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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坛丰碑——关于《原氏父母官》的故事

      五六年前的暑假里的一天,市光荣院林院长请我们几位朋友在全家福吃饭。席间二中的林先生谈起当时的文学发展概况。其间提到莆田当时出了一本关于好县长原鲁山的诗词楹联文集,其中有一首诗写得特别好,他说:短短的十二句,将原鲁山的一生经历过程及生平事迹基本概括得清清楚楚,并且当场低声朗诵了出来…,可以想见他对于这首诗的印象之深。当时我接口说,这人不是诗人,是个农民,而且这首诗由于太匆促,还须进一步完善,只是当时经老县长圈定只能那样了。他表示不很相信,而后经同席的小陈女士作了介绍,于是我们彼此便因了诗的原故而关系拉近了不少。

      说起这首诗的来龙去脉,真可以说出一段不短的话来,请允许我大略说说。

      那是一九九五年也就是在原鲁山县长逝世前两年的一天中午,我到城厢后塘的蔡先生办的开太公司去找我的堂兄许国太说事,不巧国太刚出去办事,却碰巧遇到了我的老领导齐欣德同志。山东汉子那种特有的豪爽气度马上感染了我,几句老上下级方程式似的训话寒喧过后。我问老齐最近原书记身体可好?“唉,别提了”老齐说“本来情绪不错,就因为我们老乡李某某向老原借去黄发兴写给他的一副对联,说好三天拿回来,结果弄丢了,害得老原这几天老是生闷气,老原本来将它挂在对着房间的客厅里,看起来老原挺喜欢的。你说这老李气人不气人”?我说:“我知道那幅对联,是印在一册七八十首诗词的油印本上的,黄发兴的这个对子上下联各十三个字,记得结尾上下四个字分别是“一腔热血,两袖清风”,写得很好且对仗工整”。“对对,就是这一幅”老齐回答,当初我不假思索就说“您去告诉原书记别生闷气,那样对身体不好,过几天我写首诗送他给他消消气”,想不到老齐一听就来气“, 吹牛,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有几斤几两我能不知道,哼,你会写诗”?估摸着当时他恐怕是心里想,怎么没过几年,这小子整个儿连心性都改变了,学会骗人了,这还了得。我一看老首长真个生气,赶忙解释。“别,别生气,以前您不知道是因为我没有表现的机会,您真不相信,您去拿纸拿笔来,我现在就写给您看”,“好,我现在就去拿纸笔来,你记住,是写诗啊,你要是写不出诗怎么办”?这一激,给我激急了,就接口道“肯定是诗,您没读书,”老齐当下大声吼道“我没读书”。“错,错,错,”(确实错了,老齐平常作报告,从来都是自己动手写,而且每次都博得阵阵掌声)“看看,您把我迫急了,又说错了,对不起,我的意思是您可能不很懂诗,我要是写好了,您硬说不是诗,那我不就白挨您骂了,这样吧,我写好以后,您拿回去给原县长看,(我们平常都原县长,原书记乱叫惯了)原书记是高中毕业后南下的干部,他要是说不是诗,我甘愿挨罚,他要是说这是诗,您可就别骂人了吧”。“那是当然啦,老原说是,我能说不是吗?要是老原说不是,我回来找您算帐,您刚才叫我拿纸笔来,是现在写或是过几天写?“当然现在写”“马上”?“是的,马上”,“好好,您等着”。一转身,去了蔡总办公室,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纸和笔拿来,我赶紧坐下来,摊开纸,边思索边下笔,十几分钟后,我请老齐进来拿去,老齐不相信“写好了,这么快”“写好了,哦,对,这个字得改一下”于是我把第一段最后第二字的“黎”字改成“庶”字,然后说“拿去吧。”老齐略看了一下说“我也别看了,你小子说的,我说的不算数,你现在别走,我马上拿去给老原看,他要是说不是诗,我立刻回来找你算账,听见没有,不要走啊。”我说“老齐啊,十点多啦,不要吃饭吗”?“说不能去就不能去,等着”。于是,拿起诗稿下楼去了。

