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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大师 盖世典籍 ——郑樵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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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樵(1104—1162),字渔仲,自号溪西逸民,学者尊称夹漈先生。宋兴化军莆田县人。青年有志,苦学成才,深居山林,着书千卷,勇于创新。所作《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郑樵是我国古代一位着名的历史学家。

      矢志苦学  怀忠报国

      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三月,郑樵出生于莆田县广业里霞溪村。先祖郑庄、郑露、郑淑三兄弟来莆倡学,筑庐城南南湖,世称“南湖三先生”。父郑国器为太学生。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回莆时卒于姑苏(今江苏苏州),十六岁的郑樵徒步护丧归家。

      郑樵继承深厚的家学渊源,慨然有读书志。于夹漈山构筑书堂,立志苦学。生活虽然困穷之极,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记诵不绝。[1]携饭囊酒瓮,与堂兄郑厚结伴,深居山林苦学。二人一觞一咏,累月忘归。或采松食橡(栎树果实),浇花种药,随渔狎猎,以古之贤仁义士为楷模,视山谷为名教乐地。不知冷暖,蓬头垢面,以至被亲朋视为痴人妄夫。

      郑樵虽属田家子,因先辈熏染,志向远大。正如后来上皇帝书所言:“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结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辅助)。如此一生,则无遗恨。”

      为此,郑樵又走出深山,探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寒月一窗,残灯一席,讽诵达旦,且喉舌不罢劳,才不读便觉舌本倔强。或掩卷推灯就席,杜目而坐,耳不属、口不诵而心通。人或呼之再三莫觉。”(《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他仔细考察士大夫家的古董器物、金石文献、图谱,为日后着述积累资料,并开阔了思路。

      郑樵不但读世间文字之书,还重视读自然博物之书。他深居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观察探究草木禽兽的情性。又与现有书籍的记载对照比较,订正谬误,以获得真知。他认为,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主张把儒生与农圃人二者的知识结合起来。一日,郑樵得到一篇记录天象的《步天歌》,诵读后,又于素秋无月、清天如水之夜,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观察自然与诵读典籍相结合,获取知识,是郑樵读书着述的一大特色。现今夹漈草堂周边的曝书石、观星石,传说就是郑樵当年晒书、观天的遗迹。

      郑樵于山野读书,胸中慨然以古人自期。每见史册高风亮节者,必读之再三,景仰追随其人。靖康之变,二皇被掳,金兵南侵,国势危急。郑樵身在山林,心念国事,终夜难寐。他效法古代贤仁志士,怀忠报国。与兄郑厚跋山涉水赴临安,持着天下安危大计,三进前枢密使宇文虚中府上,递书陈述报国之志。  曰:“然则(郑)厚也、(郑)樵也,何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因宇文虚中当时已被罢职,不能引荐。郑樵报国无门,作诗叹道:“犬马存心虽许国,草茅无路可酬君。微臣一缕申胥泪,不落秦庭落暮云。”春秋时期,吴兵伐楚入郢都,贵族申包胥入秦乞师,长哭七昼夜后,秦伯终于发兵救楚。郑樵借此典表明报国无门的痛苦。

      坚志修史 着书千卷

      郑樵在夹漈草堂读书时,就已立下修史宏愿。其后又博览群书,广搜文献,既开眼界,又养学识,为修史着书打下坚实的基础。此时既报国无门,便归身山林,潜心着述。

      郑樵学识渊博,治学兴趣广泛,着述计划宏伟,方法科学,步骤扎实。大体上是一段时间,集中研究一门学问,而后加以汇集,构建其辉煌的学术大厦。

      大约于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前,郑樵用十年时间治经旨之学,即研究儒家的《诗经》、《书经》及礼、乐学问,着有《书考》、《书辨讹》、《诗传》、《诗辨妄》、《春秋传》、《春秋考》及《诸经序》等。朱熹称赞《诗辨妄》见识高明,治《春秋》亦有独到见解。此后,又相继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为方书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校雠之学,为亡书之学。前后历时三十年左右,完成四十多部着述。大约于绍兴十九年(1149),郑樵汇集已成的着作,并最终完成《通志》的着述。

      据专家统计,郑樵着述共有九十八种,其中注明篇数、卷数的五十六种,六百又三卷,四百五十六篇;无卷数的三十五种,除去一些重复的,总计达千卷之多,与郑樵《上宰相书》所云“山林三十年,着书千余卷”吻合。[2]

      清乾隆《莆田县志》记载,郑樵着作有经旨类七种,礼类六种,校雠类十种,谱系类五种,天文类五种,地理类四种,名物类二种,方书类六种,小学类九种,小说类二种,《通志》二十略等。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通志》二百卷,《夹漈遗稿》三卷,及《尔雅注》、《诗辨妄》。即使这些,亦可以看出郑樵着述的宏大规模及其宝贵的学术精神。

