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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木雕“农转非”

      一年一届的中国(莆田)海峡工艺品博览会又在莆田工艺美术城拉开帷幕。随着这一盛会的逐渐升温,人们习惯把目光集中到“中国木雕之城”、“中国古典家具之都”、“中国银饰之乡”等这些莆田的荣耀上来。然而,当莆田业界的诸多同仁静下心来回望历史,把探寻的触角延伸到历史深处,他们就依稀可见那发自时光隧道远处的耀眼光芒。这是两代莆田工艺美术人共同的艺术殿堂,是整个莆田工艺美术界一份独特而珍贵的记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她曾经那样地亮丽过,以致成了业界公认的一个美丽符号。她的名字叫作“莆田工艺一厂”。

      缘起

      莆田的工艺美术渊源流长,最早可上溯到1000多年前。到了现代,大约是1956年,为了响应省政府抢救传统民间工艺、发展生产争创外汇的号召,莆田在原来比较分散的木雕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莆田工艺一厂(一厂主攻木雕,后来成立的二厂主攻竹编),把散落在民间、各有拿手好艺的朱榜首、黄丹桂、佘文科、黄文华、黄阿贤等十几位老艺人“农转非”,安排在国营工厂组织生产,传授木雕技艺。其时,这批老艺人已经名贯莆田城乡大地和福建省内,其身影经常活跃在各民居和寺庙殿堂之中。也就是说,自组建之日起,莆田工艺一厂实际上成了莆田木雕业界的制高点,几乎汇聚了莆田当时所有的民间木雕高手。

      据业界有关人士回忆,组建之初,工厂首任负责人是朱榜首,技术设计师则是当时名气不小的画师刘荣麟,开发的主要产品是用于桌面艺术装饰的“形照”薄浮雕等。虽然刚开始工厂人员并不是很多,但由于吃了“皇粮”,大家的生产和创作积极性都非常高,产品很快通过香港,远销东南亚等地区。至此,在典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下,莆田的工艺业开始以集中和规模的形式,走向市场化,实现了传统技艺与外界市场的最初接轨。更为喜人的是,木雕工艺界从此逐渐打破了绝技不传外人、各立门户山头、老死不相往来的千年陋习,开始在传、帮、带中的集体生产创作,进行技艺上的广泛交流和创作理念上的积极碰撞,为现代莆田木雕风格的进一步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发展

      莆田工艺一厂的最初成功早在莆田决策高层的意料之中,除出口创汇外,高端精品也频繁亮相,在国内外获取了很高的声名。到了1958年,随着国家“大跃进”运动的不断推进,工厂不断扩大生产,从最初的租赁莆田城关后塘民房生产,发展到自建厂房(今莆田城区丰美桥附近),同时进一步招兵买马,扩大学徒招收,把专职工人队伍扩展到了200多人。这其中,被招进去初当学徒的有方文桃、闵国霖、陈国华等人,之后又有以培养接班人为名招收进去的朱榜首、黄丹桂、佘文科、黄文华四个老艺人的后代朱确珍、黄文寿、佘国平和黄国富,还有如今活跃在业界的李凤荣等一大批优秀人才。

      据省工艺美术大师、莆田市工艺美术协会会长、丹桂工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文寿回忆,当时工厂主要设有平雕(主要生产艺术钟框)、圆雕(主要生产人物故事工艺品)、喷漆、磨光和研究组(主要进行高端精品创作)等五个车间,工资报酬采取的是计时和计件相结合的方式,为了延伸生产链条,工厂同时在涵江和黄石两个业界的滩头地设立了两个雕刻点,进行厂外初加工。

      “在当时,我们的月工资就可领到两三百元,对很多手艺人来说,能够进入这样一个既学技艺又吃‘皇粮’的国营工厂可是一种极大的荣光。” 黄文寿说。事实上,工艺一厂真的是一个令人骄傲的创作集体:1956年,该厂创作了一套乐器,其器缘、柄、肚、钮都装饰着一寸见方的黄杨木片镂刻的三国演义人物及花果鸟兽等,精微细致,玲珑剔透,选送捷克展览会即得到了嘉奖;1959年,创作的圆雕人物、桌屏等27件,被选入了国庆十周年晋京献礼雅品之列;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工厂第一代技艺班底朱榜首、黄丹桂、佘文科等人形成实力雄厚的艺术创作班子,其中朱、黄两人创作了《三打祝家庄》、《立柱龙凤灯》等堪称全国一流的木雕精品,佘创作的《渔港之春》、黄创作的《十三朵金花》曾获选陈列于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高端精品在历次广州交易会上独占鳌头;进入八十年代后,工厂第二代技艺班底闵国霖、方文桃、佘国平等精品创作也崭露头角,其中闵国霖创作的《达摩》、《寿星》等系列作品得到业界高度赞赏,其创作的《洛神》获得全国工艺品质量评比优秀奖。

