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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儒道佛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一)儒家文化精神

      1.和合精神。

      和指“和诣”“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而“和合”连用,就是在承认不同事物矛盾和差异的前提下,把不同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合和体中,使之优势互补,达到最佳组合,也正所谓“和而不同”。和合精神可以说是儒学的核心精神。首先表现在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由于那个时代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及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将人与天密切联系到一起。天,可以包含两个意思:自然之天和天命之天。天人合一即要求顺应自然和天命,不违天时、天意,但是人们也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即使是主张人定胜天的荀子也认为,人只有顺其自然,才会懂得什么应当去做,什么不应当做,才能掌握天时地财,利用万物。《中庸》也强调,只有尽人、物的自然之性方能参与天地之化育。汉代大儒董仲舒学说的基本思维模式也即“天人感应”。其次,表现为和合的价值标准:和为贵。《礼记礼运》讲“圣人耐以天下为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大同。《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儒家看来,道德虽然是超功利的,但道德实有极大的功用,这功用就是达到人己物我的和诣。儒学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和诣就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

      2.道德实践理性

      高度重视伦理道德理性,是儒家文化的鲜明特色。由于把道德视为人的生活的最高层次,人的一切活动都要以“修己”为核心,因此它所强调的做人第一要义就是“立德”。基本的途径就是自我净化。当个人与社会发生冲突时,首先反省自己是不是符合礼义道德,是不是符合“仁”。因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孔子所要求的仁,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诉求。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仁之所以能贯穿一切行为、态度、活动、人生,并不是因为它是道德律令,“天理”、“性体”,而是一种经由自觉塑造的心理素质即情理结构的原故。”“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果用两个字来描述孔夫子的人生之道,那就是“忠”和“恕”。孔子一生所追求倡导的也就是这样一种道德伦理境界。由自身之安身立命,而“推己及人”,再至“民胞物与”,从而达到“保合太和”而与天地参。

      (二)道家文化精神

      1.追求自由超脱

      翻开一部《庄子》,可以说通篇都是精神的独立宣言。追求自由超脱是庄子思想的主旨。追求精神上的逍遥游,“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世是非,而与世俗处。”庄子在世俗生活中,为自己保留了一片精神上的世外桃源。追求虚静无为,顺从于大道和本真,与万物齐一。“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于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固自生”庄子放弃了用人类高贵的眼光傲视万物,而是以一种谦卑的心态与万物融为一体。不求名利,不苛求,而只是顺从自然。精神的淡泊宁静远胜于世俗之人所追求的“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宁可生而曳尾于涂中”,也不愿为蝇头小利放弃精神的自由。

      2.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

      道家对仁义持一种理性批判的态度。尤其在《庄子》一书中,对仁义礼制的批判甚为激烈。他认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如他在《骈拇篇》中,攻击仁义,认为仁义像骈拇一样(即第六指)本来是不正常的,这些多余无用之道,并不是天下最纯真的道德。天下最纯真的道德,就是不失去其本性之实。那些仁义者本身有那么多忧患,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人也喧嚣竞逐,料想是仁义不符合人的本性吧。“屈折礼乐,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其实读过《论语》之后便会发现,儒家所强调的仁义其实是一个人难得的优秀品行,是内心的自然迸发,于己于人都是有益的。只是就当时的时代而言,仁义的名号腾空出世以后,纷纷扰扰的人们为了各种目的或假造仁义,或以仁义沽名钓誉。一时间,真仁义假仁义喧嚣于世,反而扰乱了人世间的平静率真的状态。所以在此,庄子批判仁义,实则是对假托仁义而实乱天下的诸候的激愤陈辞。

      (三)佛教文化精神

      1.众生平等的精神

      这主要体现在“一阐提人也有佛性”和“众生皆有佛性”的观点中。佛教是修身养性的学问,佛教徒从善知识处得到启发,按照戒、定、慧的要求递修,去欲除妄,就能觉悟真理,获得解脱,进入寂静的涅磐世界。因此,所谓“佛”者,其意为“觉”、“觉悟”。众生只要相信佛法,就会生“愿”,由“愿”而生“行”,由“行”而生“果”,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在这一点上,众生是平等的。这也类似于儒家讲的“人人皆可成尧舜”。

      2.奉献与慈悲精神

      佛教分为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两种。小乘佛教以个人苦修和自度为特点,大乘佛教以自觉觉他、普渡众生为特点。中国普遍流行的是大乘佛教。众菩萨已修成正果,但为了普渡众生,放弃了立即作佛的机会,情愿留在五恶浊世中从事教化和弘法活动,直到度尽众生中最后一个。其实不光是菩萨,所有的佛教徒都具有这样的品格。这种舍己为人、先人后己的精神不是一种外在的号召,而已经融化到他们的血肉。因此慈悲精神也就不难理解。佛教把给人快乐称为慈,把解除别人的痛苦称为悲。佛陀认为,众生执著于欲望,沉沦于生死轮回的苦海,是极为可怜的,因此设教立誓,要把他们拯救出苦海。佛教不仅把这种慈悲精神施之于有情众生,还扩大到无情的木石身上,认为它们一样具有佛性,也是可以证悟成佛的。

