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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道释三种基质自然观之比较

      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向来是文学的基本主题。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陶潜、王维与杨万里是具有代表性的三个诗人。由于他们分处于不同的时代与社会语境,又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与宇宙观,表现在他们的山水田园诗中,也就显露出迥然相异的自然观。究其实他们分别代表了中国文学三种自然观的基质,即庄老玄秘、禅化空寂和“心物两契”的理趣。研究此三人山水田园诗之自然审美意识的内涵与异同,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自然观,理解古老东方文化的人与自然和谐相融观念具有典型意义。

      一、三种基质自然观之内涵

      1.陶潜:庄老玄秘的自然观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士大夫将儒学融入庄老之中,在自然中寻求心理的平衡,陶潜就是其中的代表。其思想以老庄为核心,融入儒道而为自然哲学,所以他在田园诗里,将自然与社会对立起来,美化或诗化大自然,把皈依自然,看成返璞归真,视为对尘网的摆脱。这在《归园田居》五首中,表露得最明显,如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人把自然刻画得如此宁静美好,反衬出社会这个尘网的喧嚣与烦扰,体现人与自然相合的是心灵与自然达成的默契。所以他在《饮酒》(其五)中说: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身虽在人境,心却与自然谐和相融,故可悠然南山,与飞鸟往还。诗人返璞归真,与自然合一,与人境实已相离。他笔下的自然带有老庄所说的那种高于人世的品格,自然与造化是美的,并带有永恒性。人们只要归于自然,就可不忧不惧,与自然同生同灭,故陶潜在《形影神》中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潜田园诗里表现出的自然观,蕴涵着庄老式的神秘玄旨。

      2.王维:禅化空寂的自然观

      王维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他生活在唐由盛而衰的时期,又历经安史之乱。王维生活的时期又是佛教南北宗盛行之时,王维一家人,从他母亲崔氏到他弟弟王缙都好佛,而王维尤甚。《旧唐书·王维传》说:“(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谈玄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①王维曾与神会交往,颇精禅理。王维自号“摩诘”,被人称为“诗佛”,足见佛禅对他的影响。其山水田园诗,有的直接以禅语入诗,如《过香积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山隐寺庙,云峰掩危石、古木,在泉声、钟声中安坐参禅,祛除心中的六贼--制服毒龙。在诗里山水作为“禅”的陪衬,并未显示自然的本体性。后来明末憨山德清禅师批评这是文字禅,不如陶潜的《饮酒》(结庐在人境)之意在言外。但摩诘有些山水诗,却超越了文字禅的境界,如: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诗人眼中的山水化身为寂、静、空、虚的境界,诗人的禅心已达到无我而与空寂的境界合而为一。叶维廉指出:“王维和一些他的同辈诗人中,寂、空、静、虚的境界特别多,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太寂’,来自语言世界之外‘无言独化’的万物万象中。在这种诗中,静中之动,动中之静,寂中之音,音中之寂,虚中之实,实中之虚……原是天理的律动,所以无需演绎,无需费词,每一物象展露出其原有的时空的关系,明彻如画。”②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说穿了是将山水田园禅化--诗中的山水时空,都是禅心中的时空,这就是为什么王维所画雪中芭蕉,同现实相比,颇有时空错位意味的原因。所以,王维的自然观渗透了禅家空寂的观念。

      3.杨万里:“心物两契”理趣的自然观

      杨万里在南宋是以经师入《儒林传》的,他终身奉理学家张浚为师,张浚教他以正心诚意立身,因而他自号“诚斋”,故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把他列入《赵鼎张浚诸儒学案》中。所以作为诗人的杨氏,首先是一位理学家。他的哲学思想集中反映在《天问天对解》以及他历时十七年写成的《诚斋易传》中。他的宇宙自然观是“阴阳之合三,而元气统之以一”(《诚斋集》卷九十五)的元气论。元气化而为阴阳,才有天地,有天地而成万物,万物化生并按照流转循环之“道”或“理”在运动。杨氏的这种宇宙自然观以及认识论,必然反映在他的自然审美观念中。其存诗四千余首,以描写山川自然景物为多。诗人将自己融入大自然中,细心体察自然的和谐之美,并将转瞬即逝的场景捕捉到诗里。姜夔在《送〈朝天续集〉归诚斋》中就说:“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我们试举人们熟知的几首诗来看诚斋观察自然的独特视角与情趣,如《闲居初夏午睡起》: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芽。

      小诗初看起来似是表现士大夫的一种闲适心境,其实作者意在表达摆脱一切世俗羁绊,让自己融入自然的“天真”、“童趣”中。他认识到自然是充满淳朴与天然之趣的,所以其诗心也力求回归到如自然般率真之境中去。故张浚读到此诗后赞曰:“廷秀胸襟透脱矣!”再看他的《安乐坊牧童》:

      前儿牵牛渡溪水,后儿骑牛回问事;一儿吹笛笠簪花,一牛载儿行引子。春溪嫩水清无滓,春洲细草碧无瑕,五牛远去莫管他,隔溪便是群儿家。忽然上数点雨,三笠四蓑赶将去!

