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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樵——从一介草民到史学大家

      □余文烟

      用粱启超的话说郑樵是中国三大史学思想家之一,中国史界光芒竟天的一颗彗星。这位莆阳田家子弟并没有积厚的家学,更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政治地位,家计又相当困乏,在宋金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他硬是靠着执著的追求、锲而不舍的努力,写出上千卷的作品,留下煌煌200卷的《通志》,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位史学大家。那么,是什么精神力量驱使他在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我们从中会得到怎样的启示?

      ——“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郑樵,字渔仲,因为曾在家乡的夹漈山上建了三间草屋读书、写作,故号夹漈,人称“夹漈先生”。

      郑樵系宋代兴化军广业里霞溪(今涵江区白沙镇广山村林边村民小组)人氏,其祖父郑宰是宋神宗熙宁三年的进士,还算风光;其父郑国器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他是太学生,没有官衔。地方称道郑国器,是因他有乐子做好事的一副热心肠,是个厚道人。他曾捐钱兴修地方水利,筑莆田广业里霞溪苏洋陂,使700多亩良田得到灌溉,乡里人着实感激他。父亲的古道热肠,助人为乐的行事,在年纪小小的郑樵心上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郑樵也建永贵桥、过来庵,修苏洋陂,他做的这一桩桩善事,大约也是缘于家风的影响,至今家乡人民还在传颂着。

      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04年)十月二十日,郑樵出生。这时家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但还算不上穷困户。后来,他给别人写信,或是给朝廷人士上书,还称自己是“天地间一穷民”、“莆阳田家子”。虽然谈不上有家学,但家世延续下来的书香气并没有中断,加之莆田一带田少人多,“原畛如绳,廛里如栉,十室五六,无田可耕”。因此,郑樵说自己是田家子,却是“幼不学犁锄”。他也确是读书的好种子,据《福建兴化县志》说,他“性资异人,能言便欲读书”。在平辈中,堂兄郑厚同他兴趣相投,后来有一段时间弟兄俩朝夕相处,切磋论学,郑厚字景韦,后来做过湘乡等地地方官,也是一位大学问家。郑樵的小弟郑槱,曾与他在一起读书,可惜英年夭折,天年不永。

      徽宗崇宁年间,社会危机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但京师东京还是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描绘道: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殊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徽宗诗文书画均属上乘,是一大家,但作为一代人君,却是昏聩之主。正是这位皇帝老儿,搞花石纲,设西城括田所,崇道教,把北宋推上了绝路,惹得大江南北农民起义烽火频起。

      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郑国器从京师太学回莆田,半路上死在姑苏。对郑樵来说,家境中衰,父亲又死,真是雪上加霜。这年郑樵才16岁。从苏州到莆田,几千里路,郑樵步行护丧回乡,路途上的艰辛,可想而知。

      少年郑樵目睹家国的遭遇,心境悲凉,却不曾丧失上进心。他在夹漈山筑草堂,立下志愿,要读尽天下古今之书,通百家之学。正是这样的宏愿,促使他研求学问,铸就出学术上的胆略。

      夹漈山在莆田西北,海拔662多米,峰峦叠蜂,树木葱茏,是读书的好地方。郑樵搭建的夹漈草堂就处在苍松翠竹和奇石之中,置身其内,但见云天景色如画,郑樵自己有诗,云:

      堂后青松百尺长,堂前流水日汤汤。

      西窗尽是农桑域,北牖无非花葛乡。

      罢去精神浑冉冉,看来几案尚穰穰。

      不知此物何时了,待看临流自在狂。

      结茅之初,郑樵生活还勉强过得去。然而自从父亲死后,家道毕竟大不如以前,有时到了几乎断炊的境地。但是一个强者的难能可贵之处,正在于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能气益盛,志益壮。后来,郑樵回忆起这一时期的读书生活,曾说了这样一段话:“……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

      郑樵家境穷困,当然没有藏书,好在莆田是人物特盛的地方,有不少大藏书家,如方渐、方略、林霆、吴与等。郑樵的学问就是靠借读这些人的藏书得来的。郑樵追求的生活目标,一是有书可读,二是不挨饿,有饭吃。他说:“有书有饭,余何慕焉。”

