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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海梦,上海梦——涵江港口海运之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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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曾经的文字解读中,涵江往往被冠以“小上海”、“东方威尼斯”一类的名号——这似乎是近现代以来莆田人尤其是涵江人的语境习惯。这种语境习惯听起来起劲吓唬人,却同时引发了不少的质疑。对于如此这般的“自恋”情结,一些年轻人可能会不以为然:这不是往自个儿脸上贴金吗,涵江哪有这般厉害了得,要说繁华,恐怕你连大都市上海的一根腿毛都摸不着;至于“东方威尼斯”,那就凑合凑合着用呗,权当是一种爱乡恋故的美好情感。

      从某种角度说,我还真的有点赞同年轻人略带批判的说辞,毕竟他们习惯于用真刀真枪的标准衡量活生生的现实。而现实呢,目前显然还无法说服这样那样的质疑。十年前,年轻气盛的我大概也是这样天真地想的,整天抱着个旧药罐,你说那有什么意思呢?但是话又说回来,当我们真的愿意宽心地把目光稍微往回挪一挪,对着曾经的历史深处回望探寻,我们又不得不相信先人们的总结和比兴,而且你可能还得为此毕恭毕敬地当一回学生,对着这样的高度归纳概括产生一种莫名的敬意:他们真是一语中的,两个词、八个字,一下子把千年涵江的心思和精气神给抓着了。你看看,这其中的“涵”和“江”,哪一个不是水做成的?具体来看,前者“小上海”,用现在时髦的话语说,实际上要指向的是港口海运、商业贸易,显现的是向外的气度;后者“东方威尼斯”, 指向的则主要是河道水运,描述的是其内里的水乡气质。我不知道那些专心致志搞地方文史研究的同志是否也有此同感,是否愿意像浪漫的诗人一般确信,在漫漫的千年演进过程中,在水乡农耕和“船过水路花”的密织河道上,一部分涵江人实际上很早就扔掉锄头和畚箕,当起了另类的农民,将船只从河道划向大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断断续续地做了一个有关于“出海”的梦。

      涵江果真能有这样威猛的能量?对于好奇者的询问,我往往会以1930年涵江大火灾书画作品赈灾一事予以说事。1930年末,涵江发生特大火灾后,涵江人黄缃、黄缙等知名人士迅即向全国征集赈灾书画,短短一年,就搅动了似乎比工商界更难搅动的全国政界、文艺界,征集了约5000件琳琅满目的翰墨。这些翰墨作品,既有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国画大师的,何香凝、柳亚子、杨杏佛等革命名人的,蒋介石、孔祥熙、于右任等国府政要的,也有徐世昌、吴佩孚等军阀领袖的,还有陈宝琛、郑孝胥等前清遗老的,其国画捐赠之阵容,甚至集当时海派名家之大成。你说这样颇有影响力的征集活动,仅仅只是靠几个涵江乡绅的人脉可以征集得到吗?表面上看尚且如此,而背后支撑的,难道还不是涵江千丝万缕的实力和在外的显赫名气?

      关于这种非同凡响的“名气”,我相信它的注解还是生动多样的:在中外相关的航海志中,三江口港的名字曾经赫然入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外省籍名人程淯、潘志云,省城福州名人林森、萨镇冰、陈子奋、沈觐寿,莆田城名人涂庆澜、罗大勋、朱铎、张琴,仙游城名人李霞、李耕、黄羲等等一众文人名人,都曾经频繁地来涵或是长期寓居于此,与涵江文艺界进行这样那样的交流;更有趣的段子是,国府要员、近现代著名政治家和书法家于右任曾经仰慕“小地方”涵江的气度,先后将两个女儿送来莆田读书……

      文脉即气脉,而且是最生动的地方气脉。1930年代偏居一隅的小地方涵江,我真的愿意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向她做一次深深的景仰鞠躬。

