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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谈抗元英雄陈文龙之母与“仲子” ——从《寄仲子》说起

      民族英雄林则徐高度评价说,文天祥与陈文龙“隆名并峙”。的确,此二公有诸多雷同之处:一、状元齐名;二、丞相比肩;三、忠烈同辉;四、身后皆奉为城隍正神,可谓在生前身后的诸多节点上,均闪耀“隆名并峙”的熠熠光辉。就连他们的绝世诗作,也同样阐释了人生价值的精华:文天祥《过零丁洋》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陈文龙《寄仲子》曰:“一门百指沦胥北,惟有丹衷天地知 ”,惊人地异曲同工。在此,让我们全面感受抗元英雄的慷慨、悲壮与豪迈。其诗云:“斗垒孤危势不支,书生守志定难移。自经沟渎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时。须信缧囚堪衅鼓,未闻烈士树降旗。一门百指沦胥北,惟有丹衷天地知。”本文就从这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寄仲子》诗作谈起。

      一、关节聚焦:题设“仲子”乃是信使。

      毫无疑问,陈公诗作是一首充满英雄激情的正气歌。但诗作也留下一些深层次的话题。

      这个话题的前提之一是,“仲子”是否在被押送之列?这是种不幸(仲子亦被俘虏),又潜在机遇(为诗作见天日埋下伏线)。答案是肯定的:在兴化府城破之后,叛将“执文龙与其家人至军中”(《宋史》)。《兴化府志》:“逼驱文龙出,并其家尽俘以去。”宋秘书少监张日起《陈忠肃公行状》:“……并公母福国太夫人及公之孥悉俘以行。”那么,献给元军时,是“尽俘以去”,“悉俘以行”。则仲子亦在其中。为何?这是个常识问题:试想,诗作体现了豪气干云,但局面是严酷的:在冷静面对孤城困守、元兵强敌压境、身边乃至高层人心浮动(“风其纳款者”)、思叛者(“潜附于元军者”:林华,陈渊等人)环伺的形势下,让全家人一道合力于府城御敌,是安定民心军心最有效的镇定剂、强心丸!否则,军心怎稳、民心怎服、军令怎行?此刻,家人哪怕佣人的动向,势必在众目睽睽之下“放大”进而影响全城军民士气。何况,奴颜屈膝求荣的叛将绝不会手下留情让陈公仲子这一重要人物失踪的。这是其一,也就是吴公事述的根本前提。“祸兮福所倚”,仲子陷于逆境时反而带来某种希望。

      其二,吴源《 莆阳名公事述 》(以下简称《事述》)中的一句话,为我们点破迷津。吴公曰:“…为返其母与仲子梦雷归莆” 。这是上述依据在《事述》中的发展。于是“信使”有可靠 、“寄送”途径最保险的不二抉择 。因为,据诗作传递的信息,诗作产生于合沙(福州)即“一门百指沦胥北”的过程中,亦即文龙公等一行(包括母与仲子)被押解北向之时 。可此时,元兵势必重防严守,公之部属伤 、亡 、叛、残  、逃殆尽,熟悉可信之人安能接近?因此,此际公等与外界无疑是隔绝的 。而且,身边久处之将领的叛变也必定提高陈公警惕、不敢轻信于人的戒心。那么,粗蛮成癖的元兵能为你当信使?故此,诗作的信使只能是近在眼前的执收者本人!那么咫尺天涯而书以寄,就超出一般的“示儿”的含义了:这是一首对亲子的诀别诗 、对爱子及后人的励志作!其玄机,就鉴于吴公的神来之笔中:“(元官)为(陈公)返”,此作传世也才有一线之机 。否则,即或有心,也可能此作只能湮没于历史的巨潮之浪底了!若仅承认《寄》作而无视这一唯一线索下的实在的信使,是否又动摇了诗作传世的根基了呢?      

      应当说明,如果按“惯性思维”,受寄的对象一般在远方。那样则存在一连串难以逾越的基本难题:如何突围送达呢?由谁去送呢?私函为何公之于世呢?等等。笔者认为,在当时,唯有在元酋企盼陈公降服为其所用的前提下,公之仲子才侥幸具有这个条件和可能。这是个历史偶然,但对于当时的可行选择来说,又是个必然。客观些分析,“仲子”的成功,应具备了若干今日我们无从深知的偶然和运气,还有仲子的机敏和智慧。

      诗作问世,信使仲子功莫大焉!

