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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明时代的天妃画像综考

      以海神天妃妈祖为题材的绘画是妈祖文化中十分常见的一种美术形式,特别是清代康熙朝以降,许多天后宫都出现妈祖壁画。目前,南京天后宫、天津天后宫、辽宁兴城天后宫、泉州天后宫、仙游枫亭灵慈庙、台湾台南大天后宫、鹿港天后宫等妈祖宫庙都留有精美的妈祖壁画。但是现存妈祖壁画等相关绘画作品几乎都是清代以来的作品。已发现现存最早的一幅妈祖壁画为元代至正二年(1342)所绘。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家鲁克思博士曾在《绘画和木版画中的海上保护神妈祖》一文中说:“最早的描写妈祖的画是在河北省石家庄附近的毗卢寺,已断定是1342年的作品。这是一个非常个别的情况。因为就我所知,所有的妈祖美术作品至少都要晚400年,它们最早才出现在乾隆年间。”[1]那么,元代出现毗卢寺天妃像壁画以后,妈祖美术作品果真中断了400年,直到清乾隆年间才又重新出现吗?笔者经考索,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元代后的明代,妈祖信仰总体上看虽比较衰微,但明代不但继续出现类似元代毗卢寺的寺院天妃壁画,更有单独彩绘画作以及书籍中版画天妃插图出现。所谓“所有的妈祖美术作品至少都要晚400年,它们最早才出现在乾隆年间”之说不符合史实。本文试对元明时代的天妃画像作一综考。

      一、元明时代佛寺中的天妃画像

      1.元代毗卢寺壁画天妃圣母像

      就目前来说,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中的天妃形象堪称是最早的妈祖像,该像可称《天妃圣母像》。毗卢寺位于今石家庄市西北郊15公里的杜北乡上京村东北,唐代原为密宗寺院,宋代以后为佛教临济宗禅林。毗卢寺因其正殿毗卢殿内保存有儒道释内容的精美宗教壁画而闻名。据考证壁画为元至正二年(1342)重修时绘制。毗卢寺于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毗卢寺始建于唐代天宝年间(742-755),后世屡有重修。但至建国时,已仅存前后两殿。前殿为释迦殿,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殿内壁画内容为佛教故事,画面多已漫漶不清。后殿为毗卢殿,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前后有抱厦。殿中有毗卢佛和香花菩萨塑像,四壁上下分三排绘满壁画。壁画面积达130多平方米,内容涵盖佛、道、儒三教人物故事。绘画分为122组,共绘508个人物。其中每个神祇和人物都富有寓意或蕴含神话传说,体现出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悠久文化。该壁画不但画面规模大、人物多,大大超过著名的山西永乐宫三清殿《朝元图》元代壁画,而且画中佛、道、儒三家人物合流混杂,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风貌,也反映了华夏宗教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特色。全部画作色彩艳丽,线条流畅,人物表情生动,服饰精美,是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瑰宝。

      毗卢殿四壁绘有120余群组神祇和人物。在每一小群组的人物旁,均有名号题榜。“天妃圣母”被绘于东壁,与道教之五方五帝神众、南极长生大帝、扶桑大帝、玄天上帝、清源妙道真君等神祇在一起,显示作者把天妃归类为道教天神系统的用意。在天妃神像边有“天妃圣母等众”名号题榜,这说明元代天妃的地位在同类诸神中地位是较高的。

      壁画中的天妃圣母画像线描极具功力。行笔潇洒,线条活而多变,出色地继承了唐宋以来线描的优秀传统又有所发展。画中人物衣袖宽大流畅,绦带飘扬,自然轻柔,极富节奏和韵律感,故学人认为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之效果。天妃神像,面庞丰腴,细眉小口,手指纤细,表情丰富,注视前方,加上祥云缭绕的烘托,使之既富圣妃雍容华贵之姿,又显天神威严庄重之相。壁画采用传统的重彩勾填手法,以石绿、朱红为地,在强烈的色彩对比中取得了调和。此外,还使用了沥粉贴金,使壁画更加富丽堂皇,神像光彩耀目,于浓郁华丽中显现出端庄气象。