      诗人所以要把山水田园之景写得如孩童那般天真有趣,是因为诗人胸襟透脱,心参造化,通过格物致知,参透大自然是瞬息万变、生生不息的,而儿童的童心童趣是最与自然的本性相通的。诗人的“活法”是顺应自然,悟得自然的本性,从而使山水田园活泼泼显示出天然的生机与奇趣来。

      其山水田园景象除了显示出天真童趣外,还表现出某种理性与理趣。如: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

      诗人以通俗之笔,描写鲜活的自然,其中却包蕴着事物之理,即人入万山圈子里才更知一山过后一山拦的道理。作为理学家的杨诚斋,信奉的是“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他也如朱熹一样,相信天地之间,非独人为性灵,自家心便是草木鸟兽之心。人即自然,自然即人,人处天地之间,需要仰观俯察,才能体察出天地的理趣或童趣。天地之趣既是人趣,也是自然之趣,物我合一,“理在天地万物之中”,趣也就是理的组成部分,趣的奇妙性是理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的表现。把理与趣用活泼泼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是把自然的本性表现出来了。所以在杨氏的笔下,大自然被人格化,也被理学化。他笔下的山水田园,其精神境界无不带有理学家的色彩。不过,诚斋不同于一般理学家之理学诗的地方,就在于他受禅宗顿悟的影响,从江西诗派的“活法”,悟出“师法自然”的心诀。他在《和李天麟二首》中说:“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所谓透脱就是以自然之理体察自然,以自然之理写诗。大自然是朴实而活泼泼的,诗也就应朴实而活泼泼的,这就是基于胸襟透脱的“活法”,活法也就是自然之法,故杨氏诗有理趣而无理语。钱钟书在《谈艺录》六十九论诗的理趣时指出:“若夫理趣,则理寓物中,物包理内,物秉理成,理因物显。赋物以明理,非取譬于近,乃举例以概也。或目击道存,惟我有心,物如能印,内外胥融,心物两契;举物即写心,非罕譬而喻,乃妙合而凝也。”③诚斋山水田园诗的独得活法精髓,即是“心物两契”,人与自然相融的结果。其笔下的大自然,带有理趣、童趣与灵性,显示出理学家的自然观。

      二、三种基质自然观之异同

      陶潜、王维、杨万里同是山水田园诗的高手,但由于三人所处时代、社会环境不同,也由于宇宙观、社会理想不同,导致其审美思想不同,诗中的自然观念也迥然相异,其山水田园诗分别代表着儒道释三种不同基质的自然观。其不同点在于:

      其一,不同境界的诗化自然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实际上,境界就是人与自然、情与境、意与物相融的审美形式。静安还将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种。陶潜的自然境界是与返璞归真的隐居之心融为一体的,他的自然境界显示出老庄式的“无我”之境,因为人归依自然,就与自然为一体,而与人世相对立。他把尘世视为“樊笼”,所以才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的解脱,宣称归依自然就是“托身已所得,千载不相违”(《饮酒》之四)。陶潜本人虽生活在古朴的自然中,但已如庄子在《知北游》中所说的“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委身造化,忘怀自我的存在了。

      同样,王维的诗化自然,是心归空寂的自然,是禅化的自然,也是一种无我的境界。这就如同禅宗史上所争论的菩提无树,明镜非台,本无一物,也就无所谓尘埃一样。故王维诗中的自然景观意在追求一种空寂虚静的境界。其境界虽与陶潜不同,但在有我与无我之间,还有相同之处。杨万里却与陶、王不同,他的自然是充满理趣化、人性化的境界,是有我的自然境界。试对比同样面对自然酷热之景况时,王、杨表现出的不同境界:

      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草木尽焦卷,川泽皆竭涸。轻纨觉衣重,密树苦阴薄。莞簟不可近,絺绤再三濯。思出宇宙外,旷然在寥廓。长风万里来,江海荡烦浊。却顾身为患,始知心未觉。忽入甘露门,宛然清凉乐。

