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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缓缓地流——话剧《过海》创作谈

      □周长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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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春节前夕,因福建人民艺术剧院约稿,王鸿邀我以他的小说《台北来信》为基础,两人合作创作一部话剧。

      二十多年前,我还在莆田工作,当时王鸿还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一天他跟我谈了他的《台北来信》小说的构思,我听后连连称好。因为海峡与柏林墙一样,是中华民族也是人类的大悲剧,非常值得文学作品好好去表现。

      过些时间,他的《台北来信》问世了,当时我已经离开莆田,但不影响我还是最早拜读这个作品的一个。其后,我俩一直保留着文艺创作上的交流,不知不觉有了二十多年的忘年之交。有一次,我跟他谈我的昆剧《景阳钟》的创作,谈到其中一场《撞钟》的戏,当时崇祯皇帝撞钟召集群臣,应者寥寥,夜雨冷清。王鸿听着,忽而大笑站了起来,说,当时应召只有两位大臣,其中一人就是他的先祖——兵部右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王家彦。

      天地很大又很小,人事的接近,缘分而已。

      我知道,王鸿的邀请,是对我于戏剧创作上的经验的信任,但创作一个作品,单凭经验和技巧永远不够。无需讳言,近年戏剧舞台上反映海峡两岸题材的作品已经不少,表达和平统一的内容因为大家熟悉做起来反而并不特别省力。即使《台北来信》小说已经很棒,即使我只是个加盟者。如何从两岸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开掘出新意,仍然是我们两人合作下笔的前提。

      2020年我照例回莆田乡下老家过年,不料春节后疫情突来,猝不及防,我跟许多人一样被困在老家——那座带着破落小院的简陋的旧房子里。两个多月,这是我出外工作后第一次连续这么长时间呆在老家,并陪伴当时还健在的老母亲。因此,这次被困也无意中给我回忆往昔、辨认故土和父老乡亲的机会。

      我的邻居基本上是宗亲,不时有人来串门,探望我的母亲,送给我田里收获的瓜菜。他(她)们用亲切形象的方言俚语,说着家长里短。一次次送走笑声,我又会一次次在院子里徘徊。初春亲切的日光漫过吐出新叶的荔枝树,流泻到我的身上,让我拖曳着虚幻又实在的身影。踏着脚下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的心也恍惚起来,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往昔情景,这是令人心醉又令人心碎的往昔情景:

      刚刚离去的那个快人快语的本村婶子,年轻时参加修水库,一米五左右的身材,扛石头、挑担子,一个顶三,真正的不让须眉。同是这个女人,三年困难时期,却被许多人暗暗戳着后背,说她与粮站某干部关系不清才得到更多的救济粮,因此她让自己五个孩子更顺利平安度过饥荒。

      那个遥远的下午,就在这屋后,我和童年伙伴停下嬉闹,听大人讲那个叫“龙王”的身强力壮的汉子,他坚信自己的水性和气力,为抢救财产挑战山洪暴发时的滔滔洪水,不幸殉难。

      那个叫“欹头钟”的老通信员,总是尽职地敲着锣,走过我这家门前,用铁皮喇叭筒广播村里的通知。

      西边楼房深处,本来有个老戏台。每逢演戏的夜晚,戏台上亮着“汽灯”,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记得好多次开演前,那个叫“劲头X”的干部借机登台开会,他不会因为群众等待看戏急切而放弃他的职责,一遍又一遍地宣称最后一个问题。

      还是那个戏台,那样的开会,那个有趣的大光棍小民兵,头上梳得油光发亮,借维持秩序沿着戏台左右晃荡,还不时煞有介事地抬臂看一看自己腕上的手表。大家都知道他想引起姑娘们的注意。