      二

      我的故乡在涵江区三江口镇鲸山村,她与三江口港所在地新浦村的直线距离实际上不过三、四公里,但是二十年前,在鲸山、鳌山那片熟悉的滩涂上,年少无知的我竟是如此愚钝,大半个夏天都在海边“讨小海”,居然不知道三江口港,不知道咫尺之隔的三江口港实际上和我们一起经历着相同的潮汐。我甚至不知道,沿着鳌山、鲸山、哆头的那条外海堤往西迂回,实际上可以轻而易举地走到新浦村,再绕到涵江集镇重要海运码头海岑前。成年参加工作之后,我虽然知道了三江口港及其具体方位,但对于其沿革、海运情况仍然不甚了了,有那么一阵子,我甚至被诸如“端明港”、“涵江港”、“三江口港”这样的概念搞混了:小小的一个涵江,到底有多少个港口呀?

      莆田地方志书表明,有关涵江的历史记载最早是从西汉武帝初年白沙古院山的“越王台”开始的,在此之前的春秋战国、秦代之时,此地应该有少数的先民繁衍生息,但因荒凉凋敝和少有人迹而缺乏文字记载,之后的汉晋南北朝、隋唐,随着中原士族的南迁及其相应的地方建制的形成,有关的志书文字才像人丁一样兴旺起来。按照志书说,唐贞观元年(627年),涵江才有“涵头”之名,至宋代,因“刘氏初开水心河”始有“涵江”之称。不过,称呼怎么变不是关键问题,重要的是,得益于上天的造化和先人们的神力,从远古到唐宋,这里应该实现了从大海到海滩,再到围海造田、海边平原的神奇变化。也因为这样,这里天生就是水乡泽国、海湾港口,难怪首次来涵江的外地朋友总会对着涵江宫口河等内河和“三八片”一类的水系大呼小叫,说什么周庄、乌镇也不过如此云云。说来奇怪,他们越是这么说,我的心里头就越不舒服,好像自己的东西被人家偷了似的。这使得我每次总被老婆取笑:你以为宫口河、涵江水乡是你们家的不成?

      宫口河当然不是我家的,但就不能允许我一个涵江人从心里一次次地占有这样的水乡美色吗?《涵江区志》载:唐贞观元年(627年),莆田南北洋兴修水利建塘,延寿里建有颉洋塘(一名曰胜寿塘,在今涵江卓坡社区附近);唐至德年间(756-757年),桂州刺史黄岸辞官要归回福州故里,循海路经莆田福唐山(今涵江黄巷延福山),见“延福山山水之秀”,于是转而定居“涵头黄巷”(今涵江黄霞村)。关于“建塘、设陂、筑堰”诸事,在此后的志书记载中随处可见。而关于舟行兴化湾海面、又能“见”得延福山景,以此似乎可以推断,入莆黄姓始祖黄岸当年登陆的当是离此最近的涵江港口,而这作为一个“擦边球”,可能是关于涵江港口最早的文字记载了。

      有趣的是,或许是当时的封闭朝廷对“海洋经济”、“港口城市”的不够重视,或许是士大夫文人们压根子就看不起商人和商业,在清代之前的莆田志书中,比如宋代莆田知军钟离松主修的《莆阳图经》,之后李俊甫所撰的《莆阳比事》,以及明代周瑛、黄仲昭合编的《兴化府志》等等,都没有关于涵江港口通航的具体记载。他们好像都不屑于把笔墨花费在沾满铜臭的商人身上,只是钟情于在山水之间,或是结社玩弄文房琴棋之事,或是干脆结庐山野独自埋头撰书做学问。倒是屡试不第、游历四方的“逍遥派”、明代“民间学者”姚旅却不计前嫌,在自己的《露书》中有点羡慕地记载了自家涵江商旅的海运情况:“吾乡(涵江塘北)郑在质,贩糖泛海入姑苏,舟至宁波……”不过,这些记载仍然算是“擦边球”,只是当地人记录当地的一些见闻杂事而已,并没有要将之作为课题研究直面涵江海运的意思。也正是因为如此,后来的志书,对于涵江海运起始一事的记录好像总是过于潦草概括和缺乏细节。《莆田县志》在论述海港时说:“晋隋之间的莆口(在今莆田城关)是县内最初的港口。唐代,白湖(今阔口)、涵头(今涵江)、江口是客货出入口岸。宋代,白湖港、水南港、江口港、吉了港为海船聚集的地方……元代后期,白湖、宁海、水南港渐废,涵江港取而代之。清末,三江口跃为本省五大港口之一……”以此推算,涵江港口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从唐之前开港,到宋代初步发展、明代中后期大发展,再到清中晚期至民国高潮期的过程。