      3.自省自证精神

      禅宗是中国佛教所特有的宗派,其特点是不立文字,不重言说,自证于心,即心即佛,不假外求。所谓自证,就是在坚信众生皆有佛性的前提下,经过名师的点化,以圣智彻见自身的佛性。自证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其中也不乏顿悟之时。儒家认为,一个人安身立命,必须“吾日三省吾身”,而佛家的自省自证亦是一个精神上锲而不舍的执著进取的过程。

      4.圆融的精神

      中国华严宗讲“法界圆融”,天台宗讲“三谛圆融”。 “法界圆融”即法界诸法,事事涉入交彻, “三谛圆融”是指空、假、中三观融即于一心之中。如一刹那之法同时有生、住、灭三相,三即非三,一即非一,是故,举一观便即圆具三观。总之,佛教所讲圆融即:世间诸法尽管千差万别,但就其各具的理性,则是万法之间皆能融通无碍,无二无别,如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磐等。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世间万事万理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由于儒道佛的广泛影响,渗透于其他文化样式及国人的深层心理之中,所以也可以说,儒道佛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基点,它们交织在一起,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精神,我从以下几个方面简略地谈一下。

      1.关注现世人生的人本主义精神

      儒家文化体现出鲜明而强烈地入世精神,这也是它能被统治者利用并成为主流文化的一个原因。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情壮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济世态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宽阔胸怀……治学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修身方面“日三省吾身”“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处处透露着儒家积极入世的情怀。更经典是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思想,更体现出他不问彼岸世界,只关注现世现生的态度。在此思想指导下,孔子要求人们积极奋进,克己修身,做一番经世治国的大业。

      另一方面,儒家虽然重视群体的和诣,但没有因此而忽视人的个体的生命情感。他提倡礼,但更注重的是人的情感的自然迸发,而非虚伪与做作。如“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强调的是内在感受,而非外在装饰。这就是原典精神,未经歪曲与利用的圣人原本之意。

      道家追求自由超脱,也并非否定人的个体生命,更没有放弃生命,而是相反,保存人的形体,养育人的精神,无为而无不为,不刻意,去机巧,保持精神的逍遥游,从而快意人生,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中也有很多篇章谈到了治理天下,如《应帝王》,可见老庄也并非完全不问时事,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干预。在一个混乱的“邦无道”的时代,最好的方式就是明哲保身,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这也是一种积极的生命态度。

      至于佛教,印度佛教是讲究出世的,把希望寄托在来生,否定此生的价值。但是佛教中国化以后,受到儒道的影响,转而关注现世现生。隋唐时禅宗对现实的人及人生给予最多关注的一个宗派。禅宗一方面破除对佛祖等权威的迷信,主张每个人的自性自度,另一方面把修行贯穿在日常的吃饭穿衣之间。主张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近代以来提倡的人间佛教的理念,主张社会关怀,更是破除了佛教的玄妙神秘,走向人间大众。

      2.追求内在的和诣自由

      儒家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已经是人所共知的经典。这是一个理想境界,能够不受礼法的束缚而出入自由,从心所欲,这时的礼法已经不是枷锁,而是自由的保障。而有了内在的和诣自由就会展现出生命的内在的喜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李泽厚先生提到的“乐感文化”也似与此有关。从《论语》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一斑。如“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是说他们因为不记仇而少怨恨。“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盛赞颜回在物质的极度匮乏中保持精神的至乐。而孔子赞叹同意曾点所说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也是孔子所向往的精神之乐。

      庄子的逍遥游可以说是道家精神境界的代表。“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洒脱,“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宏阔,虽然大道无言,但无言无以传,故庄子还是花了大量篇幅描绘理想的精神自由之境:“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而达到这种自由境地的途径就是心斋、坐忘。“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谓坐忘”。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精神上的和诣自由。

      佛家有云“此心安处是吾乡”。禅宗祖师惠能曾说:“世俗之人,心动无常,杂念丛生,将自性遮蔽。人之心动,如同水流,前念方生,后念又来,绵绵不绝,利刀难断”而佛教就是让人学会放下,学会消灭欲望,消除烦恼,转而追求内心的喜悦与宁静。

      3.  包容性与稳定性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与儒道两家的矛盾斗争与融合中,经历了一个三教一致、三教鼎立、三教融合,最后三教合一的过程。儒道佛自始至终都是相互协调发展的。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有景观。这充分证明了它强大的包容性。

      中国文化很善于处理出世与入世的关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进则为儒,退则为道,而再退则为佛。受到俗世的种种打击之后,看透世相即为空,于是决心消除“贪、嗔、痴”,放弃“我执”,钟情于内心的清净无碍。这即佛的境界。另一方面,儒道佛又不总是简单的前后相继的关系,它们之间也可能存在交叉。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人间佛教的主张,也让人意会“道即伦常日用”,并非放弃入世的努力,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一份清醒,给烦恼以解脱,给精神一个栖息之地。这样三者相互融合,形成一种三角架式的稳定性的结构,这对于构建国人的理想人格也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有的学者说西方人面临的精神与文化出路的命运危机,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就不必有这样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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