。汉武帝的晚年越巫利用汉武帝的信任挑起汉武帝与太子之争,长安的市民拥护太子与官军作战,数万人死于长安城的战乱,多数越巫也同归于尽。于是,闽越国的历史彻底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自汉武帝将闽越国之民带到江淮区域之后,闽中人口稀少,全闽地只设一个冶县,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经过三百年的休生养息,东汉末年,闽中设立了建安郡,管辖八、九个县。不过,这一时期管辖建安郡的东吴政权,其主要根据地在江南,为了保护江南区域井与曹魏抗衡,东吴大将贺齐在征服闽中之后,将他在闽中俘虏的男子补充军队,带到江南作战,这是闽人又一次北上江南。所以,西晋统一闽中之后,闽地人口十分稀少,闽北的建安郡及沿海的晋安郡,共有8600余户,每户约有5人,总共不过43000多人。隋朝统一闽中之际,闽地仅设四县,共有12420户。

      唐朝统一之后,朝廷为了维护南部海疆的安全,派了一部分军队驻扎闽中,其中,河东人陈政及陈元光父子在闽中平服蛮僚,建立漳州。唐代前期,江南区域人口较多,移民福建的不少。唐天宝年间,福建约有10万余户。迄至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发生,中原区域进入连续2Q0年的战乱时期,于是,中原民众成群结队地南下福建、江西等地。最为典型的是唐末光州刺史王绪率光州、寿州5000士兵驱吏民南下,他们人闽时,约有数万人。其后,王绪部下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发动政变,在闽中建立威武军政权。由于威武军是当时南方唯一由北方人建立的政权,所以,南下的北方移民大量进入闽中,福建人口在宋代初年上升到46万户。北宋福建经济文化全面上升,人口也大幅度增长,北宋末年.福建约有100多万户。其人口密度赶上了中原区域。

      二 宋代福建社会的发展

      唐宋时期,福建的经济文化也赶上了中原区域。福建以农业为基础,由于地处南方,福建农业以水稻种植为主,当时水稻的产量要高于麦子等北方作物,这使福建农民的收人要比北方农民好一些。其次,由于福建地处南方,拥有许多北方没有的水果与植物,所以,福建经济作物的收人较高。例如,产自建瓯的北苑龙团茶是北宋士大夫的最爱,北宋每一个著名作家都留下了歌咏北苑龙团茶的诗篇,这带动北苑茶在全国畅销,建茶文化蔚然可观;福建的蔗糖、荔枝、龙眼、乳柑也得到了江南城市居民的喜欢;再次,宋代福建的矿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宋代福建草莽初辟,和开发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原区域相比,资源极为丰富充裕。据《元丰九域志》等书统计,宋代福建有:

      金矿4座,占全国26.7%,排名第2;

      银矿72座,占全国37.5%,排名第1;

      铜矿44座,占全国62.0%,排名第1;

      铁矿11座,占全国13.9%,排名第2;

      铅矿31座,占全国39.7%,排名第1;

      锡矿5座,占全国8.1 %,排名第40。

      以上事例表明,宋代的福建虽然是开发较迟的地方,但经济发展却很快,在王安石等人大办官营企业的促进下,福建一跃为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在宋朝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福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首先,在科举方面,宋代“福建出秀才”成为一句流传极广的谚语,宋代福建共有7000多名进士,约占朝廷录取进士总数的五分之二,所以,宋代朝廷上下,闽籍官员很多。其中仕至宰相的高官有50多位,例如,章得象、陈升之、曾公亮、章惇、蔡确、蔡京、李纲、陈俊卿、梁克家、留正等人都对宋朝政治产生很大影响。其次,由于福建人才辈出,宋代福建的学术十分繁荣,在理学方面,北宋前期即有郑穆、陈襄、陈烈、周希孟为著名的“海滨四先生”;北宋后期,程颢、程颐的四大弟子中有杨时、游酢二位闽人,杨游二人成为理学南传的标志性人物。杨时的弟子中,罗从彦是一代名师,罗从彦的弟子李侗是朱熹的老师,杨、罗、李、朱完成了二程理学的传承,诞生于闽北的朱熹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开创的闽学是中国理学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朱熹的弟子中,蔡元定、陈淳、黄榦都是卓有贡献的闽人,南宋晚期的真德秀、熊禾等人也是闽学的优秀代表。其它领域的代表人物也很多,柳咏、张元千、刘克庄是著名的诗人、词人;严羽是著名的诗同评论家;在散文方面,蔡襄的散文“清遒粹美”。在史学领域,宋代闽人有二部众所公认的史学名著,其一是郑樵的《通志》,其二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在自然科学方面,曾公亮编《武经总要》,是宋代兵器制造、兵法集成的巨著;苏颂作《新仪象法要》,并制造水运天文仪,代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此外,宋慈的《洗冤录》是法医学史上的开山之作;杨士瀛在医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引人注日;蔡襄的《荔枝谱》、《茶录》都是科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在艺术方面,蔡襄号称宋代书法四大家之首,蔡京与蔡卞的《宜和书谱》、《宜和画谱》都是艺术史上的名著;而《乐书》及《律吕新书》等音乐方面著作的出现,则反映了闽人研究中国音乐史的划时代成就。由此可见,宋代福建文化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是非常发达的。从闽学在历史上的地位来看,也可以说,宋代的闽北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繁荣,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的一个成果。唐宋之际北方人口大量南下,是福建经济开发的基础,也是福建文化繁荣的前提。福建的名臣、名师大多是北方移民的后裔。不过,在指出唐宋福建社会迅速发展的一面,也要看到福建社会的另一面,福建在唐初还被视为蛮风瘴雨的地区,各方面都很落后。迄至宋代,经济文化发展虽快,但民间还有许多陋俗,例如食葛图赖、以蛊毒人、生子不举等等。总之,唐宋时期的福建是一个混合形的社会,不仅有发达的儒文化和商品经济,也有受传统影响很深的土著社会习惯存在。其中一些陋俗长期存在,反映了唐宋福建社会的另一面。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为什么宋代福建经济文化那么发达,但民俗中还保留那么落后的东西。