      二、话说《 事述 》:澄清史实作确证。

      《事述》作者郡人吴源,当时是兴化府学教授,1370年著述《莆阳名公事述》(按:据《莆田县志》云共五卷),1377年为玉湖陈氏族谱作序,对陈氏一族沿革定然了如指掌;其时又在文龙公殉难百年之际,与当年(1277)年宋秘书少监张日起写截至当年事项的行状比较,百年间尘埃落定,悬疑业已澄清。遵循历史线索追寻,吴公在综合占有史实资料的基础上作了确证。吴公言之凿凿的论断,让130年后的《兴化府志》修史者为难:面对《宋史》第四百五十一卷《忠义六·陈文龙》:“其母系福州尼寺中,病甚,无医药,左右视之泣下。母曰:‘吾与吾儿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众叹曰:‘有斯母,宜有是儿。’为收葬之。”只好将《事述》论断巧妙地嵌入府志史料,就成曲径通幽之策 。《弘治兴化府志 》《人物列传十?忠义》在全文照录以上文字时,则调整了其中的一个字,即“为收葬之”(按:《八闽通志》此处同。见后文)改为“为收瘗之”,仅一字更易(但“瘗”字本义指隐藏、埋藏,《说文》:幽薶也。那么,为何做这个微妙的变动呢?)在作此一字变动后,《兴化府志》曰:“按《 事述 》云:董文炳等为送其母归莆,与《宋史》本传及家状不合,盖误也”,则以摘除“与仲子”等几字,悄悄撤换为是其母的收葬还是“送归莆”的问题了 。这是曲笔留下令人扼腕的误述 。弘治府志比《 事述 》晚130多年,“始事于弘治辛酉(1501年)春,终事于癸亥(1503年)春” 。清同治十年(1871年)重刊时依样葫芦,使史实湮没在无尽的口水战中了 。治学严谨、名满京都的吴公此论断的鲜明性与不可回避性无可置疑。笔者据以推断,当时“为返归莆”的,是重病在身濒危的公之母亲与肩膺赡养祖母重责的梦雷;尔后,梦雷等后人将祖母归葬于莆田常太里碧濑,则是后话了。这在事发当时,是准确的记述 。这又与以后的元代元贞二年(1296年)差官到兴化府征召文龙公后人委官的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因为“返归莆”,则十九年后派官寻访于莆,名正言顺,理所当然。于是,历史循环式提供权威铁证。

      三、理性思考:《事述》述事入情入理。

      虽然“董文炳等为返其母与仲子梦雷归莆”一说几乎被绞杀,甚而被疑为文作是否伪作的非议节点,然而,冷静对待,不难发现其严竣的人性和理性:明知此论一出,拨乱反正,直击史书瑕疵,或许举世哗然,甚至要影响到自己声誉,那么当时的兴化府学教授,数年后明太祖四辅官兼太子宾客、国子监司业吴公为何冒大风险呢?只能是事实的支撑,良知 、执着、操守赋予的淡定!同时,一是元廷率兵高官董文炳等迎合上意潜在可能:文龙公八年内跃升至“位极人臣”、抗元的忠勇不屈,元主垂青其状元宰相、“会治民,不要钱”,是必然的 。“以母老子幼感动之”,势必曲意作一定妥协 。释放些重要家人作软化措施示恩乃属必要 。揣摩领导意图大抵可谓官场通则或潜规则 。为皇上罗致英才,岂不居功至伟?此又在可掌控之中:再擒何难?这是一 。二是存在《 寄仲子 》诗作流传的内在需求:家人同时在押,谆谆告诫警惕元廷阴谋,切磋鼓劲激励,勉其视死如归;这同时勉励仲子身体力行垂范 。三是对秘书少监张日起“诏‘返其妻孥’”之说作历史性落实:1277年文龙公逝世期间的著作,当然无法即刻反映其妻孥准确去向 。事过百年,事实已经定格成型 。而作为里人的兴化府学教授劝学及为地方志撰写人物传的责任感,导致《事述》于1370年问世。1377年为玉湖陈氏族谱作《 序 》,反复表达对忠烈高度敬仰,彰扬贤哲的热忱,也进而满足后人渴望了解英烈后裔状况的崇拜心理;出于品质品格本能,秉笔直书,端正视听 。明太祖赏识事出有因。简单化情绪化非议《 事述 》很不可取 。四是反映事项更趋客观可信 。《 事述 》的完整意思是:“其家尽俘以去”,至福州,董文炳等“为返其母与仲子梦雷归莆,而系文龙等北行” 。与“返其妻孥”比较,分寸界定明,姿态目的清,可信度高。又与即使到维扬后的元廷若有新举措无任何矛盾之处 。

