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莆田文化第一平台
您已经看过
[清空]
    当前位置:莆田文化网>莆田文史>莆田文学1400年

    莆田文学1400年

      莆田文学穿透历史的力量,在我们聆听一声悠远苍凉的唱词时体现出来,在我们目睹一段字迹模糊的碑文时体现出来。

    点击查看原图

      湖山书堂首开莆阳文风

    点击查看原图

      西天尾镇澄渚“九牧林氏祖祠”

      莆田拥有一千多年的诗赋传统。莆田拥有数以万计的文学卷帙。莆田的文学不仅丰富而且纯粹,其中的经典之作极其精确、非凡,暗含着不朽的秘诀。这一切已被时间所证明。

      唐代以来,莆田涌现出两千多名进士,被载入二十四史的莆田人有100位,《四库全书》收录的莆田人着 作,达到百余部。

      事实上,早在唐朝建立之前,莆田诗赋就已存在,它们散见于少数文献的残篇和失传多年的古老民谣一二幸存的断句。

      莆田文学穿透历史的力量,在我们聆听一声悠远苍凉的唱词时体现出来,在我们目睹一段字迹模糊的碑文时体现出来。

      起源没有被遗忘。

      谈起莆田文学,不能不讲到一千四百多年前郑露与其兄弟郑庄、郑淑背着行囊抵达莆田寻根祭祖的那个久远的日子。明《兴化府志》记载:郑露祖籍河南荥阳,先辈过江入闽。其远祖郑昭曾途经莆田,“爱其风土”,将祖墓迁到莆田南山。南朝梁陈(557—589)时,莆田尚未置县,郡人鲜知儒学,郑氏三兄弟从永泰迁徙而来,在凤凰山麓、南湖之畔、祖墓之侧构筑了莆田历史上第一家书堂:湖山书堂,读书授徒,首开莆阳文风。

      士人谈及莆田文化时说:“莆之衣冠文物,实自郑氏兄弟开先之也。”又说:“莆邑之称为文献名邦,实肇于陈代之郑露。”南宋理学家朱熹褒奖郑露:“倡学功高泽且宏”。明史学家黄仲昭也在《举人进士题名  碑》中评价说:“郡人业儒自露始。”后人称之为“开莆来学”。郑露是有文献可考的第一位莆田诗人,其诗气浑质奥,实陈、隋入唐风调。他的《彻云涧》被收进《全唐诗》,《书堂》一诗则被视为莆田文学的起点。

      唐

      莆田乃避难之地。从公元308年西晋永嘉之乱起,中原汉民为躲避战乱,多次大举南迁,北方士族中的林、陈、黄、郑、詹、丘、柯、胡等北方姓氏率先辗转迁移入莆。长满蒲草的蛮荒野地,接受了中原汉人带来的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接受了一个沉甸甸的梦  想:回归中原。

      令人惊奇的是,在我们的编年史上,第一个出现在唐代宫廷、真正意义上回归中原的莆田人,并不是胸怀大志的伟男子,而是一个传说中的弱女子。其回归的方式更为奇特:选秀。在莆田历史上,回归中原的方式有三种:入仕,选秀,献书。最普遍的是入仕,选秀仅仅出现一次。

      推开广阔深邃的历史大门,我们首先看到的不是唐朝后宫中一块被风鼓起的窗幔,而是一口深井,那是才貌双全、身世离奇的莆田才女江采苹的葬身之地。据  传,江采苹是福建最早的女诗人之一,唐玄宗开元27年 (739),她被选入宫中为妃,史称“梅妃”,在经历了宠

      幸与失宠之后,于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叛军攻破长安时投井殉节。江采苹天赋过人,有“幽娴之德,清绮之才”,善作诗赋,曾撰《萧兰》《梨园》《梅亭》  《丛桂》《凤笛》《玻怀》《剪刀》《绮窗》八赋,虽然在文学史上昙花一现,仍留下《楼东赋》等感怀伤世的佳作。19世纪,德国大文豪歌德从《百美新咏》中读到江采苹的宫怨诗《一斛珠》,感叹不已,把它译成德文。

