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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释道三教的矛盾与融合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题目是儒释道三教的矛盾与融和,儒家虽然是也称教,但是与道教和佛教之教这两个教是不同的,儒家是教化之教,道教和佛教它是宗教之教,它是有区别的。儒家、 道教 、佛教这三教之间有矛盾,但是有融和,因为没有矛盾,它就没有办法表现自己,使自己的教义、教旨能够成一个系统,继续向前发展。为了自己的教旨和教义继续向前发展,它为了它的系统的存在,我过去讲过,它有一定的排他性,它不排他,它就不能自成系统,因为有排他性,所以它才能自成系统,但是如果你仅仅排他,为了保持自己系统的完整,一味盲目地排他,那你不吸收新鲜血液,不继续向前发展,你也自己会枯竭的,这个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所以我们说它有矛盾,融和为什么说是“融和”,而不是“融合”?融,是互相的谅解,互相地融为一体,“和”正是因为互相的谅解,互相的能够容纳别人,融为一体,所以它才能有和睦,向前发展。这样才彼此都能够得到益处。共存、共融、相互的得到好处。

      我们在讲佛教和儒家的发展的时候,许多的高僧--中国的高僧和国外的高僧。他们都是比较有文化的、有修养的人,在中国互相地交流宗旨,交流一些佛经的教义。从感情上来讲,这是比较融洽的。从老百姓来讲,自从佛教传进来以后,由于佛教的许多一些浅明的教义,虽然不为完全老百姓所理解,但是那种简单的教义,什么众生平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做了恶将来可能就会下地狱,来生就得不到好结果,变牛变马,这些浅近的道理能为老百姓接受,所以佛教传进来以后,它能够发展,它有它的群众基础的。从上层来讲,由于彼此之间互相的研究,从哲学上、从各方面来研究一些教义,它也彼此都得到好处,能够和平相处。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矛盾呢?我们刚才讲过,矛盾第一个要表现自己的系统性,需要熟悉过程;它要表现自己的系统性,最初不了解的时候,它有这么一种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一个认识的过程;另外一方面,要表现自己的系统性,需要熟悉过程;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挑起矛盾。这个矛盾的产生,我们严格地讲应该说是统治阶级挑起来的,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害,在他统治觉得倾向于哪一边对自己有利,反对一边便对自己会有害,他会有选择的。而且加上统治阶级他自己有时候是倾向于道教,有时候倾向于佛教,所以他有选择,所以有时候这个矛盾,特别是挑起下层人民的这种矛盾,我们说这个统治阶级他有他的想法的。当然统治阶级为了维持他自己的利益,他也慢慢地认识到广大群众的利益,他也认识到,他不是不认识到。但是总觉得自己的权力,怵于自己权力,老百姓不敢反抗,对于老百姓的认识,他只认识老百姓的力量不小,但是老百姓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从统治阶级来讲,他还是不是那么太清楚的。

      我们先举些例子来说明这些问题,道教、儒教,比如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道教它不敢和儒教抗衡,因为儒教从汉武帝起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骨干力量,在中国社会上发挥核心作用的,所以道教在这一点上它不敢直接和儒教来相抗衡。但是它嫉不嫉妒儒教呢?它也还是嫉妒,没办法。道教、佛教,特别是道教,它认为佛教是外来的,我道教是本土的,你外来的佛教发展的那么快,我发展的不如你,心里有不平,所以说这个矛盾就自然产生。