      由于受时局、战事、人口迁移等等因素的影响,港口的兴衰转移、相互更替在所难免,比如清代至民国间,涵江的港口海运就远远超过了秀屿港。《莆田县志》说,民国17年,涵江人林伯清在秀屿创建码头和仓库,民国21年建成开港。你可以想象,面对着比涵江海湾更为广阔的滚滚海洋,林伯清应该是何等的迫切和充满激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相当是把当时的涵江港口建设经验推广到了秀屿港。这话在今日听起来好像有点不靠谱,那就权当是让时光“穿越”了一次吧。

      三

      围海造田,之后又是建港造船出海,再之后就是港口海运的一度繁荣、商业中心的集聚形成,这些,在今天看来都应当是涵江版图发展的不争之实。

      涵江不仅是莆田三大溪流之一萩芦溪的出海口,而且地处莆田另外两大溪流木兰溪、延寿溪出海进入兴化湾的交汇口,前者衍生了江口港,后者则促成了涵江集镇所在地港口的形成。因为相对于萩芦溪而言,木兰溪、延寿溪显得更为绵长,她们几乎流经了莆仙方言覆盖区包括现在的荔城、城厢、仙游在内的大部区域,所以后者的港口辐射显得更有腹地而更被人们所重。作为中转地,进港的货物既可通过三江口港其中的一个附属港区桥兜区,再以水运或陆运至包括南北洋在内的木兰溪广阔流域,也可通过另外一个附属港区美尾区,再以水运或陆运进入涵江集镇市区,再输送到延寿溪流域和周边地区;货物出港的航路则反之。不过,这还是后话了,在此之前,其港口还是在三江口港上游的涵江集镇内河港——涵江港。史料记载,该港在涵江集镇内有前港(海岑前港)和后港(新开河港)两条内河航道、码头若干,其中重要的码头包括端明陡门。

      说到端明陡门,我想还是有必要提一提我们的邑人名儒、宋“书法四大家”之一的蔡襄。《涵江区志》之大事记载:宋庆历四年至皇祐三年(1044-1051年),蔡襄以右正言直史馆知福州及任福建转运使期间,在境内修胜寿塘,建慈寿陡门。慈寿陡门就是后来的端明陡门。以前的老百姓就是这样,哪位父母官做了什么善事,他们总喜欢刻一刻石碑,歌其功颂其德,这样,蔡襄的官职“端明殿学士”字眼就因为修水利、建码头而留在了石碑上,成了一个诉说历史的印记。因为有这么一个印记,最初的涵江港也曾被称作端明港。现在,站在这个最原始的港口发端,我似乎看到了近千年前那个地方官吏、文化老者造福民众一闪而过的飘忽身影。

      显然,话说到这里,涵江有多少个港口的问题似乎已经明了,如果有外地人问起,我愿意自告奋勇,当个不厌其烦的免费向导,告诉他们涵江港也好,三江口港也罢,说的大体是同一回事,其中隐含的是内河港逐渐外移海口、逐渐向外拓展空间的演变过程,只是时代不同,港口的叫法名称不同罢了。而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还愿意向他们详细解说涵江那些已被历史尘封的港口往事。