      第二节 晚唐五代莆仙文化的崛起

      妈祖的故乡莆田县与仙游县位于福建沿海,晚唐五代时期,莆田与仙游二县的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一 晚唐五代莆仙经济的开发

      莆田与仙游是福建沿海中部人口众多的二个县,它的开发始于六朝以前。不过,当时福建经济中心在闽北,迄至唐代前期,莆田、仙游县的人口不算太多。例如仙溪县设于唐中叶,其县志说:“置县之始,人烟稀疏”。又如中唐以前,游洋是“蛇踪豕迹,未隶中原文献之风”,安史之乱后,“始有大姓占据其地”。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的分水岭,安史之乱前,唐朝以其富盛闻名世界,而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成为军阀混战的地方,不堪忍受战乱的北方人口开始向长江以南迁徙,寻找栖息之地。其时,有一些人口来到莆田、仙游一带,成为当地居民。例如,吴兴在建中年间主持延寿陂的修筑,其后,“子孙聚族居西都”,成为当地人。又如何玉于唐乾符时官于莆,遂家焉。他也在当地修水利,留下了记载。据民国《莆田县志》作者的统计:莆田县在唐末以前入莆的姓氏有:徐、朱、余、翁、叶、陈、姚、曾、凌、游、欧、董、孔、李、伍、许等姓。唐末,固始移民数万人入闽,他们的领袖王潮与王审知昆仲建立政权,跟随他们人闽的家族定居于全省各地,如莆田县有:周、刘、傅、张、崔、杨等姓氏,兴化县有:董、萧、蔡等姓,都是固始移民。以后,北方继续动乱,中原人民陆续人闽不绝,例如,《莆阳康氏家谱》记载:其始祖康澄“于五代后唐明宗之朝,因石敬塘之乱,逃难人莆田霞江居焉,于是开族于莆”。

      唐末五代的移民造成当地人口的增长,如兴化县,“迨王氏自光州固始人闽,而一时仕宗宦族从而南,则大姓大都横纵矣”。民国莆田县志谓:“唐李吉甫上元和国计簿,泉州户三万五千五百十一,莆是时当四分之一耳。王氏居闽,与五代相终始,是时闽地安谧,中州避乱者皆举族南迁,莆户口繁殖当在此时”。又如仙溪县:“置县之始,人烟稀疏,五季干戈,北方避地者多居于此。”因此,后人有这样的论述:“王氏以五千人渡江,据有闽中,地始改辟,民始改聚。陵夷迄于五代……人闽之族益众。”大致来说,自此以后,莆田与仙游便成为福建人口较多的区域之一,尤其是莆田,更以人口富庶而闻名。可惜的是,我们很难找到唐代后期莆田、仙游二县的人口数,目前只能以宋代初年福建各州郡的人口作为参考。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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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表说明,当时的兴化军虽然只有只县,但其人口总量却占全省人口的7.2%,高于辖地广阔的漳州与汀州。这种状况应是在唐末五代便已形成了。

      人口的增加,使莆田、仙游一带开发加快。莆田的地理特点是拥有大片的海岸沼泽,长满蒲草,所以,在设县之前,人们称之为“莆口”。这类海岸浅滩沼泽,最适于改造为水稻田。随着北方移民的到来,大片土地被开垦,“北七里有延寿陂,溉田四百余顷,建中年置”。莆田自此成为福建沿海最富饶的区域之一,为文化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 促成晚唐五代莆仙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

      莆仙文化的崛起有二方面至关重要的因素:移民的素质与统治者重文的政策。中晚唐之后,北方移民大量进人莆田、仙游,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官宦家族。例如:

      刘韶,“固始人,随王审知入闽,官泉州别驾,卜居涵江”。

      莆田的傅姓,“其先由光州固始随王潮人闽,官泉州”。

      “方姓,周方叔之后。东汉宏避地丹阳,因居歙县,世为豪长。唐泉州刺史取述者,宏之苗裔。歙、睦最近,公之六世祖,唐季之乱,由睦州徙家泉州兴化县。曾祖讳京,仕伪唐为清源长史。”

      陈洪进的家族,“其先世临淮人,曰坷者,因官人闽,居泉州仙游。兵阻道绝,乃留不还。”

      “叶氏之先居丹阳,在唐梁之际,有官于泉州者,属兵戈起,因留官下,子孙遂为今兴化军仙游人。"

      “迨王氏自光州固始人闽,而一时仕宗宦族从而南,则大姓大都横纵矣。地因人名,人附地显,命世宗儒,冠时显吏,游洋特甲焉。”

      “莆之为郡二百年,……道其所从来,乃有故家乔木为之先,右承务郎致仕刘君彦奇,其先自麻沙徙于莆,所筑之室最近古,旧券可辨。盖自唐保大以来也。”

      这些官宦家族大都有重视儒学的传统,他们定居于莆田、仙游,大大改变了当地的文化气氛。仙游郑元弼的八个儿子“俱博读文典、坟典,文采华艳,仍工九成宫书,时人号曰‘郑家八虎’。又歌曰:‘贾彪三虎兮往代,荀爽八龙兮典载,名不朽兮人不逢,人不逢兮名空在。荣阳八虎今成群,见之避之走纷纷’。”郑家子弟之才干于此可见。翁承赞骄傲地宣称:“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我家。”“人家不须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莆田出现了福建最早的藏书楼一一徐寅家塾万卷楼。宋人评价莆田,“其邑唐季多衣冠士子侨寓,儒风振起,号小谡下焉”。又如陈谠所说:“吾莆山川清淑,风俗淳美,民生其间,率多秀异,耻事末作,一归于儒。自唐距今历纪数百,如节行扬芳,文学垂范,代不贬人。”

      大致说来,自中晚唐开始,迄于五代,北方仕宦大族中有不少人进入福建定居,其中进人莆田、仙游的家族较多。莆田位于海疆一隅,北有闽江,南有晋江、洛阳江,发生于政治中心的战乱一般不会波及到莆田。从唐代到宋代,除了唐末黄巢入闽造成一定破坏之外,莆仙一直保持着和平的局面。即使是在闽国灭亡后的动乱时期,福州、建州都卷人战乱,唯有莆仙仍然保持安定。所以,当地有句俗语:“先打南,后打北,留取清源做佛国。”因此,北方南下的官宦世家能在莆田、仙游定居下来。这些家族具有重视儒学的文化传统,来到异乡,仍然以儒学传家,从而在莆田、仙游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重视儒学成为一时风尚。在这一环境下,莆仙人才辈出,尤其以文学之士为多。在莆田境内,林藻于贞元七年(791年)及第。许谡于贞元十八年及第,陈峤于光启四年(888年)及第。唐末莆田人才尤多,黄滔于昭宗乾宁二年(895年)进士及第,徐寅比他早一年及第,乾宁三年是翁承赞;光化二年〔899年)翁承裕进士及第,天佑二年,仙游杨在尧及第,天佑三年〔906年)莆田翁袭明与仙游陈宪义进士及第,四年,陈淑及第。此外尚有一些不明年代的人,萧项,莆田人,唐末进士,在后梁末帝时任同中书平章事。

      五代时期,后梁开平二年(908年),郑希闵,陈沆及第,他们均为莆田人:龙德二年(922年)郑元弼及第,他是仙游人。自闽国王延钧于长兴三年称帝后,便不再向中原王朝贡士。此后将近20年内,没有福建人考中中央王朝的进士。

      以上总计唐五代莆仙的进士为15人。唐代福建总共只有60多名进士,其中莆田、仙游二县就占了15名,约为四分之一,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唐代是进士制度初步发展的时代,朝廷所录取的进士数量较少,每一科考试,只录取二三十名,因此,晚唐时期,福建能有60多名进士是相当了不起的。而莆田、仙游二县能有15名进十,在国内并不多见。

      四 唐末五代莆仙的文化名人

      唐五代莆仙才士辈出,其中文学之十较多,黄滔、徐寅、翁承赞、黄璞、陈致雍诸人,在其时代都是十分有名的。

      黄滔,字文江,莆田人。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进士,曾任四门博士。返闽后,长期任工审知的推官,是审知的左右手。黄滔是唐末著名的诗人及作斌高手,他的《经马嵬坡赋》、《馆娃赋》、《景阳宫赋》、《水殿赋》等都在长安风行于一时;他的诗也享有盛誉,宋代大诗人杨万里认为,黄诗中的佳句,例如“余灯依古壁,片月下沧洲”;“寺寒三伏雨,松偃数朝枝”;“谏草封山药,朝衣施衲僧”;“青山寒带雨,古木夜啼猿”等佳句,“与偓、吴融辈并游,未知何人徐行后长者也。”

