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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四大高僧与三教合一

      唐宋以来佛教内部禅净教律趋于合一,对外与儒道进一步融合的基本趋势和显明特点在明代佛教的发展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本文通过对明代四大高僧主要思想及特点的概述,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明代佛教内外交融的特点。

      儒佛道三教在中国历史上虽时有争论,有时这种争论还达到相当激烈的程度,但三教融合的总趋势却始终不变,三教一致、三教合一的呼声也不断出现,唐宋之际更是形成了绵延上千年之久、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主流的三教合一思潮。到明代时,三教仍在儒学为主导、佛道相辅助的基本格局下继续融合,并在融合中持续发展。从佛教方面来看,由于宋明理学被确立为封建的正统思想,因而佛教在内外融合的同时,更表现出了对新儒学的迎合。三教合一、会通儒学既是当时名僧禅师的共同主张,也是他们思想的主要特点。明代最有影响的四位佛教大师,即并称为明代佛教四大家的云栖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益智旭,他们的思想虽各有特色,但也都反映了当时佛教内部以及佛教与儒、道趋于融合的基本特点。本文即拟对明代四大高僧的主要思想及特点作一概要的论述,以求从一个侧面来了解明代佛教的基本特点。

      一、云栖祩宏

      祩宏(1535~1615年),俗姓沈,字佛慧,自号莲池,晚年居杭州云栖寺,故世称莲池大师或云栖大师。少为儒生,以孝著称。32岁出家,受具足戒后,云游诸方,遍参知识。他归心净土而又兼重禅教律,自云“主以净土,而冬专坐禅,余兼讲诵”[1]。他提倡的净土法门是以“持名念佛”为中心,认为“念佛一门,止观双备”[2]。他大力强调持名念佛的易行与功高,指出:“观法理微,众生心杂,杂心修观,观想难成。大圣悲怜,直劝专持名号。良由称名易故,相续即生。此阐扬持名念佛之功,最为往生净土之要。若其持名深达实相,则与妙观同功。”[3]同时,他又以念佛来会通禅教律,认为“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4]他还认为,若人不读经看教,便无从了知有净土阿弥陀,也就不会念佛,亦不能真正参禅有所悟解,因此,他联系自己的实际而常劝人重视经教,他说:

      予一生崇尚念佛,然勤勤恳恳劝人看教,何以故?念佛之说,何自来乎?非金口所宣,明载简册,今日众生何由而知十万亿刹之外有阿弥陀也?其参禅者,藉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饶汝参而得悟,必须以教印证,不与教合,悉邪也。是故,……学佛者必以三教十二部为楷模。[5]

      祩宏本人对华严教义十分精通,曾以华严宗的“五教”判教说来判释《阿弥陀经》,认为此经摄于“顿教”而兼通“大乘终教”和“圆教”这前后二教。他对佛教的戒律行仪也有所发挥。他的《具戒便蒙》等建立了律制的范例,他所修订的《瑜伽焰口》、《水陆法会仪轨》及《朝暮二时课诵》等仪式则一直流传至今。宏在“极力主张净土,赞戒、赞教、赞禅”(智旭语)的同时,也大力主张儒佛道三教的一致论,强调三教“理无二致”、“三教一家”,他说:

      三教……理无二致,而深浅历然;深浅虽殊,而同归一理。此所以为三教一家也。[6]

      他还特别地调和儒家与佛教,认为“儒主治世,佛主出世”[7],佛能“阴助王化之所不及”,儒则能“显助佛法之所不及”,因此,“核实而论,则儒与佛,不相病而相资。……知此,则不当两相非,而当交相赞也”[8]。

      由于宏思想的调和性与兼融性,因此,他受到了佛教内外普遍的推崇。净土宗推他为“莲宗第八祖”[9],华严宗则以他为圭峰宗密下第二十二世[10],“天下名公巨卿”也都倾心师事之。德清将他誉之为“法门之周孔”,认为他“才,足以经世;悟,足以传心;教,足以契机;戒,足以护法;操,足以励世;规,足以救弊。……可谓法门得佛之全体大用者也”[11]。评价可谓之高。他的弟子很多,次第及门问道者成百上千,其中又以居士为多。