      毗卢寺壁画展示了绚丽多彩的古代人物工笔重彩画卷,亦为妈祖美术画史留下了一幅最早的天妃圣母像。由壁画中的标注文字我们尚可知妈祖“圣母”之称,元代民间即已盛行,后代的天上圣母、天后圣母等“圣母”称号只是天妃圣母的继承而已。

      2.明代公主寺壁画天妃圣母像

      公主寺座落于今山西繁峙县城东南15公里杏园乡公主村。原址则在今公主村南五公里的峪内山寺村,明代迁今址重建。据清《山西通志》“寺观·繁峙县”载:“公主寺在县南二十里公主山,后魏诚信公主出家建。唐末唯德禅师重修。”[2]

      可见寺名来源于北魏拓跋氏文成帝第四女诚信公主出家于此地,创建于北魏。该寺为繁峙县12大寺院之一,清代属五台山塔院寺下院。寺院背依隐峰山,面临深山涧,布局严整,环境清幽。公主寺以保存有明代大型壁画《水陆画》而著名,大殿四壁壁画总面积达98.99㎡[3],构图严谨,人物造型优美,为山西省明代寺观壁画中的杰出典范。

      按水陆画原是佛寺中举行水陆法会时所用的神祇像画。所谓“水陆法会”,全称为“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又称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普利道场、水陆大斋、水陆道场、水陆大会等。后来道教中亦沿用。它是为超度亡灵,拔救幽冥,普济水陆一切鬼神而举行的一种法事活动。唐僖宗中和间,画家张南本在成都宝历寺水陆院绘制120幅水陆画,是文献记载的最早水陆画。水陆画的内容丰富,不仅有佛教、道教以及民间诸神,还有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六道四尘、地狱鬼众、神话传说乃至于五岳河海、水陆缘起等等,内容极为广泛,早已超出一般佛教绘画的范围。因此《水陆画》可以说是集儒、道、佛教题材绘画之大成、纷然杂陈的一种宗教美术创作。公主寺大殿水陆画也体现出该特点。在公主寺大殿西壁,上方正中所绘为佛教“南无弥勒佛”、下方绘一比丘正面向弥勒礼拜。左右则是道教神祇,左为“后土圣母”,右为“天妃圣母”。

      画面上的“天妃圣母”是一尊头饰簪花、身穿衣袖宽大的后妃服的尊贵庄严帝后形象,身后配有两位戴黑色翘脚幞头侍者,高执把雉扇护卫。天妃慈颜丰腴,目视前方,表情庄重,而衣褶流畅而飘动,似正在款款步行,气度高贵而安详。侍者身后和顶上,均有祥云缭绕,以示他们是在天界仙境而非凡间,在神像造型方面,与毗卢寺天妃像颇有相像之处。在画面中的“天妃圣母”牌记下尚有“信士男善人王儒”的捐资者留名。中国古代称天神、地神为“皇天后土”,在此幅壁画中“后土圣母”就是主管大地的女神。“天妃圣母”作者似乎就是把她理解成皇天之妃的。

      按公主寺脊梁垫板下留有:“时大明国弘治十六年五月初九日吉时上梁”等题记。殿内南壁门西有墨题“万历十三年六月初七日”。可知壁画绘于1503年至1585年之间。

      3.明代西来寺水陆画天妃圣母像

      西来寺位于青海省乐都县碾伯镇东关街,据寺院山门东间山墙上墨书的《佛门弟子杨养创建佛寺始末根缘记》记载,寺创建于明代万历三十四(1606),是一座佛教禅宗寺院。该寺原有精美的浮雕泥塑佛像,惜均已毁,但明代遗留下来的24幅“水陆道场”卷轴绢画,却保存十分完整。这些水陆画是过去佛寺在每年举行“水陆法会”时悬挂。1983年,这组水陆画由四川省博物馆重新装裱,1996年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乐都县文物管理所。

      该组水陆画,画面长145-149厘米,宽82-83厘米,绢地工彩,色泽鲜明。主要内容有反映神界的佛教系统的诸佛菩萨、明王尊者、护法韦陀等,神道的日月星辰、三官大帝、风雨雷电等,还有属于各色人等的帝王太子、后妃宫嫔、将帅士兵、贤妇烈女等像;另外水陆画还有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饥荒饿殍、桥梁路倒、投河落井、客死他乡、兽咬虫伤、马踏车辗、别妻离子等画像,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水陆画中故事人物分属儒、释、道三教,共78组,各色人物形象502身。绘画笔法细腻纯熟,色彩和谐,人物多而神态活泼,栩栩如生,画幅之故事场面大而热烈,反映了民间绘画的高超技艺,是中国历史绘画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天妃圣母”像与四空、三禅天众等绘于同一轴画。该画长145厘米,宽82厘米,全图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绘“八天”天众,中层画面是这样的:

      中层绘5身,前右一侍者戴幞头,身着蓝长袍,束腰带,双手托盘前行,后随一身着王妃装者,穿大袖长袍,头戴冠,饰飘带,双手执笏。又后一身着水红色长袍者,双手掌幡,幡上书“天妃圣母”4字,又后一身着王妃装者穿大袖长袍,戴冠,饰飘带,双手执笏。再后两仆人,一身着绿袍,束腰,右手持羽扇;一身着红袍,束腰,戴幞头,双手托一印包。[4]

      从人物数量看,中层实际应是绘有六身神像,除两位王妃外,有一戴幞头侍者,一掌幡侍女,两位执扇侍者。因为有幡上书“天妃圣母”四字标记,可见这位“身着王妃装者穿大袖长袍,戴冠,饰飘带,双手执笏”的女神应就是天妃圣母,而另一位“身着王妃装者,穿大袖长袍,头戴冠,饰飘带,双手执笏”的女神,参考明代公主寺水陆画画面和神祇地位,她应该就是“后土圣母”。

      白万荣先生认为:“西来寺保存这组水陆画,从绘画风格,人物造型,服饰衣纹来看,应系明代中期作品。它具有较强的装饰性,着色用传统的重色勾填,冷、暖色相间,墨线则能起到主笔作用,表现了一定的立体感和质感。它同我国山西永济永乐宫道教壁画,稷山兴化寺佛教壁画,稷山青龙寺元、明时期水陆画的绘制手法很接近,应是继承了我国元代以来寺观壁画绘画的传统,而又趋向更精细的描绘。如西来寺水陆画中几位执笏着帝王装者,同永乐宫三清殿壁画中执笏仙侯以及稷山青龙寺腰殿西壁诸大药叉众中执笏着帝王装者,衣冠服饰以及造型用笔都较为接近。西来寺水陆画中人物所戴的冠,服饰上的方心圆领与永乐宫人物的冠服完全一致,一些力士、玉女的造型和设色则更为相近,这种近似可能是因为流传粉本相同。”[4]

      西来寺水陆画目前只见黑白照片刊布,尚未见到彩色原图公布。

      4.明代宝宁寺水陆画安济夫人画像

      宝宁寺俗称大寺,位于山西省右玉县旧城城关镇内,始建于明成化年间,清康熙间重修。寺院在解放前后和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今存大雄宝殿和过殿。宝宁寺的价值除殿宇木构为山西明代建筑艺术实物外,该寺原保存的水陆画一堂,更是明代绘画宝库中的精品。该水陆画原名《敕赐镇边水陆神帧》。据考为明英宗所赐[5]。全部画作共136幅,除几幅大佛像外,均高约120厘米,宽约60厘米,以细绢为底,用淡红和黄色花绫装裱,大部分画面清晰,保存完好,少数因受潮或被烟熏,绢色较暗或稍有裂纹。原画今藏山西省博物馆。

      1962年吴连成发表于《文物》的《山西右玉宝宁寺水陆画》一文,认为这些画应是明代作品,“甚至有一部分应是元代的遗作,或者是明初人根据元代的粉本绘画的。”[6]

      1985年,山西省博物馆把这批水陆画编辑后,即以《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为书名,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但李德仁的《山西右玉宝宁寺元代水陆画论略》一文,则认为“此水陆画是一套基本完整而系统的元代水陆画作品”。[7]

      这套水陆画内容也是涉及各界人物。有道释人物画108幅,世俗人物画12幅,社会生活画13幅,重裱的3幅。各色人物包容帝王,妃、孝子、贤妇、烈女、三教九流。反映的生活场景有雇典奴婢、饥荒饿俘、弃离妻子、枉滥无辜、赴刑都事、幽死狴牢、反戈盗贼、军阵伤残、水漂荡灭等等。