      唐代文学以唐诗为主,《全唐诗》共收入莆仙籍诗人16人436首,江采苹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平定后,郑露三兄弟“开莆来学”的深远影响逐渐显现出来,这时,距湖山书堂的创立正好一百年左右,莆田文风渐盛,科举制度也开始对莆田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俗产生影响。地理的封闭,水患的严重,田地的瘠薄,人口的增长,使莆田的中原移民意识到,读书入仕是摆脱艰困、回归中原的最好途径。假如说,“选秀”是莆田移民不得已而编造出来的一个回归中原的梦想,那么,“入仕”则是完全可以达到的现实。尽管当时读书成本极高,一些望族还是开办书院、家塾,倡学训道,教育子女向学仕进。

      唐贞元七年(791),林藻登进士第,成为莆田进士第一人。此后,莆田一改与进士几乎绝缘的落后状况,及第者络绎不绝。一批英才如林蕴、欧阳詹、许稷、黄璞、黄滔、徐寅、郑良士、翁承赞等相继出现在中晚唐的朝野上。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进入文学这个系统,他们有各自的表述方式,各自的风格,然而他们之间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介入时世。

      林藻的父亲林披是莆田最早入仕的正史人物之一,他写过朴素的唯物主义论着《无鬼论》。林披膝下有九  子,先后都担任过刺史一职,因而有“一门九刺史”的美誉,世称“九牧林”。林藻在九牧兄弟中排行第二,其弟林蕴排行第六,两人文名并着,林藻的省试赋作《合浦还珠赋》轰动一时,最终他是因为书法作品而扬名天下,有行书《深慰帖》传世。林蕴(755-826)是白居易的密友,于贞元四年明经及第,授官集贤院(即国家收藏、校勘典籍的机构)校理,后出任邵州刺史。他博学广知,秉性耿直,以敢言直谏而“名重京师”,曾四度献议,直切政  弊。为官刚烈者往往仕途多舛,唐宝历二年(826),林蕴被人诬告,杖责流放儋州,于途中去世。43年后朝廷为他平反,并追赠谥号“忠烈”。他的诗关心时政,忧虑国事,尚存《林邵州遗集》一卷。

      介入时世是唐代莆田文学的主要特征,从林蕴到黄滔再到徐寅莫不如此。与林蕴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欧阳詹(755-800),原籍晋江,少有才名,“弱冠能属文”。唐建中初年(780),他只身来到当时教育比较发达的莆田,与林藻、林蕴兄弟读书于南山。唐贞元八年(792),欧阳詹以第二名与韩愈等同登“龙虎榜”,授“国子监四门助教”之  职。在他看来,为官不是追求荣华富贵,而是为了施展才华抱负,为国建功立业。他上书宰相,直言不讳地指出,举子的德才品性是难以通过考试反映出来的。他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名士交好,更与韩愈“相知为深”,是福建最早驰名中原的文士,其诗文见解独到,“言秀而多思,多言人所未言”,着有《欧阳行周集》8卷,《全唐诗》收录其诗88首。欧阳詹卒后,归葬于莆田广化寺旁。由于欧阳詹与莆田特殊的亲密关系,黄仲昭在《八闽通志》中,把他列为唐代“兴化府”人物加以介绍。

      “少与欧阳詹齐名”的黄璞(835-908),善于诗歌,一时着述藩镇无不传诵。唐大顺二年,黄璞登进士第,任崇文阁校书郎。他有5个儿子,其中4人与他同任馆职,世称“一门五学士”。黄璞撰写了福建第一部人物志《闽川名士传》,记录了福建唐一代人物,行文真实生动,语言诙谐平易,有珍贵的文学史价值。