      郑厚既是郑樵的堂兄,也是郑樵的老师,比郑樵年长6岁,住在离溪西草堂不远的溪东草堂,人称“溪东先生”。郑樵有一首诗描述了当年兄弟二人读书的快乐,诗云:

      春融天气露微微,药草葱芽脉脉肥。

      植竹旧竿从茂榭,栽桃新书忽芳菲。

      天寒堂上燃柴火,日暖溪东解虱衣。

      兴动便携樽到岭,人生真性莫教违。

      小兄弟二人并非死读书、读死书的冬烘之徒,从“日暖溪东解虱衣”的话看,他们倾慕王猛,有济世之志、安邦之愿。在春暧花开、草长莺飞的时节,两人带着一壶酒,在夹涤山岭之中,纵论天下大事,抒发济世安邦的心愿,潇潇洒洒面对人世的冷暖。后来,郑樵还有一段回忆性的文字,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春风二三月间,弟兄二人手挈饭囊酒瓮,贸贸深山中,遇奇泉怪石茂林修竹,凡可以可人意向者,即释然坐卧。一觞一咏累月忘归。山林蓊荟,禽乌不知人来,争食,挥之不退。牧子樵夫,泽薮相逢,呼而不就坐,即疑为神仙怪物,不问姓名,脾睥睨而去。或采松食橡,浇花种药,随渔狎猎,优游山谷间,自得名教中乐地。故夏不葛亦凉,冬不袍亦温,肠不饭亦饱。头发经月不栉,面目衣裳垢腻相重不洗,而贞粹之地,油然礼义充足。弟兄亲戚,乡党僚友,谓为痴、为愚、为妄,不相辈行也。而土木形质,又好冲介自守,不广交游以求闻达,用是见斥于世,弥旷宇宙,若无所容焉。

      两个风流倜傥的小名士,优游于山林之间,累月不回,采野果,食野菜,头发可以经月不剪修,衣裳虽油垢重重也懒得换洗,真是忘形太上,亲戚朋友视之为愚妄怪物,但他们从容任其天性,哪里管得了世俗的种种议论?在这种放浪形骸中,两人又以古之贤者为榜样,以前代有节义的文臣武将为楷模,仇牧、荀息、毛遂、蔺相如、荆轲、聂政陈汤、马援、范滂、颜杲卿以及祖逖、王导等都是他们仰慕的先辈。他们身处山林,却心怀天下,立志扶危定倾。

      郑樵、郑厚一道读书,又在一起讲学授徒,虽不被世俗之人所理解,却为一般青年后生所崇敬。一来,随着岁月流逝郑樵郑厚学问大进,声闻乡里,两人又都是讲实学的,这更为年轻人所景仰;二来,郑樵、郑厚读古人书,能识大体、达世务,在两宋之际干戈纷争、世事淆乱、前途不明的情况下,他们的济世情怀,很具有感染力;三是名士的生活方式,表露了对现实的愤懑,也很能引起青年学子的共鸣。因此,郑厚、郑樵开业授徒,特别是郑厚一度从太学回归故里讲学,从学者云集,也就毫不奇怪了。

      芗林寺是郑樵、郑厚讲学之地,环境清幽,风景宜人,有郑诗为证:

      芗林苍翠甚,极目可吟诗。梅子风前落,杏花雨后移。

      清溪过半郭,孤月隐疏篱。寂寂云山外,萧然独自知。

      又:

      芗林苍翠甚,霁色绕吾庐。四面鸟声寂,一庭月影疏。

      有山皆入坐,无日不安居。好向墙东卧,看人献《子虚》。

      生活在这样的深山野林之中,讲学著书自为一乐,但郑樵关心世事、同情百姓苦痛的热忱却不曾衰减。这期间,他写了许多诗,忧国忧民的情思溢于纸上。题为《涤愫》的一组诗中有这样两首:

      天命既倒悬,将身费椒糈。朝行畏日薄,暮行畏龃龉。

      娵娃虽见珍,众嫭心未许。展转溷俌歌,敢俟庆云举。

      又:

      金革久不息,遐方徒弹指。谁为民请命,皇天犹未喜。

      茂德自不绥,眷眷我梓里。伤哉古王道,樵夫亦冷齿。

      金人的武力威胁一天天严重,而朝中百僚却是素餐之徒。抗金的将士处处受到牵制,民族前途多艰,能不使人心焦吗?而一班地方官吏,千方百计搜括,只顾中饱私囊,哪管百姓死活,所谓的“王道”,简直是狗屁,赵宋的统治,还能有什么希望呢?