      每幅画上方都有一块长方形题记,说明图中所绘之主神。其中“右第二十八”图题记为“顺济龙王安济夫人诸龙神众”。说明图中所画是水神顺济龙王、安济夫人和诸位龙神。其中安济夫人是女神。她实际上是南宋安徽小孤山女神小姑,但小姑神后代与天妃合二为一,因此当地人就径把安济夫人说成是天妃。《安徽旅游》“江上奇秀小孤山”节云:“山腰有惠济寺,俗称小姑庙。据《安庆府志》记载,庙始建于宋朝,后废圮,明改建后命为‘天妃庙’。庙供奉‘安济夫人’。安济夫人又称天妃,福建莆田县人,宋代都巡检林愿的女儿,幼而事佛,死后立庙祭祀。”[8]

      蒋维锬据明初刘基《题上孤山诗》认为“至迟在元末已把牧羊亭改建成‘蓬莱玉女’即天妃的妆亭了,推而知之,天妃与小姑娘娘合而为一身亦当始于此时。”[9]

      这幅画的作者是否已把安济夫人与天妃混同为一,有待鉴定。但今人有的文章直接把安济夫人说成是“天后圣母”则不当,因为在清康熙朝之前,妈祖尚无“天后”之封号。

      对于此画艺术特色,今人评云:“这套水陆画为工笔设色作品,画面总体风格雄伟大度,气势恢宏,与宋代、明代人物画较纤秀的风格不同。此水陆画人物造型伟岸丰硕,如诸神、官僚、士人、民丁、妇女等皆然。尤其是画中妇女形象皆面型体形圆胖丰满,略似唐人画风,这是元代特色。”[7]

      二、明代其他天妃画像

      1.慈圣太后绘造设色《天妃圣母碧霞元君像》

      《天妃圣母碧霞元君像》为明代设色绢本画像,长175.6厘米,宽91.8厘米,首都博物馆收藏。图的左上方有“大明万历己酉年,慈圣皇太后绘造”双行款识,并骑钤有九叠篆朱文玺印一方。印文文字为“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恭喜皇太后宝”。《天妃圣母碧霞元君像》乃是把妈祖和碧霞元君合绘于一图,应该也属于水陆画。按碧霞元君,全称“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俗称泰山娘娘、泰山老奶奶,传说是东岳大帝之女,在民间被供奉为保佑生育的女神。本图中画面中共有8位人物,除四位头戴幞头侍者外,尚有四位女神。最前排的两位女神即天妃与碧霞元君。两位女神头戴通天冠,身着霞帔,手持圭璋,容貌秀美,其一回眸欲语。身后有二女官,持笏板垂目而立。四位侍者则分别以双手捧印玺、掌羽扇、执如意、端香炉,分别侍立其后。此图画面左上方有慈圣皇太后款识并印,右上榜题为“天妃圣母碧霞元君众”。

      按本图“绘造”者标明为“慈圣皇太后”,显然这是奉慈圣皇太后懿旨所造,而不是作者为慈圣皇太后。考慈圣皇太后是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生母,姓李,漷县(今北京市通州漷县镇)人,生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出身卑微,在隆庆皇帝朱载垕还是裕王时,她只是裕王府邸里的一名被称作“都人”的一般宫女,后来偶然得到裕王宠幸,生下儿子,遂母以子贵,至隆庆元年(1567)三月被册封为贵妃。此后,李氏累加尊号,称为“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恭喜皇太后”,活到70岁,卒谥“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本图所绘时间为万历己酉即万历三十七年(1609),《明神宗实录》卷四六四载本年十一月“丙申为圣母慈圣定文明肃贞寿端献熹皇太后万寿圣节”,即李太后65岁生辰,本图当绘制于此时。在此前一月,“慈圣皇太后赐龙华寺帑金一千两,鼎建大藏经阁”,[10]看来慈圣太后是颇为信奉神佛的。此图今《北京文物鉴赏》编委会编的《明清水陆画》一书亦列为“明代水陆画”[11],当为供作水陆法会所施造,但不同的是,它不是直接绘造于寺庙。按明代一般水陆画是把天妃圣母与后土圣母合绘一起,而此图则把天妃圣母与碧霞元君绘在一起,已显示出北方把天妃和碧霞元君二女神合二为一的倾向。