      祩宏一生著述甚丰,有《禅关策进》一卷、《阿弥陀经疏钞》四卷、《梵网菩萨戒经义疏发隐》七卷、《具戒便蒙》一卷、《竹窗随笔》三卷、《云栖遗稿》三卷等30余种,由其僧俗弟子按“释经”、“辑古”和“手著”三大类汇集为《云栖法汇》,现有金陵刻经处的刻本流通于世。

      二、紫柏真可

      真可(1543~1603年),俗姓沈,字达观,号紫柏。吴江(今属江苏)人。少任侠,自云“本杀猪屠狗之夫,唯知饮酒啖肉,恃醉使气而已”[12]。年17,仗剑远游塞上,行至苏州,遇虎丘僧明觉,便从之出家。出家后常闭户读书。年20,受具足戒。此后,游方各地,遍访诸师,但并没有专一的师承。曾入庐山学法相义,又至五台从受老宿指授。万历元年(1573)至京师,于名僧遍融门下参学。他誓志振兴禅宗,随处兴修天下古刹,但从未应请担任过住持,亦未曾开堂传法,都是应机接引,随处指点而已。

      真可十分强调文字的重要作用,认为“文字,佛语也;观照,佛心也;由佛语而达佛心,此从凡而至圣者也”。他曾说:“释迦文佛,以文设教,故文殊师利以文字三昧辅释迦文。”因此,“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若不通观照般若,必不能契会实相般若”。针对当时一些不立文字的参禅者,他尖锐地指出:“今天下学佛者,必欲排去文字,一超直入如来地。志则高矣,吾恐画饼不能充饥也。”[13]在他看来,“此娑婆世界,非以文字三昧鼓舞佛法,法安可行!”[14]他也不赞成那种“以为禅家古德机缘可以悟道,悟道断不在教乘上”或“以为念佛求生净土”远胜于参禅看教等说法,曾专门批驳了此类的“七大错”。[15]

      文字经教对于学佛悟道既然十分重要,当然就不可不要。真可鉴于过去梵夹本《大藏经》卷帙重多,阅读十分不便,乃“欲刻方册,易为流通”[16]。遂于万历十七年(1589)在五台山妙德庵以明《北藏》为基础,校明《南藏》,创刻方册大藏经。由其弟子道开、如奇等人主持。后因山中寒苦,不便刻经工作,便又移至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庵续刻,是为《嘉兴藏》(亦称《径山藏》)。

      在思想上,真可对佛教各宗和儒佛道三教也采取了调和的态度。时人曾言:达观可大师“最可敬者,不以释迦压孔老,不以内典废子史。于佛法中,不以宗压教,不以性废相,不以贤首废天台。盖其见地融朗,圆摄万法,故横口所说,无挂碍,无偏党。与偎墙倚壁、随人妍媸者,大不侔矣。”真可认为,就教而言,“法相如波,法性如水”,波即水,水即波,法相宗与法性宗应该是融通为一的[18]。就禅与教而言,“宗、教虽分派,然不越乎佛语与佛心。传佛心者,谓之宗主,传佛语者,谓之教主”[19],传佛语而明佛心,传佛心而无违佛语,禅宗与教门各派也是一致的。因此,他强调:

      性宗通而相宗不通,事终不圆;相宗通而性宗不通,理终不彻。……纵性相俱通而不通禅宗,机终不活。[20]

      真可自己虽以禅为重,但他对天台、华严与唯识等教义也是颇有研究的,均有专著存世。对于儒、佛、道,真可也强调三教一致、三教同源,认为儒佛道三教“门墙虽异本相同”[21],均发源于“身心之初”“湛然圆满而独异”的先天“妙心”[22]。他特别会通儒佛,曾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说成是“人人本自有”的“五如来”,要人归依礼敬“五常”而成就佛果。[23]

