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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籍专家龚旗煌新当选中科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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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二:龚旗煌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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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就读于仙游一中,15岁考入北大,为最年轻的莆籍院士

      我市引进的蹇锡高当选工程院院士

      记者昨日获悉,在12月19日公布的我国新一轮两院院士增选名单中,莆籍专家龚旗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市新世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引进的蹇锡高教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我市人才工作的大喜事。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强第一时间给两位院士通电话祝贺,并希望两位院士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莆田经济社会建设,为莆田人才工作献策献力。

      现年48岁的龚旗煌曾就读于仙游一中,15岁入北大,19岁考上硕博连读,27岁为副教授,31岁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曾在英国和日本留学和工作。龚旗煌现为北京大学长江特聘教授、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大现代光学研究所所长。同时他还任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和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负责人等。龚旗煌在国内率先开辟介观光学及超快光物理研究领域,发表论文300多篇,其成果推动了富勒烯光子学材料的研究,对光电子学和光子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大连理工大学的蹇锡高教授长期从事高分子材料合成、改性及其加工应用新技术研究。在高性能工程塑料、高性能树脂基复合材料、耐高温特种绝缘材料、涂料、耐高温高效功能膜等领域做出了重大创造性成就和贡献。2010年被引进我市,与福建新世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生产覆铜板及电子绝缘材料,2012年入选福建省第二批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

      据市委人才办统计,截至目前,我市共有莆籍两院院士16位,其中健在的12位,龚旗煌最年轻。(林俊禹 郑志忠)

     

      龚旗煌:我的根在中国

      

      “我是中国人,去国外、去英国、日本,老板确实愿意留,也愿意提供很高的薪水,但在那里做事是在帮别人做,在帮别的国家做,缺少一个根,没有根的感觉。”龚旗煌如是说。

      于是,如歌的岁月,如诗的青春,游走着追寻的步履,不变的是执着的眼眸,因为,希望总在梦想升起的地方。

         翻看着龚旗煌的个人履历,惊异于这位青年科学家的丰硕成果,这更促使我去深入地了解他的过往的岁月、追寻的步履。在事先约定的时间来到物理楼,我一边安抚着自己忐忑不安的心情、反复地斟酌想好的问题,一边沿着狭长的楼道找寻着他的办公室,寻觅着那个默念了多遍的房间:279。恰在此时,迎头碰上了正要向办公室走去的龚旗煌,笑容平易而真诚:“你就是那个来采访的学生吧?”也许就是他洋溢着笑容的眼神与平和的话语使我周身紧张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走进他的办公室,虽然不像常人想象中那样的宽敞与现代化,但整个布局井井有条。龚旗煌从容地坐在转椅上,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斜射进来,一切都显得那么亲切、那么自然。我细细地打量着他,简单的穿着、自信的神采、睿智的眼神,周身显示着一种儒雅的风范。回想起往事,龚旗煌就像是一位兄长在侃侃而谈,他爽朗的笑声飞扬在这间不很宽敞的办公室里,散布着愉快和谐的气息……

      初步燕园

      “我们那个时代很不错,当时学习气氛好,没有现在的市场经济的冲击。在那个气氛中学习很快乐。”

      龚旗煌原籍福建省莆田市,后到仙游念书。自古以来福建一直出文人,可谓是人杰地灵。“家庭对我的影响蛮大的。我们那里人多地少,家里再苦也要让孩子学习,我在城镇还好一点,农村也是这样。整个风气非常好,学习的风气非常浓,一直出高考状元。”谈起家庭的影响来,龚旗煌言语中流露着难以自已的深情。“我中学物理学得最好,数理化都还不错。那时又有杨振宁、李政道的影响,七八年以来,他们常常回到中国来,举行了很多演说。大家都很崇拜物理学,所以我高考时报了物理学。现在还是觉得物理学是最好的,如果重报,还是要报物理学。”

      1979年,他从仙游一中毕业,并以莆田地区理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上北大物理系,其中物理成绩得了100分。当时的他年仅15岁。可以想见,蟾宫折桂后的少年,步入北大校门时的情景,当是些许激动、些许自信以及些许从容吧。北大这片精神的沃土上,催生着求知的渴望、智慧的花朵,哺育着科学的精神、执着的探索。哲远、空灵的未名湖畔,新生的鹅黄嫩绿在北大高树上迎风招展,渐渐成长。