矛盾产生,你既然是作为一个宗教,你应该从宗教的理论上来战胜对方,这才是比较有好处的,你不能凭别的方法,从不正当的手段来取得竞争,来显示自己的优越,那个就不合情理了。可是道教偏偏地在最初的时候采取的一些办法从今天看起来不太合适。举例来讲,东晋时候有这么一个人叫王浮,《化胡经》他写了一本书叫《化胡经》,《化胡经》内容是什么呢?内容是说老子,道家的祖师爷是老子了,内容是写老子在晚年的时候,骑着一匹青牛从中国的西边就到了古印度,到了印度就做了释迦牟尼的老师,释迦牟尼就成了他的弟子,用这个办法来好像和佛教争胜负,从我们今天看起来,这真有点荒唐可笑。教义不同,至于产生的时代不同,你用这种办法,老子怎么会变成释迦牟尼的老师呢?这简直说起来不值一驳的。《化胡经》但是当时在《化胡经》出来的时候得到许多道教徒的拥护,甚而得到许多老百姓(拥护),信仰道教的老百姓也拥护。所以《化胡经》一度起过一定作用,从佛教的眼光看起来,用这种手段来争优劣,用这种办法来表示你道教优于佛教,似乎不太合适,佛教虽然是外来的,但是已经中国化了,已经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了,所以也有些佛教徒他们从理论上来驳斥《化胡经》,他是从理论上来驳斥的。正因为这个,正是从理论上来讲,可以说道教是不值一驳,我们只讲一个,从理论上,佛教就讲因果关系,因缘因缘上一次我讲过,所谓因缘就是任何事物有原因也有结果。没有一件事情它没有原因的,它不是凭空的结果的,它有原因有结果,而且这个原因和结果会引申出其他的原因和结果,彼此的影响,彼此的原因结果的相互的补充影响,会引出许多的原因和结果来。

      举得最浅近的例子,好比一张网,这张网它有网目,网里面它有一个一个网目,有个孔啊,这个网目它四面都有界线,实际上这个网目是我的网目,实际上这个网目、我的四周的界线也是另外一个网目的界线,如果把在网目与网目之间的这个界线或者剪切断了,割断了,它就会影响整个的网目。如果这个网目整个都破裂了,那网目整个就都完了,什么都不存在了,所以这些浅近的道理,因缘因果报应所谓因缘、因果报应它在各个宗派当中它是彼此共同承认的。这在中国的儒家经典里面谈到哲学也谈,中国古代的儒教的话,虽然没有像佛教里面谈原因、结果、影响,互相的补充,互相的削弱,互相的矛盾,互相的受益,虽然没有谈得这么详细,但是在许多书里面,基本上都是包含着有的,所以佛教里面的许多东西或儒家的许多东西它内部有很多相通之处的。刚才我讲过,既然有相通,既然学者们都相通,有相通,而且大家都承认儒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都承认,那为什么有矛盾呢?我跟你说这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用了,利用老百姓,特别是利用老百姓,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了。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历史上由于统治者袒护道教又是遵守儒教,所以在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对佛教的严厉地镇压和打击,这种镇压和打击从佛教的本身来讲“法难”他们称为“法难”--佛法遭难,总起来有四次。我们这讲不详细地讲,讲开始的第一次和中间的一次,就讲两次,详细讲这个过程都差不多。第一次“法难”发生在北魏太武帝时期第一次的“法难”是发生在北魏太武帝的时候,这一次的法难发生的很偶然,也很必然。为什么说很偶然呢?就是北魏太武帝有一次到庙里面去,到一个庙里面,他在这个庙里面、院子里面就放马,他骑的这个马,吃这个院子里面的麦子,突然之间他的手下就报告他说在这个庙里面发现了有兵器,有武器,北魏太武帝就感到奇怪,你是一个宗教,你是一个庙,是出家人,你的武器做什么?你为什么有武器呢?是不是想造反?所以说就命令搜查,这一搜查不要紧,这一搜查就搜出很多的弊病来了,一个弊病寄存富人的大量财产就发现许多的庙里面,这些财产是很多的富人们存在那里的,不放在家里,保存在庙里,金银财宝、珍珠玛瑙、贵重的东西放在庙里,放在庙里他可以避免官军来搜查,如果自己有了什么错误、犯了罪,来搜查我,就搜查不到我的财产,这是一个原因,这一点还可以说转移财产,把财产转移。