      公元840年,一位不同凡响的诗人出生于莆田前埭。他博学多才,但生不逢时;他锐意功名笃志科场,可是,直到公元895年他55岁时才考中进士;他客居京都二十载,连续二十场屡试不第,饱受浮名难立之苦;他漂泊不定,往来穷巷,在风声鹤唳中,目击了中原战乱烽烟千里。苦难的经历越来越明显地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大家的极其珍贵的素质。他以《人文化天下赋》等三赋金榜题名,提出人为国本、英才佐国,治国者应重视英贤的政治理论,然而,不管是博取功名还是经营仕途,他都很不在行。他希求入仕以实现其人生价值,但仕途未能让他施展平生抱  负,反而是文学使他永垂不朽。他的赋很有名,“雄新隽永”,“悲怆激越”,有22篇被收进《全唐文》,《馆娃宫赋》《秋色赋》等风行一时;他的诗清醇丰润,意境开  阔,关注时事,同情民生,贯穿了我国古代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宋代诗人杨万里称“其诗尤奇,所未见也”,《全唐诗》收入其诗近200首。他的诗、赋、文和文学评论代表了晚唐福建的文学水平,在福建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被誉为“福建文坛盟主”、闽中“文章初祖”。他就是黄滔(840-913)。

      对晚唐来说,天下并不太平。晚唐的莆田作家显得寂寞、练达,他们那厚实的情感中有一份苍凉,深刻的智慧中有一丝怅惘。和周围的人一样,他们历尽沧桑,他们的作品因而更有历史感。这个时代,莆田作家明显分为两  类:第一类人身世坎坷,在仕途之门进进出出,最终厌倦了官场的黑暗,弃官归里,如郑良士、徐寅等人;第二类人出将入相,建功立业,把入世的传统很好地继承了下  来,如翁承赞和萧项,在中国宰相谱中,他们都是莆田最早登上相位的人。郑良士(856-930)的诗多寄情山水,风格温和宁谧,流露出中国古代士大夫那种“孤云独去闲”的情调和趣味。延寿人徐寅(858-929)是晚唐莆田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博通经史,尤长于骈语律赋,当时人称“锦绣堆。”他的赋词藻华美,音韵铿锵,其《人生几何赋》问世后,长安人竞相传诵抄写,“长安纸价为高三日”,并传到朝鲜、日本,可谓名重一时,《全唐诗》收录他的诗220首;翁承赞(859-932)家学渊源,于唐昭宗乾宁三年(896)考中进士,六十岁辞官归里,为闽王王审知所赏  识,邀其出山辅政,任命为宰相。他的诗端重典雅,炼字精确,意境深远,不乏名篇佳句。他在位时曾令人访寻各种书籍予以缮写刊印,为福建的文化发展作出极大贡献。

      宋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莆仙文明在两宋时进入了成熟阶段。莆田的诗赋文章因此出现了第一个突兀的高峰,其明证之一,就是莆田在宋代创造了自己的文学经典。

      宋代是莆田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辈出的时代。两宋319年间,莆田共举进士1014人,诸科、特奏名等742人。宋代所取正奏名进士中,每39人中就有一个是莆田人,一代名相王安石赞叹“兴化多进士”。

      宋代莆田文化的发展,一是得益于宋朝廷以文治国的方略,使大量有才华的莆田知识分子脱颖而出,他们既参与国家管理,又着书立说,主宰思想文化领域;二是莆田的农业、手工业和海运业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木兰陂的建成使兴化平原的农业生产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为莆田文化鼎盛奠定了物质基础,读书入仕、回归中原不  再是富贵人家的专利,普通的工农商也有条件“教子读  书”;三是宋室南渡后,整个中国文化中心南移,东南沿海地区学术日渐繁荣,形成了崇儒重文的社会风尚。当时莆田人口不足10万,但藏书万卷的大藏书室就有十几处,其中以“万卷楼”“一经堂”“富文书屋”等最为着名,藏书量累计多达数十万卷;四是地方吏民重教兴学,基本构成了官学、书院、家塾三级完备的教育体系,集教学、督学、举试、藏书、教化于一身,涌现出杨在尧、林迪、茅知至、林光朝、郑樵、郑厚、林立之、林彖、宋藻、黄补、黄绩、陈宓等一大批教育名家,外地名士如朱熹等也前来兴化讲学授徒。“十室九书堂”,“自井邑而达田野,弦诵之声,远迩相闻”。

