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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姓公则明,姓私则暗

      □林劲松

      资本姓公则明,姓私则暗,这是我最近学习三一教主事迹时发现的。资本姓公则明,无往不胜,前途无量;否则就相反,姓私则暗,走投无路,暗淡无光。

      林龙江先生是明代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人。他三十五岁时创立三一教,不是姓私,而是姓公,把自己的学识和家财贡献给国家和人民,大得人心,无往不胜,前途无量,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抗倭民族英雄。

      在我国,资本的出现是十分古老的,源于私有制的诞生,家庭应运而生,粉墨登场。据《礼记》的《礼运》篇记载:“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在这里,孔子一开始就指明“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都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有历史记载可查的东西。“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并非孔子一手炮制的。而且二者,大同社会在前,小康社会在后。前者,“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

      睦”;后者却是“今大道既隐”的家庭私有制国家,所谓“三代之英”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六君子。

      与此同时,仁、义、礼、智、信、贤、谋等在三代出现了。老子和孔子,一个说“大道废,有仁义”;一个说“大道既隐”,仁义等出现。二者不谋而合,都认为“大道”与仁义的出现不是同时的,而是有先有后的。这说明,老子和孔子都研究过上自原始社会,下至春秋时期的历史。原始社会又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孔子形象地称其为“大同”。大同社会实行“大道”即好的规章制度,出现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可喜景象。从夏朝始,“大道隐”即旧的规章制度过时了,仁义等也就粉墨登场了。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说的就是这么回事,仁义道德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原始社会解体之后才出现的。

      既然如此,那么,资本为公,还是为私,从此就开始成为了决定中国历史发展命运的了。 幸运的是,中国选择了资本为公的道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要是一旦发生资本为私,与尧舜禹之道背道而驰,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面临严重威胁时,那就要发动群众,全国共诛之,夏桀、商纣等人的下场就是这样的。

      而且由于资本为公,西周时中国经济发展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农工商缺一不可,引人注目。

      《史记》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 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 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 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 资源就会缺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 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 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 于是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 繦至而辐凑。 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 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 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货 殖列传》)

      《汉书·地理志下》也说:“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齐地 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 人物辐湊......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 履天下。”冰纨,细致而有光择的白绸绢;绮绣,五彩华丽的丝织 品;冠带衣履天下,即头上戴的帽子、身上系的带子、身上穿的衣 服和脚上穿的鞋子等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应有尽有。这就是说,在 周朝初期,齐国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发展水产业和制盐业的同时,大兴轻工业,把女子组织起来,生产丝织品,帽子、 衣服、鞋子、带子,极技巧,在神州大地很有竞争能力。

      “古有分土,亡分民。”这是西周实行分封制的政治特点。各国之间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互通有无,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史记》说:“山西饶材、竹、旄、玉石,山东 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 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 ,北多马、牛、羊、 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 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这是后来《道德经》诞生一大历史条件。那时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先进国家,在齐国丝织业,还拥有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女工。

      其次是春秋五霸打出了中国历史新局面,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粉墨登场,纷纷拿出自己的学识去为国为民服务。所以,中国资本走过的路有着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资本为公是历史的主旋律。

      嘉靖三十年(1551),林龙江先生三十五岁,创立了三一教,黄州是促进者。他长跪不起,决心跟着他干到底。林龙江先生就把心法传给他。后来,三一教主回忆地说:“余初倡明三氏之教,曾作数语,令诸生日夕诵之曰:勿起邪心,勿为邪事,三教先生,教我如此。若不如此,便是心死。哀哉心死,孰若身死。住世百年,谁能不死?身死心生,方为不死。”(明 卢文辉《夏午尼经训》第二页)在这里,三教先生所说的 “身死心生”是充分肯定精神力量的作用,用的是辩证法。 例如雷锋身死了,但是,雷锋精神却激励着人们“把有限 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完全彻底为人民 服务。妈祖也是这样,虽然她在抢救海难中为国捐躯了,但是,她的优秀品质却激励着人们去继承和发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所以三一教主的道德规范教育是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是姓公的,光明正大的,自然而然地前途无量。

      三一教主这样做,用今天的话说,那叫做自我革命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有爱国爱民、勇敢不怕死精神,并且投入反腐败斗争,与社会腐败现象格格不入。国家 一旦需要,他们就会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和民族权益,保家卫国。

      嘉靖十六年(1545),那时三一教主 29 岁,海寇对我国东南 沿海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过了六年,终于 创立三一教。在那时海寇有二,一是欧洲殖民者,一是日本倭寇,它们都有资本,但是却姓私,贪得无厌。所以,它们来中国东南沿海,明则经商,暗则为盗,一有机会,就杀人抢东西,无恶不作。这是要认真对待的。所以,三一教是时代的产物,是爱国爱民先进群众团体,是莆田抗倭斗争的中坚力量。

      明代卢文辉《林子本行实录》说,嘉靖三十年(1551), 林龙江三十五岁。“教主虽倡明三教,而未受徒。黄州素与教主友善,每详察言动间,心悦诚服,乃执贽长跪,愿为弟子而受教。教主见其志意恳切,始以心法语之,而黄大本、黄应麟、黄崶、林兆居、郑泳、黄阳、黄辉阳等,相继受业矣。”林龙江先生终于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三一 教诞生了。过去,他单枪匹马,独来独往;到了三十五岁时变化了,开始拥有一个战斗的集体。这对林龙江先生来说,是个极大的鼓舞。

