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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秋谯楼

      荔城,若要寻找能体现地方特色兼历史文化品位的标志性建筑物,怕是非谯楼莫属了。在当今沸沸扬扬的全国性城建热潮中,一伙号称“建筑师”的人,在国中大兴建筑物的“克隆”之风,致使城乡建设出现“村镇抄县城,县城抄省会,省会抄京都,京都抄西洋”的局面,到处是似曾相识的面孔,使城市丧失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荔城也不例外,这里的一幢新楼,一条新街,你很容易在涵江或仙游找到他的“孪生兄弟”。对此,国中一些真正称得上“建筑大师”者无不痛心地指出,此种手法使中国辉煌灿烂的建筑史画卷,出现了苍白无力的“断裂带”。

      面对这股样式趋同、风格单调、不中不洋的建筑潮流,谯楼虽然难免陷于现代高楼的挤压之中,但仍以其独特的构建、古朴雄健的形象坚定地镇守荔城中枢之位,实为难能可贵,令人感到欣慰。

      从世界建筑史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现象:大凡历史上,只有政治权力和宗教势力才是建筑的推动力。现存众多的各式古代皇宫、寺庙、教堂便是实证。一千多年前,古谯楼作为当时朝廷新设立的“兴化军”治所而兴建的子城门楼,无疑是个货真价实的官家工程,成为政治权力的一种象征。而他历经千年历史风云洗礼之后,仍能以其巍峨厚重的胴体和雄健庄严的气势,从容地与当代的钢筋水泥为骨架的高楼大厦抗争,可以想象当年城楼的雄姿和气派,会是怎样地令荔城子民们膜拜和折服!今天,我们则透过谯楼的浩大工程、精巧设计和经久的效用,看到壶兰儿女的聪明才智与巨大的创造力,看到他们筚路蓝缕开发南北洋所积聚的厚实经济基础。同时激发人们找寻他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和文化韵味的强烈愿望。

      需要强调的是,以兴化平原为主体的莆阳大地,正是从宋代“兴化军”开始了一种新的行政建制,该制基本上是以讲一种夹带着不少中原古音的独特语言的兴化人,首次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管理架构之中。其强大的聚合力和生命力,还可以从八十年代初莆田市诞生的事件中再次得到验证。谯楼历史文化渊源之悠远,影响之深刻,由此可见一斑。

      难怪,谯楼总能引来各方人士接步登临,或饱览山川之秀美,或追念世事之沧桑,或品味人文之醇厚,或抒发人生之感念。其人,或高洁忠贞,或刚正豪迈,或谨慎深沉,或闲雅谦恭,自然也不乏骄横奸诈、懦弱卑躬之徒;其情,或苍凉悲壮,或欣喜快慰,或羞怒惊恐,或哀怨愁苦,更有豪情激情、衷情柔情与薄情痴情……,并留下诸多咏楼佳作名篇。

      大约二百年前的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儒生模样的青年在谯楼前流连一番后,拾级登楼,凭栏眺望,不禁心潮生波,诗思涌起,口占七律一首:

      岑楼作镇仰巍峨,百里莆阳竟若何!

      郑白渠开原野沃,崔卢族聚故家多。

      青山有日回佳气,绿水终年障巨波。

      此会登临聊极目,能无长啸发高歌!

      这是一首典型的状景、叙事与述怀的诗作,题为《登谯楼》。作者陈池养,字子龙,系清代嘉庆年间的一名进士。他十九岁中举,二十一岁通过礼部会试成为进士,后派任今河北省地区的武邑、隆平、平乡、枣强、元氏、河间等县知县和冀州、景州、深州等郡知州,任上能体恤民情,为民请命,政声颇佳,可谓青年得志,仕途风顺。三十二岁时奔丧归里,从此不再复出。他居家数十载,除曾短期主持仙游金石、莆田兴安以及厦门玉屏诸书院讲席,扶持教育事业外,绝大多数时间是马不停蹄地辗转奔波于南北洋平原,主持兴修众多的水利工程。见于志书记载的,自其归里的第三年起,一气干了二十七个年头,工程一个接一个,大大小小做了近五十个项目,差不多每年做两个项目。计陂有木兰、太平(萩芦溪上游)、南安(萩芦溪下游)、使华(泗华)等,堤有东角遮浪、延寿、桥兜、下江头、航头等,沟渠有木兰溪分流渠、延寿溪径流渠、涵江渠、城壕渠和南洋三渠等,以及一批陡门、涵洞、河桥等配套项目,其艰辛劳苦可想而知。及至花甲年华,因体力所限,则潜心编撰《莆阳水利志》,总结历年治水经验,汇集有关治水资料,表彰历代治水功臣,计四卷一十六万字,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性和实用性的地理学与水利学专著,堪称莆田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水利专家。他在志中不惜笔墨专题立传颂扬历代治水功臣,唯独不着自己一字,其品格之高洁可见一斑。他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老黄牛,默默无闻地为莆田的水利事业、经济发展及文教鼎盛而埋头耕耘,贡献了毕生精力。我们由此解读这位秀才当年登临谯楼时“长啸高歌”的兴奋心情,他的“郑白渠开原野沃,崔卢族聚故家多”联句,决非什么书生意气,空头议论,而是借典表述早已立下的报效故土之志,并为此毅然不惜弃官治水,为营造莆阳百里沃野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在莆田的“进士谱”中,陈池养乃是一位颇具个性、德绩双馨却不为今人所熟悉的“技术官员”,其功浩大,其风可范,愿莆田地方史家们不吝笔墨,多加宣扬,以告慰先贤,勉励后人。