      --(王维《苦热》)

      面对苦热,王维思出宇宙,忘却自身存在,得“法中觉”,入佛之“甘露门”,即荡烦浊而得清凉乐。而诚斋的《苦热登多稼亭》却是别一境界:

      吏散庭空便悄然,不须休日始偷闲。鸥边野水水边屋,城外平林林外山。偶见行人回首却,亦看老子立亭间。暮蝉何苦催归急,只待凉生月半环。

      大自然自会热退凉生,人在自然之中,宜静观默察。他在《夏夜追凉》中把这个“理”说得十分透脱:“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他从自然体认出来的“理”即是“静中生凉”。其自然之景,是以人为本的有我之景,人并不归于空寂与泯灭。

      其二,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格化

      作为理学家的杨万里,对待天地、自然,延续着儒家的以人为本的观念,天地人三者,人处于核心地位。其诗中的自然,是人格化的自然。试看其《夏夜玩月》:

      仰头月在天,照我影在地。我行影亦行,我止影亦止。不知我与影,为一定为二?月能写我影,自写却何似?偶然步溪旁,月却在溪里。上下两轮月,若个是真底?为复水是天,为复天是水?

      诗写月而以玩月为题,月、我、影、水、天,皆以我为中心,而自然之景,也完全渗透着作者的人格精神。摩诘也有一首《东溪玩月》却只见空寂的自然,不见人的存在,他写道:“月从断山出,遥吐柴门端。……谷静秋泉响,岩深青霭残。清澄入幽梦,破影抱空峦。恍惚琴窗里,松溪晓思难。”这与杨氏的玩月截然不同。而在人的自然化这一点上,王维却与陶潜较一致。陶潜写《桃花源诗并记》,刻画的自然古朴天真,他把自己融入这种古朴天真之中,其人格也是自然化的,故在《与子俨等疏》中有:“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其“羲皇上人”,已不是现实状态的“人”,而是理想化、自然化的人了。同样,摩诘在禅化自然同时,也把自己禅化。自然景观一片静、寂、空、虚,他把自己的心、身融化在这一片静寂空虚之中。在《酬张少府》诗中他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诗人埋身自然,被彻底空虚化了,似乎已不食人间烟火。

      相比之下,杨万里的山水田园则带有人间的悲苦或欢乐,具有童趣与理趣的生命意识,显示出世俗化的特点。“水满平田无处无,一张雪纸眼中铺。新秧乱插成井字,却道山农不解书!”(《暮行田间》)“田塍莫笑细于椽,便是桑园与菜园。岭脚置锥留结屋,尽驱柿栗上山巅。”(《桑茶坑道中》)山水田园皆是农民劳动的结果,自然被人格化而且人间化了。如果说在陶、王的诗里,看到的是人被自然化,而杨氏的自然却是被人格化了。

      虽然,陶、王、杨的自然观有不同之处,但作为东方人、古代中国人,由于受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却有着相同点,那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儒家以天地人为“三才”,有“三才”方有万物,人与天地万物相处于一个生生不息的统一体内。所以儒家重视天道与人道的相合,寻求天人和谐、人与自然的相融。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认为自然“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强调人与自然相合。陶潜《形影神·神释》即说:“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道家天人合一,是合于道,也即合于自然。同样,王维将自然禅化,让人皈依禅化的自然,在这过程中实现心灵的超越。儒道释自然观虽不同,但在人与自然相合即“天人合一”这一点上,却彼此相通。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把自然诗意化,成为东方文化的一种独特精神,这种独特精神显示出东方文化的人本主义的特色。

      西方社会在经历了几百年的“现代化”之后,在用科学技术对大自然的贪婪索取之后,蓦然发现人与自然的异化与对立。于是许多哲学家呼吁要以“生命模式”取代“技术模式”,要重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家园。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即提出人应当像诗人那样“还乡”,“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他在《人,诗意地安居》中指出:“大地上所有事物以及作为整体的大地本身,一起进入相互和谐之中。”④陶潜、王维与杨万里在诗歌所呈现的儒道释三种基质的自然观,都在将自然诗意化,都在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人类的理想--寻求人的诗意的安居。从这一点上看,其诗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异中蕴同的东方文化自然观,直到今天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于东新,内蒙古民族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7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文论。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九○·王维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叶维廉.中国古典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Z].《中国诗学》,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89页。

      ③ 钱钟书.谈艺录[M].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0页。

      ④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M].郜元宝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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