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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襄:能上能下实干家

      蔡襄在京城任职时是个实干家,到地方任职时也是个实干家。弘治志说:“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复修起居住。”

      网上查询方知道,宋初,曾派若干转运使赴各地供办军需,事毕即撤。宋太宗时为削夺节度使的权力,于各路设转运使,称“某路诸州水陆转运使”,其官衙称“转运使司”,俗称“漕司”。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以前,转运使职掌扩大实际上已成为一路之最高行政长官。以后,陆续设立了提点刑狱司、安抚司等机构分割转运使的权力。这么一查询,笔者才知道,宋仁宗让蔡襄“改福建路转运使”,授予高官,是为了庆历新政在福建的全面落实。所以,我们又要把那时福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变化和蔡襄的实干精神联系起来。蔡襄任转运使时认真落实新政,使福建面貌焕然一新,后又回到京城任职。

      据《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一记载,到福建任职以后,蔡襄向宋仁宗递上《奏复五塘剳子》,解决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文章说,“莆田县有陂塘五所,胜寿、西冲、泰和、屯前、东塘,自来积水灌注塘下沿海咸地一千馀顷为田,约八千余家耕种为业。大中祥符(1008-1016)年中,有百姓陈清等陈状,于萩芦陂开渠引水,灌注塘下民田,却决去五所陂塘,以地为田,官司妨碍,不与检给。天圣(1023-1031)年中,陈潭知军日,其陈清却与官户形势计会,同共请上件塘内地土,州县徇私曲理,先次给却屯前、泰和、东塘陂塘三所,去水为田,旧日仰塘水灌注之地尽皆焦旱。百姓争讼,州县一向抑迫不与申理。至李余庆知军日,陈清又请胜寿、西冲二塘为田,其时不与检给。宝元(1038-1040)年中汪随政内徇私顺情,一向检给,科率产钱供输赋税”。其结果,“自决去五所陂塘以来,沿海咸地止仰天雨,有种无收,州县多是不与放免税赋,是致人户逃移”。

      上面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在庆历新政以前,莆田县农田水利建设不仅得不到重视,而且连已有的陂塘都遭到破坏。例如胜寿塘,是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建造的,有好几百年经济效益,但是到宋初时却被废之为田。州县面对民生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的利益,结果导致许多人家背乡离井,逃移他乡。直至庆历三年秋旱,官府才“放产税例及九分”。

      有比较才能鉴别。蔡襄说:“窃缘旧作陂塘,灌田一千余顷,济活八千余家。及决塘为田以来,收得塘内田一百余顷,丰赡官势户三十余家,又年年雨水不充,放却赋税至多。”在这里,8000多户和30多户,孰轻孰重,也就清楚了。所以,通过比较之后,他说:“若以民间利害,即贫困却八千余家,止丰赡得官户三十余家;若以官中租赋,即每年蠲放千顷租赋,只得百顷租赋,其为利害公私灼然。”从中可以看出,过去那些父母官就没有认真算好这笔账:这样做,无论是平民百姓收入,还是政府财政收入,都是一大损失,所以,他们是糊涂官,做成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弘治志卷之五十三说:“祥符中,民陈清等侵占为田。庆历中,蔡襄尝奏复五塘。”这是一件大事,为福建各地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带了个好头。

      其次是《奏乞减放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身丁米剳子》,蔡襄说:“伏惟祖宗恢复天下,大去无名之歛,然诸州身丁,尚犹输纳。真宗皇帝哀怜百姓困穷之弊,祥符中(1008-1016)特降御札,除两浙、福建等六路身丁钱四十五万贯。漳泉三州,亦是丁钱折变作米,无人论奏,因依科纳,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三郡之人引领北望,迄今又四十年矣。”四十年间,三郡人希望减免人头税,但是却没有人替他们办事,连续几任转运使都不称职,即使“皇恩浩荡”也没有用处。

      所以,蔡襄进之说:“臣闻圣人以生为德,以孝为本。今陛下之民至有父母不肯养子,不亦累于生生之德乎?先朝所行之事,有所未尽,陛下推而行之,可谓至孝矣。伏望陛下进成先帝之仁,下恤远民之苦,蠲放三州军丁米,只令依建州例纳,岁纳口钱。”在这里字里行间,洋溢着蔡襄的爱民亲民思想,显示了这位新型的民主斗士办事雷厉风行的政治特色。就这么一请求,三郡人头税减免了一半。

      蔡襄“开古塘灌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那是他带头落实庆历新政的具体表现。在蔡襄的带动下,福建政府官员重视兴修水利、为民办实事的新的风气掀起了。庆历新政以后,“厚农桑”成了许多人的共识,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成为了官民的共同行动。例如宋仁宗嘉佑中(1056-1063)兴化知军刘谔创建太平陂也说明了这一点。

      而且从此官风有了改善,据《游洋志》卷之三记载,宋仁宗在位期间(1023-1063),兴化县先后有两位受到人民群众好评的知县。许世昌,庆历六年(1046)来宰斯邑。爱民如子。其有笞杖之刑,亦只示辱而已。且清白自持,但饮邑中一水,馀无所取。百姓比于召信臣。

      张彦博,嘉佑二年(1057)宰斯邑。有雷厉风行之风,有宽厚待人之量。老百姓一旦犯法,不用审问,不用动刑具,囚犯的罪行就会一清二楚;老百姓也无不佩服他办事效率高。所以,县令梅泽在堂壁上题词:“由太平以至元丰,历百馀年,临是邦者惟闻许公世昌、张公彦博仅称贤令焉。”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兴化置县;到了宋神宗元丰时(1078-1085)恰恰经历百馀年。

      其三,庆历新政以后福建教育名列全国先进行列,这与蔡襄任福建转运使开好头息息相关。朱维幹在总结麻沙出版业的文化背景时说:“政治上兼收并蓄,是仁宗时才有,南北的畛域解除了。于是,‘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福建史稿》上册247页)在这里,宋仁宗的政治特色总结出来了,但是语焉不详。要是能说得具体些,变化原因很有可能那时也就找出来了。

      2012年6月5日笔者在《莆田晚报》发表了《庆历新政和兴化军三县教育的变化》,拙作说:“首先,得中进士者数量增加了。据《重刊兴化府志》即弘治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开科取士始,至庆历二年(1042)82年,兴化军得中进士93人,其中,莆田县63人,仙游县24人,兴化县6人。从庆历六年(1046)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仅仅24年,兴化军得中进士就达到94人,其中莆田县67人,仙游县23人,兴化县4人。以后,那是越来越多了。”兴化军是如此的,全省各地也是如此的,因为庆历新政的抑侥倖、精贡举政策在起决定性作用。否则,哪会有什么变化?!那么,谁在抓政策的落实?很显然和蔡襄任福建转运使息息相关。这是因为只有落实了,才能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

      蔡襄不论在京城,还是在地方任职,都是政府官员的好榜样。蔡襄在京城当小官时,关心的是国家头等大事。宋仁宗做错事,是非颠倒,蔡襄当即写《四贤一不肖》予以纠正,还引起了京城知识界、出版家的共鸣,大量发行,广为宣传。后来,蔡襄不仅没有被问罪,而且还被宣入宫知谏院。这说明不打不相识,赢得了宋仁宗的信任。到了后来有了名气,他仍是个实干家,而且还能上能下,在任福建路转运使时,认真落实庆历新政,为福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所以蔡襄称得上是宋仁宗时新型的民主斗士。(林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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