      “万古东南多壮观,百年豪杰几登临”。千百年来,谯楼不知迎来了多少陈池养这样的有志有为之士,登高望远,抒怀壮志,辞别故土,奋然前行。谯楼总是像个慈祥的长者,以其良好的祝愿,为莆阳儿女的远行创业壮色……

      回顾谯楼,自宋代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83)始建,至今已整整千年有余了。其间因火灾或战乱几经摧毁又几经重建,可谓饱尝苦难,历尽沧桑。现存建筑物,系清代康熙年间(公元1697)重建,于今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千年谯楼,既是莆阳历史的权威见证者,又是参与者,在莆阳千年历史舞台上,扮演了诸多引人注目的角色,有时是悲剧,有时是喜剧,有时则是一个大闹剧。

      不妨让时光倒流,回到十六世纪中叶的明王朝嘉靖年间。由于皇朝腐败,国势衰落,日本倭寇屡犯浙闽沿海诸地,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兴化地区不幸成为重灾区。据历史记载,自嘉靖二十二年至四十二年(公元1543-1563),倭寇焚掠兴化府莆田即达一十五次,一次比一次疯狂。如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六千倭贼攻陷兴化府城,大肆焚掠,残杀军民万余人,其中有进士19名,举人53名,庠生356名。官民房屋一举焚尽,环列数万余家,顿时荡为平野。时任御史的兴化人林润,详尽地向朝廷奏报兴化府倭害时称,死于倭贼刀箭者十之二三,被掳掠者十之四五,流离他郡者不计其数。同时引发瘟疫,致使城中一坊数十家而丧者五六;一家数十人而丧者七八,甚至尽绝者。哭声连门,死尸塞路,孤城之外,千里为墟,田野长草莱,市镇生荆棘。一派“庭堆白骨人踪少,鬼哭荒村日色昏”(明代莆籍工部尚书康大和《倭平返乡》诗)的悲惨景象。乐善好施的三一教主林龙江,变卖家财,发动门徒收尸瘗骨,仅三年时间里计收尸近三万具,白骨无数。倭贼对文教事业的扫荡摧残也是空前的,史志称“莆中文物,同归于尽。”作为荔城政治和历史文化象征的巍巍谯楼,自然也在劫难逃,被倭贼放火焚毁。这场倭患,可能是兴化历史上最令人触目惊心的特大灾难,堪称兴化文明史一场腥风血雨的大劫难。对于谯楼,对于兴化父老乡亲,都是一幕不堪回首的大悲剧,给兴化人民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精神创伤,是久久难以挽回和弥合的,以致绵延数百年之后,其子孙后代仍刻骨铭心,并虔诚地以“做大岁”的隆重仪式,告祭罹难先祖在天之灵。

      在嘉靖倭难中,一位伟人的功德是要大书特书的,他就是戚继光。这是一个令东洋倭贼闻风丧胆的名字,这是一个令莆田人民感激涕零的英名,他施予莆田人民的鸿恩大德,怎么说都不会过分。在倭贼洗劫兴化平原的危难时刻,他三度率领“戚家军”千里奔袭,入莆剿寇,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屡建奇功,大振军威,被誉为“当今虎臣,振古名将”。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九月,戚继光率军智袭黄石林墩倭巢,一举斩敌二千多人,仅落水淹死的倭贼达千余人,并解救被掳百姓二千一百多人。次年四月,率军攻破平海卫,擒斩倭贼二千二百多人,解救被掳百姓三千余人,随后又在倭患各地登陆作战,一个月内奏捷十二次,斩敌三千余。是年十一月,又以数千兵力,一举解除被二万倭贼围困达五十余日的仙游县城,使之避免了一场屠城大难。兴化倭祸至此荡平。为报戚继光剿倭救民之大恩,各地纷纷建祠奉祀这位救生灵于涂炭的爱民骁将,位于黄石镇登瀛村的“戚公祠”等,直至今日,香火旺盛,祭拜者络绎不绝。  (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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