      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后,郑樵的小弟郑槱同他一道在南峰书

      堂读书,郑樵写《家园示弟櫃》诗八首,教育弟弟要做一个有益于乡里的人:“天下轻黄宪,居邻孰戴良。暴田安足较,散绢未为狂。失剑羞余里,还牛让古乡。家风留不坠,少贱自翱翔。”告诉弟弟要谨慎为人:“同心作古人。”还有三首,下面一并引录。第一首是告诫小弟不要学纨绔弟子,要师从名儒,但思想要开脱。诗云:

      每恨纨绮子,交游半博徒。弃家寻有道,舍命事名儒。

      风雅非难及,今人贵与殊。夜深何所嘱,嘱汝似狂夫

      他又引导弟弟,要有“面壁”精神:

      读书经百卷,见影岂须惊。中夜山精笑,寒灯草魅争。

      脱冠神采足,掷橾眼光明。面壁吾常事,庵题“天耐”名。

      另有一首:

      学俭诚佳事,悭名岂足居。写多《崇厚论》,读废《绝交书》。

      结客饶倾产,破贫累卖车。前人家训在,孙、孔未全疏。

      《崇厚论》似应为《崇有论》,西晋裴頠作,内容是反对何晏、王弼的“贵无”而崇“有”。《绝交书》是三国嵇康写给山涛的,即《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这首诗说明郑樵推崇魏晋玄学的“任自然”,而扬弃“贵无”的一面。这跟他那名士的生活方式很合拍,但又没有遁世隐逸的情结;他有那种敢于放论批评的狂放锐气,却又踏踏实实讲求实学。理解这一点,对于以后讨论他的学术思想认识他的学术批评精神,很有好处。他以这样的精神训示小弟与门生,这在两宋林立的理学学派之中,确是卓然一家。两宋史学家大多在《宋元学案》中占有一定位置,唯独郑樵、郑厚没有地位。王梓材补二郑于《玉山学案》之下,是没有领会郑樵、郑厚的学术精神。

      需要补充一点,郑厚在学术上也是位“狂夫”。他写的《艺圃折

      衷》指孟子“挟仲尼以欺天下”,不是“贤人”,而是“忍人”;他还批评汤武犯上。郑厚的言论在朱熹等一般理学家看来,是“好为太高之论以骇世”。郑樵、郑厚二人在当时确是“狂夫”,而且郑樵要求弟弟也作个“狂夫”。看样子,大有要建立一个独特学派的架势。但是无论就二郑的实力、学术影响、政治地位,还是时局变化的情况看,要建立这样一个学派,根本没有可能。

      郑樵训导小弟的诗还有一首,是说明他的志趣的。诗云:

      只身空后死,千卷未酬恩。不辱看来世,贪生托立言

      无家称马粪,何史世龙门。负石今愁晚,中宵吊屈原。

      在自己的济世之志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只能著述立言以抒写自己的心胸。司马迁、屈原是这样的志士,郑樵追踪前辈,走的也恰恰是这样一条路径。

      郑樵读书、生活、讲学的经历,很能说明他独有的性格、高尚的志趣、特有的生活情趣以及敢于开辟蹊径的治学精神

      后来,郑樵在一封给皇帝的信中写道:“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结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他性格上有狂放的面,所以敢直抒胸臆,审视、批评前人的学术;另一面,在学风上则是谨严求实,而学术志趣,以“通百家之学”的途径,“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从根本上说,他并没有作一种异端的形态出现。这些构成了郑樵学术上、史学上独有的风貌。