      宋代莆田藏书众多,着述如林,据考证,着书立说者有250余人,着作630余部5000多卷,现存60余部。被收入 《四库全书》的有书目34部820卷,存目8部17卷。

      可以说,宋代的莆田文学是一部历经319年而不朽的传奇。作为“文赋名里”,莆田的骚人墨客“间见层出”,北宋有徐昌图、蔡襄、方龟年、蔡绦、方蓁、陈睦、朱绂、黄隐、蔡京、蔡卞、徐铎、方天若、蔡攸、方略、蔡伸、黄泳等,南宋有叶、林大鼐、郑樵、黄公度、陈俊卿、林光朝、龚茂良、方翥、刘夙、刘朔、寥鹏飞、郑侨、李俊甫、王迈、吴叔告、李丑父、陈文龙等。其中不乏文采过人、见重名家的诗人作家,如文名当世、为欧阳修喜爱的陈动之;如朱熹称其“文章见重外夷”的蔡襄;如着书百卷、刘敝认为“似两汉儒者”的黄君愈;如宋徽宗和曾巩、曾布推重的傅楫;如文赋“瑰琦玮丽”的傅谅友;如王安石称其诗为“元、白、陆、皮诸人不及”的方惟深;如宋徽宗时的四大名儒之一的徐师仁;如绍兴年间奏赋第一的郑厚;如下笔千言、王十朋叹为“传世之文”的蒋;如朱熹常夸其诗豪壮的方丰之;如叶适等称颂不已的诗人刘克逊;如周必大、杨万里“见而异之”的方信孺等等。

      我们说过,莆田作家几乎一直是坚定不移地介入社  会。这一文学传统在两宋不仅被沿袭下来,而且被推向了极致。北宋着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蔡襄(1012-1067)的《四贤一不肖》一诗,显示了莆田文学作品中抗争的本质,他不畏强权,替改革家范仲淹等人仗义执言,震动朝野。蔡襄18岁中了甲科进士第10名,身为农家子弟,蔡襄深知民间疾苦,他为政精明,直言劲节,修水利,厚农桑,兴学校,革弊修废。公事之余,蔡襄写出了《荔枝  谱》和《茶录》,前者是世界上流传下来的最早一部果树栽培学专着。

      宋熙宁三年(1070),莆田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个大人物考中进士,他由一县之尉起家,官至宰相,不仅“回归中原”,而且把持中原权杖,五居鼎席,当国近二十年,此人即蔡京(1047-1126)。《宋史》对他的为人与权术概括说“天资凶谲,舞智御人”。他在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后人褒贬不一,大多认为“乱政”“误国”。蔡京 “喜为文词,作诗敏妙”,擅长书法。有意味的是,公元1107年,蔡京61岁时,作为“强权”——被批判的对象出现在莆田文学史上,同是莆田人的方轸言人不敢言,上《论列蔡京章  疏》,列举蔡京过失千二百言,方轸因此蒙冤十年,终被流放到岭南。

      宋熙宁九年(1076),二十五岁的徐铎与兄同登进士,徐铎“以文章魁天下”,这是莆田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徐铎(1051-1105)是唐朝名士徐寅的七世孙,官至尚书,着述甚丰,尝作《木兰谣》概述创建木兰陂始末,留有《文集》三十卷、《易谈》二十卷、《群书总要》一百卷等。宋代莆田出过5名文状元,即徐铎、黄公度、郑侨、吴叔告、陈文龙。这些状元及第者入仕后,在文学、政事等方面作出相当的成就,并担任重要职务,如郑侨、陈文龙官至副宰相,参与执掌朝政。