      又说,次年,“教主请辞庠士名籍,督学朱公衡爱教 主之才,不许。教主遂于督学门首拜谢,焚衣巾,野服而归。朱公大怒,欲执之,郡守董公士衡为言曰:‘此人真 为道不为名。’朱公少释。”(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9 年版) 就这样,林龙江先生初生牛犊不怕虎,告别了母校,登上 了传教救国新征程。

      嘉靖三十四年,三一教主三十九岁。“十二月,倭寇迫城,防守甚急,时值严冬,又多夜雨,守者不堪。教主 恒令人携酒粥钱米以给之,以为有力者倡。”这条历史记载告诉我们,倭寇临近莆田,守城官兵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狠狠的打击来犯之敌。三一教主关心他们,经常派人前往前线慰问,看望守城官兵,并携酒粥钱米,关心他们生活,为有力者做出了榜样。他们也像三一教主那样,经常前往 前线慰问,鼓舞士气。这个记载告诉我们,明代莆田爱国 爱民者多,许多有力者纷纷向林龙江先生学习,关心城池 安危。这是后来莆田人民夺取莆田大捷的重要因素。

      次年,“时疫气盛行,人多病殁。”这真是雪上加霜, 给莆田人民增添了灾难。三一教主“始鬻田造棺以施之, 自是岁以为常。”瘟疫的来临,成为了明代考验历史文化名城莆田的一道雄关。这也是三一教主资本姓公的具体表现。他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不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而是把自己的知识,把家里的财富都用来救国救民。历史事实反复证明,明代莆田人民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倭寇征服不了莆田人民,瘟疫也征服不了莆田人民。三一教主采用将心比心方法, 在三一教信徒中,及时普及《道德经》、《论语》等中国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古为今用,去抗瘟疫,去抗倭,硕果累累。人心齐,泰山移,明代莆田人民抗倭、抗瘟疫斗争 的胜利,证明了这一点。

      有比较,才能鉴别。明朝中期,政治腐败,海上走私活动猖獗。《明史. 朱紈传》说: “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承平久, 奸民阑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入互市。闽人李光头、 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 司其质契。势家护持之, 漳、泉为多,或与通婚姻。假济渡为名, 造双桅大船,运 载违禁物,将吏不敢诘也。”有朝中奸佞即“势家” 当后 台,谁还敢去过问,情况十分危急。 嘉靖二十六年(1547) 七月,右副都御史朱纨奉命提督浙闽海 防军务,巡抚浙江。 他一上任,就“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 狠狠打击 海上走私活动。“纨前讨温、盘、麂诸贼,连战三月,大 破 之,还平处州矿盗。其年三月,佛郎机国人行劫至诏安。 纨击擒 其渠李光头等九十六人,复以便宜戳之”。这样做, 打击的是日本 倭寇、西欧海盗和国内那些叛国投敌的奸民, 维护的是国家和民族 利益。但是却敌不过“中国衣冠之盗”, 他们利用手头权力,在朝 中不断散布朱纨的坏话,混淆是 非。“御史陈九德遂劾纨擅杀”,纨 终被罢官。朱闻之, 悲愤交加,服药自尽。从此以后,“中外摇手 不敢言海禁 事......未几,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

      引人注目的是,莆田人民后来的抗倭却赢得了胜利。1562 年 农历十月底,倭寇集中 6000 精锐连攻兴化府城——莆田。 十一月二 十八日,福建总兵刘显派健卒八人送公文赴莆, 中途被倭杀害。倭伪装“天兵”,拿着假公文,混入了城。 分守翁时器上当受骗,还让他们负责把守北门。二十九日, 兴化府城陷落,城内军民处于水 深火热之中。在这次东南 沿海地区抗倭斗争中,府城被攻占,那还是第一次,所以, 兴化府城陷落的告急传到京城,举国上下无不震惊。六十 天后即次年正月二十九日,日本倭寇屡战屡败,孤立无援, 最终弃城东逃。至此,可歌可泣的莆田大捷终于以莆田人 民抗倭斗争的伟大胜利而载入史册。

      同样是抗倭,朱纨失败了,莆田人民却胜利了,原因 是什么?这个历史经验来之不易,值得好好总结。 朱纨抗倭之所以失败了,是因为在那时朝中占统治地 位的是宋明理学,理学家空头理论,即理论脱离实际,害死人。朱纨是那时抗倭民族英雄,贡献大,但是在理学家那里却通不过,反而被罢官,你说理学家空头理论罪行该不该进行一次历史验收?

      与此同时也说明资本有别,姓公还是姓私,泾渭分明。三一教主坚持资本姓公,把自己的知识,把自家的财富,都用于救国救民,“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结果呢,在明朝正规军没有到位的情况下,莆田城乡人民同仇敌忾,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同倭寇进行了拼命斗争,最终在六十天之内收复了兴化府城,赢得了东南沿海抗倭斗争的伟大顺利。可歌可泣的莆田大捷正是这样取得的!这称得上是一次历史奇迹。

      综上所述,资本姓公则明,无往不胜,前途无量;否则就相反,姓私则暗,走投无路,暗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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