      然而,光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恐怕也难成其事。莆田各种公开的文史资料一般都会认为,元朝后期,直至明嘉靖年间倭寇频繁侵扰莆田沿海、莆田沿海口岸陆续萎缩后,莆田的主要海运、商业中心才逐渐转到了涵江;至于清中晚期,涵江则是在清康熙解除清初“截界”和放开“海禁”之后又捷足先登发展了海运的;到了民国,由于闽粤沿海所有大小口岸相继沦陷于日寇,只剩下三江口港与上海、香港等地通商,涵江的港口海运发展才达到了一个极致,从而揭开了“小上海”的序幕。而更让人怦然心动的是,当时的涵江真是气宇轩昂,甚至有了在国欢黄巷坡建设飞机场、构建海空立体交通格局的念头。

      历史有时真的是一个爱开玩笑的老顽童,让人怎么都不会想到的是,从宋代到民国,涵江港口的两次大发展,居然都不约而同地牵涉到了我们熟悉并曾痛恨不已的那个岛国,这其中涉及的词眼,一个叫做“倭寇”,另一个叫做“日寇”。面对这样的结局,我想任何曾经因港口发展而受惠受泽的涵江人都不会开心,也永远不应该开心。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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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隆梅记布行兼住宅

      我不是正宗的涵江“城里人”,祖上也没有因商发达的福分,无法身临其境亲眼目睹“小上海”曾经繁华一时的历史盛况。但是在翻阅志书史料的时候,尽管隔着一层又一层的时代栅栏,我还是能感受到由编撰者借助文字传递过来的涵江集镇市民曾经有过的自豪之感。我认真留意过,从南朝·陈起至民国,《涵江区志》有关于清代和民国的大事记记录的内容最多,看上去有点“奋笔疾书 ”的感觉,又有点像今日的经济社会建设捷报频传的样子,一会儿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涵江始设海关”,一会儿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福州至三江口航运开通”,一会儿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江口港第一艘外轮、涵江商人租用的日本‘纪摄丸’号货轮靠泊该港”, 一会儿又是“民国元年(1912年)民营福兴轮船公司购自英国的800吨位国民号轮船航行于三江口至上海之间”。涵江的港口海运开始兴盛一时,航线北上至宁波、烟台、上海、大连等,南下至厦门、汕头、琼州等,航运工具则从最初的木帆船演变为动力轮船。

      这期间,电报局、邮局、银行、碾米厂、机械加工场、罐头厂、肥皂厂、发电厂和旅馆、私营电影院、现代学校、报纸等等在涵江这个集镇都一应俱兴。商业贸易更是繁荣无比,志书史料几乎是众口一词,说涵江港口码头“货物堆积、殆无余地”,运出的有兴化桂圆、兴化赤砂和荔枝干、笋干等,运进的有豆饼、肥田粉、布匹、煤油、面粉、苏广杂货、京果杂货等。由此,就是搬运业也红火一时,靠近内外码头的新浦、霞徐从事搬运的竟要实行“火轮签枝制”,凭签枝上岗搬运。用今日的行话说,当时的涵江还真的像极了当时的上海,作为中枢港口,很早就有了所谓的“物流业”,其物流配送不仅覆盖如今的莆田全市、周边地区,在日寇封锁沿海口岸期间,甚至还覆盖到周边几个省份。