      徐寅,字梦昭,莆田人,乾宁元年进士。徐寅在唐末以擅长写赋闻名,他参加进士考试时,试题为《止戈为武赋》,徐寅如有神助,一挥而就。考官礼部侍郎李择读到他的佳句:“破山加点,拟戍无人”,拍案叫绝。于是,徐寅名声大振。徐寅在长安时撰写过多篇名赋,其中《过骊山赋》、《斩蛇剑赋》、<御水沟赋》、《人生几何赋》最有代表性。其中《人生几何赋》问世后,“四方传写,长安纸价为高三日”。徐寅的诗也写得不错,与黄滔齐名。

      翁承赞,字文尧,号狎鸥翁。莆田人(一说福清人)。.乾宁只年进士。他仕途顺利,历任京兆府参军、右拾遗,唐未升任户部员外郎。改朝换代后,他在后梁朝历任谏议大夫、御史大夫等高级官职。他与王审知关系很好,唐末曾经代表朝廷出使福建,封王审知为琅琊王,后梁建立后,他再度赴闽,代表朱全忠册封王审知为闽王。不久,他辞去朝廷职务,返回家乡,辅佐王审知。后来退隐崇安新丰乡。承赞著有《宏词前后集》二十卷、《昼锦集》等。承赞的诗寓情于景,自然清新,得到许多名家的称赞。

      黄璞,字德温,原籍侯官,六世祖迁居莆田涵江,遂为莆田人。他少年时以善作诗歌闻名,各地方镇都有人传诵他的诗篇。先是,黄巢过建州时,军队传播一句民谣:“逢儒则辱,师必覆”。黄巢军队夜过黄璞家时,黄巢说,这是儒者的家,吩咐士兵灭掉火炬,以免误焚黄璞宅。黄璞于大顺二年中进士,授尚衣监主簿,转任文阁校书郎,退职返闽。他的主要作品有《闽川名士传》等。

      陈致雍为莆田人,他也在南唐任职,仕至太常博士,主持制定过多种礼仪。他有关礼制的奏疏合编为《曲台奏议》一书30卷,是为闽人最早的礼学专著。他另撰有《五礼仪鉴》、《闽王列传》、(晋安海物异名记》等。

      曹山本寂(840—901年)。曹山本寂是唐末有名的禅宗大师。他出现于莆田不是偶然的。唐末莆仙的佛教气氛很浓,“寺观相望,户口日殷。闽王延钧,崇信竺乾法,一岁度僧至二万余。莆大姓争施财产,造佛舍。为香火院,多至五百余区。”名僧玄沙师备来到莆田时,“莆田县排百戏迎接,来日,师问小塘长老:‘昨日许多喧闹,向甚么处去也’?”这里提到百戏,百戏应为福建的原始戏剧,它的作用,原是娱神,在神灵的生日,将神抬出来游行,并在空旷处演戏,取乐神灵,祈求丰收。这是古代福建极为流行的习俗。玄沙师备是唐末五代的高僧,人们用“百戏”来迎接他,应是出乎他意料之外,表明了当时民众对佛教的热情。既有浓厚的佛教气氛,且有一大批学识深厚的儒者,出现一些名僧也是很自然的。

      曹山本寂,俗姓黄,莆田人,少业儒,博闻强记,十九岁时弃家出走,入福州灵石寺学经六年,二十五岁正式剃度。不久,他赴江西求教当时的名僧洞山良价,“依止十余年”,.深受洞山赏识,被选为衣钵传人。本寂出道后,在吉水曹山开山说法,于是,佛教界称他为“曹山本寂”。唐末烽火四起,他移居宜黄荷玉观,“由是法席大兴,学者云萃,洞山之宗,至师为盛”。.后人将他与洞山良价相提并论,合称为曹洞宗。曹洞宗的理论主要出自曹山本寂的著作:《洞山五位诀》、《曹山语录》,这些著作在后世很有影响。

      由此可见,唐末五代,莆田有许多全国有名的文学家、僧人、礼学研究专家,这在唐末五代并不多见。

      第三节 宋代莆仙经济文化的兴盛

      宋代兴化军的成立是莆田、仙游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宋代该地产生了一批全国性的著名人物,莆仙文化因而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

      一 兴化军成立与莆仙经济的发展

      五代末年,仙游人陈洪进以清源节度使割据闽南漳泉二州,莆田、仙游二县也在陈洪进的管辖之下。迄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在宋朝的压力下,陈洪进被迫将泉漳二州献给宋朝,与此同时,吴越国也向宋朝献土,于是,宋朝统一了南方。