      万历三十一年(1603),京城发生了“妖书”事件,即有一部关于宫廷内部倾轧的匿名书,称神宗要改立太子。皇上震怒,下令搜索犯人。“交结士夫”、“时时游贵人门”的真可遭人诬陷而被捕,年底死于狱中。后有德清为之撰《塔铭》,陆符为之作《传》,其著作被编为《紫柏尊者全集》三十卷和《紫柏尊者别集》四卷,另有附录一卷。他的僧俗弟子很多,从之问道者更众。著名文人冯梦祯、汤显祖等都曾从之问学,钱谦益、董其昌等则都曾撰文赞颂他。德清在《塔铭》中称其宗风足以“远追临济,上接大慧”,并在《紫柏老人集序》中称他“虽未踞华座,竖槌拂,然足迹所至半天下。无论宰官、居士,望影归心、见形折节者,不可亿计”。可见其在明代佛教界的名望和在社会上的影响。

      三、憨山德清

      德清(1546~1623年),俗姓蔡,字澄印,号憨山。自幼即受佛教影响,年12,被送至寺院攻读儒书,年17即通诗书。年19到金陵栖霞山出家,先从禅净双修而又深达华严教义的云谷法会学禅,又从无极明信听讲《华严玄谈》,并受具足戒,后又从法会受净土念佛法门,自云“尽焚弃所习,专意参究一事,未得其要,乃专心念佛,日夜不断”[24]。隆庆五年(1571),开始云游各地。先北上入京,听讲《法华》与唯识,并于遍融真圆与笑岩德宝门下请示禅要。万历元年(1573)游五台山,爱北台憨山的奇秀,遂默取为号。回北京不久,又赴五台山。曾在山上讲《华严玄谈》,“十方云集僧俗,每日不下万众”[25]。万历十一年(1583),德清离五台,前往东海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诛茅结庐以住。皇太后曾遣使送三千金,以修庵居,但德清将此全数救济灾民。万历十四年(1586),神宗敕颁十五部《大藏经》,散施天下名山,太后送牢山一部,并建海印寺,请憨山主持。

      万历二十三年(1595),神宗不满太后为佛事化费太多,迁罪于德清,以“私创寺院”的罪名将德清发配充军至广东雷州。在广东期间,德清曾入曹溪,修复了六祖惠能的开山道场南华寺(即原来的“宝林寺”,宋初赐名“南华禅寺”),并任住持,大弘禅学,因而他也被称为“中兴”曹溪的祖师。

      德清得到赦免以后,曾先后入湖南,至九江,登庐山,又游杭州,到苏州,并一度定居于庐山五乳峰法云寺,为众开讲《法华》、《楞严》、《金刚》、《起信》、《唯识》诸经论,撰成《华严经纲要》八十卷,效仿慧远六时礼念,修持净业。 天启二年(1622),又回到曹溪,并于次年去世。

      从德清一生的经历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师承不拘于一人一家,学说不拘于一宗一派。吴应宾在《憨山大师塔铭》中说:“纵其乐说无碍之辩,曲示单传,而熔入一尘法界,似圭峰(宗密);解说文字般若,而多得世间障难,似觉范(慧洪);森罗万行以宗一心,而产无生往生之土,又似永明(延寿)。”[26]表明他是一个禅教并重、禅净双修的禅宗僧人。

      德清在教理上较重华严,主张禅与教的融合。他认为,“佛祖一心,教禅一致”,参禅人应该“以教印心”而不应该“动即呵教”[27]。他在《刻起信论直解序》中甚至说:与其“固守妄想、增长我慢为参禅”,“不若亲持经论为般若之正因种子也”,他称自己作《楞伽笔记》、《楞严悬镜》等经注,“是皆即教乘而指归向上一路”。[28]针对当时“弃教参禅”和“性相之执”的偏见偏行,他反复强调:性相二宗,同出一源;禅教二门,同归佛心;性相、禅教是本无差别的。他说:

      吾佛世尊,摄化群生,所说法门,方便非一。而始终法要,有性相二宗,以其机有大小,故教有顿渐之设。末后分为禅教二门:教则引摄三根,禅则顿悟一心。如一大藏教,千七百公案,其来尚矣。[29]

      据此,他大力倡导“性相双融”、禅教并重,认为“虽性相教禅,皆显一心之妙,……是则毁相者不达法性,斥教者不达佛心”[30],若“执教者迷宗,执禅者毁教,皆不达佛了义之旨耳”[31]。

      在以禅会教的同时,德清还主张禅净双修。他认为,以禅为高而薄净土是不对的,他甚至说“净土一门,修念佛三昧,此又统摄三根、圆收顿渐,一生取办,无越此者”[32]。因此,他十分强调在参禅的同时兼修净土,认为参禅念佛是相资为用、无二无别的,他说:

      佛祖修行之要,唯有禅净二门。……且念佛即是参禅,更无二法。[33]

      吾佛说法,……百千法门,……其最要者,为参禅念佛而已。……故初参禅未悟之时,非念佛无以净自心,然心净即悟心也。菩萨既悟,而不舍念佛,是则非念佛无以成正觉。安知诸祖不以念佛而悟心耶?若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烦恼消除,了明自心,即名为悟。如此念佛,即是参禅。……故从前诸祖,皆不舍净土。如此则念佛即是参禅,参禅乃生净土,……而禅净分别之见,以此全消。即诸佛出世,亦不异此说。若舍此别生妄议,皆是魔说,非佛法也。[34]

      据此,他得出结论:“是故,念佛参禅兼修之行,极为稳当法门。”[35]

      德清在佛教内部主张禅教一致、禅净双修的同时,对外也大力宣扬儒、佛、道三教合一,特别是援儒入佛,以佛释儒。他曾把三教说成是为学的“三要”,并认为三要在于一心,他说:

      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然是三者之要在一心,……一得而天下之理得矣。[36]

      他还进一步提出了三教一理、三圣一体的说法,认为若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而观,则“三教本来一理”,“三圣本来一体”。“由是证知,孔子,人乘之圣也,故奉天以治人;老子,天乘之圣也,故清净无欲,离人而入天;……佛则超圣凡之圣也,故能圣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异类分形,无往而不入。”[37]根据这种三教一致、三教互补、为学不可偏废的观点,德清本人不仅精究佛理,而且博通儒、道。除佛教著作外,他还撰有《大学纲目决疑》、《大学中庸直解指》、《春秋左氏心法》、《老子道德经注》、《庄子内篇注》、《观老庄影响说》等等。他以佛教禅学思想来解释《大学》;用唯识理论来解释《老子》;还把佛教的“五戒”说成就是儒家的“五常”,把孔子的克己、归仁说成是佛教的禅定、顿悟[38];甚至说“孔老即佛之化身”[39]。德清所强调的“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心、迹相忘,则万派朝宗,百川一味”[40],显然是当时三教合一的时代思潮的直接反映。德清的佛教著作也很多,内容涉及性相、空有、禅教等许多方面。现有其门徒汇编的《憨山老人梦游全集》五十五卷流通于世。

      四、蕅益智旭

      智旭(1599~1655年),俗姓钟,名“际明”,又名“声”,字振之,别号“八不道人”,晚称“益老人”。苏州吴县木渎人。少时习儒,曾“誓灭释老”,“作论数十篇辟异端”。17岁时因读宏的《自知录序》和《竹窗随笔》等,“乃不谤佛,取所著《辟佛论》焚之”。24岁时从德清的弟子雪岭剃度出家,命名智旭,后于宏塔前受具足戒和菩萨戒。27岁起遍阅律藏,因见宗门流弊,乃决意弘律。32岁时,拟注《梵网》而作四阄(一曰宗贤首、二曰宗天台、三曰宗慈恩、四曰自立宗)问佛,拈得台宗阄。于是究心于天台教理,但并不以台家子孙自居,“以近世台家与禅宗、贤首、慈恩,各执门庭,不能和合故也”[41],表明他虽重天台,而兼弘禅教律各家学说。33岁始入浙江孝丰(今浙江安吉)灵峰。后又游方各地,遍学法相、禅、律、华严、天台、净土诸宗教义,不断从事讲说与著述。晚年定居灵峰寺。