      港口和物流真是神奇的种子,它的不停吞吐与极速流动自然带来了雄厚的财富,促成了诸如今日的家族公司、集团的形成,涵江一带出现了苍前陈家、霞徐刘家黄家、宫下吕家林家、延宁林家、楼下卢家等富商家族,这从现今尚存的最具商铺仓储和水乡水运特色的“东方二十五坎”、“顺茂隆”大宅等都可见其时富商们发迹的身影。整个城镇似乎也因之生动和丰盈起来,涵江一时有了所谓的“七街三十六埕”的格局,有了“打铁巷”、“竹巷”等各种各样极具特色的专业街巷,莆田的商业民谚甚至喊出了“涵江咸草顶,抵得上全国三十六省”的口号。而与此同时,与之隐性相互激荡的,则是外来文化的萌芽之势和现代科技知识的输入。我曾经多次跟搞文史的同志说,涵江当时应该就是一个像模像样的移民城市,当今莆田行政区域中的各个县区,甚至周边地区,都有人涌进涵江经商务工,其中不乏后来成为富商、名士而留居涵江者。而作为人口流出城市,我愿意相信,莆田清末民国的先民大概就是通过涵江港口,流入了南洋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这其中,自然包括了出国、赴京赴沪留学求学以及学成回归等等。我甚至还愿意偏信,我已故的伯公、叔公、姑奶奶,应该就是乘坐当时三江口至厦门的华侨专轮,赴马来西亚沙捞越而成为如今“海外一个涵江”其中一员的。

      当然,日寇肆虐时期,涵江港口的海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据《涵江区志》和老文史人陈长城、蔡麟以及程德鲁、刘金林、黄黎强等搜集的资料显示,有一段时间,日寇也曾轰炸、封锁涵江港口,涵江海运界的人士想尽了办法予以应对。其中令人扼腕感叹的是,他们既要雇佣渔民排除日寇布在港外的水雷,又要巧借潮汐规律避开日寇的盘查,后来还“抱大腿”租用外国轮船,甚至不惜财力、人力,使用较小的船只或是弱化目标,或是试探性航运,在波涛翻滚的海面上一次次巧妙地躲开日寇和海贼的骚扰,成功地往返于涵江与上海等地之间。

      这真是劲头十足、无以伦比的“出海梦”、“上海梦”,这些人真是又勇敢又充满智慧呀。说实话,即便在如今祥和一片的三江口港,假如给我一艘大轮船,我也没有驾驶它的胆量和勇气。我不知道船只应该向西开往美国,还是向南驶往澳大利亚。在浩瀚无边的大海面前,在沉浮难料的商海中,我发现我只能是一个手握笔杆、渺小文弱的书生。我既不能成为那些个放舟逐海、另类大胆的农民,自然也无法成为拨得算盘啪啪响的精明商人。 黄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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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具商铺仓储和水乡水运特色的建筑“东方二十五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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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涵江港口有关的历史记载

      ⊙唐至德年间(756-757年),桂州刺史黄岸辞官归里,循海路经莆田福唐山(今黄巷延福山),见“延福山水之秀”,于是定居“涵头黄巷”(今国欢镇黄霞村)。

      ⊙宋绍熙年间(1190~1194年),境内望江里铁灶、金墩一带村民“舟载陆运”滨海铁砂炼铁。

      ⊙宋景炎元年(1276年),涵江孝义乡设上里盐场,为莆田第一个盐场。盐场东至海,西至佘埔,南至新浦、三江口,北至福清县峰头村。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于延寿里(辖涵头市等)新桥旁圣寿庵设莆田河泊所。

      ⊙明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下西洋船队在三江口补给。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月初十,倭寇千余人入三江口,据涵江新桥头及镇前、洋尾诸村,大肆洗劫。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六月,倭寇由三江口入木兰溪,屯蔡宅、杭头;后陷林墩为据点,不断犯扰黄石、涵江……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始,每年逢沿海汛期,驻守兴化官军均派出一定兵力至三江口防守,收汛后才回营。

      ⊙清顺治四年(1647年)九月,常泰里潘仲勤、仙游王士玉联合海师(郑成功兵)杨耿、杨帆入三江口,抵西洙、东阳,合兵围郡城。

      ⊙清顺治十年(1653年),郑成功遣王大振率兵驻三江口、涵江……

      ⊙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三江口为汛地,驻清兵30名,配战船一艘巡防,查检船只出入。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涵江始设海关。