      2.《天妃圣母经》卷首天妃像

      《天妃圣母经》全称《太上说天妃救苦灵验经》,原本为经折装一册,属现代著名学者、藏书家郑振铎旧藏,故首页、末页均钤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等印鉴,此书后归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收藏,近年则有多种影印本面世。从经卷跋语中可知,永乐十五年(1417),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僧胜慧法师随行西洋公干。胜慧在临行前曾向天妃发愿说:天妃“要保人船无事,发心告许《天妃灵验妙经》一藏,用作匡扶,祈求平善”[12]不意胜慧法师于永乐十七年归国后,未及刊经即圆寂归西。然他遗言要用其所留资财,印造天妃经,爰有永乐十八年(1420)刊印《太上说天妃救苦灵验经》之举。经末之“永乐十八年四月初八日”,即公元1420年5月20日。

      此经首为插图,由六个折页相连构成,所绘为天妃助郑和下西洋故事。图分为上下两半,上部为天妃与其扈从诸神,下为船队。第一、第二面上部自右起描绘的是天妃宫内的景象。天妃头戴王冠,手捧圭璧,端坐于庙堂之上,殿上祥云缭绕,显示出海神的威仪。天妃身后有二侍者执雉扇护卫,文武侍卫则立于阶前,阶下则是海涛汹涌,舳舻相接。第三至第五面,右边上部所绘内容为天妃率诸神在云端巡行大海,脚下则是波涛起伏,五列宝船依次摆开,正是大海航行之像,而左上方前排还绘有端立云间的观音形象,后面尚有三身菩萨罗汉形象,这可能既表示天妃乃是观音弟子,又寓意施资刊经者胜慧法师修成正果,故随观音、天妃仍护卫着船队远航西洋。全图表示天妃和观音都正在云头护佑郑和下西洋的船队。

      本经书首的插图为迄今发现最早的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图像资料,也是迄今可见到的郑和下西洋海事活动图像中的唯一天妃形象。

      3.《三教搜神大全》中的天妃像

      《三教搜神大全》全称《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共七卷,撰人不详。书的前后有清人叶德辉序和跋各一篇。跋中称“此书明人以元板画像《搜神广记》搜神广记增益翻刻……而诸僧记载悉本永乐御制神僧传一书,文句都无所改窜。”此书卷四“天妃娘娘”条文中云:“我国初成祖文皇帝七年,中贵人郑和通西南夷,祷妃庙,征应如宋。归命,遂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书中既提及明“成祖文皇帝七年”,则其书之成必在永乐七年(1409)之后。此书叶德辉得之于清缪荃荪,缪氏则谓此书即元版画像《搜神广记》之异名。叶德辉于清宣统元年据汲古阁旧藏元刻本翻刻,收入《丽廔全书》。然考元版之《搜神广记》与此书实有巨大差别,按元版之《搜神广记》全称为《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作者为元人秦子晋,全书只有58题,较明版内容少74题。书中亦尚未收录天妃内容。明版《三教搜神大全》乃吸收元版《搜神广记》全部内容,复大幅增加条目和画像,全书共立132题,收儒、释、道三教诸神画像127幅,各配以文字说明。说明文字中主要介绍诸神姓名、字号、爵里、谥号、神异事迹,有的还附有赞、诗、楹联等。

      海神“天妃娘娘”画像及神迹,被收录于本书之卷四。画像中天妃娘娘头戴梁冠,双手执笏,目光前视,足下和身后饰有祥云,身后侍立一位侍者,头戴翘脚幞头,身着圆领官府,手举障扇护卫。此幅天妃形像,与前举各种资料不同,亦与后来的《增补搜神记》中的天妃形象有别,可作研究妈祖形象演变历史的参考。另外,此图所配的文字中提及明代永乐七年郑和下西洋故事,为天妃图像的绘作年代断定提供了可靠参考。

      4.《增补搜神记》中的天妃像

      《增补搜神记》全称《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共六卷,今存明万历元年(1573)唐富春刻插图本,收入2002年版《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264册。[13]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种)》中所收为万历版《道藏》本《搜神记》,实即《增补搜神记》,但《道藏》本不附图,保留罗《引》,却将署名等删去。兹以《续修四库全书》所收影印本为考论对象。

