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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首辅叶向高与妈祖信仰

      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晚年自号福庐山人。福清县孝义乡化南里云山境(今福清市港头镇后叶村)人。明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历官左春坊侍读、皇长子侍班官、南京礼部右侍郎等。万历三十五年(1607)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为臣。时首辅(宰相)朱赓、阁臣于慎行已死,次辅李廷机闭门不理事,阁务遂由叶向高一人主持,从此他在朝独相七年,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乞休归里。天启元年(1621)再度入朝为首辅至天启四年(1624)。叶向高一生历官三朝,两入中枢,独相七年,首辅四载,卒赠太师,谥号“文忠”。著有《纶扉奏草》、《续纶扉奏草》、《苍霞草》、《苍霞余草》、《苍霞诗草》、《说类》、《蘧编》等近20种。

      叶向高是明代后期政坛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思想较为开放,能正视包容各种文化。他虽出身儒者,但却学贯三教,经常参与佛、道两教活动,倡修寺院和道观多处, 就是对当时西方来华的耶稣会士如利玛窦、艾儒略等人,也是采取十分友好的接纳态度。在对待民间信仰方面,他同样是兴趣浓厚。叶向高精通堪舆之学,笃信风水之说。对自己在石竹山祈梦应验之事一直津津乐道。在《与吕公原书》中,叶向高还讲述了一个自己曾经“祷于神,而获济”的“黄河遇龙”故事。因此对于自小就耳濡目染的海神天妃崇拜,叶向高同样是持信仰肯定态度。叶出生于福清滨海地区,当时早已有浓厚的妈祖信仰氛围。史载福清的海口、瑞峰、瑞岩、岐平、万安、玉井、玉塘等处,明代都已有天妃宫。就是港头叶向高家族,也修建有天妃宫。叶向高的《苍霞草》卷15收录有《家谱宗邻传》一文,文谓其邻族方、陈、薛等“此数家,皆吾密邻,皆共社。社有祠,以奉土谷神。又有天妃宫,创自胜国初年,凡再修,再圮,地亦再徙。今复故基,稍宏壮。语具余《记》中”。可见叶氏家族的天妃宫始建于明初,至晚明已是历经重建。该文接着又详细记述因祭祀天妃引起的一些风波和祭祀习俗。叶家居化南里云山之东,其重要“宗邻”薛家居云山之西,当时原是两族“共社”共祭“社会”(社火),后来由于薛家“其族众而嚣,每岁时迎神报赛为社会,辄使酒骂坐,甚至斗阋,乡人苦之”。不久天妃宫倾圮,必须重建。这时叶家“父老议:不敛山西(薛家)一钱,摈不与会。”遂独资重建了天妃宫,而山西面的薛家“亦自创社,不复来会”。从此,叶、薛二族分别祭祀天妃,这才避免了矛盾纠纷。但以后两族又“各悔前事,相与讲为盟约”而最终和睦相处。

      叶向高还记述了福清祭祀天妃的一些民间习俗。《家谱宗邻传》载:“乡人以元夕设醮天妃宫,大张灯,少长皆聚酒食”,这种在元宵夜举行妈祖祭典的习俗有别于莆田。因为每年在元宵夜聚族狂欢,“喧哗因生得失”,叶向高祖父叶广彬很不喜欢,因此“乃诫子弟元夕,则自为醮,而诸邻共为醮如故”。从此,“吾宗醮于家,诸邻醮于(天妃)宫。元夕之分醮,自吾祖父始也”。这样,叶向高家祭祀天妃活动又从叶氏宗族中分离了出来。在祭祀礼仪方面,“凡乡叶姓者,居恒称叔伯兄弟,至宴会,则微论门地(第),门第劣者,不得坐首座。以此日有争,后遂不共席矣。余家居,与之,为无町畦,乡人亦稍无町畦,虽不能尽忘,然已油油然矣。乡人之不争席,自余家始也”。世俗宴会以长幼有序来排列坐席,而福清化南里祭祀天妃,则是按门第高低来排列首座,门第低劣者不能坐首座,这可以认为是对天妃的一种礼敬祭俗。

      对于礼敬天妃,作为儒者出身的叶向高认为并无不妥。他在《苍霞余草》的《龙神感应记》一文中写道:“昔夫子‘不语怪’,乃吾乡天妃之著灵于海,与兹神之著灵于河,随叩随应,捷于桴鼓耳,所及不可一端尽要,以国家数百万军储之转输,南北数千里舳舻之来往,皆于此寄命,断有神以司之,而非渺茫迂远之谭耳。”在叶向高看来,孔夫子虽然“不语怪力神”,但天妃信仰非为“怪”,家乡的天妃显灵于海上,救苦救难,与北方龙神显灵于黄河,济人渡舟有相同的信仰功效。国家每年有数百万担的军储需要转输,南北有数千里的水上航运来往,大凡从事水运工作的军民以及船工们都以龙神、天妃作为精神寄托,因此岂能把这些民间信仰当作是“渺茫迂远”的迂谈看待。

      由此可见,在明代部分儒者对妈祖评价降低的背景下,作为朝廷最高重臣内阁首辅的叶向高的天妃信仰观,对当时和后代无疑都有重大的影响意义。(刘福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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