      我这一辈子大概是怕了老齐了,说得更贴切一点,是被老齐身上的那一段光明磊落的山东汉子的那种浩然正气所折服,所以他前脚一走,我赶快溜,赶回我当初在镇海村的住处,胡乱吃了一点早上吃剩的稀饭,立即赶回开泰公司二楼,不承想,刚进门又是一段臭骂“吓饼糕,您这臭蛋,叫您在这里等,你跑去那里了,”我赶紧坦白,我不知道您这么快回来,跑回去吃了一点稀饭,这不是赶来了。“哼哼,算你老实,知道赶来,我也没那么傻,刚才吃了点豆浆面包,来来,这一份是您的,趁热吃掉。”我赶紧拿起面包和豆浆,一咬一大口,他这才满意地笑了。(我算是服了他们这几老首长,这前几年就因为不想吃张坤副县长给递的三个馒头,惹得张黑脸县长大发雷霆,“我多少也是个副县长,啥时候我亲自拿馒头给别人吃,你敢!赶紧吃了馒头不说还数落了我好几年。)我边吃边问“什么样,原书记怎么说”?“你这小子还真会写诗”。“这么说,您是承认我会写诗的了”?“我还没承认呢,你小子别高兴,这句话是老原说的”。“说说看,老县长原话怎么说的”。“我一进门,就告诉老原,我一个手下,姓许的,您认识的。老原说‘知道,不就那个当年福建日报头版头条而且敢跟我讲条件的小年轻吗’?我说,是是,他问起您的身体好吗?我说正因为黄发兴的对联丢了生闷气呢?他吹大气,说请您别生气,他写首诗来帮你解闷,您给看看,象不象诗?要是不象诗,我立马回去给他难看。哈,老原这个人,我到他家就跟自己人一样,半躺在床上不起来,等他把诗看了一大半,突然一坐坐起来,说这小子真会写诗,去,你马上去,代我谢谢他。”说完,看着我说“这下,你小子该高兴了”,“难道您不高兴”?“高兴,高兴,能不高兴吗?老原看样子这次是真高兴了,好几年没看见他这样笑过,你小子立了一功,过几天我请你喝两杯。现在还有一件事,不然我也不会急着赶来。老原要我找个书法家将这首诗写下来,而且指明要用楷书,还要求要由郑天顺、朱天桂、我一个还有你小子一起署名。你说叫谁写好呢”?我说“杨金华什么样?草书写得很好,楷书也有两下子”。“好吧,反正这事由你去办,越快越好”。于是,我赶紧请杨金华用四尺宣纸写了一幅,按原县长的要求,署了名,然后由老齐送去。

      二三个月后,我和小陈母子还有几位书画界的朋友要去夹祭草堂采风,在文献路的马巷口碰见了朱天桂书记,朱老格外高兴,站在大街中间就叫了“喂,大诗人,这会让我碰见你,老原有交代”,我上前几步用手势挡住正面来车,拉着朱书记就往街右走,老朱说“看看,一高兴,站在街中间都忘了,我告诉你,你是大诗人了”。我赶紧说“别乱讲,我怎么会是诗人呢”?“嗨,老原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了,你也别过份了变成骄傲。今天老原特别高兴,当着大家的面交代我负责找你们要印章”?我问要印章干什么,他说“老原说,你们不懂格式,一幅字,既然署了名,就必须盖上红印,那样才完整,天桂负责,去找齐欣德,你说谁敢不照办”。我赶紧说“照办,照办,但是我的印章都很小,这样吧,您知道,这事由老齐引起,你劳驾请老齐去帮我一并刻个象样的印章,盖上以后,印章就放在老齐那里,怎么样”?“那好,就这么办,你们这是要去哪里”。我说,“我们要去爽祭草堂采风,请您一起去,正好有车子”,“我就不去了,我要回家拿私章去老原家,老原要我第一个盖上,在家等着呢,你们去吧。”

      这事儿过了不到两年,我们的好县长原鲁山同志以八十多岁的高龄突然离我们而去了,伴随他老人家离去的有他一生的荣耀,也有他满腔的遗憾,还有他那义正词严的音容,更有他那和蔼可亲的笑貌。