      在莆田刻苦攻读了一段时间,郑樵觉得仅仅在狭小一方闭门读书,还是成不了大事业,这和他要读尽古今之书的志愿也不相符,于是便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郑樵究竞游了哪些名山大川,没有详尽的材料可以说明,依据《福建兴化县志》等材料推断,其游历的范围大概也还是在今天福建莆田、漳州等地。关于“搜奇访古”的事迹,我们在《通志》的《器服略》《图谱略》中还能找到一些痕迹。关于古代铜爵,郑樵说地方的士大夫家中多有这些古董,他见到很多这样的文物,并且依据亲眼看到的实物,纠正了文献记载中不确切的地方。在图谱方面,他看了杨佺期的《洛京图》、杜预的《公子谱》,体会到图谱的重要性,认为有了图和谱,古代的许多文字记载也就洞然胸中,图谱之学,是学术之大者。另外,《通志》的《金石略》、《图谱略》所著录的大量金石文献、图谱材料,也正说明了郑樵深入勘访、实地搜求的成绩。

      ——观察自然,渴求知识

      郑樵在夹漈草堂读书时,采菜、砍柴一类事都得自己动手,这固然是因为家境困穷,雇不起奴仆;二来,他也希望在辛苦的农家生活中增长知识,获得天然的情性。郑樵有几首诗记录了当年的生活情况。一首是《东山采药》,诗云:

      一掬金丹向晚风,山前草木尽龙宫。

      诗书便是神仙味,更笑行冲问药笼。

      在采药的过程中,对诗书的精神,更有一番新的体味。

      还有一首《负耒歌》,写出了农家欢乐的场景。诗云:

      烟冉冉兮雨纷纷,负耒耜兮出柴门。出柴门兮踏行云。

      茫茫山色天未分,相率歌吟分乐耕耘。

      郑樵虽然是幼不学犁锄,但和农民野老生活在一起,还是受到他们乐观情绪的感染。

      还有《插秧歌》,简直就是一幅泼墨画:

      漠漠兮水田,袅袅兮轻烟。布谷啼兮人比肩,纵横兮陌阡。

      布谷声声,繁忙的农人辛勤劳作,既有静态的写生,也有动态的摹写,如果不是与农民朝夕相处,很难有这等观察。

      农家既有乐的一面,又有心中愁苦的世界。《饷磕歌》说:

      提筐兮阡陌,花红兮衣白。步迟迟兮心迫迫,行至止兮嗟于役,低声相劳兮日其夕矣。

      还有一首《采茶行》,郑樵写道

      春山晓露洗新碧,宿乌倦飞啼石壁。

      手携桃杖歌行役,鸟道迂回惬所适。

      千树朦胧半含白,峰峦高低如几席。

      我生偃蹇耽幽辟,拨草驱烟频蹑屐。

      采采前山慎所择,紫芽嫩绿敢轻掷。

      龙团佳制自往昔,我今未酌神先怿。

      安得龟蒙地百尺,前种武夷后郑宅。

      逢春吸露枝润泽,《大招》二陆栖魂魄。

      这是又一种境界,群峰高耸,千树朦胧,鸟道攀行,春茗轻采,而在这其间,又引发诗思千种。郑樵的文才、诗情、史识以及对家乡山水、人民的热爱得到滋养培育。

      郑樵不是文人一般地流连山水,他细心探究禽兽草木的习性。说到自己的治学,他有这样一段话:

      臣少好读书,无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

      寄情山水之中,不仅是感愤世事,重要的是“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以研究禽兽草木的情性。古往今来,遁避世俗,结茅山林的文人墨客,比比皆是,但是能像郑樵这样把自然作为一本大教材学习、探究的,却寥若晨星。郑樵把动植物方面的知识,写成一系列著述,如《动植志》、《本草成书》等。《通志》中的《昆虫草木略》也可以说是这方面心得的结晶。这其中不仅仅是现有文献有关内容的汇集而且也有对实际的观察所得。