      “我们那个时代很不错,当时学习气氛好,没有现在的市场经济的冲击。在那个气氛中学习很快乐。来到我们这个年级的人都是考得最好的。二十几个各省状元全在我们系。”没有现在大学生的丰富的课余生活,没有优越的物质条件,以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们生活得过于单调,过于乏味,但也许正是当时的特殊历史情况,使他和他的同龄人能够心无旁骛,真正地泛舟学海、醉卧书山。在酣然垂钓之后,方可以从容游刃、厚积而薄发。“当时很少有业余生活,娱乐的内容就是看看电影、听听歌。现在学生的生活太丰富了,我的本科生有很多都受到计算机的冲击。”坐在转椅上,龚旗煌神情悠远,仿佛回到了青春的过往,追忆着当时的求学生涯。少年龚旗煌在北大校园里比较喜欢打球,羽毛球、排球什么的,只要是球类运动他都很喜欢。当然,业余生活他也经常看小说。当时每个学生只有五个借书证,也就是只能借五本书,而文艺类书籍只能借一本。龚旗煌同宿舍的几个人年龄都比较小,大家都到图书馆去借小说,回来一起看,这种休闲方式当然是占用了他们不少时间。“当时看小说,武打的最来劲。金庸的书可能是到研究生期间看的。我当时也很爱看破案的小说,像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我特别爱看。”谈起小说来,他神采飞扬,仿佛又回到了当时的年少时光:“当时玩得比较多,因为年纪太小了。如果像现在的学生那样,有那么多可以娱乐的方式,可能就要学坏了。不过,上研究生以后还是很刻苦的。”他开心地笑了。

      毫无疑问,龚旗煌是个很会休闲娱乐的学生,但同时他在学习上也毫不含糊。仅从现在他发表的英文论文就可以想见他的英文功底。1979年入学的学生,初中高中只上四年。高考是不考英语的,英文仅作为参考分。当时龚旗煌在高中只学一些ABC之类的简单的英文字母。与现在的学生相比,当时他们的英文基础是很薄弱的。真正遨游于英语的海洋,还要从上大学算起。“现在学生英语水平都很高。当时没有这么优越的条件,谁要是有一个砖头大的录音机就很好了。”就是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他毫不气馁,努力地学习着这门工具语言。特别是准备考研期间,由于物理系招收研究生时,英语是必考的科目,龚旗煌大半年时间都在学习这门语言,做了很多题,与现在学生考托福的劲头相比,毫不逊色。他的外语基础在这段时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他在学习专业课上也很认真。“四年级做毕业论文时,我把研究课题相关的文献都看了。当时查文献不像现在有计算机。要先看大部头的论文索引,看完后再去翻杂志。而且当时复印机很少,必须得把杂志从图书馆抱出来看。我看了与课题相关的十年的文献资料。做本科生论文时三个月看了一百多篇英文论文,英文水平也提高了不少。”“当时应该算好学生,成绩不错,但并不是最好的。总是能考优,但都是九十分左右的优,不会考到九十九分的优。总的来说不刻苦。”

      1983年,龚旗煌告别了简单但并不枯燥的大学生活,在新的人生岔道口上思索自己将来的路途,抉择着以后进取的方向。当时物理系规定,本科生只要通过一项关于联合培养方面的综合考试(CUSPEA)便可出国留学。这对当时专业成绩、英语成绩都名列前茅的龚旗煌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当时他所在的班上就有五分之一同学要出国,可以说这在当时也是一种趋势。但龚旗煌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人云亦云,人行亦行,他有着对自己未来的冷静的思考,最终做出了留在北大考研的决定。“我一直觉得是北大让我学会成长。在这里,我开始认真地考虑一些问题,思考一些东西。因为在北大,人完全属于自己,个人思想、个人意见和个人能力的发挥显得极为切实:你只能靠自己,不可以随波逐流。当时我19岁,还不敢想象离开这个精神家园我会怎么样。”他当时抱定了一种爱因斯坦式的梦想:留在北大。北大物理系人才济济,老师更是兢兢业业,有着深厚的科研基础和研究气氛,对于寻梦的青年学子而言,正是如鱼得水,如沐春风。也许他的抉择只是年轻时饱含激情所投注的砝码,但正是这种选择对他今后的科研事业以及人生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或许,人生真的是一个充满着连续选择的过程,就像我们所说的“蝴蝶效应”那样,最初的抉择往往对以后的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人的抉择过程本身就是有着路径相关性的。一念之差,就可能衍生出不同的发展道路。

      孜孜我师,薪火相传

      “我的老师非常严谨,现在退休了。他是个非常普通的人,但确实代表了北大的老一代人。”