另外搜查出还有一点是很不好的事情,寄存富人的大量财产私藏娼妓发现这个庙里面有许多的私人房间,这些私人房间里面有许多官家的、富人的小老婆、甚而他的妻子和一些外人私通,和和尚私通,这就更不像话了,你既然是一个庙,你是出家人,看破红尘,类似娼妓这样的事情在人间社会里面从道德的观点来讲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在这里太武帝就非常愤怒,发现了这个庙里面的财产、和尚的财产很大一部分在庙里,逃避了赋税,寄存富人的大量财产私藏娼妓多收徒弟扩展势力,同时这个庙里面我也扩展自己的势力,尽量地收徒弟,收了很多很多的徒弟、小和尚,这些小和尚和徒弟被他们收到那里去,给庙里面做苦工,反正就是做苦工,这样一来对国家来讲,这个财力和人力的损失就很大了,如果打仗需要壮丁,从哪里来?这些人都做了小和尚,出了家,那怎么能当兵呢?这对国家是很不利的,所以在这个时候,那当然就兴起了一次所谓法难了,镇压佛教,打击佛教,我们不管从哪方面讲,太武帝这个行动不能说不对,要从国家的利益来讲,应该说有他一定的正当性。

      这个法难发生以后当然就禁止佛教的经典流行了,禁止、不许一切人随便地做和尚了,但是禁不住,因为佛教的经典(在当时印刷术还不是那么太发达)都是手写的,流传民间很广,好多的经典都藏在民家,你要说全部收回来谈何容易,收不回来,你要收得回来,老百姓他私自藏起来,你也没办法,所以,只好出命令禁止,但是禁不住,所以说这一次佛教法难以后,佛教不久还是力量不小,还是继续在发展,这是讲第一次法难。

      再一次很有意思,是唐武宗的时候,再一次“法难”发生在唐武宗时期他不采取禁止的态度,唐武宗很信道教,他不信佛教。他信道教,他也不说道教为什么可信,从理论上怎么值得信,他也说不出道理来,他反正就是(信)。但是他所采取态度不是像什么镇压、禁止,他不采取这态度,他采取态度很巧妙,召集了许多的大臣来讨论,讨论佛教和道教的优劣,哪一种可信。在他讨论之前,这个皇帝他自己就已经是暗示了,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是站在道教这一方面的,他是认为道教是优于佛教的,这讨论什么呢?把许多大臣召集拢来,皇帝已经暗示了他的态度,这些大臣们敢违反吗?不敢违抗,虽然有的大臣还附和他,当然了,也有一些比较正直的、有远见的认为这样不行,也不同意跟他的态度,其中有一个大臣就写过一篇文章《笑道论》叫《笑道论》,皇帝看了非常生气,当时就把这个《笑道论》烧掉,你这个没有道理,人家《笑道论》,他既然是写成一本书了《笑道论》,那你应该让大臣们讨论《笑道论》哪些地方不合适,哪些地方理论不够,这样才能折服人,你就马上就烧掉了,这个怎么能折服人呢?所以有些大臣慑于皇帝的威信不敢说话,但是也有一些比较正直的佛教徒。

      我们讲过中国有些高僧他受儒家的思想影响是很深的,他不完全是懂佛经,他也懂中国的许多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也读过很多中国的古书,其中就有一个和尚他就出来了,他出来之后,他就引《易经》上的话,“谦谦君子,卑以自牧。”--《易经》这个意思是个什么意思呢? “谦谦君子”,谦,谦虚的“谦”,“谦谦君子”作为一个君子人他是很自谦的,谦虚的,他能够包容,别人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包容,不能包容的话,你会自我枯竭的,这是在中国的《易经》上面有这样的话“谦谦君子,卑以自牧。”--《易经》“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自牧”就能够自己保全,能够保全自己的人格,保全自我的尊严,保全自己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我能够自己(保全),就说自己知道我自爱,这是中国古代的话,这个完全是符合。这个说出来之后,其他的倾向道教的人、怕皇帝威权的人没办法反驳,你要一反驳的话,这是儒家经典上面的,儒家已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易经》那是儒家经典当中的、四书五经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书,那你反对,你不就是反对儒教吗?所以这位大师用儒教儒教是教化之教,来维护他宗教之教,非常聪明。皇帝这一次大会,讨论了一次,讨论了两次,没有结果,讨论了三次,没有结果,一直讨论四次,最后就是由这个大师引《易经》上的话了,皇帝也没办法,所以这次会就等于无结果而散了,拖沓了很长时间,无结果而散。所以佛教还是在发展。

