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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襄和庆历新政

      随着庆历新政研究的不断深入,蔡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是越来越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了。

      蔡襄一生主要政绩有以下三大方面:一、在政治上远见卓识,伯乐知道千里马,蔡襄知道贤臣。据莆田市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九《蔡襄传》记载,蔡襄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1036年,“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言仲淹之非辜,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这一记载说明,最早发现四位贤臣,并及时向国家和全国人民汇报的是莆田历史名臣蔡襄。特别是范仲淹,他是庆历新政的总设计师,在1036年反腐败斗争中崭露头角,竟然也被蔡襄发现了,那更是不简单的事。

      二、在思想上主张广开言路,让谏者有所作为。弘治志说:“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三人忠诚刚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之说。其御之之说不过有三,臣请为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当道,论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无所陈,则土木之人皆可为矣。二曰好进。前世谏者之难,激于忠愤,遭世昏乱,死犹不辞,何好进之有?近世奖拔太速,但久而勿迁,虽死是官,犹无悔也。三曰彰君过。谏争之举,盖以司过举耳。人主而行之,足以致从谏之誉何过在能彰?至于巧者则不然,事难言则喑而不言,择其无所忤时一发焉;犹或不行,则退而曰:‘吾尝论其事矣。’此谓之好名。默默容容,无所愧耻,蹑资累及,以挹显仕,从谓之好进。君有过不救之于未然,传之天下后世,其事愈不可掩,此谓之彰君过。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在这里,蔡襄的看法有独到之处。任谏不难,许多人想当言官,而且当之无愧,不怕死,不怕打击,所以,选拔、任用谏者容易。但是听者多,各有各的看法,少不了造谣中伤的人们。他们会肆意歪曲谏者的话,制造障碍,让谏者无所作为。对于君主来说,听谏,容易做到,他会耐心听下去;但是,接受人家意见即用谏却不那么容易了。为了辨明是非,他以“好名”、“好进”、“彰君过”三者为例来说明,希望宋仁宗做个名副其实的好谏者,肩负庆历新政的重担。

      弘治志还说:“夏竦罢枢密使,韩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罢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贺又朝,庶民歌于路,至饮酒叫号以为欢。且退一邪、进一贤,岂遂能关天下轻重哉?盖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众邪并退,众贤并进,海内有不泰乎?虽然,臣窃忧之,天下之势,譬犹病者:陛下既得良医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寿民;医虽良术,不得尽用,则病且日深,虽有和扁,难责效矣。’”步步深入,分析透彻,最终把最为关键的问题摆在宋仁宗面前:扁鹊有起死回生之术,你何去何从?蔡襄正是这样给宋仁宗“打预防针”的。

      这年九月,范仲淹出任宰相,主持庆历新政,提出十大政,显示了改革者大智大勇的高贵品质。大智,远见卓识办法多,一下子拿出十大政,对贫穷落后的祖国进行综合治理;大勇,敢想敢说不怕死,把宋仁宗和他的祖宗们做错的十件大事情,一一予以纠正,全不顾个人得失。宋仁宗有扭转乾坤之心,不但不会予以计较,而且还坚决实行新政,终于取得成功,让宋朝转危为安。这显然与蔡襄的谏言息息相关。所以,认真分析蔡襄的一言一行,我们就会知道蔡襄是个“忠君”和“爱民”的统一论者,当宋仁宗犯错误时,他写《四贤一不肖》诗当即予以纠正,使他早日改正过来,达到“爱民”的目的。

      引人注目的是弘治志卷之十六《宋进士科》在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章衡榜之后夹注:“是年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宋仁宗让进士和殿试者从此都有了言论自由,在蔡襄谏言基础上,又发展了一步。 

      三、能上能下的实干家。蔡襄在京城任职时是个实干家,到地方任职时也是个实干家。弘治志说:“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复修起居住。”蔡襄任转运使时做了两件大事,后又回到京城任职。