      毋庸置疑,龚旗煌的成长过程以及现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自身的能力和执着的奋斗。但北大以其丰富而深厚的科研沃土,潜移默化地滋养着这位学子。正如生机勃勃的绿叶,迎风尽情挥舞信子,终不忘支撑养育自己的葱葱高树。只因树的高大,才使自己意气风发,放眼看天下。

      当问及龚旗煌,在北大学习期间,什么对其今天的发展和成就影响至深,他稍加思索说道:严谨、创新。北大悠远的历史、绵延的学术传统,宛如汩汩不息的溪水,流淌至今,渗入每个学子的心田。师长孜孜不倦、严谨求实的身影与湖光塔影一起成就了北大之大,点燃了不息的薪火,代代承传。龚旗煌对此受益颇多。

      在北大攻读研究生时,他的导师是杨葭荪先生。他充满感激与敬佩地说道:“我的老师非常严谨,现在退休了。他是个非常普通的人,但确实代表了北大的老一代人。”杨先生治学极为严谨。在学术上倾注了满腔的热情,讲课时思路紧凑清晰,板书也是一丝不苟。甚至对板书的结构也要求尽善尽美,哪一部分要写什么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关于杨先生,龚旗煌回忆了一件令他终身难忘、也令他终身受益的事。读研究生的时候,杨先生指导他的第一篇发往国外的论文,不但一遍又一遍地核对论文的数据,而且还反反复复地修改论文的措词。杨先生把这篇论文前后改了十余次。当时还没有电话,有一天晚上快十点多了,先生竟然匆匆忙忙地从畅春园跑到他宿舍来,告诉他有一个词语翻译得不是很得体,改成另一种译法会比较准确。这里或许没有激动人心的言词,或许没有惊人的业绩,有的只是一位普通的教师对学生的关怀、对学生的精心指导,但正是这些细微的平凡的举动,才能深深驻留在学生的心间,久久徘徊在学子的灵魂最深处,在岁月的历炼中,影响着学生日后的言行。现在龚旗煌继承了师风,不仅自己严谨地从事科学研究,对自己的学生的论文,也像杨先生一样,耐心评阅、认真指导,直至满意为止。

      另一方面,北大的严谨又不是要求学生因循守旧,沿着老师的脚印迈进。北大浑厚的人文气息、开放包容的学风,鼓励着创新,激励着所有有志于向着科学之巅迈进的行者,找寻新的路途,开拓新的天地。

      在老师的鼓励下,从上研究生开始,龚旗煌就开始在实验室里独当一面,成为重要的新生力量。深受导师的精心指导,他置身于浩如烟海的数据库、资料库中,不断地摸索着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地实验、不断地改进。虽然前行的过程中不免有失败、不免有挫折,只要有爬起来的勇气,终能见到灿烂的朝阳。就是这种繁琐的一遍又一遍的实验,体现着北大人的创新精神,为他今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正如冰心所言: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慕于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遍洒了牺牲的血雨。今天的我们,往往只注意到龚旗煌惊人的成就、令人钦慕的才华,很少有人提及他在前行过程中所经历的失败和挫折,很少人去关注他起步时的艰难历程。我们往往关注的是结果,而不提及过程,从而无法真正领会勇者的勇气与魅力。在做博士后研究时,一位老师对他说:“你应当学会独立做课题,老跟在别人后面跑的人永远成不了真正的科学家。”这句普普通通的话使龚旗煌认识到首创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于是,初生牛犊不畏虎,他把研究的重点转到当时国内还没有展开研究的有机非线性光学新材料上来。这种新材料是跨学科的,同化学、生物联系极为密切,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有的仅仅是两三万块钱的博士后经费,没有什么设备,只能是边干边学,其困难可想而知。

      从未名湖畔的先生那里,龚旗煌传承并发扬着这种严谨的学风和勇于创新的精神,积极开拓着自己的研究领域。他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涉及超快及超强光过程及其应用研究、光折变材料及其应用研究、新型非线性光学材料及其光子学研究、新型非线性光学效应研究等多个方面。他首先在国际上独立开展三维结构π电子共轭碳簇分子--足球烯C60、C70和纳米碳管系列三阶非线性光学性质,开辟了光功能材料研究的新领域;通过对气态足球烯分子吸收光谱的研究,首次精确测定了C60和C70分子的紫外波段吸收峰及吸收截面,并利用光吸收随温度的变化结果获得了足球烯分子的破坏温度和热力学熵等参数。有关论文受到国际同行的大量引用并被日本“东京化成”公司作为产品性能标准列在其产品目录中,为日本碳60化学专集所介绍。在有机非线性光学材料的研究中,他提出并验证了通过合成有机电荷转移复合体体系提高分子三阶非线性光学响应的新方法,引起国际同行的重视,论文也被多次引用;在聚合物光折变材料研究中,取得了报导当时响应速度最快的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并首次发现电致收缩效应对光折变效应的影响;在非线性光学新效应的研究中,提出的吸收光谱中碰撞感生相干性现象被国际上称为“第三类汉勒效应”。