      宋绍兴八年(1138),是莆阳科举史上最辉煌的一年。 放榜日,京都雷鸣,莆阳贡士有十四名登进士第,黄公度名列榜首,陈俊卿夺得亚魁,林邓以年73岁为“榜尊”,龚茂良以年18岁为“榜幼”,莆田名重天下。李俊甫《莆阳比事》以“四异同科”记载这一盛事,称“一时荣耀,以为四异”。黄公度(1109-1156)是唐代名士黄滔八世孙,工诗善文,其文“典重温雅,如为其人”,其诗“格律森  严,兴寄深远”,精深而不浮于巧,平淡而不近于俗,有忧国忧时的伤悲,有坚节守志的自白,现存《知稼翁集》十一卷、《知稼翁词》一卷。陈俊卿(1113-1186)12岁作《咏砻》诗,显露远大抱负和出众才华。摘得榜眼后,以“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博得宋高宗赞赏。陈俊卿官至尚书左仆射兼枢密使,雄才大略,秉义怀忠,正色立  朝,被誉为“南渡名宰相”,有《陈正献集》十卷行世。

      12世纪是莆田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通志》问世的年  代。据《郑氏族谱》记载,史学家郑樵(1104-1162)乃 “南湖三先生”郑庄后裔,他并不把入仕作为报国济世的唯一通道,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着书立说来实现回归中原的梦想,走上了一条与科举考试相反的坎坷之路。他以布衣庶民的身份,在夹山中读书写作,搜尽东南遗书及古今图谱,“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历时30年。莆田丰富的藏书造就了郑樵。相传,郑樵一生三次远赴南宋京都临安献书。宋绍兴31年(1161),郑樵赶在死神之前完成了 《通志》,步行2000里,第三次来到临安,进《上殿通志 表》,终客死京都,以一种最凄凉的结局实现了他的中原梦。《通志》与《通典》《通考》合称“三通”,为后世士子必读之书,这部宏篇巨着分200卷,总字数超过700万 字,在史学、文字学、音韵学、目录学、校学、文献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都有开拓性的贡献,是继司马迁《史  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巨制。

      与郑樵结为知己的林光朝(1114-1178),是南宋着名的教育家、理学家。年轻时前往吴中学习程颢、程颐理  学,通六经,贯百氏,其学“探道德性命之蕴,慎言行动静之节,通甲兵钱谷之事”。在黄石开办义学,培养出刘夙、刘朔等一批经世之才。《宋史》称“南渡后,以理学倡东南者,自光朝始。”其理学思想影响深远。五十岁入仕后,不避诛斥,端直敢言,有古诤臣风。传世《艾轩  集》所存《策问》内容广泛,说理精辟。

      两宋的莆田文学和抗争、罢免、流放无数次地连在一起。与蔡襄、陈俊卿、方信孺并称“莆田四贤”的龚茂良(1121-1178),因一再上书力劾宠臣、顶撞皇帝受到贬 斥,蒙屈而死;宋乾道五年(1169)状元郑侨是从叔郑樵之后的着名史家,他守节不屈,“数以直道愠于群小”;杰出的外交家方信孺(1174-1222)多次携命出使金朝,大智大勇,坚拒不屈,却因权佞误国,壮志难酬,英年早逝;被誉为“数人物方今第一”的王迈,少年即下笔惊人,是南宋中后期福建着名诗人,因诗风泼辣尖锐,屡为权奸托辞诬陷,官削三秩;而最典型的例子是刘克庄。在古典诗词中,刘克庄(1187-1269)恐怕是咏颂梅花最多的诗人之一,一生写了123首咏梅诗和8首咏梅词。公元1225年,他因一首《落梅》被指控“讪谤”当国,遭到罢官。后来,在1234年、1237年、1251年又三次得罪权贵被免职。对刘克庄来说,奸佞们对他的种种野蛮、卑劣的打击是另外一种献礼,非但没有改变其伟大的个性,反而促成了他豪放沉郁的作品风格。刘克庄是莆田在宋朝后期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文学家,被誉为南宋三大词人之一,有《后村先生大全集》196卷传世,作品之多仅次于陆游,他的5000多首诗、200多首词和众多的散文丰富了13世纪的莆田文学。