      不过,由于受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的影响,工厂的生产和创作曾一度低迷和萎缩,但这并没有真正阻止住工厂的发展势头。在漫长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厂的业务氛围非常浓厚,学习交流蔚然成风,工厂不但安排第一代技艺班底北上福州学习取经,南下惠安等地指导交流,还极力选送第二代技艺班底方文桃、黄文寿、佘国平等一批后起之秀到厦门工艺美术学校等专业院校进修培训。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工厂还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组织塑佛小组涉足莆田广化寺等省内外知名寺庙,进行现场制作,取得了技艺和效益上的不断进步。

      解体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莆田工艺一厂或许还是老样子,但是,历史总要改变和进步,因为历史的改变和进步,处在社会之中的一应物事也就跟着起承与转合。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随着工厂“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原先以工厂承揽业务、派人外出制作的经营模式逐渐得到演变,先是个人承揽、向工厂缴纳管理费,最后是转向完全的个人承揽生产经营。由于市场的全面开放,原有的生产经营模式受到严重的冲击,没过几年,工厂技术几乎流失殆尽,这样,工厂也就走到了她的岁月尽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业界老艺人的一片惋惜之中,工厂还是宣布了停业关闭。

      从民间到公办再转入民间,莆田的木雕工艺实际上经历了一场深入的历史洗礼,其中有官方美好意志的体现,也有民间技艺无意间的集中拉练。因此不管怎样,集体主义工厂的最终关停只能算是生产经营方式的一种终结,作为一种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工艺美术,她应该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和活力。

      影响

      莆田工艺一厂是历史的产物,在她存在的三十多年间,如果要一一数列出所培养的木雕从业人员可能已经很难了,相当一部分曾经活跃在业界的熟悉身影已经渐行渐远,但是,如果要提到她对业界发展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则是清楚和明了的。

      以工厂第一代传承人佘文科为例,他的三个儿子佘国平、佘国珍、佘国富都受到正宗嫡传,三人均成了知名的工艺美术大师:佘国平创办的“世纪雁门雕塑事业”几乎代表了全国木雕的最高水平,佘国珍因在外成功创作了高20多米巨幅的雕刻作品而声名远播,佘国富则是高等院校的美术系教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把传统的雕刻技艺提升到新的水平。同时,佘家的木雕技艺又有了新的传承,以佘向群、江晓为代表的第三代正在迅速崛起。再如工厂第一代传承人黄丹桂,其子黄文寿也子承父业,他创办的丹桂工艺有限公司,是莆田最早的大型神像木雕生产企业,也是福建省第一家打入日本、台湾佛像木雕市场的木雕规模生产企业。无独有偶,黄家的木雕技艺也得到了延续和传承,黄丹桂的孙辈黄淑钦、林飞鹤也开始名声鹊起。还有工厂第一代传承人黄阿贤,其后代的李农民,再其后的李凤荣、李凤强的木雕技艺如今也是独树一帜,李氏兄弟创作的作品多次获得大奖,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父授子艺,子承父业,传承创新,这可能是莆田工艺一厂对业界产生影响的一种最直接的形式,也是最容易考量的一种,如果再把考量视野逐渐扩大,左观右看,其影响还真的很难单用“传承”这个笼统的词汇来把握。她对莆田当代木雕业界取长补短、精益求精、学比赶超风气的形成有没有影响,对莆田眼下木雕风格的形成有没有影响,对吸引诸多台商早年来莆来料加工、设厂生产有没有影响,对方文桃、佘国平、林庆财等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铸造有没有影响,对现在莆田成为全国最大建筑装饰木雕、神像木雕生产地,全国最大内销木雕礼品、工艺品、工艺家具主产地和集散地有没有影响,如此这般这样那样的影响到底有没有,答案显然是肯定的,用省工艺美术大师、莆田善艺(李氏)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凤荣的话说,“莆田当代的雕刻艺术哪一样能不与莆田工艺一厂无关而凭空蹦出来?”但这又是模糊之说,也就是说,要认真考量起其影响恐怕是一个宏大的社科研究课题了。不过,不管怎样,有一种事实是,在遍布全市的3700多家或大或小的工艺美术企业中,在那支庞大的从业队伍中,人们仍然时不时地会看到莆田工艺一厂的影子,在他们的经营方式和技法动作中,只要人们稍作联系和遐想,就可寻找到匿藏在时光深处的丝丝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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