      我们刚才讲,由于统治者的爱好,统治者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他对某些教有所偏袒、有所压抑,但是总起来讲,正是因为儒释道三教都能够互相的吸取长处,吐故纳新,儒释道三教的矛盾与融和所以儒释道虽然是之间有矛盾,但是终归能够融和、融洽、和睦,形成中国独特的民族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些人物,也产生了许多对于社会的改革的要求,对社会的改革要求当然是想进入到一个美满的,达到一个美满的人生目的,达到一个美满的社会目的,这是在中国古代,从孔子时代起,散见于各种儒家经典上面都有,都有这样一个。中国从统治者这个角度来讲,唐朝 儒释道三家鼎立融洽和睦唐朝是儒释道三家鼎立的时代,也是三家都融和的时代,融洽和睦的时代。唐以后,统治者到了元朝的时候,元朝 崇道抑儒元朝的统治者不是太喜欢儒家,而且把儒家贬的太低,他把人分成好多等,儒家的知识分子他称为九儒十丐,比乞丐高一等是第九等,乞丐还是十等,他是九等,儒家。元朝的统治者对于道家,他认为道家是土生土长的,他还是要利用的,因为道教和中国的老百姓、人民发生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他为了稳固他自己的江山,稳固他的统治,所以对道家还是要拉拢的、利用的。张天师,住在龙虎山的张天师,他后来封他为正一教主,统率南方的许多的中、小道教的派别,由江西龙虎山张天师来统一,成为正一教主。北方就是邱长春,因为邱长春和成吉思汗是有过关系,而且对成吉思汗提出了很宝贵的建议,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对邱长春这一派,道教的这一派,(这一派称为全真派)也很尊重,全真派的邱长春一直后来就住在今天的白云观。他死了之后也埋在那里,很尊重,就是对儒家不是那么(尊重)。儒家虽然在在元朝的统治者那里受到一点不平的待遇、一点歧视,可是到宋代的时候宋代儒家重新发展起来儒家势力又发展起来了,特别是儒家许多的学者采纳了道家的许多精华学说,像南面无为、清静无为这种学说,也采纳了许多佛教的一些哲理,哲学的道理,丰富了自己的学说,把儒家的经典更加丰富起来了,所以在宋代的时候,儒家其中出现了很著名的一个大师叫朱熹,特别是朱熹把五经四书这个“四书”加以注解,成为许多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广泛阅读的一个官方材料,所以儒家在这个时候又加上补充了许多哲学的内容在里面,所以非常的兴盛发达。一直到明清的时候后来定为官方的考试的一个制度了,那就更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然明清以后,定为官方的考试制度以后,它又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后果,那是后话,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从儒家来讲,它是用教化来教化人民的,法治仁治不管是用法治也好,用仁治也好,这是说明儒家吸收了各家的精华,逐渐的不仅把经典的这些错误的地方改正了,把错误的版本都是考证清楚了,而且增加了许多哲学的内容,所以它有了发展,最大的发展是个什么发展呢?最完善的就是儒家的小康社会大同社会这是儒家从理想的人生到理想的社会里面,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小康这倒是儒家经典里面都叙述到了,人民要想小康,要饱肚子,要有恒产,要有稳固的家庭,要不失业,然后有恒产,能够自己多少有一点点自由,有一个生产的自由,有自己生产的工具,有一个劳动的自由,有这种能够基本上遇到灾荒年代也好,不至于冻累而死。从小康社会到最理想的就是大同社会了。