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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说——读王鸿小说集《台北来信》

      湄洲湾涛声依旧,传响至今。也许有着妈祖民间崇拜的原因,海水苍凉而又温和,怨愤而不暴戾。看过去,一个个浪花,仿佛有着一个个梦想,善良,真诚,含蓄,温顺,处世实用,又普遍寄托着对美好未来的渴望。作为湄洲湾北岸乡土之子,青年小说家王鸿的系列小说人物无不例外。也许,作为局中人的小说人物没有这样的自身观照,但王鸿仿佛是妈祖故里的圣童和家园的留守者,对这一切了然于心,总想借着某一途径,倾情相诉。他的感情浓郁、奔放,但又懂得节制,期翼自己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整合,再造一个湄洲湾乡村的家园,寄托自己所有的情感,包括自己作为局中人时期的梦想。他的小说有三个声音。

      一、对着梦想说

      王鸿对自己小说里的人物充满感情,这是爱与恨相互杂糅的内心的真情,类似于亲情。他似乎在潜意识里意欲摆脱,成为超脱于小说里系列人物命运之外,或之上的成功者。只是,王鸿的个体命运,即出身、命数、心灵轨迹跟他们很类似,有意识的,他要从自己的小说人物的命运里认识自己,倾吐人生感慨,收获人生感动,汲取生活智慧,从而满足地离开他们,使自己或者成为俗世的成功者,或者成为孤独的探索者。在这部小说集里,我看见王鸿还停留在这个岔道口,我不知道他接下来要怎么办。

      很显然,王鸿关注、钟爱那些乡村世界女子形象的。她们有的纯朴、内秀,有着朦胧的个体人生幸福的向往和追求,如《送秋》里的桂花、青妹子,《凤凰庵》里的凤莲(即慧真);她们有的具有巨大的命运感,让人挂念,如《台北来信》里的何梦翠、彩莲。这样的女子形象在无数世界名著里都可以找到类似者,如哈代《德伯家的苔丝》里的苔丝,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里的娜塔利娅,沈从文《边城》里翠翠、《萧萧》里萧萧,她们是人类母性的最真切、最动人的载体,她们的命运是文学里的牧歌和挽歌,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王鸿也不例外,他用乡土的写实的笔,饱蘸情感的汁液,直截了当地把他所关注、钟爱的那些乡村世界女孩塑造出来,或者干脆把她们拉进小说,拉在读者的面前。我们(主要是出身乡村的读者)来不及体会她们被塑造的艺术感,只觉得她们是那么真切感人,仿佛就在我们的生活中。这就是真实的力量和魅力,这是《湄洲湾纪事》系列、《台北来信》的最主要价值之一。

      《送秋》里桂花的纯朴、俊秀与无意识的天真本性,青妹子的热烈、潇洒与幻想本性,《凤凰庵》里凤莲抑制不住的青春情欲,《台北来信》里何梦翠对父爱般爱情的追求,都是小说集里朝霞般绚烂动人的篇什。王鸿认为,她们的姑娘时代就应该这般美好的,而不是过早显得世故、麻木,她们俊秀、纯朴,有朦胧的生活向往。

      她们所生活的地域其实就是王鸿的故土莆田忠门半岛,一如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台北来信》的后记里所提到的,“自清初实行20余年的‘截界迁民’政策后,这里连同莆田沿海的大片土地,一直被视为‘界外’之地,所谓‘界外’,也就意味着被排除于主流、文明、富庶之外,长期与边缘、野蛮、贫困为伍。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也即命乖运舛的劣等族群,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与‘界内’人鄙夷的目光中,忠门人逐渐养成倔强坚忍、豪爽冒险、负气好斗的地域性格,表现出刻苦自强、崇武尚力、重商趋利的价值取向。”

      王鸿其实是在寻找深藏在自己生命内部的梦想,他本来可以像她们那样生活,纯朴,与世无争,本可以安享乡土生活所能给予的宿命般的宁静和婚姻的护佑。这个梦想很美好,很质朴,很中国式。这是王鸿湄洲湾系列乡土小说,也包括中篇小说《台北来信》两个最基本的审美价值取向之一。但若停留于此,这种“梦想”便会失去沉甸甸的分量,只能属于纯粹的富于诗意的乌托邦,那么,小说的现实感和人的存在感便会大大削弱。