      在宋朝统一南方之初,南方形势动荡不安。陈洪进直辖的军队被宋朝解散,游兵散勇到处骚扰,最后形成大规模的叛乱,其头目是莆田县游洋镇的林居裔。宋军平定叛乱之后,在游洋镇设立兴化军,下辖莆田、仙游、兴化三县,而兴化县衙门所在地即是游洋镇。

      尽管兴化军的建立只是因为平叛,但莆田、仙游等县在经济上的发展,使宋朝感到在这里设一个州郡级的机构是有必要的。其后,叛乱的威胁烟消云散,兴化军被迁到莆田县。宋代兴化军的人口增长很快,宋代统一福建的太平兴国年间,兴化军的人口为33707户,迄至北宋后期,《元丰九域志》记载兴化军的人口为55237户,《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末年兴化军人口为63157户。迨至南宋初年,兴化军人口为:64887户,148647口。又据南宋李俊甫的《莆阳纪事》一书,南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年),兴化军人口为主户44376户、107887口,客户为27987户、70897口,共为主客户72363户、178784口。和北宋末崇宁年间相比,兴化军人口增长了14.6% ,即9206户;和宋初相比增长了114.7% ,即38658户。其后,兴化军人口还在增长,据《仙溪志》的记载,仙游县在绍熙只年(1192年)共有主客户27987户,62464口;宋末宝佑年间(1253-1258年),该县有40800户,72637口,户数增加了46%,人口增加了16%。以宋代的人口标准,一个县能有7万多人口相当不错。可惜宋末兴化军人口数未保留下来。

      宋代福建的官员为了加快发展,很注意兴修水利。莆田木兰溪下游有一块被称为“壶公洋”的平原,有田地数万顷,但是,由于缺乏灌溉,粮食产量不高。北宋熙宁年间,当地完成规模巨大的木兰陂工程,“由此屡稔,一岁再收,向之窭人皆为高费温户”。可见,木兰陂的修成,使莆田民众走向富裕。

      宋代兴化军的特产经济也很发达。例如制糖业,“甘蔗,土人捣以为糖,枫亭者为最”。《仙溪志》又载:“沙糖,捣蔗为之,太平港借此贩易。”“仙游县田耗于蔗糖,岁运人浙淮者,不知其几万亿。蔗之妨田固矣。”可见,当时兴化军是我国重要糖产区。

      兴化军是福建生产荔枝的沿海四州郡之一。蔡襄的《荔枝谱》说:“闽中惟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兴化最为奇特,泉漳时亦知名。”兴化军的荔枝畅销于各地,“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若后丰寡,商人知之。不计美恶,悉为红盐者。水浮陆转,以人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求、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

      莆田、仙游种糯米制酒的人也多,仙游县,“县三面皆山,而濒海之地仅东南一隅,生齿日繁,田畴有限,中产借曲麦以营生,细民莳蔗林以规利”。

      宋代兴化军的手工业也很发达。棉纺织业在兴化军很普及,如莆田县,“家家余岁计,吉贝与蒸纱”。《仙溪志》记载当地生产竹纸,“灰蛎而柔竹,则蒸其屑以纸”。“竹纸出东西里,商人贩卖于莆、泉。纸出香山里,朱山及慈孝里洪仓。”据《八闽通志》第17~19卷的桥梁志统计,宋代兴化军3县共修桥梁80座,平均每县近27座桥。据记载,仅洪忠一人,即在“庆历初以家赀造枫亭、沙溪等桥凡七所”。当地民众建桥之热情可想而见。

      经济发展,交通便利,使兴化军的城镇开始繁荣。仙游县的枫亭市位于螺江入海口,境内有太平港,是仙游县的水陆交通要道。当地有两项物产十分著名,一是荔枝,一是沙糖,“人家并海。土产砂糖。商舟博贩,率于是解缆焉。”县城的繁荣更胜于市镇,莆田县为兴化府驻地,“通海道,舟车所会,民物繁伙,比屋业儒,号衣冠盛处”。

      二 宋代莆田经济的问题

      人口增长与商品经济繁荣,也给兴化军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多种经营使当地种粮田减少,方大琮说:“今兴化县田,耗于秫糯,岁肩入城者,不知其几千万;仙游县田,耗于蔗糖,岁运入浙淮者,不知其几万亿,蔗之妨田固矣!”,由于大量农田被改种经济作物,南宋时期莆田与仙游都成了缺粮区,“虽丰年无半岁粮,全仰广舟”。其时,兴化军遇到灾荒,多从广东购粮,一位姓刘的官员还乡时,“莆亦大旱,手为救荒十余事,率乡人行之。招潮惠米商……四集城下,郡以不饥。”这说明兴化军的粮食主要来自广东潮州、惠州。倘若没有南风,广舟无法到福建沿海,许多地方会出现饥荒。如兴化军的莆田,“莆之水市,朔风弥旬,南舟不至,神为反风,人免艰食”。来自广东的粮食有多少,也会影响福建市场上的粮食供应,例如,官府在兴化军建立平粜仓后,民众高兴地说:“异时富家南肛,送操谷价低昂之柄,以制吾侪之命。今公为民积谷五千解斛,富家之仁者劝,鄙者愧,南舡亦不得而擅垄断之利矣。”其实,兴化纵设常平仓,也不能解决粮食自给问题。但从这里不难看出福建沿海对广东粮食的依赖是很深的。