      现在回想起来,龚旗煌感触颇深,“北大的大多数老师都很严谨,不懂的东西不会去胡说。”他将这种严谨和创新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地在科研的高峰上铭刻上自己的信念,也从更深层次上诠释着北大的精神内涵。

      根在中国

      “我是中国人,去国外、去英国、日本,老板确实愿意留,也愿意提供很高的薪水,但在那里做事是在帮别人做,在帮别的国家做,缺少一个根,没有根的感觉。”

      在对龚旗煌采访的过程中,感触最深的就是他那浓重的“中国情节”。在他眼里,中国就是自己的根,自己只有在国内才有一种归属感、才能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在他的人生旅途上,有过很多次的出国机会,但他始终把中国作为自己事业和人生的基点,作为自己心灵的皈依。前面已经提到过,1983年本科毕业时,他要出国可以说不费什么力气,但他却选择了努力学习,考取北大的研究生。1988年,龚旗煌作为中英联合培养的博士到英国曼彻斯特学习。八十年代的英国,科学研究和生活条件毫无疑问要比中国强得多,好多人也因此留在了英国。但是龚旗煌不为所动、坚定不移地回到了生他养他的中国大地,返回了培养他多年的燕园沃土。回想起这次经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他的理念是,人活着是要有良心的,北大培养了他,并且为他提供了出国的机会,既然北大需要他回来,他自然就义不容辞。而且,只有燕园才能使他产生一种安定的感觉。“我博士生毕业的时候,拿的是北大的学位,所以一开会我就说自己是半土半洋。”

      1994年,龚旗煌东渡扶桑,受聘为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前沿科学研究员。他杰出的科研素质以及严谨创新的精神,使日本老板对其刮目相看,热切要求他留在日本。为了挽留这位青年才俊,老板愿意提供很高的薪水以及优越的待遇。1995年,北大校领导到日本访问,特意带给他一份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申请表。龚旗煌又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一方面是炙手可热的日本研究所的丰厚的薪水、雄厚的科研资金、先进的科研条件;另一方面则是无法确定能否得到批准的科学基金的申请、处于低水准的国内的生活条件。两方面的条件对比悬殊太大了,留在日本当然是很多人同等情况下做出的不二选择。然而,令当时许多人跌破眼镜的是:龚旗煌毅然决然地收拾了行装、重新踏上了迫切需要高科技人才的、并不富裕的中国的土地。听到此事,我不禁脱口而出:“为什么?”是啊,为什么不选择条件更优越的研究机构,那不是更有利于自己做出成就吗?为什么不选择经济条件更发达的日本,那不是能使自己生活水平更快的提高吗?龚旗煌则异常坦然的讲述着他自己的理由:“其实道理也是非常简单:我是中国人,去国外、去英国、日本,老板确实愿意留,也愿意提供很高的薪水,但在那里做事是在帮别人做,在帮别的国家做,缺少一个根,没有根的感觉。我的很多同学在国外,搞科研的少,进公司的多。我从来没有羡慕过他们。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幸运的。确实是,北大这些老师从上到下特别关心和支持我。”谈到自己回国后的情况,他对当时学校的待遇感到很满足了:“我没有住过筒子楼,这种情况在年轻的教师中很少。我一回国,学校就马上给我分了住房。当时虽然是一家四口人住在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里,但是跟很多同龄人相比,我还是幸运的。”

      无疑,龚旗煌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以自己奋斗的成果证实了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可行性。“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如果不回国,在外面做得再好,也不会超过现在。在心理上的感受,就差得更远了。”在谈及出国的师友时,他表现出特有的理解和包容:“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自己的选择,出国的人会比我遇到更多困难,因为他们首先遇到的一大问题是生存而非科研。相对而言,国内比较踏实。但不论如何,既然做出了选择,就要勇敢、顽强地走下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我相信他们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回报祖国的。”

      诚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当前,各国经济技术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科学家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中国科学研究的硬件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特别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科研工作者要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就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汗水、花费更多的心血。“目前科研最大的困难是:投入经费不足,在国际竞争中压力很大。在日本,科研的仪器很先进,但是他们把你当成外人,不像在中国那样,是在为自己做事。”八十年代去英国,龚旗煌认识到国外的科研条件遥遥领先于中国,九十年代去日本时,日本的研究条件仍然远远超过我们的。但是,他充满自豪地说:“现在可以说,我们的研究条件不比发达国家的差。”而这种科研条件的获得,离不开龚旗煌个人的积极努力,他不放弃任何可能争取科研资金的机会,不断改善科研的硬件设备。