      四、母在何方?福国夫人辨析寻踪。

      当然,上述分析,解决了一个历史谜团,又延续了一个业己潜伏于史料之中的固有矛盾,即对文龙公母亲的记载存在一个需澄清之处:在目前可见史料记载中,伴着“有斯母,宜有是儿”的赞叹,也留下了一对矛盾:根据族谱记载,文龙公只有一母黄氏,累封为福国夫人;《八闽通志》则简笔记曰:“福国夫人林氏”(见下述全文) 。姓氏有二,但福国夫人分封于一家中的两个人,显然讲不通 。虽然,有的人(包括张日起。按:张日起乃是尊称,并非在专人传记中用语)将其变易为“太夫人”,可更显不伦不类 。那么,“返其母”之说,能否在史之所载的一个人 、两个姓氏应该但又不该成为两个人中,找到一个较为合乎情理的解释呢?这个积淀至今的历史之谜向来莫衷一是 。但“养母”说是对历史的篡改 。《事述》敲定当时的选项是:元右丞董文炳等见其母病重难愈,主要为讨好文龙公,耐性再做好事,遣留公之仲子作陪,曲笔称“返” 。实质上,母单独押留尼寺不管了勉强也算“返”(“夫人系福州尼寺中”)。 

      于是,梦雷祖孙得以脱离牢笼辗转回归莆田。“归莆”则明确了籍贯,排除了异议。 这样,姓氏虽存异,但封赠“福国夫人”定格为莆籍一人,黄氏成为正统,消除歧义 。(此外,是否存在文龙公正妻林氏秦国夫人引起的错位和误判误读的可能?)本文分析的磨合成本最小,只需调整对一个人一个字的描述,偶尔出现的姓氏不慎记录随予订正:对比而言,一处出现个别文字失当比若干处出现相关缺失的可能性大得多!

      最后,是仲子既在眼前,为何还“寄”诗作?对此,或许有各种见解。笔者认为,这是凛然面对人生的宣言,表达对精神传承的渴望,是郑重之举,书“寄”则为必要。况且,诗作内容非止专涉个人,也不能狭隘地理解专嘱一人,其普遍教育意义于是凸显。形诸文字则是完整阐明见解的载体。寄仲子,无疑既是寄望“小家”,更是寄望“大家”。形成诗作用意当亦在此。须知,在传家的问题上,历来见仁见智 。文龙公以其品格,不以财富传家,而是毁家纾国,倾尽家财 。诗书传家 。他传给后人的,是忠勇和气节!在当时沦为阶下囚的条件下,能赋诗传家是意外的“奢侈”收获 。诗言志 。抱必死信念,诗作铿锵励志,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向天地表赤心,留下炎黄子孙的宝贵精神财富,光焰与日月争辉,成为彰扬爱国主义教育教材 。

      五、若干思考:慎切磋探察真相。

      在此,提出二个问题供讨论参考。

      1.“为收葬之”:应属模糊写法。《八闽通志》对文龙母的记述极为简略,全文如下:“《 八闽通志 》卷七十二《 人物?列女 》:《 福国夫人林氏 》陈文龙母也 。累封至福国夫人 。景炎中,文龙既被执北去,夫人系福州尼寺中,病甚无医药,左右视之,泣下,夫人曰:‘吾与吾儿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众叹曰:‘有斯母宜有是儿。’为收葬之  ”。作为被敬重的人物,这个结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马马虎虎讲得过去 。然而,在文龙公荣葬杭州之后,声名日隆 、环境优化的大趋势下,此前又对其母感慨“泣下”,而后对龙母葬于何处讲不清道不明,连某些人拿手的“传说”都没有,那就讲不过去了!所以,结论只能是:葬处甚至逝处不在福州!如是,梦雷携祖母归莆之说,是经吴源公考证认定,在《事述》排他性明确成文的、完全可靠 、唯一可信的。尔后归葬地在莆,与族谱记载一致。

      2.为被张冠李戴的吴源公辩诬。吴源,字性传,《兴化府志》列入名臣传 。生卒年不详 。兴化府学教授 。明太祖官制改革期间,1380年被举荐进京任明太祖“四辅”官兼太子宾客 。后以老请归 。但又再次应诏进京,授“国子监司业,未几卒于官 。”《 莆阳名公事述 》乃吴公于1370年编撰郡志的人物传独立成书部分 。1377年(洪武丁巳十二月庚戌),吴公为玉湖陈氏族谱作《 序 》,这又成为吴公深知陈氏族情的有力旁证 。《 名公事述 》无疑是府学教授在修志中的扛鼎力作,明太祖称颂的“德行敦厚”的“耆儒”心血结晶,份量可想而知!可笑的是,有的人不知何故,将其包装成永乐(1418年)的长乐李骐榜进士!须知,据推算在1383年前后谢世的吴公,何以在三十多年后 、跨越到明第三代再复活进考场?那么,连谁都认不准,就在起劲地口诛笔伐,不是枉费心机了吗?

      研究历史,不应该虚浮,更不该捏造!

      以上仅以拙文就教于诸行家同仁。       (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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