      智旭在思想上追随宏、真可与德清,“融会诸宗,归极净土”[42],同时又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他认为,“性相二宗,犹波与水,不可分隔”[43]。而禅与教也是不可“视作两涂”的,因为“禅者教之纲,教者禅之纲也;禅者教之领,教者禅之襟裾、袖摆也。……禅与教如何可分?[44]”智旭对于戒律也是特别重视的,主张禅教律三学统一。他说:

      人知宗者佛心,教者佛语,不知戒者佛身也。……倘身既不存,心将安寄?语将安宣?纵透千七百公案,通十二部了义,止成依草附木、无主孤魂而已。[45]

      有时候他又说:

      禅教律三,同条共贯;……禅者佛心,教者佛语,律者佛行。世安有有心而无语无行、有语而无行无心者乎?[46]

      智旭对戒律的强调是针对当时禅门的堕落败坏情况而言的,同时也反映了他禅教律兼重的思想特色。智旭对净土法门也是推崇之至的。他的禅教律学,后来都指归净土。他曾说:

      若律若教若禅,无不从净土法门流出,无不还归净土法门。[47]

      因此,他在参禅、禅净双修数年后,“索性弃禅修净,……专事净土”,特别偏重持名念佛法门,认为这样“较西来祖意,岂不更直捷耶”[48]?智旭将禅宗的参究会归于天台的教观,又以天台教观应用于念佛法门,由于他的思想偏重台教,认为天台圆教遍摄禅、律、性、相,因而认为念佛也就能总摄释迦一代时教。智旭的这种思想对后世佛教、特别是对天台宗影响很大,形成了合教、观、律归入净土的灵峰派,一直延续到现代。

      智旭在调和儒释道三教方面也是颇有特色的。他曾以“自心”为三教之源,认为“心足以陶铸三教”,他说: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苟无自心,三教俱无;苟昧自心,三教俱昧。[49]

      在他看来,所谓“三教圣人”,亦不过是“不昧本心而已”。“本心不昧,儒老释皆可也;若昧此心,儒非真儒,老非真老,释非真释矣”[50]。智旭还特别花大力气调和儒佛两家的学说,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专论专著。他曾著有《周易禅解》,以禅解《易》,自述“吾所由解《易》者无他,以禅入儒,诱儒知禅耳”[51]。又作《四书益解》,以佛理解说儒家的《四书》,以“借《四书》助显(佛教)第一义谛”,“助发圣贤心印”[52]。他大力宣扬孝道以调和儒佛,认为“世、出世法,皆以孝为宗”[53],“儒以孝为百行之首,佛以孝为至道之宗”[54]。他还提出所谓的真儒与真佛说,认为“在世为真儒者,出世乃为真佛”[55],并由此而得出了“非真释不足以治世,……而真儒亦足以出世”的[56]结论。据此,他强调“惟学佛然后知儒,亦唯真儒乃能学佛”[57]。在智旭这里,佛与儒,出世与入世,彻底合二为一了。对于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智旭也继承了前人的说法,认为“五戒即五常”,不过他又说,“五常只能为世间圣贤,维世正法,而五戒则超生脱死,乃至成就无上菩提”[58],这反映了他毕竟是一个佛教徒,他的立足点还在佛教,因而从根本上还是视佛教高于儒家的,只是为了迎合儒家才调和儒佛、强调两者不二的。

      智旭的著作很多,他自己曾说:“犹忆初发心,便从事禅宗。数年后,涉律涉教,著述颇多。”[59]其弟子成时曾把智旭的著作分为“宗论”和“释论”两大类。“宗论”即《灵峰宗论》十六卷,分三十八子卷;“释论”包括《阿弥陀要解》、《法华会义》、《唯识心要》、《毗尼事义集要》、《阅藏知津》等四十余种,近二百卷,其中《阅藏知津》四十四卷是一部兼有“经录”和“提要”双重特点的著作,对《大藏经》所收的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佛典一一录目解题,方便了后人的阅藏,对后世佛藏的编目分类也有一定的影响。 (洪修平)