      在南宋覆亡前,莆田文坛上出现了两位状元,其中一位是南宋咸淳四年(1268)状元陈文龙(1232-1277),他是南宋名相陈俊卿的五代从孙。1276年11月,他率兴化军困守孤城,抵御入闽元兵,城破后绝食而死。他的诗刚烈、悲壮,表现出傲岸不屈的气节,其绝命诗《被执至合沙诗寄仲子诀别》中的不朽名句“未闻烈士树降旗”为宋代莆田带有强烈抗争特征的文学划上了句号,但并不是休止  符。抗争文学永远没有休止符。

      明

      宋亡之后出现了一个多世纪的沉默与等待,直到公元1406 年,林环高中状元后,莆田文学才开始走向另一个高 峰,这从明代莆田的着述者(465人)及着述总量(944部)上就可以看出,莆田习文之风再度盛行起来。

      在宋末诗人陈文龙与明初学者林环之间隔着整整一个朝代:元代,它划分开13世纪和15世纪。由于元朝特殊的现实和政治,这个时代的莆田士子大多隐逸江湖,文学的影响和传播受到了极大限制。元代着述者27人,着作共60部,比较着名的诗人有洪希文和陈旅。洪希文(1282-1366)一生执教,他的诗清遒激壮,浑厚朴质,皆出肺腑。陈旅(1288-1343)学博而通,识高而敏,被视为奇才。他的文学成就“矫然特出”,诗文典雅峻洁、自成一家。

      明代的莆田科举,延续了宋代的辉煌。由于元代异族统治,科举式微,汉人出仕者少,至明朝建立,官员极度缺乏。明统治者求贤若渴,下诏招贤,并将各地科举的兴盛程度作为考核官吏的一大手段。莆田士子隐忍百年的中原梦又苏醒了,良好的家学、严格的家教、诗书礼仪的传承、丰富的藏书、聘请名师的财力,为科举入仕提供了有利条件。明景泰四年(1453),福建乡试90人中举,莆田占44名,“一邑半榜”,冠绝八闽。莆田入仕从政者高官迭 出,四品以上的官员多达300余名,出现了“六部尚书占五部”等奇特现象。

      明代可以说是中国人活得最精致的时期之一,吃饭、喝茶、听戏都有一套讲究。“为填词发一会愁,为社稷民生发一会愁,为功名利禄再发一会愁”是明代主流社会的真实写照。然而,介入时事的现实主义始终是莆田文学的主要力量,它使写作远离风月,它的抗争性质在诸多作家的作品中仍然得到了很好体现。