      但是,龚旗煌并不是把自己同不断发展的世界科技潮流隔离开来。科技潮流巨浪奔涌中,他举目四方、海纳百川。“现在是信息大爆炸的社会。那天看到一条报道说,每过两年信息就要翻一番。我们当时所学的知识有些是五十年前的,现在教的知识有些还是四十年前的。这就要求教师水平不断提高。教师要跟得上时代,如果没有积极充电,就教不出新的东西。所以,课程改革很重要。”“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和所获得的知识,对我以后的课题开展、方向选择都有很大帮助。”他不放弃任何一个同国际同行对话的机会。他通过多种渠道联系短期出国的机会,借此了解世界各实验室的最新的科研成果,跟踪国际先进技术。1994到1995年期间,他先后在日本理化研究所、大阪工业技术研究所作前沿研究员和访问研究员。此外还多次担任香港中文大学、韩国东部公司和韩国光州技术研究院讲座教授。龚旗煌不仅自己积极主动的走出国门、放眼世界,而且还把世界上相关领域的着名学者请进来,邀请他们在北大访问、作报告,以此使大家能够掌握最新最快的信息,不断开阔研究的视野。

      心系科研

      “对我们主持实验室的人来讲,更重要的是人才的调配和人才之间的磨合。现在的科学是很大很大的科学,是大科学。不象以前,量子力学已经一百年了,当时一个人的努力和天赋就可以诞生量子力学,奠定量子力学基础。现在的科研是需要团队作战。关键是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建设一个非常团结的团队。”

      谈到自己的课题时,龚旗煌深入浅出地介绍道:“我们研究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新型光功能材料的研究,就是寻找一些新材料,如有机及聚合物,作为光电器件的;第二就是飞秒光科学研究。我们实验室有几台激光器,能提供很短很短的脉冲,达到10-13、10-14,利用这样短的脉冲可以研究很多原来没法用电子学方法获得的超快光过程的信息,揭示出新的规律,这种新的手段已广泛应用在物理、化学、生物以及生命科学的研究中。此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可以集中一定的能量达到极高的光功率和电场强度,目前获得的电场强度已大大超过原子内电子所受的场强,在这样的强激光作用下,许多新的物理现象和规律将被发现。因此,我们正是利用飞秒激光开展时间分辨及场强极端条件下的研究。希望能获得创新成果。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前沿的位置。”谈到这里,他神采飞扬,充满着兴奋与骄傲。

      诚然,龚旗煌作为年轻的科学家,早已在科研领域脱颖而出了:近年来共发表论文近百篇;有关工作引起国际同行的极大重视;论文已得到多本专着的介绍并被国际同行所引用达170余次;目前,他负责学校“一流大学计划”建设任务、任国家攀登计划(973)子项目负责人并承担国家科委和国家基金委科研项目;他已完成的科研项目有国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国家“八六三”材料领域青年基金、“八六三”激光领域青年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委优秀青年教师基金和国家科委等资助的多项有关非线性光学效应、新型非线性光学材料、足球烯分子簇光学性质和超快超强光物理等研究课题。

      他不仅要集中精力承担大量的科研工作,还同时承担学科建设和管理工作。但他在组织自己的课题组时,并不赞成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普朗克、爱恩斯坦、波尔、海森堡和薛定谔等物理学大师的名字在整个世纪中一直得到人们的崇拜和尊敬。在当时的科学基础上,可以说他们的成就更多地依赖于个人的天赋和努力。当今的科学研究已从分散的个人行为转化为社会化的集体活动,科学研究的规模也不断增大。科学上的最大突破、新的生长点乃至新学科的产生常常是在不同学科彼此交叉和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形成的。自由民主、兼容并包是北大的优良传统,但是,‘能容则择宽而纪律驰,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驰’。在发展飞速的物理学科中,任何个人主义、英雄主义都是不行的。”所以他特别注重发扬团队精神。他真诚地指出:“在科学研究中,作为学生,努力是最重要的,创新的思维、经常想问题、多看文献、实验中发现的一些奇怪的问题不要放掉。而对我们主持实验室的人来讲,更重要的是人才的调配和人才之间的磨合。现在的科学是很大很大的科学,是大科学。不像以前,量子力学已经一百年了,当时一个人的努力和天赋就可以诞生量子力学,奠定量子力学基础。现在的科研是需要团队作战。关键是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建设一个非常团结的团队。而这种团队精神,确实是许多北大人所缺乏的。北大人个性太强,太强调个人。”谈及到他个人是否也有这种缺点时,他笑着说:“在我自己发展的时期,我的个性很强。我要做的事情,肯定是要做到的。这也有好处,即使遇到挫折,也不会气馁,会继续往前走。即使失败了,也要想办法从头再来。可是,现在如果再一意孤行可能就不好了,比较多的人都跟着你工作了,不能全听你的,大家集思广益比较有利于科学的进步。”

