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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莆田的刻本藏书

      藏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士人生平第一要事”。我国藏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的私人藏书家,公认的当推孔夫子。因为唐代以前成书实属不易,所以藏书家相对比较少些,宋朝之后就日渐其多了。清人藏书家张金吾有段精辟的见解:“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通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这或许是对兴化(今莆田市)士人倾财求书、舍命护书、埋头抄书、勤奋读书,用情着书的最佳诠释吧。

      藏书量的多少,往往是衡量某一个地方文化教育兴盛的标志之一。宋代莆田民间藏书之多在全省以至于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堪与当时的国家图书馆比肩而立。这一方面得益于福建刻书业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莆田士人视书为财的风气所致。

      据考,福建的刻书业始于五代初,当时邑人徐寅有《自咏十韵》诗,诗中是这样说的:“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可知福建在五代初已有书商刻书了。到了两宋时,福建刻书业已经相当发达和繁荣了。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流通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主要标志是刻书机构众多,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已经形成;刻书地点分布广泛,刻印书籍数量居全国之首,是宋代着名的三大刻书中心之一,正如南宋藏书家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所说的,宋代刻书“其精以杭为最,其多以闽为最,蜀皆次之”。

      虽然宋代闽刻的中心是福州和建阳,但是当建阳麻沙版盛行时,莆田也有开雕,所刻书籍远销于省内外。据载,莆田着名的刻书坊有“莆田郡斋”等几家,所刻内容,经、史、子、集无所不包,许多刻本被名家书目所记载,有的还流传至今成为图书馆珍藏的善本。莆田的刻书业到了南宋已发展到繁荣阶段,可与泉州等地齐头并进,在福建雕版印刷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南宋乾道四年(1168)兴化军学刻印蔡襄的《蔡忠惠集》36卷。蔡襄还着有《荔枝谱》和《茶录》两本书。宋庆元五年(1199),莆田人黄汝嘉刻印胡安国的《春秋传》30卷,该书初刻于宋乾道四年(1168),后汝嘉修补刊行,北京大学图书馆今藏有修补本。同年,他还重刻了吕本中的《东莱诗集》20卷,北京图书馆存有残本6卷。饶节的《倚松老人诗集》3卷和晁冲之的《贝茨集》1卷。另据《直斋书录解题》题黄庭坚《山谷别集》版本时称:庆元(1195-1200)中莆田黄汝嘉增刻,由此可知,汝嘉在庆元年间,又刻有《山谷别集》传世。

      宋嘉定七年(1214),福清人林瑑任兴化知军期间,为郡儒李俊甫刻印《莆阳比事》7卷;嘉定十四年,莆阳许兴裔刻印赵彦肃的《复斋易说》6卷;宋淳佑九年(1249),莆田郡斋又刊刻刘克庄的《后村居士集》50卷;;宋宝佑三年(1255),楼昉《崇古文诀》35卷在莆田开雕,这书是楼昉知兴化军时的力作;宋景定四年(1263)兴化军学刻印徐元杰《楳埜集》25卷,此书为徐元杰之子徐直谅任兴化知军时所刊。

      此外,林慎思的《伸蒙子》3卷;方惟深的《方秘校集》10卷;郑樵的《通志略》、朱熹的《周易本义》、真德秀的《文章正集》等,都是宋代莆田书坊刻印的书籍。诚如刘后村所言:“吾里藏书多善本,游泮多英才,傍考互校,它日莆本当优于广越矣!”的确,兴化军刻书业已相当繁荣,其刻本不但较有名气,而且也可与外埠刻本相媲美。但遗憾的是,莆田的宋刻,如今很难见到。

      以上所举仅是名家书目和现存刻本中的一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兴化共刻印书籍60部871卷,对促进莆田的教育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莆田刻书业的繁荣还可从藏书中窥见一斑。兴化不但军学县学有藏书,书院寺庙也有藏书,而且还有许多私人藏书家,其藏书量累计多达数十万卷,其中以“万卷楼”、“一经堂”、“富文书屋”、“衍极堂”、“藏六堂”等最为着名。□林祖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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