      兴化军在南宋时期的粮食问题,说明当地有限的农田已经无法养活所有的人口,因而,许多人到外地谋生。林光朝说:“莆之为郡二百年,虽以州名,其实一大县也。原畛如绳,廛里如栉,十室五六,无田可耕。”在这种背景下,兴化人往往外出谋生,“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惟闽为多。闽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所在阛阓有闽之技艺。其散而在四方者,固日加多,其聚而在闽者,,率未尝加少也。夫人少,则求进易,入多,则求进难。少而易,循常禄,可以自奋。多而难,非有大过人之功,莫获进矣。故凡天下之言士言道释言技艺者多,惟闽人为巧。何则?多且难使然也。多之中不竞易而竞难,难之中不竞拙而竞巧,不巧求而获者有矣,未有巧求而不获者也。故闽人之凡为技艺者,多擅权门通肆以游,凡为道释者,擅名山大地以居。凡为士者,多擅殊举异科以进。”大致说来,莆仙人在宋代就以离乡谋生出名,这是宋代妈祖信仰传播到外地的重要原因。

      三 宋代莆田学校与科举的发展

      按照宋朝的制度,每个州郡都可以设立学校,培养儒生。但在宋代初年,一些新成立的州郡因官方经费困难,一时未能设立学校。以兴化军来说,自从兴化军设立之后,20余年未有学宫。这给当地士子参加科举,造成了很大的不方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莆田的一个名为方仪的布衣,于宋真宗咸平年间,跋山涉水,间关万里,来到汴京,“伏阙上书,乞建军学”。这极大地震动了朝野上下。当时的福建还被中原人视为“南蛮”之地,而这片“南蛮”之地居然会有人上书要求建立儒教的军学!于是,朝廷顺应民意,下令在莆田建立军学。方仪“倾家赀以助,族人从之者翕然,”“郡人翕然输钱三十万”。加上朝廷的资助,兴化终于有了一所军学。其后,兴化军学不断扩建,张友在莆田“出金钱二十万赡学费。割寺租三百余斛充学廪樽节,得钱二千缗,以修十三斋。师生肖像祀之学宫。”“莆邦文学号邹鲁,学宫壮伟甲诸郡”。仙游的学校是办得很成功的,“兴化军属县三,仙游才为中县。然乡闾右学,后生不儒衣冠,不得与良子弟齿。岁时即先生旧德,以指授经术。其为词章,相与讲导,锻成一律。进取科第,若逢蒙之射而陶朱之贾。其失中而莫售者鲜矣。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仙游县之所以出现许多进士,与县学办得好有关。

      兴化军的科举事业十分有名。“莆之为郡二百年,虽以州名,其实一大县也。……故老所传,唯以一艺诲其子,如豳人之稼、燕人之击剑、越之操舟、邯郸之市门也。”可见,当地因人多地少,民众没有出路,多以科举为业。南宋初期,兴化军每次州试,约有6000人参加。郡庠无法容纳,每在广化寺举行。淳熙年间,兴化军扩建贡院,一次可容纳万人参试。兴化考中进士的人也多,“莆阳登皇朝进士第者,自兴国八年王世则榜李欣始,至嘉定七年袁甫榜正科,已八百余人,特科已五百余人,新第者率题名于郡桂籍堂。”又有人说:“宋共三百年间,举进士者九百七十余人,预诸科特奏名者六百四十余人。其间冠天下者五人,登宰辅者六人,有文武并魁者,有魁亚联擢者,其盛极矣。”据黄仲昭的《八闽通志》记载,北宋兴化军进士为493名,南宋为538名,共计1031名。兴化军的状元数量也多,宋代有人说:兴化军“皇朝以进士魁天下者,熙宁九年徐铎,绍兴八年黄公度”。南宋后期尚有端平二年(1235年)的吴叔告和咸淳四年的陈文龙。兴化的榜眼则有六人,“国朝以来亚魁六人,嘉佑六年王俊明榜陈睦;绍圣四年何昌言榜方天;若崇宁二年霍端友榜蔡佃;政和二年莫俦榜李宗师;绍兴八年黄公度榜陈俊卿;乾道八年黄定榜黄艾。”蔡襄说:“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矧莆水之衣冠,实闽南之邹鲁。”黄公度论兴化军:“东南多文士,西北饶武夫,风声气俗从古则然。闽于江右文风尤盛,莆于七闽又其最盛处也。士非以科第进者,同时辈往往嗤之。”由于当地科举鼎盛,兴化籍的官员也多,“仙溪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簪缨鼎盛,甲于他邑。自昔有‘一门两公相,五里三待制’之谣。”“山川人物,独甲他郡”。“比屋业儒,号衣冠盛处。至今公卿相望。”“冠大廷、位台、射策中眉,参机政,前后相望。”