      为了建立一支高效率的战斗团队,龚旗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所主持的课题组里,教员加上他自己在内只有三个,这还包括去年刚进的一个。三个人带着一大堆学生,加上访问学者总起来三十个人。如何协调好组里的关系,使大家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这成为龚旗煌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最初1995年从日本回国时,实验室只有一个教员、一个学生,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在实验室建设最初起步阶段,风气还不是很好。于是他要求学生坚持考勤上班。通过近1年的努力,大家都养成了自觉的习惯,考勤制也随之取消了。良好的工作和研究风气则一直保持和发展下来。每天早上七点钟,龚旗煌就精神饱满地来到实验室工作,每晚七点钟以后才离开。特别是课题任务紧张时,他一周七天连轴转,没有什么周末的概念。当然,在他的带动下,学生们也全身心投身到课题中来,每天加班到十一二点的情况是家常便饭,他们的仪器设备则基本上是天天开机。“我们组里的学生还是不错的。我要求比较严,他们应该说是尽到他们的努力了。”他不无欣慰地说。为了让自己所领导的团队全力以赴,不断克服研究中所面临的挑战,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在实验室安排的日程中全力以赴,强烈反对自己的学生在上学期间去打工。“我曾经开除过学生的,”他的神情中流露出一种无奈,“他到外面打工,帮别人弄计算机程序。这门实验通知他八点钟到实验室,他十点钟还不来,说他没时间。我把他开除了,但如果你有其他原因都好说。”此外,龚旗煌还根据每一位同学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特长,因材施教,认真安排他们的研究课题题目、研究方向和目标,并从他们进入实验室的第一天起,就力求使他们明确实验要求和实验方案。他的课题组每周还进行一次学术交流,由每个同学和教员轮流汇报和介绍各自研究进展和最新文献资料。在此过程中,他还十分注意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认真对待同学们提出的新想法和新方案,告诫大家不要忽略任何在试验过程中发现的特殊现象。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的课题组形成了严谨的学风和开拓进取的学术氛围,他所培养毕业的研究生均在国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所完成的学术论文数量远远高于同班的平均数,已有多位同学获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而谈及这些,他总是把成果归功于团队的努力。

      要大幅度地提高中国光学的研究水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改进中国科研的硬件设备。为此,他积极筹措科研经费。这种能力在科学家之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为了争取到充足的资金,他总是未雨绸缪,根据试验规划提前申请、联系,从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申请的机会。这不仅仅是指国内范围的,他也积极向国外联系经费。为了有效地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他主张要“两条腿走路。”一是争创尖端科技,占领科研的制高点;一是面向市场搞研究,注重经济效益。只有占领世界科技研究领域的前沿位置,才能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提高中国的学术地位,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同时,只有让科研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积极面向市场,推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才能有效地为科研争取更多的资金。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科研的良性循环。由于写得一手好文章,龚旗煌在申请科研项目时自然增色不少。他的申请报告曾打动了“211工程”委员会,从而得到一笔可观的科研经费,这就有条件大大改善科研环境。

      1996年至2000年期间,他负责“北京大学211工程功能材料学科群”的建设任务,迅速高效地完成了从仪器选型、与外商谈判、实验室改造、仪器安装到研究工作开展的整个过程,建成了三个光子学实验室。建立了包括飞秒分辨光荧光上转换装置在内的多套测试系统并开展飞秒超快光谱及飞秒超强光物理研究。在“211工程”验收中,材料学科群的建设和发展得到了验收组的高度评价。龚旗煌目前还担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他认真处理实验室事务,为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做着扎实的工作。

