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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妈祖文化经五条线路传入天津

      元初,信仰妈祖的江南船工由临安(今杭州)至大都(今北京)运送粮食和物资的路线只有一条,那就是通过京杭大运河,水旱兼行的“漕运”。这条漕运路线十分迂回艰苦。“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于京。”这是妈祖文化北传天津的第一条具有代表性的路线。这条路线一直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才最终废弃,运粮完全改由海运。

      元至元十三年(1276)海船自崇明州(今属上海市)“从海道载入京师”,这便是元代海运的开始。不过这一年所运不是江南漕粮,而是南宋于临安的库藏典籍。这就是元海运最初开辟的航线。所谓“从海道载入京师”,便是江南吴人船工将妈祖文化传入天津的第二条线路。

      元统一中国后,由于江南大批粮食物资需运往北方,至元十九年(1282),再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因为是第一次正式实施漕粮海运,经验不足,直到第二年三月方达直沽(天津)。尽管如此,海运比起漕运“船多损坏,民亦苦之”来说,其优越性还是显而易见的。这条航线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码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使用了九年之久。每年岁运粮之数骤增,九年中共运粮七百一十七万八千石。这应是妈祖北传天津的第三条线路。

      公元1292年,即“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险恶,复开生道”,于是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但这条航线依然不令人满意,一年后以失败告终。这是妈祖文化北传的第四条线路。

      至元三十年(1293),“千户殷明略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这条航线确实近便多了,“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而已,视前二道为最便云”。如果顺风行驶,不过十天即到。这条航线也就是后来元代海运长期使用的主要航道。由于去深海航行,使用了吨位大的尖底海船,又“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所以岁运粮数猛增,“至于天历、至顺,由四万石以上增而为三百万以上,其所以为国计者大矣”。据记载,仅天历二年(1329)一年的岁运之数,就达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占了首次开创航线九年间(1282-1291)共运粮数的一半。这条海运航线成了元政府的经济命脉,从至元三十年(1293)开辟成功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代最后一次海运止,用了70年之久,也是妈祖文化北传天津的第五条线路。

      元代漕运、海运,妈祖文化北传天津是个长时期循序渐进过程,上述五条路线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还是第五条长达70年的海运航线,和元初第一条水旱兼行的“漕运路线”,影响最为深远。

      妈祖文化传入天津与大批江南船工涌入天津有直接关系。他们是妈祖虔诚信仰者,他们在“溟渤皆墓田”的大海中航行,只能“复祷天妃上海船”了(臧梦麟《直沽谣》)。妈祖便成了他们惟一的精神支柱,鼓舞他们斗狂风,战恶浪,把江南大批粮食和物资源源不断运来北方,而且也把妈祖信仰带进天津,以致“直沽、平江、周泾、泉、福、兴化皆有庙”(《元史·祭祀志》)。直沽即天津。大直沽立庙当在至元年间(约1278-1288之间),小直沽立庙为泰定三年(1326),“八月辛丑,作天妃宫于海津镇”(《元史》卷三十《泰定帝》二)。

      妈祖文化随元代漕运、海运北传天津,为妈祖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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