      注[1]郑樵《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以下引文,仅注篇名于文中。

      [2]吴怀祺《郑樵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三赴临安  献书朝廷

      时秦桧当国,朝政腐败,私家修史被视为违法行为,邑人大魁黄公度就是因言欲修山林野史而被罢职。郑樵着述,显然面临很大风险。为此,自绍兴十五年(1145)起,郑樵先后三次赴临安献书,既以学术报国,亦希冀得到朝廷认可,以避私家修史的罪祸,[3]并期望能进入国家馆库观阅秘藏典籍。

      当年五月,四十五岁的郑樵携带已成书的五十种着作,赴临安向朝廷献书,受到宋高宗“嘉叹”,这批书于岁末收入馆藏。翌年七月,朝廷诏天下献书,并立定献书赏格,同郑樵的献书不无关系。

      不幸,郑樵弟郑槱与长子郑惕相继病逝。郑樵惟与史着形影相吊。他忍痛修史,完成计划的校雠、目录等多种着作,又按秘书省所颁发的《阙书目录》,汇集成《求书阙记》七卷、《求书外记》十卷,并总汇天下古今书籍(书目)为《群书会记》三十六卷。郑樵与史着相依为命。他担心自己忽遭不幸,致使此书、此身俱填沟壑,不但有负平生,亦有负于天下。于是,日以继夜缮写所修精华,凡十八韵、一百四十卷,于绍兴十七年十一月,带病携书,徒步二千里,再赴临安献书。

      郑樵先是致书宰相秦桧,表明自己修志之志,请求避免以修私史之名招致之祸。他说明自己依据司马迁会通修史(即修通史)之法,希望朝廷给予闲职,借以资助其完成修史宏愿。又上书宋高宗,述说自己立志苦学,深居山林三十年、着书立说的经历与成果。恳求圣览,望赐睿旨,允许料理余书,继续上进。翌年(绍兴十八年)二月,时掌修史事务的经筵官秦熺(秦桧之子),上奏举荐郑樵为右迪功郎(一说同时赐进士出身),对郑樵的上书作了回应。但郑樵毅然辞谢。他献书归来后,回草堂励学授徒,以毕其志。四方从之者二百余人。

      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诏令将郑樵献的书收藏秘府。

      当时,郑樵已经名闻天下。中兴名相李纲、赵鼎、张浚等,无不待之以礼,每闻郑樵新着一书,即命抄录带回。卿士大夫、川闾乡党亦皆以师尊之。浙江永嘉人邱铎,辞谢两名朝臣的优位之荐,宁愿往兴化随从郑樵治学,后转为莆田县令。来闽任职的省官、部使者,也必登门问候。郑樵未尝沽名钓誉,惟务着书。部使者三举孝廉,二举遗逸,郑樵俱辞不就。

      绍兴二十七年(1157),侍讲王纶、贺允中等推荐郑樵撰述益多,必有补治道,望赐召对,验其所学,果有可取,依前例授官,使学者有所激劝。高宗从之,命郑樵赴临安。秦桧当国时,朝廷二十余年不聘儒士。时秦桧已死,高宗特诏郑樵,时论翕然称快。

      绍兴二十八年(1158)二月,五十五岁的郑樵奉诏赴临安,宋高宗于便殿召见郑樵。

      郑樵奏言:“臣处山林三十余年,讨论(研究、评论)古今典籍,修而成书,分十类。一曰小学(文字、训诂、音韵)类,二曰经旨类,三曰礼类,四曰乐类,五曰校雠类,六曰谱系类,七曰天文类,八曰地理类,九曰名物类,十曰方书类。其献上五十种,皆已成之书。其未成之书,臣取历代史籍,始自三皇,终于五季,通修为一书,名曰《通志》。参用(司)马迁之体,而异马迁之法。谨摭其要览,名曰《修史大例》。并已成之书,稍多不能辨。今有目录一篇,名曰《夹漈书目》。”

      高宗嘉纳之,并问:“《资治通鉴》详本太繁,节本太简,安得繁简适中,便于观览?”又问:“司马迁《史记》,囊括一书,功在十表。如何学者不知用心?”郑樵奏言:“学者以《通鉴》并于《六经》,老师宿儒,不能议其得失。班固《汉书》去(司马)迁未远,已不能明《十表》,后生晚进,安得其津涯(到达彼岸)?良由天纵之知,不沿移习而得。”