      龚旗煌不仅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以及课题组的建设上,还努力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在谈到科研与教学的关系时,他有些担忧:“现在大学中教师压力很大,出去时大家相互比较的是科研成果。我们必须和科学院的研究员竞争,但不可能做到像他们那样在科研上百分百投入。比如我现在教授研究生的课程,上学期还教本科生的。”一方面要完成教学任务,另一方面要全力搞科研。“只能尽力平衡了。”由于一堆任务摆在眼前,他没有周六、周日,几乎每天都呆在实验室和办公室里。十多年来,龚旗煌一直坚持每年都讲授物理系的专业基础课,并主持“激光前沿专题”的学术讲座。在教学过程中,他不断更新着所教授的知识,积极引进和介绍国际前沿的科研成果和最新报道,保证了他的学生能够尽快地接触和掌握国际的前沿课题,扩大眼界。同时,他还重视培养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上,他更多地注意物理概念的引入和思维过程,尽量避免长篇幅的公式推导。此外,龚旗煌还担任研究生班主任,工作上认真负责,连续两年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班主任。他常说,“我们在自己努力做好科研的同时,必须培养出更加优秀的接班人。赶超国际先进,要靠几代人的努力”。

      尽管重任在肩,但他依旧从容,在每个角色上都充分投入自己的执着与热忱,或许这就是北大新一代科学家所特有的魅力与精神……

      学者风范

      “我对物理学很感兴趣,自己的兴趣是最重要的。我把成功不成功看得很轻。成功就是你的兴趣或你做的事情是你喜欢做的,而得到你想要的成果。如果一个教师教一辈子,退休时可能什么也没有,他也是很成功的,因为他教出那么多学生。对于成功,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是的,龚旗煌在所有人眼中都是个幸运儿,年仅15岁就步入了中国最高学府的科学殿堂,顺顺当当硕博连读,27岁成为副教授,31岁升正教授。与此相伴而来的是科研硕果颇丰,在世界科技领域中一展才华;所获得奖励繁多,令人钦羡,先后获得“第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香港求是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中国光学学会青年科技奖”、国家教委和北京市科技进步奖等多项奖励以及“全国优秀留学归国人员”、“作出突出贡献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北京市五四奖章获得者”等荣誉称号,并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就连令许多人头疼的科研经费,对龚旗煌来说问题也不大。目前,他正负责学校“一流大学计划”建设任务、任国家攀登计划(973)子项目负责人并承担国家科委和国家基金委科研项目……

      但是,在这些成就和荣誉的背后,龚旗煌有着一颗可贵的平常心。“荣誉都是以前的,只要我努力工作、不偷懒,就对得起这荣誉。”他努力地搞科研,出成果,使自己无愧于所获得的奖励,活得很踏实。“我也有机会转行,但我对物理学很感兴趣,自己的兴趣是最重要的。我把成功不成功看得很轻。成功就是你的兴趣或你做的事情是你喜欢做的,而得到你想要的成果。如果一个教师教一辈子,退休时可能什么也没有,他也是很成功的,因为他教出那么多学生。对于成功,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尽管每天长时间呆在实验室中搞科研,不少时间会感觉很疲惫,有时甚至连睡觉的时间也没有,但因为这是他的兴趣所在,所以也不觉得枯燥无味。“可能有点疏忽了家庭,在家里的时间确实比较少。”回到家里,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多,谈及此,他语气中流露出些许遗憾。休闲的方式就是看看电视、看看报纸,或者用睡眠来驱除一天的疲劳。然而,就在这看似简单的生活方式背后,我们能够解读到他对科研工作的执着与热爱。或许,他自己对成功的诠释正说明了:他在物理学的研究中找到了自身的价值,这门充满魅力的学科深深地吸引着他不断地去奋斗、去求索。在谈及成功的经验时,他很认真地说:“要比较努力。有可能会在很长时间里出不了什么,但肯定会出成果。最重要的是你全力投入了,即使失败了也是你的成果。搞科研,能力是主要的。条件也是需要的,但条件也是靠能力创造出来的。”此外,他还进一步说明:“做研究当然也是很看运气的,但积累也是必要的。没有积累,机遇到了也捕捉不到。有的人可能积累一辈子也抓不住机遇,所以不要太急躁了。现在没有必要拔几个尖子出来,把科研平台和风气先弄好,自然而然会产生成果。”