大同社会大同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这个没有说,说是说了,但是只是原则上的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理想,到达理想,至于怎么样到达理想这个途径没有,到达理想的途径没有,但是儒家在不断地努力,想达到这个目的。到了近代,清代时期出现了这么一个人,这就是康有为,《大同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大同书》,他把儒家的大同,他不仅是划出了细致的轮廓,而且提出了自己到达大同的这种方法、道路。这个表面上看,这应该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大家仔细看一看这个《大同书》,规定的太细致了,正是因为太细致,所以说有些就是完全凭自己的推理、想象得出的结论,不是从历史的事实、从人民的角度,从各方面来考虑,而完全凭一个书生的这么一个见解来考虑。举一个例子,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大家就觉得很可笑,但是从某一方面来讲也有它一定的道理,他讲人世间之所以不平是由于财富不均,有的有钱,有的没有钱,一个是财富不均,另外一个,人的欲望不断的高涨,不断地随着历史的发展、历史的进步、物质的丰富(高涨),这是好事,但是人的欲望也越来越高,人类的欲望越来越高,反过来,又使得人类的差别、贫富越来越大,所以他就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凭着他自己的想象,他想私有财产的积累那是从家庭开始的,因为有了家庭他就考虑到很多了,攒钱,蓄备一点钱以备荒年,以备养老,以防备自己教育子弟,所以说物质越来越丰富,他所需要的欲望越高,他所产生起来的家庭财富他就越来越保护,如果把这样一个私有财产的这个堡垒把它摧毁,不要这个家庭那就行了,有钱你藏哪啊?有钱藏到社会,存社会去,那怎么样消灭家庭呢?怎么样把私有财产的最基本的家庭消灭?他采取了一个方法,“有限期的婚约制”叫“有限期的婚约制”,男女结婚有一定限期,到了时候自动解散,生了孩子怎么办呢?有了孩子交给社会来抚养。这个表面上看好像是还有一定道理,但是在那个时候,生产力水平那么低,一切都还不具备,你们生了孩子,由于想把家庭摧毁消灭私有财产,就采取有限期的婚约制,从人性上来讲,似乎有些不尽情理,他们两个相爱怎么办呢?不愿意拆散那怎么办呢?那你用强制命令非要他拆散不可,那你这样拆散了之后,就算他服从你了,他今天和这个结婚,明天(和那个)结婚,人口不断地扩张、不断地发展,将会产生许多后果,卫生、人口的增长,卫生的各种的疾病的流传,那就不可思议了,我们现在很多都不能想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是很可笑,但是他敢,就说他大胆,能够有这个想法我们说还是勇敢的。所以康有为那个时候他要改革,改革私有财产。

      首先是改革,从社会上从消灭私有财产改革起,另外你从私有财产改革起,这不行,改革私有财产提高人的素质人的素质不提高,私有财产就是消灭了,大家都去劳动了,你这个人的素质不提高这怎么办啊?社会能安宁吗?社会的人他是不齐的,有的聪明,有的不聪明,有的很傻,有的很投机取巧,有的很诚实朴素,这人千千万万啊,各种的习惯、各种的嗜好、各种的心理那也是千千万万,你首先要保证每一个人他的素质到一个理想的程度,你一个人的素质不提高,不到一个理想的程度,你怎么能使社会到一个理想的程度呢?不可能。提高人的素质这个人的素质提高,怎么提高啊?人的素质你没办法量化,你怎么量化,别的东西你可以量化,我种了一亩地,我一亩地能够产生多少粮食,下多少肥料,辛勤耕耘,季节好能收多少,季节不好能收多少,它可以量化。那么你一个人的素质你怎么量化呢?你没办法量化,我们说怎么不能量化,也可以量化,比如说,我给社会做贡献,两小时贡献是多少,他做的贡献三小时产生的贡献是多少,但他三小时的贡献比我这两小时的贡献要多,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可以量化,但是你从具体到人的内心来讲,从人的人格来讲,从人的素质来讲,你怎么量化呢?