      明代的莆田诗人、作家均有多人出生于莆田城厢与黄石两地,前者有明永乐四年(1406)状元林环是九牧林后裔,他识略过人,通晓世务,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任《书经》的总裁官,深得明成祖器重。他善诗文,其诗清思异质,藻而不浮,朴而不枯;有明宣德五年(1430)探花,诗词幽闲明秀、温厚俊雅的林文(1390-1476);有都是进士及第,都以刚正清廉着称,都曾被廷杖、罢官和入狱的彭韶、黄仲昭、林俊。刑部尚书彭韶(1430-1496)是由莆田涵口迁居城内的名士,诗文醇深雅正,描写灶户之苦的八首配图诗是其最有价值的作品;黄仲昭(1435-1508)是明代莆田文坛的一位重要人物,因力谏元宵烟火受廷杖,曾主编《八闽通志》87卷,这是福建第一部省志,并与周瑛 同修《兴化府志》;另一刑部尚书林俊(1452-1527)为文奇崛博奥,其诗颇能远俗,他一生经四朝,三次被罢免,1484年因直言上谏触犯皇帝,被廷杖并关进死牢。此外, 城厢作家还有弘治年间进士方良永、陈茂烈。16世纪中下 半叶,城厢又先后出现了林兆恩、林润、宋珏。林兆恩  (1517-1598)号龙江,世称“三教先生”,是明代与李贽齐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是一个传统官宦家族的叛逆  儿,在四次乡试落第后,放弃了科举入仕的念头,专心拜师学道,出入儒道二门,于35岁时创立了三教合一学说;林润(1530-1569)以弹劾严嵩之子名闻天下,他勤政爱民,40岁时在任所病殁;宋珏(1576-1632)精通韵律,耽情诗酒,留连山水,鄙夷科场八股和一级级官阶,长期过着漂泊浪漫的生活,无论在写作上还是生活上,都异于莆田传统文人。

      明代莆田着作者和着述之多,为历代之首。在清乾隆《福建通志》文苑中立传的就有60人。有诗文佳作传世的不下百人,如王伟、翁世资、郑彦成、方熙、柯潜、周瑛、郑纪、陈音、宋端仪、俞钊、郑瑗、郑岳、郑善夫、黄巩、朱、林文俊、王凤灵、郑一鹏、柯维骐、马明衡、郑洛书、郭应聘、卓晚春、陈经邦、林尧俞、周如磐、曾鲸、黄幼藻、佘翔、王家彦、彭汝楠、林兰友、朱继祚、余怀等。柯潜(1423-1477)7岁能写诗,15岁能作八股文,从小就有“手扶万里江山”的宏愿。明景泰二年(1451),柯潜廷对第一,考上状元。入仕后修典籍、主考试、掌玉堂、师东宫、伺经筵,清德粹文,声望日隆,但未获大用。柯潜为人质直,文章雄世,是天顺、成化年间的文坛名家;郑岳(1468-1539)是明代中期莆田最杰出的学者、诗人之一,因得罪权贵两度被捕入狱。自宋朝起,被罢黜和坐牢这种加诸莆田作家身上的痛苦,一直重复出现。郑岳辞官归里后编纂《莆阳文献》,为我们打开了与古代作家沟通的一扇窗户,书中有人物列传75卷传主246人;另一位因批评世宗皇帝而受廷杖的莆田作家朱(1486-1552)死里逃生后,隐居天马山麓30余年,写下《天马山房遗稿》。

      从万历到明朝灭亡的70年间,莆田文学仍有佳作问  世。较为着名的人物为余怀和朱继祚。公元1649年7月,朱继祚(1593-1649)率农民军抗清兵败在福州被杀。他能文善诗,诗中流露出忧国的情绪和报国的决心。余怀(1616-1696)一生恬淡自爱,漠视名利,以山水、着述自娱,着作等身,达到数十种,内容涉及诗词、文史、戏曲、茶艺、砚林、服饰等。朱余二人都是黄石人,黄石人在明代莆田作家中占了五席之上,如成化五年进士周瑛,朱和佘翔等。

      明代莆田文学到黄同为止。黄同号为野,诗人,他与明朝死于同一年,即崇祯十七年。他见国事日非,便隐居深山,明亡后恸哭而死。黄同的脸永远没有皱纹,因为他死时年仅21岁。