      ⊙清雍正七年(1729年),闽海关兴化府涵江分关设立。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经清廷确认,闽海关在厦门、南台、泉州、铜山(东山)、宁海、涵江设总口。

      ⊙清同治四年(1865年),境内设三江口、鲸山、乌菜港3处厘卡,征收过境货物税金。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福州至三江口航运开通。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涵江商人租用的日本“纪摄丸”号货轮靠泊三江口,为进三江口港的第一艘外轮。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根据《辛丑条约》,涵江与泉州、铜山(东山)、沙埕成为全省仅有的4个50里外的常关。涵江设有分关卡12处。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莆田第一艘150吨位轮船涵江号下水投入营运。

      ⊙ 民国元年(1912年),民营福兴轮船公司购自英国的800吨位国民号轮船航行于三江口至上海之间,兼营客运。

      ⊙民国3年(1914年),涵江霞徐人黄献武开始经营义泰轮船行。

      ⊙民国11年(1922年),设涵江水警分驻所,隶属平潭水上警察署,负责沿海船舶管理和水上缉私。

      ⊙民国20年(1931年)1月20日,涵江常关改属洋关,称闽海关涵江分关,货物报税后可直往通商口岸。

      ⊙民国22年(1933年)5月,涵江挖通自宫下桥至霞徐前港的河道,命名“新开河”,从而沟通了河海的航运。

      ⊙民国28年(1939年)6月,闽江口海运阻断,福州发往上海的邮件暂发至涵江,由三江口至上海的轮船带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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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统三年,晚清名臣江春霖赠涵江名商黄缙(号佩南)的一幅对联,文为“期为廿世纪开化,曾自三神山归来”。对联上江春霖又跋“自海禁开吾国日,贫弱有志之士,多游学外国,以输入新文明。佩南姻世兄归自东瀛,既建培原学堂,复开农会分所,亦当今志士也……”,可见新文明思潮当时已经席卷虽偏居一隅却面朝大海的小城涵江。

      曾经的商业中心

      由于受港口通商的影响,涵江曾数度成为整个莆仙地区乃至更广地域的商业中心。据史书记载,自宋代起,其境内便有墟市形成;明代,发展成为“长三里许、人家稠密、商贾鱼盐辐辏”的繁华“涵头市”;清代,已是“百货转移满民间”、“财货甲漳泉”的闽中商业重镇。时集市交易主要集中在涵江镇及三江口港区。鸦片战争后,洋货进入涵江。清宣统元年(1909年)起,境内相继出现外国货代销商行,代理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煤油、石油和肥田粉销售业务,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石油巨头美孚火油在涵江设立分销机构。之后,又有专售日本布匹和代理香港英商货物的公司和货栈,相关的外货店肆此时超过了300家。民国时期,因三江口港是福建沿海唯一未遭日军封锁的港口,涵江镇及三江口港成为闽中一带桂元、荔枝干、食糖等类物资主要交易市场,其市场辐射至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同时,来自东北的豆饼、上海的纱布以及外地的京果、外国的煤油、化肥等物资亦在涵江交易。除洋货代销商行外,此时涵江境内的大小商店多达1000多家,尤以豆饼、桂元、纱布、京果、百货等大宗商品为最,时称之为涵江商业的五大支柱。当时,涵江宫口河两侧商号林立,仅豆饼、桂元业大商行就发展到18家,衙前街、前街、后街一带则成为纱布、京果、文具、国药、五金、家具等行业集中经营的闹市,其中有纱布店有30家、京果店有33家,集贸市场的成交额位居全省最前列。由于港口、商贸的极度繁荣,莆田民间甚至有“三江口的‘轮’、海岑前的‘船’、宫口河的‘行’、寿泽桥的‘墟’、咸草顶的‘市’、三角埕的‘挤’”等等顺口溜。

      商业中心之外的“中心”