      于是,郑樵论列班固以来,断代为史,皆失班彪(班固父)、马迁制作之义,又失孔子代损益相因之理。高宗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恨见卿之晚!”时引对(问答)已三班漏下数刻,郑樵请退。高宗曰:“见卿议论高远,使朕自然忘倦。”郑樵力乞还山,曰:“臣麋鹿之性,终爱山林。”高宗曰:“当俟朕有以处之。”遂授郑樵右迪功郎(宋代授予初次与官而未仕者的低级官衔,从九品)、礼、兵部架阁文学(掌礼、兵部的帐籍、文案事务)。[4]所着史书,由官府供给纸笔,令修改撰写后进呈。郑樵再次推辞,于是改任潭州(今湖南长沙)南岳庙监,回家论着。深宫高皇与山林布衣漏夜引对,成为一时盛事,四海传闻。朝廷还准许郑樵至秘书省三馆借书观阅,因受到朝士的歧视,郑樵心颇不乐。

      郑樵衔命回莆后,全力以赴《通志》的撰写。他置身深山虚谷,远离人烟,书册之劳,皆自手出,历时三年,鬓雪垂垂,几陨余生,终于完成二百卷、近七百万字的《通志》着述工程,[5]何其壮哉!

      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年近花甲的郑樵,携巨帙《通志》,跋涉二千里抵临安献书。时金兵再度南侵,宋高宗离临安去建康(今江苏南京),郑樵未得召见,进《上殿〈通志〉表》。朝廷授予枢密院编修官,遂留守临安。明年二月,高宗回临安。三月初七日,命郑樵缴进《通志》。不幸,郑樵积劳成疾,已病数日,卒于高宗命下之日,终年五十七岁。

      郡志称,“海内之士,知与不知,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归正之人,感先生德,莫不惜哭之。”[6]

      史界大师 盖世典籍

      郑樵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自少时立志苦学,深居山林,励志着述,着书千卷。所作《通志》规模宏伟,上自三皇,下至五代,洋洋二百卷,近七百万言。是继史圣司马迁《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巨制。从而确立他在我国史学史上的大师地位。当代史学家吕振羽赋诗赞云:“史通莆郑着新编,门类略析脉络全。食货艺文颠主次,古今通变叙禅缘。敢提疑伪同知己,忍摭传闻近史迁。未若船山阐理势,广搜博引仰莆田。”

      《通志》全书体例有:《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世家》以及《载记》。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全书精华在二十《略》,书前的《总序》以及各略的《序》均是力作,是其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

      郑樵对史学研究着述,主张“会通”,认为历史是个因依相关的过程,写史不能割断历史的前后联系。他反对用天命观曲解历史,认为用天人感应的灾异解说人事历史,是“欺天之学”、“妖学”。人间祸福与天象变化并无必然的联系;他反对以“春秋”笔法写史。认为字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欺人之学”,是“妄学”。写史不能任情褒贬,而要写清史实,让后人了解史事,作出评价。历朝史书所谓“贼”、“寇”、“索虏”、“岛夷”,都是错误的;他认为历史是“实学”,写史、治学应讲求实用,否则就是空疏之学,是“从事语言之末,而非实学也”。史书应记载“国之大典”材料,并强调要重视谱(表)、图,注意运用金石资料;他主张以类例的方法研究学问。不是简单的分类,而是在弄清学术源流的基础上确定类例。

      总之,郑樵的史学观,充满了勇于批判、开拓创新的精神。这正是他取得突出成就的精神支柱。郑樵治学道路宽广,举凡书目、校雠、音韵、文字、金石等领域,均有可观成就,从而为其“通百家之学”,撰写《通志》巨典奠定了基础。

      郑樵的治学途径与方法亦很独特。他励志自学,读书同时注意观察自然现象,力主使儒生与农圃人的知识结合,获取真知。郑樵苦学治史,五十年如一日,坚韧不拔;国难当头,不忘献身报国;平生沽淡好施,关怀家乡建设,惠泽民生,淡薄名利。无不体现士族精英修身养志、报效国家的夙愿。

      清代着名的史学家章学诚云:“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若郑氏《通志》,卓识明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7)梁启超称,“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8] 

      [3]郑樵《上宰相书》云:“樵虽林下野人,而言句散落人间,往往家藏而户有。虽鸡林无贸易之价,而乡校有讽诵之童。凡有文字属思之间,已为人所知;未终篇之间,已为人所传。  况三十年着书,十年搜访图书,竹头木屑之积,亦云多矣,将欲一旦而用之可也。呜呼,术业难成,风波易起,深恐传者之误,谓擅修国史,将无容焉。”(《夹漈遗稿》卷二)[4]明·周华《游洋志》(《福建兴化县志》)卷四《儒林传》。[5]郑樵《上殿〈通志〉表》(周华《游洋志》卷六《撰述》)。[6]周华《游洋志》郑樵传。归正人,指自金人占领区返宋遗民,郑樵尝为其请命,故德之。[7]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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