我这两小时虽然没有他三小时时间那么长,劳动时间没有他长,产生的东西没有他多,但是我尽了我自己的力啊,我的能力比他高,那为什么他就比我得的报酬要多,我的报酬就要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斤斤计较,你这个人的素质不高,没有觉悟,没有自我要求,你想到达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相当困难。在中国从儒家起小康社会有要求,大同社会也有要求,但是具体的道路没有,但是是一个要求不断地前进。固而从人的素质来讲,总体来讲,大多数来讲,特别是私有财产产生以后,人的素质就很难要求了,从总体来讲,还是有很多有素质很高的人,那都是靠自觉,靠自我修养,这在儒家里面自己是有的,自我修养、自我要求,孔门弟子就讲过“吾日三省吾身”我每天三次反省我自己,检查自己我是不是尽到我自己应尽的责任,我是不是自己对社会应尽到我自己的义务,每天三次反省自己,严格地要求自己,能够做到这样的人有,但是不是太多的。特别是物质发展的时候,这个欲望增长的时候,能够不断地每天这样的严格地要求自己,反省自己,要求自己自尊自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能说绝对没有,有的,从中国古代来看,从中国儒家的经典来看,对于这个人的素质的要求,对个人素质的要求相反的是非常重视了。正因为人是地球的主人,儒家很早就慢慢地人的作用开始认识到人的作用,不管是产生物质财富也好,精神财富也好,都是人在产生,正是因为人能够产生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所以人才脱离动物,不完全是保全自己,延续后代。保全自己和延续后代,一般的动物都有这样一个本能,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他就是因为超过了其他的动物,所以才成为万物之灵。中国古时候不是说没有,有的,而且逐渐慢慢地认识到一个什么呢?人的素质高于其他的这种物质的享受、要求,也就说要求人的品格、要求人的素质很重要,排在很重要的地位。《古今人表》《汉书》上有一篇叫《古今人表》,《古今人表》上就把人分为好多等、很多级别,他是从人格上来分的,从人的素质来分的,它不是从地位的高低来分的,不是说我是皇帝,我是王,我是诸侯,这么排下来的,那是从人的地位的高低,是从他所职位的高低,那么排下来,不是。他是从人的素质排下来的,这个《古今人表》把人分为九等:上上 上中 上下中上 中中 中下下上 下中下下分为九等,举例来讲,我们看看怎么排,比如在商代,就是古代商朝,有三个很著名的臣子,是商纣王的臣子,箕子 微子 比干 -- 上中,箕子、微子、比干这是在历史上称为贤臣,他们排在哪里呢?排在上中,地位是很高的。商纣王 -- 下下他们的商纣王,他是商纣王的臣子, 纣王从地位上来讲他是王,箕子、微子、比干是臣子,应该在下,可是相反,商纣排的名次排到哪呢?下下。从这个表来看的话,那就说从中国古代起,对人的素质的要求相当严格的,正是因为有了对人的素质的要求相当严格,所以人才能作为社会的主人,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才能真正地创造有益于社会的各种财富,这是中国儒家就有这样一个办法。

      至于说小康大同,我们刚才讲过的怎样到达大同,没有,有描绘,但是没有步骤。康有为要改革虽然有步骤,但是这些步骤实在说起来有些不近情理,也很难做到,儒家,这是我们讲中国儒家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不断地前进,能够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的核心,正是因为它能够自成系统,而且能够容纳其他各种宗教,各种外来的文化的精华、新鲜的血液来补充自己、润养自己,所以说中国的中华文化能够成为一种独特的特有的优秀的文化,能够在社会上放出异彩。这就我们讲这个矛盾,儒释道三家的矛盾和它的融和这样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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