      恶噩传出,那些个日子真是壶山低泣,兰水悲歌,全县人民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在东山开追悼会那天,灵堂内、草坪里、山坡上、榕树下,到处都是自发来参加追悼会的人群。一两万人的集会,竟然是那样的井然有序、庄严肃穆。没有人随便走动,只有人不断汇集。听不到高声喧哗,能听到的只有唏嘘哽咽。所有人都尽量聚拢,屏心静气地倾听政府官员对于好县长的沉痛悼词,关心他老人哪!能不关心吗!试想原县长一生为我们莆田人民做了些什么?我们莆田人又是怎么对待他老人家的?作为莆田人的一员,我们为能有这样一位好县长而庆幸,我们为好县长给于我们的荣耀而自豪,我们替那些陷害老县长的败类感到羞耻,我们为没能保护好老县长而内疚。所幸的是,政府的悼词充满褒奖溢美之词,多少给了全场以及全县人民一些安慰。在场干部群众的所有的五味杂陈的心情汇合成一句话:老县长,请您等等,不要急着回山东去,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向您汇报啊!

      又过了几天,突然间在沿海接到我朋友老张的一个电话,催我赶快回来,说是老齐要他们几位同志无论如何要找到我,并马上到他家里,有事要我办。于是我心急火燎地往回赶,才进老齐家,第一句话就是“干什么的,跑哪里去,我都找不到,赶快,叫人来写你写给老原的那一首诗,会不会记得”?我说“记得,记得,什么时候要”?“马上,电视台的小车在那里等着送他,下午三点多的福州火车”。我急忙问“到底是什么回事,您倒是说说呀”。他说“是这样的,老原不是有个二儿子全家在山东老家生活,定了今天的山东车票要回老家去,老二要把家里的那张我们四个人署名的诗取下(当初用浆糊贴的)带走,一家人不同意,一则撕下坏了,二则家里也希望留着。于是就问这是谁写的,你不是有个同学成敏是老原的二女儿,她说是这位姓许的写的诗,但要请老齐去找才能找得到,所以就找你来了”。我问“为什么一定要这一幅字呢”?老齐摇摇头说“唉,怎么说你们莆田人哪,当初以反革命罪判老原十七年徒刑,莆田法院将布告贴到了老原山东老家的村子里,乡亲们都说,老原这人没有良心,共产党培养他当了县长,还反对共产党。原老二说了,现在莆田市为我爸平了反,但不可能再到我家去平反吧,这次承蒙电视台送了两盘那天追悼会的录像带,我再把这首诗带回去贴在墙上,也算是间接为我爸平反吧。你看看,人家有多委屈,亲属在山东老家还要做人哪”!听着我的老领导带着哽咽的声音说完原因,突然有一缕羞耻感从我的心底升起,我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作为莆田人站在莆田的大地上却无地自容,“对不起您啊,老县长”心底里这句潜台词震撼得我浑身躁热。我镇定了一下说“对了,我马上叫杨金华来,但是有一点您负责向老郑、老朱解释,我建议这一幅字不再用我们四个人署名,而是用莆田人民落款,您看行不”?“好好,很好,你赶快去吧,笔墨、宣纸、印泥都准备好了”。于是我推出车了,拼命地向街上冲去。

      十二点半钟左右,当着原老二握着我们的手连声向我们道谢的时候,我抬头向前望去,整个世界是那样的模糊。是的,当年楚霸王无脸见江东父老,今天的我们却是无颜面对山东父老,真是惭愧啊,可怜的我们。

      又过了两年,有心人将人们歌颂原鲁山的许多诗词、楹联汇编成集付印刊行,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一段在饭局里的对白。这时候林先生那抑扬顿挫的男中音仿佛又在我的耳边响起:

      原氏父母官

      布衣草履出胶东, 誓兴百废主莆阳;

      任凭左右风浪骤, 铁心巍然佑庶民。

      东凝紫气绿万家, 南斥大洋劈沃野;

      西架彩虹输玉液, 北锁蛟龙蓄琼浆。

      粪士钱财钟仁义, 厚待黎庶律亲严;