      清

      写作就是将某种经验传播下去。明末清初时莆田文人作品中的经验大多是一种苦痛的经验。由于改朝换代,当时许多文人都经受过坐牢、流亡、逃难的苦痛。生离死别成了文学的主题之一。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女诗人方琬的作品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她的作品  《断钗集》描绘了可以感知的日常情状。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莆田经济、教育遭到巨大破坏,尤其是清初的抗清斗争,兴化府城几度易手,兴化军民死伤无数,留下了极其惨痛的记忆。清顺治十八年(1661),“截界事件”更拉大了莆田人与清王朝的鸿沟。由于异族统治,莆田人心目中标志着政治和权力中心的那个“中原”已不复存在,回归中原的梦想也破灭了、莆田士人想入仕为官者寥寥无几。清王朝长达260多年,举行了近百场科举考试,兴化府进士不及百名。大多数士子只读书而不求仕。

      据记载,清代着述者270人,着述470部。有一定影响的诗人作家有彭鹏、郭凤喈、郑王臣、林尧华、林清标、郭尚先、陈池养、陈云章、林扬祖、陈淑英、宋际春、涂庆澜、江春霖、张琴等。乾隆二十一年(1756),郑王臣考上贡生,当过成都知县和兰州太守,着有诗集4卷,但其最重要的传世之作,还是1772年问世的《莆风清籁集》,选录了1900多位作者的3000余首诗,是一部时间跨度一千年的莆田诗歌总集,从中可窥探唐代至清中叶莆田诗歌的源流与嬗变。

      与清初女诗人方琬不同,乾隆年间的女诗人吴荔娘  (1736-1796)的诗歌显得纯净、典丽;嘉庆年间的才女陈淑英(1808-1877)的作品则体现出温情诗的玄妙,她是清代莆田着名才女,作品“气含孤秀,词综众妍,近体累累如贯珠,与唐音尤合。”

      清代莆田文学以嘉庆年间最为突出。仅嘉庆十四年  (公元1809年),莆田进士中就出了三位作家:郭尚先、陈池养、陈云章。历任翰林编修、大理寺卿的郭尚先(1785-1832)是林则徐的莫逆之交,秉性忠耿,尽职尽责,40多岁就须发尽白,他是清代书画大家,文学上也颇有成就;陈池养(1788-1859)毕生潜心于莆田的教育、史学和水利事业,着有《慎余书屋诗文集》和《莆阳水利志》八卷。

      晚清的莆田文坛比较热闹。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江春霖(1855-1918),数十次上疏弹劾亲贵疆臣,“直声震天下”,被誉为“清御史第一人”。江春霖一生戆直刚  正,嫉恶如仇,宣统二年(1910),56岁的江春霖因严劾庆亲王奕和宠臣袁世凯而遭贬斥,愤而辞归。参与江春霖弹劾袁世凯的张琴(1876-1952)工于诗词、书画,他的政论尤其出色,直捷、雄辩、深刻峭利、振聋发聩。1913年他在 《亚东新闻》上接连发表了24篇社论批判袁世凯,遭到拘 禁。张琴于光绪三十年(1904),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年考中进士,曾授翰林院编修,他也是莆田最后一位进士。

      时间像水一样奔流不息,永远不可割断。面对一千多年的文学历史,我们还能说些什么?我们只能说,历史并不是一张可以刮去字迹后重新书写的羊皮纸;我们只能  说,一切伟大的词语在时间中不死,无论是明快的、智慧、客观的、高傲的、简省的;我们只能说,文学使人清醒,我们将看得很远,并仔细地把头靠在线装的书卷上聆听,因为历史在每一个时代都留下了它的声音。□扬雪帆

    点击查看原图

      蔡襄陵园牌坊

    点击查看原图

      九鲤湖摩崖石刻“九天龙珠”、“可与晤言” 分别为蔡京、蔡卞所题

    点击查看原图

      郑樵在夹漈草堂历时30年完成《通志》

    点击查看原图

      林光朝在黄石定庄村开办义学,其理学思想影响深远

    点击查看原图

      仙游文庙是仙游人文发祥地,培育出茅知至等一大批文化名人

    莆田文化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投稿邮箱:fjptwhw@163.com   联系QQ:935877638

    广告热线:0594-2288370    1301596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