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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游”县名由来考辨——为《莆田市地名志》辩

      2011年5月出版的《莆田市地名志》引用《元和郡县图志》说明“仙游”县名来自“仙游山”。“古代仙游县名探源考究”(以下简称“探源考究”)对此表示质疑。其理由为(《仙    志》)“系根据汉武帝时何氏在九鲤湖羽化升天传说……顺理成章,唐元和间提出‘仙游山’为由在后”。暂且不说《元和郡县图志》出自唐朝,《仙    志》出自宋代;以为引用汉代九仙故事为县名,“仙游”县名就发端于汉代的观点是一种幻觉。且问汉代时历史上有“仙游”县名吗?

      为了比较,请看唐、宋志书对仙游县名由来的具体记述: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探源考究”称《郡县图志》,书名有误)载:“圣历二年(699年)折莆田西界于今县北十五里置清源县……天宝元年(742年)改为仙游县,仍移于今里。仙游山在县西三十里(此系古代用的约数,并非测量数。笔者注),县因以为名”(以下简称“山名说”)。宋黄岩孙《仙    志》载:“天宝元年,改泉州为清源郡,别驾赵颐正以县名同郡非便,奏请改之。因考故事,谓县有九仙人姓何,以兄弟九人登仙得名,遂改为仙游县”(以下简称“故事说”)。

      《元和郡县图志》不是荒史野志,系唐代著名宰相李吉甫所撰,全书共40卷,目录2卷,元和八年(813年)成书;北宋图佚后改名《元和郡县志》,现存34卷。唐代十分重视编修地理图志,明确官修史书制度,以“志”名史,并由宰相监修。李吉甫的郡县志以当时四十七节镇为标准,分镇记载府、州、县、户、沿革、山川、道里、贡赋等,资料翔实。李吉甫身任多年宰相,熟悉当时图籍,其视野之广阔,资料之可靠,非他人可比。《元和郡县图志》是唐朝最重要的一部志书,被誉为“记载详尽,引证有据,为后世所重视。”

      《元和郡县图志》与《仙    志》都承认清源县于“天宝元年(742年)改名仙游县”,即公元742年始才有“仙游县”之称。前者依据 “仙游山”而命名的;后者依据民间传说,即由“九仙人登仙”故事而得名。“探源考究”以天宝元年(742年)与元和年(806-820年)对比(非可比口径)后结论,“故事说”早于“山名说”。作者如果同时也以天宝元年与宋宝    五年对比,也许可避免误判。任何史志的成书时间都迟于一件事物的发端,因为只有事物发生后,人们才能去记它。《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元和八年(813年),早于宋宝祐五年(1257年)《仙    志》444年。也就是说,当清源县改为“仙游县”71年后,李吉甫就记述了仙游县名的由来;而黄岩孙在515年后才记述。地方志是最具权威的地方信史。它是纪实体,资料要可靠翔实,记述要求真实,不能编造、不能虚构,不能猜测;并且只述不议,不带任何个人观点,一切凭事实说话。在记述某项事物的真相时,尽量追溯到事物的发端。由此可见,《莆田市地名志》使用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说明仙游县名的由来是对的,因为它早于宋   《仙    志》444年,符合“尽量追溯到事物的发端”的方志记述之要求。

      “山名说”与“故事说”不同的是前者记于唐朝,后者记于宋代;前者依据纪实,后者依据传说。笔者认为这已经十分明白了,没有争论的必要。因为摆在读者面前的两种说法都是志书白纸黑字所载。喜爱浪漫的神仙故事是可以的,怀疑纪实的“山名说”是无道理的,难道李吉甫的志书有假?

      有人认为,无论是“山名说”也好,“故事说”也罢,反正两者都是由“神仙游过的地方”而得名。其理由为“仙游山”的命名就是因神仙游过而得名(甚至有人挑战李吉甫宰相,认为仙游山是因县名而得名)。这是十分不严肃不严谨的浪漫猜想!方志的生命是事实。你有什么资料证明仙游山的命名是因“神仙游过的山”而得名?如果搞方志研究能如此便捷,那搞任何学术研究就有点“心想事成”之惬意了,用不着许多学术工作者埋头熬夜查资料,找证据了。陕西省周至县以南的黑水峪建有一座“仙游寺”,持以上观点者可以立马结论那寺是“神仙游过的寺”,或那座寺是“仙游人建的寺”,所以称“仙游寺”。白居易感怀马嵬坡往事,在“仙游寺”内写下流芳百世的长诗《长恨歌》,恐怕他也不敢信口开河那寺是因“神仙游过”的地方、或因某地的行政区域名称而得名。“仙游寺”建于隋开皇十八年(598年),自然也不可能是仙游人建的了!

      自西汉神学家刘向《列仙传》经葛洪扩充成《神仙记》后,神仙炼丹导养升天的故事层出不穷,成为道教神仙信仰的主要话题,其故事迷漫在宗教文化领域,呈现大同小异之处。“一人得道,鸡犬上天”便来源于此。何氏九神并非单独光顾九鲤湖。“仙游”两字并非单指“仙人游览”或“神仙游记”。从汉语的本意看,“仙游”是指“成仙,游于仙界,称人死亡的婉辞”,《儒林外史》第八回有“尊翁……难道已经仙游了吗?”便是。现在提倡科学发展观,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难道真的有九神吗?并非笔者排斥“故事说”,而是认为对著名的《元和郡县图志》应当有点敬畏之心!

      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40年,他对林黛玉与薛宝钗的评价是“双峰对峙,两水分流”。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却遭到了批判。批判的原因是因为首先给这两个人物定了调子,就是先带有阶级倾向。同样带有偏好的心理倾向去研究某项事物,那自然只有一说了。孔子说“和而不同”,那朴素的多元理念,正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境界。难道“山名说”与“故事说”还要评判孰是孰非?在新的资料未发现之前,《元和郡县图志》的“山名说”应当是“仙游”县名的最早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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