      网上查询方知道,宋初,曾派若干转运使赴各地供办军需,事毕即撤。宋太宗时为削夺节度使的权力,于各路设转运使,称“某路诸州水陆转运使”,其官衙称“转运使司”,俗称“漕司”。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以前,转运使职掌扩大实际上已成为一路之最高行政长官。以后,陆续设立了提点刑狱司、安抚司等机构分割转运使的权力。这么一查询,笔者才知道,宋仁宗让蔡襄“改福建路转运使”,是为了庆历新政在福建的全面落实。所以,我们就要把那时福建农田水利建设、文化教育、政府官员等的变化和蔡襄的实干精神联系起来。

      据《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一记载,庆历新政(1043-1045年)以后,蔡襄向宋仁宗递上《奏复五塘剳子》。文章说,“莆田县有陂塘五所,胜寿、西冲、泰和、屯前、东塘,自来积水灌注塘下沿海咸地一千馀顷为田,约八千余家耕种为业。大中祥符(1008-1016)年中,有百姓陈清等陈状,于萩芦陂开渠引水,灌注塘下民田,却决去五所陂塘,以地为田,官司妨碍,不与检给。天圣(1023-1031)年中,陈潭知军日,其陈清却与官户形势计会,同共请上件塘内地土,州县徇私曲理,先次给却屯前、泰和、东塘陂塘三所,去水为田,旧日仰塘水灌注之地尽皆焦旱。百姓争讼,州县一向抑迫不与申理。至李余庆知军日,陈清又请胜寿、西冲二塘为田,其时不与检给。宝元(1038-1040)年中汪随政内徇私顺情,一向检给,科率产钱供输赋税”。其结果,“自决去五所陂塘以来,沿海咸地止仰天雨,有种无收,州县多是不与放免税赋,是致人户逃移”。

      上面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在庆历新政以前,莆田县农田水利建设不仅得不到重视,而且连已有的陂塘都遭到破坏。例如胜寿塘,是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建造的,有好几百年经济效益,但是到宋初时却被废之为田。州县面对民生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的利益,结果导致许多人家背井离乡,逃移他乡。直至庆历三年秋旱,官府才“放产税例及九分”。

      有比较才能鉴别。蔡襄说:“窃缘旧作陂塘,灌田一千余顷,济活八千余家。及决塘为田以来,收得塘内田一百余顷,丰赡官势户三十余家,又年年雨水不充,放却赋税至多。”这就是说,庆历新政以后,老百姓生活得到关心,雨水不足时,就要减免赋税。8000多户和30多户,孰轻孰重,也就清楚了。所以,通过比较之后,他说:“若以民间利害,即贫困却八千余家,止丰赡得官户得官户三十余家;若以官中租赋,即每年蠲放千顷租赋,只得百顷租赋,其为利害公私灼然。”从中可以看出,过去那些父母官就没有去认真算好这笔账,所以,他们是糊涂官,做成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弘治志卷之五十三说:“祥符中,民陈清等侵占为田。庆历中,蔡襄尝奏复五塘。”这是一件大事。

      其次是《奏乞减放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身丁米剳子》,蔡襄说:“伏惟祖宗恢复天下,大去无名之歛,然诸州身丁,尚犹输纳。真宗皇帝哀怜百姓困穷之弊,祥符中(1008-1016年)特降御札,除两浙、福建等六路身丁钱四十五万贯。漳泉三州,亦是丁钱折变作米,无人论奏,因依科纳,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三郡之人引领北望,迄今又四十年矣。”四十年间,郡人希望减免人头税,但是却没有人替他们办事,连续几任转运使都不称职,即使“皇恩浩荡”也没有用处。同样,莆田县五塘被强占为田,他们也不去管!

