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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京与程颐

      □林劲松

      在《四书集注》中,“程子曰”占有重要篇幅,程颐兄弟采用望文生义、想当然的办法,篡改、歪曲孔子、孟子等的思想,为理学离经叛道摇旗呐喊,是宋朝理论战线公开的敌人。

      例如,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孔子的话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短短的一句十二个字,就把自己办学方向阐明了,要求学生好好学习,将来拿自己的学识去为人民服务。但是,在《四书集注》里,朱子却说:“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笔锋一转,“为人”变成哗众取宠的了。又说:“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愚案,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这真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变成了戏说《论语》。

      又例如,在《四书集注》的《孟子序说》中,朱熹说:“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

      ?? 其前引言注释说:“程子曰:‘韩子此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后引言却说:“程子曰:‘韩子论孟子,甚善,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论荀、扬则非也。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亦不识性,更说甚道?’”就这样,经过他“集大成”之后,孟子之死竟然成了尧舜禹之道失传的分界线。

      ??但是,司马迁在《史记》的《孔子世家》中却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说明,尧舜禹之道传到孔夫子之后又代代相传,不是传到了孟子就呜呼哀哉了,而是传了十余世,到了司马迁时代还在传。

      ??有比较才能鉴别。以上二者谁是谁非?韩愈所以错误,原因有二,一是视线太短,要是拉长了点,就会一清二楚:荀子和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杰出代表,陆贾是汉初儒家学派的杰出代表,魏征是唐初儒家学派的杰出代表……唐宋八大家,韩子第一名,他所以会出那样的错误,很显然还忘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成就。二是君臣民一起上,视野广阔,尧舜禹之道易于显现。司马迁就是这样,在他那里,“天子王侯”简直成了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尧舜禹之道的带头人!六经皆史,众所周知。但是要掌握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需要听听孔夫子的声音,好好总结孔夫子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经验。于是,《论语》、《礼记》等学习资料也就应运而生。“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从战国初期开始,天子王侯成了学习孔夫子言论的带头人。汉初,在陆贾的耐心劝谏下,汉高祖刘邦终于转变思想观念,实行休养生息制度,轻徭薄赋,尧舜禹之道又一次在神州大地安家落户。从中可以看出,《史记》是儒学著作,传播的是尧舜禹之道。所以,人们称它为“信史”,即基本上不说假话信得过的历史著作。

      在宋代,程颐不仅是理论战线公开的敌人,而且还背叛了宋神宗。神宗死后,子哲宗立,高太后“垂帘听政”,废除了熙宁新政。在那时,朝中有三派,以洛阳人程颐为首的洛党、眉山人苏轼为首的蜀党、以河北人刘挚为首的朔党,朝廷不像朝廷。

      程颐正是这样,是宋朝的乱臣贼子,那么蔡京呢?他却是宋朝的大政治家,大功臣。据《宋史》志一百三十一卷记载,在蔡京任相以前,恤民政策 在京城已经出现。“京师旧置东、西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穷丐,其后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广官舍,日廪三百人”。熙宁二年(1069),京师雪寒,诏:“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听于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

      又说,“崇宁初,蔡京当国,(在全国各地)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 三年(1104)又置漏泽园。“初,神宗诏曰:‘封府界僧寺 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 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 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至是,蔡京推广为园,置 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安济坊亦募僧人主 持,负责给人医病。规定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 实行物质奖励。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瘗人,岁终考其数为殿。

      而且,福利面广,诸城、砦、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依丐者, 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贫孤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 其衣襴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顾人乳养, 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

      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是蔡京三大恤民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值得我们今天认真研究。

      首先,三大恤民政策的出台说明,经济是基础,宋徽宗在位时,经济不断发展,宋朝比以前富了;否则,哪有那么多钱用于社会福利方面?仁宗、英宗、神宗亲民爱民,但是,那时国家经济力有限,所以,那时福利院建在京城,而且规模小。