      明清两代,尤其是清和民国,涵江的商业中心地位毋庸置疑,在莆田境内,甚至一度成为工业、第三产业和文化的中心或次中心。莆田的许多历史记载表明,莆田近现代工业首先发端于涵江,这其中,有莆田第一家利用蒸汽机作动力的碾米厂、第一家机器修理工场、第一家发电厂、第一家罐头厂、第一家玻璃作坊等。因为最初的工业积淀,解放后,涵江仍是莆田县的工业中心,县字号的玻璃厂、造船厂、合成氨厂、内燃机厂、二轻机械厂、造纸厂、酒厂、乳品厂之类的工厂大都落户涵江,涵江因而有“工业路”一说。为了与港口、商贸互为配套,涵江的海关、银行、邮局、电报局、车站等也走在莆田乃至福建的前列,莆田第一家银行、第一家民办侨汇机构、海外华侨协会、莆田律师公会、莆田商会、运输总站等均设在涵江,涵江的邮政储蓄业务是继福州、厦门之后的第二批授权单位。尤其是金融业,曾繁华一时,老式的典铺、钱庄、角票局、私营银行遍地都是,民国时国字号的银行中国银行、福建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等也先后在涵江设立分销机构。这一时期,涵江也是吃、住、玩和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的中心或次中心,这里河道水运、旅馆、餐饮等行业非常发达,集镇内有莆田第一艘动力小汽船,有较早开办的“涵江”、“涵星”私营电影院和戏院等,有“知者来”、“远东”等一大批旅馆;现代教育卫生方面,较为知名的有莆田最早的私立中学崇实学堂、公立涵江中学、省立第四实验小学、与莆田砺青小学堂齐名的铸新小学,有传教士牧师创办的西医医院兴仁医院、麻风院、培贞女子学校,另有一大批中小学分布在集镇和集镇周边地带。此外,省字号的福建省高级水产职业学校、县字号的莆田国医专科学校等也曾在涵江开办。在现代教育发展之前,这里也是莆田教育的次中心,出名的书院有涵江、寿泽、瑶山、吉江、景行、中和等,另有数量极其可观的书塾在涵江集镇授徒课业。作为“现代和时髦”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涵江的报业也相当发达,清末民国时期,先后共有《莆阳醒报》等各种各样的报纸二三十种,其中有莆田最早的晚报《建国晚报》。

      颇成规模的城镇格局

      清末民国时期,随着港口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涵江集镇渐成规模,到解放前,这里就有了“七街三十六埕”之说。 所谓的“七街”,就是清宁铺(今青年街)的后街,六铺(今前街街)的前街和横街,八铺(今孝义街)的衙前街,霞徐铺(今霞徐街)的顶街,延宁铺(今延宁街)的楼前街和后沟街。这七条街,均是出名的商业街,另有顶铺、宫下、楼下、保尾等街道若干撑成集镇格局。在这些街道之间,还分布着因商业民俗需要、富商家族置宅而生的三十六个相当于现在城市广场的“埕”。具体大概是保尾街的田民埕;楼下街的卢埕、心埕、田尾埕;前街的三角埕、宫口埕、土埕里;孝义街的象埕、芋埕、尾厝埕;苍前(苍然)的“三八地”、北埕、顶厝埕、四季埕(又称下借埕)、可意埕;顶铺的长埕头、下洋荔枝埕;青年街的后坡埕、大巷里埕、毛园埕;延宁的延宁宫大埕、灶埕、万美埕、五万埕、春源埕、周埕;霞徐街的粉李埕、海岑埕、旧宫埕、新宫埕、宴公埕;宫下街的沟边埕、祥兴埕、荔枝埕等。此外,在集镇之中,还分布着徐衖、游衖、李衖、竹衖、鳗衖、下洋衖、石坊衖、豆菜衖、乌池衖、远东衖、打铁衖、同升衖、土地公衖、七弯衖、宫下衖口和大巷里、尾梨巷等几十个有名的衖(弄、巷),使涵江更具古城重镇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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