      昔时神州歌海瑞, 今日欢呼鲁山君。

      这就是赞美老县长的《原氏父母官》成诗的前前后后,我把它记录了下来,不刻意渲染什么,为的是向世人表白,我这人虽然算不上是大大的好人,但是我自信我属于有良心的莆田人民中的一员,仅此而已。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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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长的眼泪

      那是一九七三年第一号台风肆虐莆仙大地的第二天早上,县委召开有县委常委、委员和各公社镇党委书记参加的紧急会议,由原鲁山亲自主持并讲话。

      由于当年的一号台风来势凶猛,台风挟带的暴雨铺天盖地,莆田大地遭受了七十年一遇的自然灾害洗劫,全县老百姓房屋倒塌了一二千间,良田冲毁了好几万亩,超过半数的道路、桥梁被摧毁贻尽,整个莆田陷入了大自然造成的灾难之中。县委常委连夜决定,号召全县人民迅速组织起来,抡险救灾,向大自然宣战,争取尽量将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原县长在会上简明扼要地报告了灾情,提出了要求,请与会同志提出方案,群策群力,务必将救灾工作落到实处。正说着,在九五医院看护病重的母亲的女儿突然走进会场。看着女儿向自己走来,老县长也知道可能是爱人病得不轻,但是开会期间,亲属不准进来干扰,这是老县长家多年的规矩,于是他板着脸说:“不知道我正在开会吗?怎么这样没规矩”。大女儿哽咽着说:“妈妈的病今天看来很严重,请您能不能去一趟医院”。“不行,全县人民都在受难呢,我怎么走得开,去告诉你妈我会开完就去”。女儿转身向外走去,眼眶是满是泪水。于是会议接着开,大家出谋划策,继续讨论。十几分钟后,二女儿闯了进来,“爸爸,您赶快去吧,妈妈叫您去,说是有话要给您说”。“去去,去,不是告诉过了吗?再等一会儿我就去”。二女儿捂着脸转身急匆匆地往回赶,紧接着,会议继续开,老县长继续听取各职能部门作应急规划汇报,提出看法,作出指示。二十分钟后,大女儿带着哭声闯了进来,扑向父亲肩膀,压抑不住地抽泣着说:“妈妈过世了,爸爸呀,您赶紧去看她一眼吧!爸呀,快去啊!”那一刻,时间凝固了,没有声音,只剩下小礼堂外面暴风雨的嘶鸣!十几钞钟后,两个常委站了起来,几位在当时称得上是全县顶梁柱的县委委员站了起来,只听见老县长含着眼泪喃喃自语:“她怎么就不能多等一会儿,她怎么就不能多等一会儿……”于是,几个声音一起响起,“老原,您就去看看吧,莆田就是天塌下来,也由我们先顶着,去吧,老原”。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老县长巅巍巍地站了起来,由通讯员和女儿挽扶着向门口走去,苍白的脸庞上挂满了伤心的泪水。

      会议继续进行,只是突然间气氛严肃了起来,汇报简明扼要,指示简洁明了,速度明显加快,紧接着,集中,散会,所有的命令不再是逐级传达,而是由与会者直接执行。

      二十多年后,老干部们语重心长地回忆着说,“我这一生有两个会场感动了我们,一次是毛主席的追悼会,许多人含着泪水,有些人还痛哭出声。再一次就是原鲁山死了老婆的那一次,所有的人都饱含泪水,所有的人都强忍出声。场面感人哪,不然的话,接下去的那一两年,全县干部怎么就那么有干劲,你知道的,这就是精神的力量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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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县长原鲁山追悼会现场

     

    县长与灯光的故事

      七十年代中后期,作为农业大县的莆田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解决肥料短缺问题是摆在县领导面前的一大课题。县委动员了几乎全县的财力物力,才建起了涵江合成氨厂投产以后,极大地缓解了农用氮肥的紧缺状况。