      所以,蔡襄进之说:“臣闻圣人以生为德,以孝为本。今陛下之民至有父母不肯养子,不亦累于生生之德乎?先朝所行之事,有所未尽,陛下推而行之,可谓至孝矣。伏望陛下进成先帝之仁,下恤远民之苦,蠲放三州军丁米,只令依建州例纳,岁纳口钱。”字里行间,洋溢着蔡襄的爱民亲民思想,显示了这位新型的民主斗士办事雷厉风行的政治特色。就这么一请求,三郡人头税减免了一半。 

      其三,庆历新政以后福建教育名列全国先进行列,和蔡襄任福建转运使开好头息息相关。朱维干在总结麻沙出版业的文化背景时说:“政治上兼收并蓄,是仁宗时才有,南北的畛域解除了。于是,‘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福建史稿》上册247页第13行)在这里,宋仁宗的政治特色总结出来了,但是语焉不详。要是能说得具体些,变化原因很有可能那时也就找出来了。

      去年6月5日笔者发表了《庆历新政和兴化军三县教育的变化》,拙作说:“首先,得中进士者数量增加了。据《重刊兴化府志》即弘治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开科取士始,至庆历二年(1042年)82年间,兴化军得中进士93人,其中,莆田县63人,仙游县24人,兴化县6人。从庆历六年(1046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仅仅24年,兴化军得中进士就达到94人,其中莆田县67人,仙游县23人,兴化县4人。以后,那是越来越多了。”兴化军是如此的,全省各地也是如此的,因为庆历新政的抑侥幸、精贡举政策在起决定性作用。否则,哪会有什么变化?!

      在蔡襄以前,我国并不缺乏民主斗士。例如孔夫子是春秋后期着名的民主斗士;荀子、孟子是战国时期着名的民主斗士;陆贾是汉高祖时着名的民主斗士;魏征是唐太宗时着名的民主斗士……他们共同的特色是亲民爱民,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办事,主张为政要取信于民,让老百姓放心。这是因为华夏政权民为基础臣为骨干君为领袖;不得民心就要垮塌。所以,他们通过教育或者廷议,宣传历史上的民主制度和成功的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权民主建设做出了贡献。蔡襄的贡献在于发展了这种斗争方式。在那时廷议不行,一个又一个前赴后继,都失败了,都没有好下场,宋朝顷刻之间就要土崩瓦解。在危急关头,蔡襄应用文学武器,试一试,灵了,国家有救了。“都人士争相传写”,许多人不仅引起了共鸣,而且还把新的信息传递出去,达到了治国安邦的目的。当入朝做言官时,蔡襄则重视总结历史经验,让宋仁宗认识广开言路,为谏者排忧解难的重要意义。后来他又任地方官,以上三件大事说明,任福建转运使的蔡襄是个贯彻执行庆历新政的实干家。

      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蔡襄不论在京城,还是在地方任职,都是政府官员的好榜样。首先,蔡襄在京城当小官,关心的是国家头等大事。宋仁宗做错事,是非颠倒,蔡襄当即写《四贤一不肖》予以纠正,还引起了出版家的共鸣,大量发行,广为宣传。蔡襄不仅没有被问罪,而且还被宣人宫知谏院。这说明不打不相识,赢得了宋仁宗的信任。

      其次,推动和促进了好的学风的形成。宋朝初期所以被冗官冗费压得喘不过气,主要是因为那时政府官员学风不好,不能理论联系实际,不会办事。1030年,宋仁宗首创启用《大学》和《中庸》,把它们作为礼品赠给新科进士们以后,1036年就大见效,四贤臣受到打击,蔡襄“作《四贤一不肖》,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这便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蔡襄是1030年新科进士,他不辜负宋仁宗厚望,在爱民亲民上立竿见影,而且还引起了天下云合响应,纷纷向蔡襄学习,关心国家大事,王安石便是其中之一。

      王安石是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初开始知鄞县。据《东都事略》卷79《王安石传》记载:“安石好读书,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不次进用,可以激奔竟之风。”在这里,激奔竟之风即扭转追求高官厚禄之风。王安石勤奋好学,不追求高官厚禄,显然是以蔡襄为榜样,所以他任地方官,那是想方设法为老百姓做好事,认真落实庆历新政(1043-1045年)。由于勤奋好学,严于律己,王安石德才兼备,大智大勇。宋神宗时,王安石主持变法,继续把宋朝中期改革推向深入,列宁称之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林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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