      本书题“金陵三山对溪唐富春校梓”,正文半页11行,行20字,白口,四周单边。全书图文对照,首有署“登之甫罗懋登书”,钤印“二南里人”所作《引搜神记首》一篇。明代小说戏曲中一般把整页的插图称为“出像”,本书即是属于出像本。据学者研究,“《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刻于万历元年富春堂,是现存最早的金陵派小说版画。”[14]按此六卷本《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与七卷本《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在内容上有很大一致性,有近90题内容相重复,但内容文字乃至于收录神祇和插图等方面又存在许多相异之处,如六卷本《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内容为155题,而七卷本《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则只有132题,而文字上则前者简略,后者详赡。七卷本有图127幅,六卷本则有图160幅。1956年旅居日本的台湾学者李献璋先生曾把明代此二种《搜神记》进行比较,最后认为二书此两本各继承了某一共通的原本,而独立成书,没有渊源关系,然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李伟国先生则用“李先生未见到的元刊本经过重新比较,发现李先生的结论是不确切的”。作者把两个明本通过内容、条目等,是否都直接利用元刊本、对元刊本的改动是否有共同之处等方面进行比较考证,最后得出结论:“明刻七卷本《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刊刻时代较明刻六卷本《增补出像搜神记》为早,六卷本编者在参考元刊本的同时也曾经参考了七卷本。总之,就渊源而论,明刻二本均剿取了元刊的全部条目;明刻七卷本编辑时,除移录元刊本外,另据他书增添了文字,增补了条目;明刻六卷本编辑时,既有元刊本在手边,亦有明刊七卷本在手边,还据其他资料来源增补了大量条目。”[15]

      《增补出像搜神记》卷六的条目只称“天妃”,文字也甚简略。在《天妃》下,注“三月二十三日生”,接下全文为:

      妃,莆人,宋都巡检林愿之女。生而神灵,能言人祸福,殁后乡人立庙于湄州之屿,屿在兴化之东南海中,与琉球国相望。宋宣和中,路允迪浮海使高丽,中流风大作,诸船皆溺,独允迪所乘舟,神降于樯,遂获安济。历代累封至天妃。本朝洪武永乐中,凡两加封号。今府城中有行祠,有司春秋祭焉。昔人诗:“星斗斜连北,蓬瀛直指东。秋高洲屿白,日出海波红。”

      本书中的天妃插图为全书第134幅,整体形象是贵妇装束,头挽朝天高髻,与其他梳着垂云髻的女神湘君、马大仙、巢湖太老、蚕女等女神头饰明显有别。天妃端坐于长案后的太师椅上,案上中间有香炉一个,两头置烛台一对,案前立一侍女,头挽双环髻,微作躬身,似向天妃禀告什么,又似是在收拾案上之物。右侧墙上绘有《太阴》、《太阳》二图。右边《太阴》图中尚有海涛、船只形象。左边则是太阳及云彩装饰。右上角有

      “天妃”题记。此图与《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的“天妃娘娘”画像迥然不同,而作者绘作此图蕴含之意,值得进一步探讨。

      5.《天妃娘妈传》中的天妃像

      明版《天妃娘妈传》封面题《锲天妃娘妈传》,目录则题作《新刻宣封护国天妃林娘娘出身济世正传》,版心又作《出像天妃出身传》,今人亦简称《天妃传》,这是现存最古的一部章回体妈祖神话小说。据胡从经先生《明版通俗小说<天妃娘妈传>初揆》一文说,该书是他“1986年在东京访问研究与讲学时发现,这本明刊神魔小说为日本已故著名汉学家长泽规矩也所藏,书末有长泽氏所写‘合浦珠还’的题跋,今书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为海内外孤本……”[16]这部妈祖神话孤本小说自从被发现后,如今在中国已有了许多翻印本。其中有的是影印本,更多的则是点校排印本,这些排印有的文字讹误不少。因此,《天妃娘妈传》目前的印本良莠不齐,研究者需加甄别。

      《天妃娘妈传》为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明刻孤本。全书分上下卷,32回,上图下文,每图两旁附题对句一联。上卷卷首题“南州散人吴还初编,昌江逸士余德孚校,潭邑书林熊龙峰梓”,下卷卷尾有“万历新春之岁忠正堂熊氏龙峰行”双行牌记。“潭邑”为福建建阳别称,可见为明代闽北建阳刻本。据2007年暨南大学程国赋《明代小说作家吴还初生平与籍贯新考》一文考证,小说作者“南州散人吴还初”应是明万历间江西南昌人吴迁,字还初,系明代闽北建阳书坊文人群中一员,后来客死福建。[17]