      那么他平时与同事和学生的关系怎么样呢?他坦诚地说道:“处理得不是特别成功。我不善于掩盖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可能会得罪不少人。但是我并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物理系的发展。大家还是会理解的。其实我也很幸运。原来在北大学习,老师都比较了解我,也都比较包容。也许是我性格比较直率,没甚么坏心眼儿,不说违心话。大家会觉得:‘他确实是这么想的。’所以,工作起来还比较顺利。”面对现在许多学生都忽略专业知识的学习,把精力全部投入到TOEFL、GRE考试的准备中的现象,他觉得导师应该加以管理。“我不反对学生出国,学习总是件好事,我不反对。但要求他们把自己的学业先做好。你要走,我签字。但只要在我的实验室、在我的课题组,就要把活儿干好。我今年的两个硕士都很不错,写出了两三篇质量很高的论文。学业和考试并不矛盾,我不反对学生考外语、出国,但反对把时间浪费掉、每天睡懒觉到十点钟还不起来,我对这种情况特别生气。”他对学生要求的严格是出了名的,每一篇论文,他都要和学生改上许多遍直到满意为止。但在研究工作之余,他是个很随和的人,有时也和学生们一起打球和郊游。为了解决自己的学生生活上的困难,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学生在生活上的要求都尽量给予满足。他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一个学生还清了贷款。另外他还每个月发给他们一些补助,年终还有一些科研提成和论文奖励。“学生没有坏学生,我一直这么看的。我跟他们谈,只要肯学就不错。学生就是要以学习为主,在保证学好之后再适当做一些社会工作,参加一点社会活动对能力提高有好处。好学生的标准就是:干活就要拼命地干,玩就要好好地玩。书呆子我不喜欢。所以好学生可以把时间分配好,比如可以周末去做社会工作,但不要把平时的学习时间占用得太多了。” 在他的不断努力下,不仅课题的研究日渐深入,而且他的研究生每人都发表过SCI收录的文章,每位毕业的博士都发表过5-6篇以上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这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所凝聚的汗水当使每个人为之动容。

      当然,在实际的科研工作中,他像一般人那样,也有不少烦恼和挫败。“其实也不是很大的挫折感。我们觉得非常好的文章送到国外去,但科学界有时候根本不是本着学术的态度来评判论文,他们对中国的科学研究有一定的偏见,一味地批评我们的论文,我觉得很生气。不过我调适得比较快,生气归生气,还得想办法把咱们的论文推出去。”“我也有沮丧的时候,尤其是申请的大项目遇到不平等的待遇,被枪毙的时候,这种感觉很强烈。不过还是想得开,从头再来。”他对科研事业、对自己所做的课题很执着,虽然也有自己的烦恼,但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来支撑着自己,这就是:“我能做得更好。”他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人应该是这么自信。”而在繁忙的工作里,他也有自己的乐趣:“不觉得做事情枯燥,其实研究起来挺有意思的。学生论文发表了,自己的学生学成毕业了,这些事都让我挺高兴的。”

      作为一个思考着的科学家,龚旗煌对自己有着一定的评价:“我这个人比较专心,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好;缺点是有时不太留情面,我比较直,有时不考虑别人的反响。”当被问及如果重新再来一次的话,能否比现在做得更好时,他出奇地坦率:“至多和现在一样好。我能做到现在的程度,已经是很尽力的了。”他觉得自己的创造力是有限的,“我在实验室中常说:再做十年就要退休了,到时候帮他们出出主意。从上研究生到现在,我搞科研十几年了,创造力再过十几年也差不多了,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当然老一辈科学家的经验也是特别珍贵的。”

      除了这些在科研中的喜怒哀乐外,龚旗煌还时常关注着北大的发展。谈起现在的学习氛围,他浮现出凝重的表情:“现在的学习氛围受到大气候影响。不仅学生,而且教员本身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整个风气是比较急功近利、急于冒尖、急于出成果。上次在中组部开会时,我就提出不要太急功近利。”“部分课程置需要尽快更新,教员要不断地充电,教授给学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同时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北大学生:不要心气太高,不要盲从,要脚踏实地。这些简单的言语背后,深藏着对北大发展的一种由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每一个深爱着北大的北大人的期望。他并不是每天埋首于实验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知做实验,而是一个有着忧患意识的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以及母校的发展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从这一点而言,他的身上既体现了科学家所特有的严谨、敬业,同时也深深蕴蓄着北大人所特有的人文精神。正如博雅塔与未名湖,一刚一柔,刚柔相济,形成一幅独特而内涵丰富的画卷,展现着新一代科学家的风范。来源:《大才精诚》

      1964年生于福建省莆田华亭园头

      1983年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

      1985-1989年为北京大学物理系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联合培养博士生

      1991年,“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突出贡献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饶毓泰光学奖”一等奖获得者

      1993年、1994年,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

      1995年,国家基金委“杰出人才基金”获得者;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周培源基金会科技成果奖获得者

      1996年,“国氏博士后鼓励基金”获得者

      1998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第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1999年,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特等奖获得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首位光学学科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物理系首批“长江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人工微结构与介观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2012年3月任北京大学发展规划部副部长。

      2013年12月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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