      四 宋代兴化军的名士

      宋代兴化军的名人首推蔡襄。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仙游人,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蔡襄是北宋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欧阳修称赞蔡襄的诗文“清遒粹美”。00蔡襄还是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之一。苏轼说:“欧阳文忠论书云:‘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言君漠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蔡襄在生前,其书法已经得到名家的珍惜,宰相曾公亮曾“以钱十万为匾,求蔡公书灵应观音院”。他的行书还创造了“飞白”这一形式,对书法的发展是一大贡献。

      蔡襄撰有《荔枝谱》一书,该书成于嘉佑四年(1059年),系统而全面地总结和论述前人及蔡襄时代人们研究荔枝的成果。书中论述福建荔枝的品种、产地及栽培、加工、贮藏方法等,是福建荔枝研究的创始之作,也是世界第一部荔枝学专著。蔡襄还著有《茶录》一书,主要研究“建茶”种植、制作技术,和相关茶器的使用。这些都是我国农业科技史上的名著。

      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号夹漈,莆田人。生平著作宏富,共有84种,代表作为《通志》。该书有有200卷、500多万字。此书最大的价值在于编纂了二十略,它突破了传统史书以人物传记为主的编纂方式,而将史学的内容扩及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谧号、器、服、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等方面,从而大大丰富了史学的内容。该书的编成,是继《通典》之后的一部巨著,对后代同类书的编纂,起了示范作用。

      刘克庄(1187-1269年),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人,仕至龙图阁学士。南宋后期的部分诗人浪迹江湖,主张做诗穷而后工,从而形成了江湖诗派。刘克庄是江湖诗人中的骨干之一。他的好诗能在苦吟之中体现自然简淡的风格,受到一致好评。刘克庄也是南宋豪放派词人之一,一些佳作气势不亚于辛弃疾等人。

      宋代莆田、仙游籍的政治家也不少,除了北宋的蔡襄、蔡京等人,南宋还有叶颙、陈俊卿、龚茂良等。

      “叶颙,字子昂。仙游人。宾之曾孙。绍兴二年登第,历知常州。高宗幸建康,召对舟次,颙言:‘恢复莫先于将相,故相张浚久滴无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累迁吏部侍郎,尝编七司条例为一书。乾道初除参知政事,明年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平章事兼枢密使,首荐汪应辰、王十朋、刘珙、陈 良翰、周操、陈之茂、王佐、王秬、芮晔、林光朝等可备执政、侍从、台谏、给舍之选。又言龙大渊曾觌窃弄威福。凡进贤退不肖,惟知任怨,不市私恩。会冬至郊雷,颙引汉故事请罢,以左正奉大夫奉祠。讣闻,特除观文殿学士致仕,卒谧‘正简’。为人简易清介,与物若无忤,至处大事毅然不可夺。自初仕至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旧云。”

      “陈俊卿,字应求,莆田人。中进士第二人,历殿中侍御史。劾奏韩仲通、刘宝、汤思退、杨存中罢之,乞召用张浚,斩内侍张去为,请减大礼浮费及冗官妄费。……乾道四年拜相,专以惜名器抑侥幸为事。又极论近习弄权纳贿卖将帅之弊云。允文建议朝陵寝,俊卿以大事须万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可迎合以误国事。求去,除观文殿大学士,判福州。既而允文遣使终不得要领,曾觌亦召还。俊卿后起判建康府,过阙人对,从容言曾觌、王抃招权纳贿,士大夫公然趋赴,恐坏纪纲,废法度,败风俗,累圣德,孝宗嘉纳之。以少师魏国公致仕,卒谥正献。俊卿立志一以先哲为法,朱熹称其始终全德,无可指谪云。”元军灭宋人闽时,陈俊卿的子孙陈瓒、陈文龙等起兵抗元,兵败身死,是与文天祥并列的典范人物。其中,陈文龙在宋末仕至参知政事。

      其它任副相的人还不少,龚茂良,字实之,莆田人。绍兴中进士。淳熙年间,“以首参行相事逾再岁”。在任时曾经推荐过朱熹。郑侨,字惠叔,郑樵之侄,“庆元初,参知政事,进知枢密院事。”陈卓,字立道,莆田人,“端平初,金书枢密院事”。至于担任中高级官员的兴化人就更多了。例如莆田县的乌石山一带流行民谣:“乌石山前,官职绵绵”。《莆阳比事》的作者对此解释:

      “山在郡城东北一二里。自唐距今,居山之前登科第者无虚岁,由是朱紫蝉联不绝。其著姓则有阙下林,唐贞元孝子攒之后,福帅枅之族;前棣林,唐武卫逢之后,朝奉岳之族;北门林,金紫悦之后,郎中冲之、通判霆之族;北门瓦巷林,今侍郎炎之祖居,后寓姑苏;坊尾林,司业伯显之后;澄坑林,九牧藻之后,侍讲瑀之族;汤埔林,九牧著秘承徽之后;乌石林,知县世基之后,自连江移居;东院陈、上院陈、西院陈,并唐司直嶰之后,宝学居仁之族,与延寿陈同出;乌石谷目陈,告院师立之后;北门铺上陈,通判腾之后;岩前陈,待制迪之后;龙井头陈,通判荷之后、殿撰觉民族;古濑叶,都官宾之后,丞相正简公之族;兴化何岩叶、学前叶,朝散胄之后,通判居申之族;义门乌石刘,省元夙朔后,吏部侍郎弥正,正字起,晦之族;北门刘,朝奉觉大中洵直之后,今给事留守榘之族;后塘方、汤峬方、乌石方、荔宅方、前坊方,并礼部仁载、员外仁逸之后,谏议慎言郎中慎从,岳阳守扩,元祐党适之后;观后方,正字仁逸、著作仁瑞之后;后垅方,少监仁岳之后,少卿廷实之族;方仓方,司直仁逊之后、提举临之族,以上并长官廷范子元房之后,多寓居江浙;义门上坊方,侍制偕朝奉郎符之后;龙井方、坑边方,评事杰之后,南恩守渐之族。本叱石方,有寓居于浙者;北门上郭方,中奉次彭之后,少卿铨之族,本大松凤冲方;岩前方,中奉之后;尉衙东方,司直析之后,本方山方。以上并五代长史叔达之后;后埭宋、前埭宋、乌石宋、新店宋,并唐员外骈之后,待制斐提举藻之族忠义,族后寓昆山;后埭李、荔宅李、义门上坊李、钱坑李,并唐蔡王尉之后,谏议欣九江守昭远之族;北门濠边李,郎中德昭之后,知县德辉之族;北门铺上李,唐江王元祥之后,自东汇移居;东里黄、上东黄,并唐御史黄滔之后,状元公度、郡倅泳之族;乌石黄,知县颖之后,承议公坦之族;后塘黄,太学博士宣之族;前埭郑,虞部茜之后,今参议柬之族;后埭郑、乌石郑,并朝奉郎伯玉之后,邵武守事道特魁侧之族,多寓于荆州;少府衙前郑,枢相侨自龟岭移居;书林郑,编修樵之后,自溪西移居;朱仓王、汤塘王、汤峬王、东里王,并莆田令保隆之后,给事晞亮之族,寓荆襄姑苏者,中舍献可、著作洞之裔;沟头王,与上同出;坑头王,吏部悦之后;书林王,常德守进之后;北门上阁郭,朝请大夫彦成之后;义门欧阳,詹之后,教授清卿之族;后埭翁,唐补网干度之后,殿损、寺丞鉴之族,有分居汤升、书林者;东黄薛,左史元鼎之后,自凤转移居;东黄张,梅守熊之后,自腾高口移居;乌石萧,郎中伦之故居,其子孙寓潮州;汤峬卢,太师熙载,今节度使雍少卿宪之旧居,皆其地也。”

      以上这些大族多居于莆田乌石山周围。“合乌山而言,亦可谓朱紫半矣。凡言某之族者,官虽多,只举其一二,或名族之后,散居于他者,不尽录。”乌石山之外,兴化军各地还有许多名族,载于李俊甫《莆阳比事》一书中,这里就不再一一罗列了。由此可见,宋代兴化军拥有许多世家大族。其文化水平在国内罕见。

      以上对唐宋时期莆仙经济文化发展的论述,可使我们认识到以下几点:

      其一,唐宋时期莆仙的经济比较发达,木兰陂的建成,保证了莆田基本的粮食供应。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荔枝、桂圆、红糖、子鱼等特产畅销各地,因而,宋代的莆田、仙游二县经济相当繁荣。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使当地航运业发达,宋代的兴化军拥有许多海船,在中国航海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妈祖之神传播的重要原因。

      其二,莆仙地区的儒文化十分发达,许多家族人才辈出,有些人在朝廷做大官,具有较大影响。妈祖信仰在南宋中叶以后多次受封,其实与朝廷中莆仙人较多有关。实际上,由于他们在朝廷中的特殊地位,抬高了妈祖信仰的文化地位,这是外地人接受妈祖信仰的重要基础。

      其三,南宋末年,莆仙已是国内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过剩人口不得不流向外地寻找出路。莆田商人因土特产买卖走遍全国许多地方,也有许多莆田人在外地从事各种产业,更有不少莆籍官员在外地做官,他们是在外地传播妈祖信仰的主要信众。  来源:《妈祖信仰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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