      这部神魔小说亦是标示“出像”,但不是整页的插图,而是上图下文形式。书中内文共有插图308幅,加上封面《锲天妃娘妈传》上的一幅“出像”,则是309幅。这些插图中,出现天妃形象的,共有75幅。因为小说从天妃下凡开始写,故天妃至少有两个阶段形象,前一阶段基本就是仕女形象,还很难看出贵妃形象,后一阶段是则是王妃贵妇形象。因通俗小说插图画幅小,画图数量多,人物线条描绘简单,总体上这些版画不够精美。其实,因为这是一部通俗小说,其插图的作用主要是有助于读者加深对小说作品文字与情节的理解,更为直观地展示小说所描写的各种背景,起到一种“导读”的功用,同时亦可增加审美趣味以及小说的篇幅。这样,小说版画插图与明代寺院水陆画中崇拜天妃和搜神记中的介绍天妃画像目的是不同的。水陆画画幅大,工匠水平高,色彩艳丽,人物造型细腻生动,栩栩如生,这是小说中的妈祖插图画像不能比拟的。小说中的版画天妃,没有彩色,人物线条不事雕琢,笔触简练,天妃形象显得不够细腻和威严。但《天妃娘妈传》毕竟为后人留下了明代通俗小说插图艺人心目中的天妃形象,代表的是草根阶层心目中的天妃形象,自然可备一格。以下选录含有天妃形象的插图若干幅,以窥一斑。

      三、结语

      通过以上元明时代天妃绘画的例析,可知起码自元代开始,绘画就已成为妈祖文化传播的一种常见形式,至清代,许多天后录书和天后宫更出现大量的妈祖故事绘画,它们使元明时代的天妃画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普及。在元明时代,我们看到的海神天妃,大抵有两种形象,一种是贵妇或贵妃形象,另一种则是民女形象,这与天妃故事情节和彼时的天妃神格是相一致的。至清康熙以后,随着妈祖被封为天后的神格提高,妈祖才有了头戴冕旒的帝王装束。这也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妈祖神像的断代依据,即如果是头戴冕旒的妈祖神像,我们则可以肯定她不是元明时代的妈祖形象或文物,而只能是清代康熙以后之物。(文/刘福铸)

      参考文献

      [1] 鲁克思.绘画和木版画中的海上保护神妈祖,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澳门文化研究会.1995澳门妈祖信俗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8.230.

      [2] [清]觉罗山石麟,储大文.山西通志:卷一百七十一.清雍正十二年年刊本.

      [3] 柴泽俊.山西寺观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109.

      [4] 白万荣.青海乐都西来寺明水陆画析.文物,1993(10):57-63.

      [5] 吴承山.右玉宝宁寺水陆画初探.文物世界,2010(06):44-47.

      [6] 吴连成.山西右玉宝宁寺水陆画.文物,1962(04-05):88-90.

      [7] 李德仁.山西右玉宝宁寺元代水陆画论略.美术观察,2000(08):61-64.

      [8] 安徽省旅游局.安徽旅游.黄山书社,1985,第2版.116.

      [9] 蒋维锬.天妃启秀小孤山.中华妈祖,2008(05):38-39.

      [10] 林峰,张青华,马学强.千年龙华:上海西南一个区域的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247.

      [11]《北京文物鉴赏》编委会.明清水陆画(中英文本).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2005,40-41.

      [12]胡道静等主编、巴蜀书社1992年版《藏外道书》第三册收录的国家图书馆所藏《太上说天妃救苦灵验经》影印本)

      [13] [明]佚名.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 《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2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4] 汪燕岗.古代小说插图方式之演变及意义.学术研究,2007(10):141-160.

      [15] 李伟国.元明异本《搜神记》三种渊源异同论.钱伯城.中华文史:第四十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43-259.

      [16] 胡从经.明版通俗小说《天妃娘妈传》初揆. 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澳门文化研究会.1995澳门妈祖信俗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8.

      [17] 程国赋.明代小说作家吴还初生平与籍贯新考.文学遗产,2007(4):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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