      幸好王鸿没有停留在这种诗意的层面,他有着自己作为忠门人的基因,他有着自己的阅读经验和天生的艺术敏感。他热爱梦想,但他又怀疑梦想,他要写出梦想被现实律法、约定成俗的处世潜规则的抑制和毁损。他在《送秋》中写到桂花与春虎私奔后无奈而麻木地接受家族器物般的处置,毫无人的尊严;青妹子被公社书记公子哥始乱终弃后,不堪村里人的嘲讽和辱骂,在世俗秩序内没有容身之地,喝农药自杀了。王鸿在《凤凰庵》里写到凤莲产下与阿锋的“孽障”后,终于听从普净师太的劝诫和安排,最后终于成为了“慧真”,即使她看见裙子还会“泪水刹那间夺眶而出,将裙子打湿了一大片”,湄洲湾南岸的火光“也映照着一位年轻比丘尼玻璃般透明易碎的心”。最为令人感慨唏嘘的是在成熟浑圆之作《台北来信》中,何梦翠与林奇伟在美丽如梦的九江相识相恋后,被不可抗拒的历史逻辑力量所推动,战争成为爱情的背景,历史无形的手无情地分开了他们。王鸿从历史的高度和背景去描绘美好珍贵的感情,这与《静静的顿河》有着相似的写作思维。美好的梦想终会被历史和命运以偶然面目出现的必然力量所击毁,王鸿在《台北来信》中显得更清醒,他借助海峡阻隔、人各一方的时代背景,写到最亲爱的人永不相见。叙述过程中,王鸿已与国军连长林奇伟融为一体,他领会到作为男人的内心的沧桑和孤独,梦想已作为“思念”的形式出现,但王鸿还是让这种“思念”以“不能、不得见面”的遗恨而结束小说。

      王鸿把审美梦想完全寄寓于何梦翠身上,忽略了林奇伟后半生的女人彩莲。也许,他是有意的,他对彩莲怀有巨大的同情,也客观地描绘了她坚忍善良、顺从命运的一生。从全文来看,他还是忽略了,因为他要描绘一个具有审美意义的梦想,飘得很远的梦,而朴实的彩莲,终其一生,没有梦想,她被孩子栓住了,被生活栓住了,被土地栓住了,成为一个最为平凡的苦命女人,她只是何梦翠的配角,她把林奇伟与何梦翠的爱情衬托得熠熠生辉。她前后嫁给三个男人,但她绝非水性杨花的女人,而是生活际遇使然。但显然,她投入感情最深的是林奇伟,她的爱最无私,付出的代价最大。林奇伟是国军旧连长,前夫孩子对林奇伟的态度让她尴尬难堪,村里人对她冷言冷语,她想为林奇伟生个儿子而不得,她跟林奇伟一起劳改,她以女人的敏感洞察到林奇伟对“台湾那边”的牵挂。前夫吴万成被抓壮丁去了台湾,后以台商的身份回乡探亲时,彩莲沉痛、怨恨,但她所有的感情里浸泡的是林奇伟。她回光返照时,“突然紧紧抓住我的手,用低哑而颤抖的声音对我说”,“咱俩合在一起快三十年了,可我知道,你心里装得更多的是,还是台湾那边……”这是最深沉、最无私、最质朴的爱情。我痛感她的忍辱负重,也为她感到一丝欣慰,她的一生毕竟还有一位她付出真情的男人,仅此而已。但对她来说,这已足够了。

      王鸿要对着命运说,对着人生说,对着梦想说。这种梦想的境界已超越了它的字眼,它已包含生活的苦难、人生的无常,以及最终对命运安排的服从。没有其他的路了,但毕竟还有着“梦想”,这是青年小说家王鸿的梦想,体现出他的早慧。在湄洲湾系列小说中,也体现出他在认识上的某些局限,但这种局限在恢宏而又细腻的《台北来信》里有些不可思议地得到很大程度的矫正,有了一种历史的深邃感和人生的深刻度。虽然比起世界文学中描绘相似命运人生的名著,还有着概括的力度、揭示的深度、主题的自觉、叙述的质感上的距离。但已经做得很好了,就像小说中的林奇伟,能够活下去,活到终于知道何梦翠的下落,活到薄命的彩莲死去,活到参加完福顺的葬礼,活到能淡然地对着“我”叙述这个故事,活到2000年,已经很不错了。读者为之深深感叹,此时,也许不需要思考了。

      二、对着家园说

      但王鸿并不满足于对着梦想说。他小说写作也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即为家族,为家园,为生他养他的湄洲湾北岸的故土著书立传。对王鸿来说,这是一个令他苦涩、苦闷、失望而又魂魄所系的地方。家族的仇恨,重商趋利、势利庸俗的风俗,令他难以释怀。他出身贫寒的农民家庭,自幼饱受物质压迫和世俗挤压,过早地看破了世态的炎凉。这片土地有太多让他忘不了、放不下的风物人事,如:送秋习俗,莆仙民谣,童养媳现象,凤凰庵的规矩,逃学的路子,赤身裸体的疯女人,无处复仇的外婆,国共对峙时期的传单,等等。但对王鸿来说,这片土地并不亲切,虽然他心里牢牢牵挂。若不,他不会有这些梦想。可以说,这片并不亲切的土地是他产生梦想、追寻梦想的一切原因。否则,他也许会像故土绝大多数人那样,顺从命运的安排。这里就形成一个悖论,恨之深,体现出爱之切。王鸿用他的系列小说,为湄洲湾北岸的家园立了传,凤凰树,湄洲湾南岸的火光,平海湾涛声,贤良港,还有从地域名称、历史事件中传达出来较为丰富的忠门信息,从人物性格、气质中也弥漫出来些许忠门气息。