      然而接踵而来的首要问题是电力不足。那时候甚至连古田水电都还没供应莆田,全县的所有供电几乎都依赖一个小火电厂和东圳水库的水电。合成氨厂一旦上马,其用电量大得吓人,平常用电尚且马马虎虎,一到了枯水期,供电明显不足。尤其是冬季照明晚峰,合成氨勉强维持生产都有问题。

      那时候的行政命令非常管用,一纸通知下来,所有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晚上一律尽最大能力节约用电。于是没有一个机关用四十支光以上的灯泡,所有的企业晚上停止加班,即便主街道的大商店也最大限度地节约用电。这么多的措施下来,电能仍然不足。原因是城涵两地尤其是涵江地区市民用电严重超标,试想每个家庭即便多用了四十支光的电,全县千万个家庭该节约多少,怎么办?简单的行政命令行不通,掐断电源不是共产党的风格。划片轮流限电供应也十分忧民拢民,严重的电力难题考验着当时以原鲁山为首的行政当局。有人主张动用法律手段杀一儆百,也有人主张用经济手段严厉制裁,方案送到原县长案前,原县长一一否决。

      于是,每晚夜幕降临,城涵大街上就来了两位客人,年长的高大魁伟,年轻的机灵精壮,他们一不逛街;二不买货,只是专往电灯最亮的家庭走去。一到家门口,打了招呼,笑着让主人允许他进去坐坐聊聊天,问寒问暖不够,还拉起了家常。俗话说得好,难拒笑脸人哪,原县长生就的一副憨厚朴实的相貌,加上应该是与天俱来的威仪,没有人能拒绝交谈,并且无不为他老人家的平易近人的仪态所折服。但渐渐地就知道了原来是因为合成氨缺电,县长来宣传节约用电来了(有的是问了年轻的通讯员才知道的)。可县长始终没有说出让他们把照明灯泡换成小号。这期间,也碰上个把认识县长的,突然间晚上造访,真是不知所措,嘴里一个劲说着“县长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一边忙着让座、泡茶。这熟人好办事,开门见山,几句善意的批评下来,直截了当地让他将大灯换下来,临了,没忘了茶是一定要喝两杯的。看见县长的人私下议论,“这县长穿的衣服怎么那么破旧呀”, “艰苦朴素嘛,这都不懂,哪像我们”?“嗨!你们都不知道,原鲁山的工资都拿去赔热水瓶啦。”“什么,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吧,原县长特别喜欢激动,一次开会,有个公社副书记说不就吃了群众的一顿狗肉吗?值得那样大惊小怪,你猜怎么着,原县长顿时大发雷霆,一拍桌子吼道:‘混账,等到你坑了老百姓以后,都不知道你是什么死的。’‘砰’的一声,热水瓶掉了,原县长马上叫通讯员上街去买了一个新的,然后把发票撕了,自己赔钱,据说还好几次呢。你们说他这工资够用吗”?大家都笑骂他贫嘴,路过的乡下大妈忍不住插嘴:“这原县长就是让人不得不服,当年我们在东圳水库打夯时,原鲁山就不比我们出的力少,亲自掌夯把打夯呢?你们信不信”。“信,怎么不信,早听说啦”。旁边的工作服同志发话:“去年我在倒洪吸管电焊,原县长大中午还帮我递了几次焊条呢,当初我们都激动得什么似的”。“是啊,干部要都像原鲁山这样的,共产党是真真的万岁了”。就这样,七嘴八舌、叽叽喳喳地一传十、十传百地议论开去。

      于是,二三个晚上下来,整条街道奔走相告,城涵两镇家喻户晓,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县长与灯光的故事,没有一个家庭继续用25支光以上的电灯泡。这件事的直接效果就是合成氨厂在那以后的几年里即便是枯水期也能正常生产,莆田农业生产所需的氮肥也基本上得到满足,于是,农产品丰收了,老百姓满意了,县长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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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青年的贴心人

      记得是一九七四年的夏天,我作为分管知青工作的党委负责人到县里参加接收知青上山下乡分配工作的会议。

      一个早上的动员报告听得有点头昏脑涨,午休时大体疏理了一下思绪,原来是县委号召各基层单位必须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尽量多接收一些知识青年,同时要求各公社坚决执行上级关于社校挂钩、搞好知青工作的通知精神,抓紧落实知青安置工作。

