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莆田文化第一平台
您已经看过
[清空]
    当前位置:莆田文化网>莆田艺术>五十年代的高考

    五十年代的高考

      本文是受《莆田晚报》高考专刊的启发而写的。

      我的初考、中考、高考均在五十年代,那是天天高唱“东方红”的火红年代,是亿万穷苦百姓翻身解放当家做主扬眉吐气的年代。没有共产党,我不可能念大学。

      当年,父亲在闽北一工厂打工,母亲带着妹妹、弟弟和我三个子女,含辛茹苦,可想而知。因为家贫如洗,弟弟和妹妹均中途辍学,到工厂打工。我是长子,且经过抗争,终于享受了继续上学的特殊待遇。

      记得1953年,老师带我们从乡下步行到涵江(今为涵一中)参加初中考试。之后,回家等待,发榜时,敝人以优异成绩被莆田一中录取(本小学考入一中的还有一个同学)。小学毕业时,我任班长兼校少先队大队长。进入一中后,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以至于“只专不红”,没有当班干,也忘记靠拢团组织,没有加入共青团。在莆田一中就读六年,学习成绩遥遥领先,名列前茅,但沉默寡言,在班主任和团组织眼里,敝人“思想落后”,不追求“进步”。所以1959年参加高考时,政审没问题,家庭成分贫下中农,社会关系清白,但本人没入团,恰似“只专不红”的典型,为此,我高考时的“毕业鉴定”肯定很烂。

      高考发榜时,我被厦门大学中文系录取,但是与填报的第一志愿——北大中文系擦肩而过。若干年之后,原市政协主席林文豪(曾任莆五中校长)透露:我是当年福建省文科高考状元。林主席还曾郑重地当着我的面,向省领导如是介绍我:“这位是大秀才,当年的全省文科高考状元。”但那时我已过了“知天命”之年,没有激动的感觉。感受到那五十年代,的确“家庭成分比成绩更重要”,政治鉴定比成绩更重要。莆田一中当时就有几个高材生,因家庭成分或社会关系问题被刷下来,有的直接被取消高考资格。

      如今想来,五十年代的偏激造成了某种不公正,应当改正、改革。但当年统招统一录取,只要上了录取线,傻乎乎在家里等发榜即可,不必再填志愿,更不必找关系、找什么门路,花钱去买什么东东。为此,众多贫困家庭出身的莘莘学子得进入高等学府,老百姓视之为神圣的殿堂。

      那年的高改,因为我寄读于下务港的林润故居(也即林兰英故居),距考场(似在莆田九中)不远,不紧张。当年荔城没有自行车、摩托车、更没有汽车的噪音,考生们赤脚(全城皆赤脚)走街串巷,很安全。考生的家长也没有围(等候)在考场门口,更没有带“饮料”、“点心”去侍候子女。敝人父母均在闽北某工厂,我是“单刀赴会”的,心中没有奢念。我记得当年文科作文题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不刁钻、不冷僻。当年的考生大多数认为作弊是可耻的,也没有手机等先进的作弊工具,个别人东张西望或递字条即会被严重警告或取消考试资格。

      同样的,考后就乖乖地待在家里等发榜,高招办会统一通知到学校,张榜公布。只要填报一次志愿,志愿不符合的上面会统一调配,颇为公开、公平、公正。进大学后,家庭贫困的可申请助学金。记得大学四年,我每月的助学金是12元(含伙食费和零花钱),通过省吃俭用,精打细算,竟然度过了难关。实话实说,我读大学四年,完全是党和人民培养的,可谓恩重如山。对此,终生难忘,窃意,只有勤勤恳恳工作,才对得起党和衣食父母。但敝人奉献甚少,惭愧。(许培元)

    莆田文化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投稿邮箱:fjptwhw@163.com   联系QQ:935877638

    广告热线:0594-2288370    1301596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