      荒凉贫瘠而又贫富不均,势利而又重情,卑怯而又冒险,守旧而又赶趋时髦,妈祖精神之光无时不在地照耀着忠门半岛。矛盾而又统一的边邑地带,给有才华的奋斗人物带来了边缘心理的感受和积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所谓主流地带——城镇平原与边缘地带——沿海界外的地缘景象,对财富的追逐,对光宗耀祖的渴求,集体无意识盲从习俗,十分顽固地推动忠门的现代化进程。从精神内核来看,这种进程十分缓慢,近乎停滞,整个氛围简单、压抑,缺乏精致、浪漫的元素,妈祖之光近乎幻想。我十分怀疑,在这个狭长半岛的家园里,会有多少人真的时刻仰望妈祖的神灵。

      王鸿也许也讨厌这样的故土和家园,但他爱切恨深,他要用笔描绘出来,要在自己创作的情感里宣泄出来,虽然他无法选择故土和家园,无力改造家园,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深感自己的无力感,因此读他的小说,我感受到压抑、幽愤,家族记忆、故土传说给他带来憋屈、悲伤、彷徨,他既要为自己寻找出路,也要为故乡、家园寻找出路,因为这里生活着无数小梅、桂花、凤莲这样“妹妹”型的弱女子。即便这样的家园被时代异化了,没有出路可选,但我知道,王鸿依然会怀揣这个家园,因为这个家园镌刻着自己的少年青春的身影,刻录着自己不平的声音,承载着意欲改变家园有心无力的朦胧愿望。有点遗憾的是,这种愿望在小说里有时候似乎被轻轻地放下了,不够清晰、强烈,被诗意的湄洲湾的浪声遮蔽了,只局限于一种美好的幻想,现实秩序让他无力、无奈,让他清醒意识到,现实秩序,古今皆然。这种感受我在《我们是害虫》里体会尤为强烈,托尔斯泰式、契诃夫式的批判和沉痛被消淡了,变得无力,有点易于满足命运安排,现实的锋芒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但我还是依稀听到,王鸿深情地“对着家园说”的时候,余音袅袅,让读者感动且感慨。只是感慨之后,似乎还缺少了点什么,沉浸现实生活的沉痛感,强烈的人生幻灭感,深刻的批判意识,在这里,没有得到更有力的提升。

      三、对着现实说

      我一直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是有存在感的文学,因为个体的存在是反映现实的最感性的切入口。但当下很多作家不敢面对现实精神内核,不敢或忽略了自己以及他人直面现实那种真实、细切的灵魂悸动,他们或多或少在自我安慰、自我解释,缺少怀疑自我、反省自我、追问自我的品质,而是掩遮灵魂的真实感受,或者在粉饰太平一样地粉饰自己的灵魂,让自己的灵魂去迎合现实,缺少人生真实的荒谬感,而是用时下庸俗功利的主流或故作边缘的潮流去修正、校正自己的灵魂,缺少真实的心灵感受和灵魂感应,心灵为现实而活着,灵魂沦为现实的收容所。灵魂应该是现实的医院,是现实的试药者、医生和牧师。灵魂存在现实中,又应高于现实。灵魂既要存在着,又要高蹈着。

      王鸿的小说,可贵的地方,即有着存在感,即便并非完全出于强烈的创作自觉。这是王鸿小说的另一个最基本的审美价值取向,这在《我们是害虫》中体现得最为集中、突出。湄洲湾系列小说存在感就淡薄了些,行文间充溢着诗情画意,即便代表作《台北来信》,萦绕不去的虚幻的幻想与梦想,或多或少冲淡了批判力量和清醒意识。《我们是害虫》对生存法则和现实竞争有着纵向深度及横向广度的切入和展开,让我体会到现实青年生存的无奈,唐簧追求燕子的执着和卑怯,老猪、阿贵、瘦国对现实的顺从,郝东、梁凯对燕子的婚姻,以及“我”对现实幸福的渴望和依赖,的确写出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很多特征,但我阅读后仍有些不满足,小说里清醒的怀疑和追问的元素含量不够,使小说的联想空间被封顶了,很容易让那些思想较为单纯的读者感叹,“人生的奋斗可敬可叹,现实残酷如此。”没有更多让人深入思考探索的问题了。

      但我相信,王鸿的小说道路并非到此为止,他是哲学专业研究生,对生命、对时代有着自己的独特体会,如若这种体会有着一种更清晰的恢宏而神秘的普遍性,小说的内涵便会更见丰富性,小说解读的可能性便会更多样化,对小说的理解便会更为辽阔浑然。我相信,只要他愿意,就会做到做好。从校园诗人起步,他写了清新忧郁的诗集《一棵海边的树》;作为青年作家,他写下优美纯洁的三部曲《湄洲湾纪事》系列、浑圆成熟之作《台北来信》,以及富有情节性的与现实妥协之作《我们是害虫》。这些都是生活体验独特而深沉的优秀小说。以此作为坚实的基石,他将向有着深刻生命存在感的优秀小说家靠近。那样,他的故乡——湄洲湾北岸的妈祖之光,也许会像文学精神之光一样,将他一生的代表作照耀得通体透澈。 林落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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