      其次,蔡京做宰相,不仅亲民爱民,而且有魄力,富有创新精神。三大恤民政策,才开始时仅仅是京城有,几十人、几百人受到福泽。到了蔡京做宰相时,国家富有了,他不忘穷苦百姓,这个好政策终于出台。据明弘治《兴化府志》记载,直至明朝,仍然施行这个制度。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蔡京却因对辽和亲政策的变化而与宋徽宗和周围大臣不睦,于宣和二年(1120 )被罢官。《宋史》说:“然公论益不与,帝亦厌薄之。宣和二 年,令致仕。”(《蔡京传》)这是国家和人民不幸的坏消息。

      宋徽宗没有坚持宋真宗的对辽和亲政策,那是大错特错的。与其联金灭辽分土,还不如明码标价,花钱把幽云十六州买回来,更划算。这是因为辽金交战,终会导致两国经济崩溃。所以,花钱买故土,辽是会接受的。宋那时有钱,大大方方拿出来买,金也不敢干涉。两国交战,宋是第三者,应该明确表明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正确立场,不偏不倚,保留清醒的头脑,把国家安全放在重要地位。这样做,宋不会被人当枪使,就会立于不败之地。这么说,好像是有点事后诸葛亮。但是,后人分析历史时权衡利弊,还是要的。和隋唐五代十国相比,宋是进步多了,通过一系列改革,让宋朝成为世界上先进的国家。但是,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上,有时却不那么熟练,缺乏国家安全观念。所以,宋徽宗后来觉醒了,勇于承认错误,下诏罪己,是件好事。至于被迫禅让,那只不过是策略。在强盗面前,一时打不过他们,只好交权,他们要什么官, 就给什么官,相信人民,相信历史,总有一天,会严厉惩罚他们的,让他们遗臭万年。

      宋徽宗和蔡京这一对组合为国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后来却被乱臣贼子所算计,差一点亡国。1125 年十二月,宋徽宗被迫禅让,宋钦宗成了傀儡。乱臣贼子改弦易辙,倒行逆施。陈东于十二月二 十七日联合其他太学生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 结怨于辽、金,创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宋史·卷四百五十五·列传第一百二十四·忠义十·陈东传》)乱臣贼子改弦易辙,倒行逆施,竟然于靖康元年(1126 年)正月 初三(陈东上书后的第五天),下令将朱勔放归田里;贬黜王黼为 崇信军节度使,永州安置,二十七日在前往永州去的途中在雍丘(今 河南杞县)被诛杀(封府聂昌与王黼有宿怨,立即派武士追至雍 丘县南二十里辅固村,将他杀死,而托言为盗所杀);赐李彦死, 籍没其家资。处置上述三人的同一天,金军渡过黄河,宋徽宗急忙 连夜逃离东京,情况十分危急,宋朝顷刻之间就要灭亡……

      谁来拯救宋朝? 答曰:北方义军。金军进入黄河流域时,北方义军从天降。那 里人民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他们组成义军,给金军以沉重打击。 东京陷落后,王彦率部下 7000 人渡过黄河,在太行山一带大败金 军。他的部下在脸上刺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从此, 他们以“八字军”闻名天下。不久,太行山一带的义军发展到 10 多万人,都听王彦的指挥。各地义军的斗争打击了金军的士气,削 弱了金军的力量,逼得他们不得不撤出东京。老将宗泽整理开封防务时,各路义军近百万人云集开封周围,十分壮观。所以,宋朝不 会灭亡的命运就这样注定了!

      历史越学习越研究越深刻。蔡京研究就是这样。我于2002年6月退休,从此历史研究由业余转变为专业;11月27日,拙作《蔡京与王安石变法》在《湄洲日报》发表。屈指一算,蔡京专题研究近20篇,不知不觉20年就这样过去了。今天打开电脑,发现这篇旧作还没有发出去,就补充了这么一段。然后让它经风雨,见世面,听听网友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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