      注释:

      [1]《重修云栖禅院记》,《云栖法汇·手著》第十二册。

      [2]《答何武峨给谏》,《云栖法汇·手著》第十册。

      [3]《普示持名念佛三昧》,《云栖遗稿》卷三。

      [4]《普劝念佛往生净土》,《云栖遗稿》卷三。

      [5]《竹窗随笔·经教》,《云栖法汇·手著》第三册。

      [6]《正讹集·三教一家》,《云栖法汇·手著》第六册。

      [7]《竹窗二笔·儒佛配合》,《云栖法汇·手著》第四册。

      [8]《竹窗二笔·儒佛交非》,《云栖法汇·手著》第四册。

      [9]悟开:《莲宗九祖传略》。

      [10]守一:《宗教律诸宗演变》。

      [11]德清:《古杭云栖莲池大师塔铭》,《云栖法汇·手著》第十三册。

      [12][18][20]《紫柏尊者全集》卷十四《礼石门圆明禅师文》。

      [13]以上引文均见《紫柏尊者全集》卷一《法语》。

      [14]《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四《与吴临川始光居士书四》。

      [15]见《紫柏尊者全集》卷三《法语》。

      [16]德清:《达观大师塔铭》,载《紫柏尊者全集》卷首。

      [17]顾仲恭:《跋紫柏尊者全集》,载《紫柏尊者别集附录》。

      [19]《紫柏尊者全集》卷六《法语》。

      [21]《紫柏尊者别集》卷一《题三教图说》。

      [22]《紫柏尊者全集》卷十二《释毗舍浮佛偈》。

      [23]见《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五常偈》。

      [24][25]德清自撰《年谱实录》,《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五十三。

      [26]载《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五十五。

      [27]《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六《法语》。

      [28]见《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十九。

      [29]《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二十《净土指归序》。

      [30]《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二十五《西湖净慈寺宗镜堂记》。

      [31][32]《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十九《云栖大师了义语序》。

      [33]《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十《法语·示凝畜通禅人》。

      [34]《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九《法语·示慧镜心禅人》。

      [35]《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五《法语·示刘存赤》。

      [36]《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三十九《说·学要》。

      [37]《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四十五《观老庄影响论·论教乘》。

      [38]请参见《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五《法语·示袁大涂》。

      [39][40]《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四十五《道德经解发题·发明归趣》。

      [41]以上引文均见《灵峰宗论》卷首《八不道人传》。

      [42]《灵峰宗论》卷十之四附《跋·书重刻〈灵峰宗论〉后》。

      [43]《灵峰宗论》卷六之三《序·重刻〈大佛顶经玄义〉自序》。

      [44]《灵峰宗论》卷六之四《序·偶拈问答自序》。

      [45]《灵峰宗论》卷二之一《法语·示初平》。

      [46]《灵峰宗论》卷二之三《法语·示世闻》。

      [47][48]《灵峰宗论》卷六之一《序·刻〈净土忏〉序》。

      [49]《灵峰宗论》卷七之四《疏·金陵三教祠重劝施棺疏》。

      [50]《灵峰宗论》卷二之三《法语·示潘拱宸》。

      [51]《周易禅解自序》。

      [52]《四书益解自序》。

      [53]《灵峰宗论》卷四之二《孝闻说》。

      [54]《灵峰宗论》卷七之一《题至孝回春传》。

      [55]《灵峰宗论》卷二之四《法语·示语幻》。

      [56]《灵峰宗论》卷七之三《疏·玄素开士结茅修止观助缘疏》。

      [57]《灵峰宗论》卷七之四《疏·敷先开士守龛助缘疏》。

      [58]《灵峰宗论》卷二之五《法语·示吴劬庵》。

      [59]《灵峰宗论》卷六之四《楞伽义疏后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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