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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莆田自辛亥革命之后,一直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陈国柱从广州返莆后,主动同国民党左派人士曾天毅、郑炳炎、陈震等合作,秘密成立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掌握的中国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筹备处,机关设城东小学。12月北伐军克服莆田之后,县党部筹备处便在城内“鼓楼顶”公开挂牌办公,积极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先后在农民运动比较活跃的北路(城郊)、涵江、江口、广业、常太等区建立区党部筹备处,国民党员发展到三四百人,队伍得到较大发展,形成了良好的国共合作局面。

      然而,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右派势力也在各地与左派争夺革命领导权。在莆田,代表右派势力的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的地方实力派——“砺青派”,其代表人物陈乃元、何显祖均为北伐战争胜利后在福建实际主政的方声涛亲信。所以,莆田国民党右派在省里以投靠方声涛为政治背景,在县里依托地主、豪绅等地方派系实力,他们自以为是国民党在莆田的当然代表,对左派分子和共产党人合作,成立莆田县党部筹备处极不服气,便在县立第一小学挂出中国国民党莆田县党部整理处的牌子,公开宣扬左派所成立的县党部筹备处是非法的,只有他们才是奉省临时党部之命来莆田整理党务的。可在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眼里,所谓莆田的“砺青派”只不过是一个松散的政治投机集团,他们虽沾上辛亥革命的光,但既不参加以工农运动为核心的大革命活动,又从未在莆田建立过什么国民党地方或基层组织,只是热衷于在北洋军阀的羽翼下做官。由此,在莆田形成两个国民党地方组织互相对峙的局面。为了调解双方矛盾,福建临时省党部委任曾天毅、陈兆俊、彭秉廉、陈韶为莆田县党务整理委员,在城内龙门下设立办事处,以调和两派矛盾,但未起作用。

      1926年12月下旬,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任命陈国柱、林清汉为莆田农民运动特派员,负责筹建莆田农民协会。陈国柱便以县党部筹备处的名义通知全县各区推举农协代表,于12月29日集中古谯楼举行第一届农协代表会,准备选举县农协委员和正副委员长。不料在会议进行中,国民党右派分子雇用打手,冲进会场大打出手,并开枪示威。许多与会代表被迫跳楼逃避,会议遂被冲垮,酿成“跳鼓楼事件”,使争夺国民党县党部领导权的斗争达到高潮。事后,双方都上告到省党部筹备处。

      1927年1月,省党部筹备处为了调和莆田两派矛盾,重新改组莆田县党部筹备会,任命卢振柳为莆田县党部筹备会主任,左派代表曾天毅、郑宗龙和右派代表马秉衡、陈震为筹备员,同时安排陈国柱、林清汉、林海川等为专职的农、工、青、妇及宣传特派员,可以出席县党部筹备会。由于省党部筹备处采取的和稀泥措施无助于解决莆田左右两派之间的对立,两派之间的矛盾和磨擦仍继续趋向激化。同年4月福州发生反革命事变,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遭到大肆逮捕。莆田右派分子闻变,立即于4月8日夜带兵查抄了设在哲理中学钟楼的中共莆田特别区委机关,由于陈国柱事先获悉福州事变的消息,已撤离城区,使莆田的革命力量未遭受损失。

      同年6月,由陈国柱选派去国民党福建省党政训练所学习的莆籍中共党员毕业后,被国民党省党部派回莆田继续筹建县党部,9月,通过选举正式成立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由中共莆田特区委书记宋耀华领导。这样,莆田国民党右派势力虽然发动了政变,却未能控制到县党部的实权,而仍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掌握,因而在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后,莆田的国共两党仍然秘密合作,中共莆田地方组织仍以县党部的名义开展活动,并有效解决经费困难问题,直到  1928年3月县党部发动群众向县长示威,抗议政府强征烟苗捐,县政府向省党部指控其聚众闹事,省党部才命令莆田县党部停止活动。11月,省党部另派莆田县党务指导委员,组成国民党莆田县指导委员会,对国民党党员重新进行“清党”登记。中共莆田县委决定全体党员退出国民党,莆田国共合作结束。

      由于莆田国民党基层组织是由共产党帮助组建起来的,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参加国民党组织并成为骨干,从而不但使莆田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而且还使莆田的国共合作独树一帜,合作关系之融洽,合作时间之长,此乃为全国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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