      还有我三年多作为回乡知青(实际上是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所见所闻……于是,吴天桂们,包括玉莲、阿伟、劲头英、福顺等人物迎面走来,叩开我的心扉,走进我的心里,让我泪流满面。于是我有了创作欲望。我跟王鸿商量:《静静的顿河》以红军、白军斗争的历史为背景,表达哥萨克人的民族性格,我们也可以像她那样,以两岸对峙、隔绝为背景,尽可能表现闽台族群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包括信俗,通过这些小人物的特殊命运,在揭示和平统一内容的同时,反映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生生不息。其实当时我心里还有一句没说出来但真真有过的话:我想把这部合作的作品献给活着和已经逝去的父老乡亲。

      于是我开始动笔,初稿很快就出来了,然而效果不尽人意。省厅和人艺召开剧本讨论会,专家们感觉作品虽有浓厚生活气息,但内容还显单薄。对我俩来说,这属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作品停留在两岸隔绝下的悲欢离合的叙述,对人物的开掘不够深入。随后的修改主要在人物塑造上加力,比如主人公吴天桂,他的第一次渡海,主要动机来自他迷恋大海、船和妈祖信仰,而帮助结拜兄弟林阿伟去台湾团聚只是导火线。

      去年初这个戏经过排练搬上舞台,并与观众第一次见面,结果反响平平,因为原来的缺陷不但未能很好修补,而且因为立了起来反让缺陷显得更大更碍眼。怎么办?

      我和王鸿反复商量。那一段日子我一直辗转反侧,我犹如一只夜航于大海中的小船,认定一个方向,也隐约看到远处一个光点,我想驶近它,但它飘忽不定又若有若无,让我时而兴奋,时而懊恼,始终在希望和失望中徘徊。感谢我省的专家同仁们,在演出后又给这个剧目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给我们极大的帮助。多年来,讨论会上不讲情面、不讲假话、无私奉献早已在福建戏剧创作上形成风气,并助推我省戏剧保持长盛不衰。其中我必须再次提及戏剧理论家王评章先生,他总能给创作提出意想不到的精辟的意见,而这次对我和王鸿所处的创作节点来说,他的帮助如拨云见日一般。他指出:吴天桂应该是个四乡闻名的船老大,他对大海、对船不是一般的迷恋,而是失去这些就会面临自己活不下去的绝望;吴天桂身上应该体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这意见太好了,让我豁然且点燃了创作心智。吴天桂形象在我的心头渐渐明晰且渐渐丰富起来——他只想继续做自己的船老大,结拜兄弟林阿伟的到来让他狠下决心,不顾一切驾船过海。由此他受尽几十年苦难的惩罚,最终两岸关系回暖,他借“妈祖回娘家”的船只,带领一帮信徒第二次过海回到大陆。他不但与亲人团聚,而且无意间又成了“船老大”——这是两岸民间直航第一人的“船老大”。到此命运画了一个圆,这是时代使然,又不排除中有坚持个性、遵循内心的成分。

      那已经是第四稿了,修改时我和王鸿难得有些正在有效“突围”中的感觉。至今回想这段历程,我的耳边还会响起多年前与前辈老师——老剧作家王顺镇先生的一次对话,他说创作要“理直气壮”,文章理直,其气方壮。这话说得极有道理,当然这个“理”字,实指理清思路。

      在剧目二次修改加工中,李伯男导演和其他主创人员做了很大的努力,对文本也做了许多必要的调整,有些是创造性的,如歌队的加入等。去年年底剧目参加省艺术节暨戏剧会演,得到许多荣誉,我与王鸿,与剧院领导谈起,惊喜之余,相对抱愧。因为这个戏离好戏还相差甚远,当然包括文本,好在我们自认有了创作方向和努力目标。

      从远处看去,无边的大海是缓缓地流着的,人类的历史,人的生活不也是这样?因此我本来给这个戏取名《大海缓缓地流》。后来我与王鸿商定,还是叫《过海》,因为这名字更民族化,而且我们当地有句俗语:“能过海,就是仙”,那就从俗趋个吉利,也不影响心中、剧中“大海缓缓地流”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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