      下午将近两点,在进会场的走廊上碰见原县长,县长老远就叫我:“小许,给你一个任务,下午我让各公社在会上表态的时候,你华亭要带个头啊!”我赶紧回答:“好,坚决照办,但是我有一个前提。”“好啊,你个小许都敢跟我提条件啦”。我忙说:“哪敢呢,就不兴给县委提个要求吗”?“这才像话,说吧,什么要求?”“我希望接收的是莆田一中的学生”。“为什么”?“莆田一中的学生会读书。”老县长看看我说“你倒想得满多的,好吧,县委会考虑的”。

      于是,下午的会上,我代表华亭公社第一个表了态,原县长带头为我鼓掌,这让我也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几天后,落实任务下来,华亭接收了莆田一中的五十六位知青。而且据说原县长还特地当面告诉其中几名代表,华亭指名要你们一中的同学,希望你们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要辜负了华亭人民的期望。

      接下来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些同学不负众望。记得在安置点的头几个月,知青所在地红旗水库的十一个宿舍就出现了两个当初大家叫做孔子室的读书群体。同时也在知青中间出现了一些诸如这些同学在“走白专道路啦,”“这些同学不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等等在当初看来属于很正常的奇谈怪论,甚至在知青场领导中间也存在这种看法。情况反应到党委负责人这里,当天晚上在大厅专门开了个会解决认识问题。开头主持人请大家拿出毛主席语录(那时候开会都这样),但请大家别翻开,因为那里面没有接下来的这一段。“毛主席教导我们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放下语录后说“最近有种看法不对,毛主席说了,学生以学为主,你们还都是学生,这不还在接受教育吗?而走白专道路的是那些专家学者的专利,还轮不到你们这些学生,所以我赞成你们开展读书活动,不要忘了根本。因为你们前面的日子还长着呢…?”一席话,博得满堂掌声。接下去的短短几个星期,全场几乎都在劳动之余认真复习功课,阅读课本书籍。几年后恢复高考,几乎全部考上大中专院校,全省公认莆田县的华亭红旗农场是秀才场。老百姓高兴地说:“封建社会我们莆田四九入场中五一的典故(说的是四十九名秀才入场考试,加上茶童和路过的拾粪小伙共五十一人中了举人)虽然有些夸张,但我们的红旗场那是货真价实的四九入场中四九,真真的是莆田的一大喜事。而且这些知青后来厅级、处级、科级干部比比皆是,院士、教授、专家学者俯拾成箩,即便是后来下海的同学也大都是混得有头有脸。想想这些都是老县长的关怀所致啊。

      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从杭州回福建,顺路买了一个二十几斤的大西瓜到福州五四路的五四招待所拜望老县长。那时候我们都受了不公正待遇才无罪释放不久,一进门,劈头就是一句:“谁让你买西瓜来的,以后不准这样!知道吗?”“知道,知道,但这次就不是专门买给您吃的,我不是也要吃吗?有刀子吗?”“有啊,在那里,哼,你这小鬼。”“还小鬼呢,小鬼的小鬼都快成大鬼了呢。”“别吹,再大还能大得了我去”。切了西瓜,我问书记,“您是吃或是不吃,要吃,这头一块是您的,要不吃,那我就从第二块吃起了”。“吃呀,怎么就不吃了,只是下不为例,等等,正想问你呢,以前那些个知青现在什么样了,还争气吧?”我心里一热,老县长啊,您自己都这样了,还牵挂着这些孩子啊,我赶紧把红旗知青的概况大略汇报了一下,没想到,老县长像小孩子似的,从座椅上一蹦跳起来。“好,好,西瓜呢!不是说第一块是我的吗?对对,就这块,我要最大的。”

      看着老县长大口大口地吃着西瓜。我知道,那西瓜是甜的,因为老县长的心里是甜的,当然我和所有在场的几位老乡的心里也是甜的,并且相信,今后知道了这些情况的当年的知青们的心里也会是甜的。许元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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