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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古人实践经验:好的学风是全社会最大幸福

      幸福是多层次的。例如同样是高中部,有的学校越办越大,完成招生任务以后,还可以扩招“议价生”,财源广进,变成了超级中学;有的却是相反,规模越办越小,不仅完不成招生任务,而且还面临关门的威胁,国家对这些学校的投资等于“泡汤”了。但是,好的学风却让人理论联系实际,不为名,不为利,为推动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而努力奋斗,富有敬业奉献精神,所以,相比之下,好的学风是全社会最大的幸福。

      宋朝就曾经因为学风不正,陷入冗官冗费的困境。1030年,为了摆脱这个局面,宋仁宗进行教材改革,首创启用《大学》和《中庸》,作为礼品分别赠送给新科进士们。

      《大学》强调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好的学风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在这里,作者总结了古时候人特别是尧舜禹三君子的实践经验,指出了好的学风是社会的需求,突出了成年人“以修身为本”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据本市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九《蔡襄传》记载,蔡襄刚好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1036年,“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言仲淹之非辜,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这个记载说明,学风端正了,新的官风就出来了,在廷议中,正确的有人支持,而且还是前赴后继,不怕打击,不怕杀头;在地方官员中,廷议有人关心,从而引起了民风的变化,蔡襄便是那样,他那时为西京留守推官,却写了“《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宋仁宗赏罚不明,竟然引起了国内许多平民百姓的关注,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更加令人振奋的是宋仁宗那时不是执迷不悟,而是纠正错误,把范仲淹、欧阳修、蔡襄等选拔上来,予以重任,1043年新的政治局面即庆历新政终于开始了。

      庆历新政“精贡举”,推动和促进了宋代教育的发展。首先,得中进士者数量增加了。据本市明弘治《兴化府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开科取士始,至庆历二年(1042年)82年,兴化军得中进士93人,其中,莆田县63人,仙游县24人,兴化县6人。从庆历六年(1046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仅仅24年,兴化军得中进士就达到94人,其中莆田县67人,仙游县23人,兴化县4人。以后,那是越来越多了。

      张琴在《重刊福建兴化县志序》中说:“县虽僻处万山中,而泉石奇秀,如鲤湖、夹漈,皆以风景名天下。有瑞云峰,盘据永泰、莆田、福清三邑间,古有‘瑞云山下出三元’之语,乾道丙戌(1166年)科萧国梁发大魁,己丑(1169年)科郑侨,壬辰(1172年)科黄定继之,郑侨尤以相业显。时人有云:‘相去之间不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求。’洵佳话也。郑厚、郑樵筑修史堂于东山,兄弟上书,名震海内。《通志》一书,至今学者奉为圭臬。《选举志》称宋登进士第者九十余人,诸科、特奏名四十余人,童子科四人,宏词科一人。地灵者人自杰,其信然欤!”兴化县人口不及莆田县的十几分之一,得中状元却是并不比莆田县少,而且还多了一个武状元。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宋代兴化县得中进士居兴化军首位。所以,张琴在序中对古兴化县教育成就赞叹不已。

      其次,学校教育有了大的发展。《游洋志》即《重刊兴化县志》卷二《儒学志》说:“儒学,旧在兴泰里,宋绍兴(高宗年号)二年(1132年)邑宰詹公卓然建于尉厅;又以其地狭陋,乃移于三圣堂,规模甫立。”弘治志卷十五说,“庆历四年(1044年)复有诏立县学,县满200户以上者”。这就是说,兴化县学在宋高宗绍兴二年以前早就有了,而且很有可能是在庆历四年时立的。那时该县人口不多,就有一所县学,莆田县人口比她多了十几倍,也只有一所县学。那时县学和郡学相当于今天专门培养干部的本科大学,学生送礼部考核后就可以做官或去学校教学生。这说明,庆历新政后,宋政府重视山区教育,办教育向山区倾斜,兴化县因此得天独厚。而且那里的人民也没有辜负中央政府的期望,为国家奉献出了许多优秀人才。 这说明,好的学风会让国家教育投资立竿见影,效果日益显着。

      兴化县教育引人注目 ,官风呢?据《游洋志》卷之三记载,庆历新政以后,兴化县先后有两位受到人民群众好评的知县。

      许世昌,庆历六年(1046年)来宰斯邑。爱民如子。其有笞杖之刑,亦只示辱而已。且清白自持,但饮邑中一水,馀无所取。百姓比于召信臣。

      张彦博,嘉佑二年(1057年)宰斯邑。有雷厉风行的之风,有宽厚待人之量。老百姓一旦犯法,不用审问,不用动刑具,所犯的罪行就会一清二楚;老百姓也无不佩服他办事效率高。所以,县令梅泽在堂壁上题词:“由太平以至元丰,历百馀年,临是邦者惟闻许公世昌、张公彦博仅称贤令焉。”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兴化置县;到了宋神宗元丰时(1078-1085年)恰恰经历百馀年。

      许世昌、张彦博等县令的事绩说明,庆历新政以后,官民关系有了改善,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在落实新政中建功立业,受到人民群众的好评。

      因此,相比之下,好的学风是全社会最大的幸福。□林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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