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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襄劝谏

      据莆田市明弘治《兴化府志》的《蔡襄传》说:“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三人忠诚刚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之说。其御之之说不过有三,臣请为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当道,论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无所陈,则土木之人皆可为矣。二曰好进。前世谏者之难,激于忠愤,遭世昏乱,死犹不辞,何好进之有?近世奖拔太速,但久而勿迁,虽死是官,犹无悔也。三曰彰君过。谏争之举,盖以司过举耳。人主而行之,足以致从谏之誉何过在能彰?至于巧者则不然,事难言则喑而不言,择其无所忤时一发焉;犹或不行,则退而曰:‘吾尝论其事矣。’此谓之好名。默默容容,无所愧耻,蹑资累及,以挹显仕,此谓之好进。君有过不救之于未然,传之天下后世,其事愈不可掩,此谓之彰君过。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在这里,蔡襄的看法有独到之处。任谏不难,许多人想当言官,而且当之无愧,不怕死,不怕打击,所以,选拔、任用谏者容易。但是听者多,各有各的看法,少不了造谣中伤的人们。他们会肆意歪曲谏者的话,制造障碍,让谏者无所作为。对于君主来说,听谏,容易做到,他会耐心听下去;但是,接受人家意见即用谏却不那么容易了。为了辨明是非,他以“好名”、“好进”、“彰君过”三者为例来说明,希望宋仁宗做个名副其实的好谏者,肩负庆历新政的重担。

      弘治志还说:“夏竦罢枢密使,韩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罢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贺又朝,庶民歌于路,至饮酒叫号以为欢。且退一邪、进一贤,岂遂能关天下轻重哉?盖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众邪并退,众贤并进,海内有不泰乎?虽然,臣窃忧之,天下之势,譬犹病者:陛下既得良医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寿民;医虽良术,不得尽用,则病且日深,虽有和扁,难责效矣。’”步步深入,分析透彻,最终把最为关键的问题摆在宋仁宗面前:扁鹊有起死回生在术,你何去何从?蔡襄正是这样给宋仁宗“打预防针”的。

      这年九月,范仲淹出任宰相,主持庆历新政,提出十大政,显示了改革者大智大勇的高贵品质。大智,远见卓识办法多,一下子拿出十大政,对贫穷落后的祖国进行综合治理;大勇,敢想敢说不怕死,把宋仁宗和他的祖宗们做错的十件大事情,一一予以纠正,全不顾个人得失。宋仁宗有扭转乾坤之心,不但不会予以计较,而且还坚决实行新政,终于取得成功,让宋朝转危为安。这显然与蔡襄的谏言息息相关。

      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也,上疏“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这就是说,要是说了没有人听,没有用处,还不如少说为佳,以免迎来杀身之祸。所以,蔡襄的劝谏推动和促进了皇帝“亲政”,自觉提高政治修养,独立处理国家政事,宰相仅仅是助手。庆历新政就是这样,范仲淹提出十大政,没有当几个月宰相就下去了,但是,庆历新政却成功了。为什么?因为大政方针已定,宋仁宗成了落实庆历新政的带头人。引人注目的是弘治志卷之十六《宋进士科》在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章衡榜之后夹注:“是年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宋仁宗让进士和殿试者从此都有了参政议政的言论自由,在蔡襄谏言基础上,又发展了一步。

      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政治特色。在宋朝中期,皇帝亲政,亲自主持国家政事,带头落实大政方针,始于宋仁宗。与此同时,宋仁宗实行兼容并包,允许不同观点、不同学派参政议政,有公平的竞争机会,所以在那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古为今用的儒家学派发展了,涌现了范仲淹、欧阳修、蔡襄、王安石、司马光等一代新人;理学家等学派也粉墨登场,在政治斗争中发展了自己。万事开头难。宋朝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个历史时期,就因为宋仁宗带头亲政,带头君亲民;宋仁宗带头落实庆历新政,宋神宗则带头落实王安石变法。治农以水为本。王安石变法大兴农田水利建设,一万多个水利工程在神州大地横空出世,有着史无前例的成就。这同宋神宗带头落实新法,显然是分不开的。

      因此,认真分析蔡襄的劝谏,我们就会认识到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政治特色。皇帝能否亲政,直接关系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发展。蔡襄当仁不让,要求皇帝“用谏”,所以,笔者称蔡襄是宋仁宗时新型的民主斗士。   (林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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