      对自然界中动物、植物知识的掌握,有助于对人文知识的理解,对儒家经籍内容的正确理解,也是大有裨益的。这是郑樵作为史学家而又看重动植物知识的原因所在。

      郑樵指出,如果没有动植物学方面的常识,对儒家经籍《诗》是很难弄明白的。一些儒家学者给《诗》笺注疏解,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素养,结果是越说越糊涂,越说越玄远离谱,以其昏昏,又如何能使人昭昭呢!郑樵说:“故欲传《诗》,以《诗》之难可意度明者,在于鸟兽草木之名也。”鸟兽草木之名都不明白,要解《诗》,当然不行。郑樵在这方面是下了相当功夫的。他在自然中观察,又将前人关于动植物方面的有关著作,甚至医书上的记载都取过来加以比较、讨论,写成《本草成书》等书,然后进一步去理解《诗》一类儒家经籍。郑樵读书,是既注重自然观察,又注意结合文献典册讨论问题,这是他治学的一大特点。

      郑樵曾经回忆自己是怎样深入观察天象的,他说:

      一日得《步天歌》而诵之。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

      在一个秋日的夜晚,碧空万里,星光灿烂,郑樵站在高高的山石之上,看着手中《步天歌》的记载,再验证天象星座的位置,一边吟哦,一边观察,心中默然记诵。这样坚持几天,各个星座的位置,也就记得大体不差了。

      观察自然,不仅有助于理解书本知识,同时对于树立正确的观点、破除迷信思想也很有意义。以前很多人把天象与人事吉凶牵扯在一起,宣传天人感应说和谶纬学。除一些别的原因外,对自然缺乏深入的观察,也是造成这些思想泛滥、流传的缘由之郑樵说,他深入观察天象,写出天文书,正是要杜绝这种“妖妄之说”的流播。

      依据自己的治学经验,郑樵认为要把儒生和农圃人两者的知识结合起来。他说:“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

      郑樵的故里至今仍流传着他刻苦学习的故事。1963年,厦门大学郑樵历史调查组在莆田进行访问调查,发现夹漈草堂经历了800多年风雨,还保存完好。后人又在附近新建了草堂。胜迹在离草堂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有曝书石,石长28米,宽10米,相传是郑樵当年曝书的地方。在草堂右边小山上约百米处,有一块“观星石”,据说郑樵在草堂读书时,曾在这儿观察星象,研究天文。尽管这些遗迹已经烙上了岁月的印痕,但我们还是深深地感受到郑樵的家乡父老对这位大学者的尊敬之心和景仰之情。

      ——有心报国,无路酬君

      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金兵抵临汴京城下。钦宗搜括金银财物送给金人,并允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金兵暂时北撤。各地义军纷纷抗金,朝中李纲、宗泽等亦坚决主张抗战,但遭钦宗及黄潜善等阻止,抗金力量受到打击。金人再度南下,次年,即靖康二年(公元127年),金人掳徽宗、钦宗及后妃宗室、官吏、内侍、宫女、技艺工匠、倡优等北去;文物图籍、府库,尽遭洗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依据时人的记述,描绘了徽、钦二宗被掳北去的情景:

      ……从车几十辆,百官军民奔随号哭,太学诸生拥拜车前,哭声震天。时已薄暮,将近门,犹闻车中呼云:“百姓救我!”金人在门下者迫行。

      北宋九朝167年的统治即告结束,史称“靖康之变”。

      福建莆田虽远在数千里之外,也感受到震动。郑樵、郑厚心忧时事,怀拳拳赤子之心,要在国家危急之秋,报效朝廷。郑樵有两首诗写于靖康年间,一首曰《湘妃怨》,诗云:

      黄埃游辇毂,翳日冷旌旗。龙去攀髯远,鸾孤对影微。

      魂沉江缥渺,泪染竹依稀。枯树空千载,寒松已十围。

      芦花深月色,磷火剧萤飞。横笛潇湘暮,哀猿何处归

      诗中“黄埃游辇毂,翳日冷旌旗。龙去攀髯远,鸾孤对影微”,当是感受时事震动的写照。另一首名《昭君怨》,诗云;

      长谢椒房草,终为薄命身。那教兰蕙质,翻与雪霜亲。

      脸腻匀脂浅,妆残促恨顰。故知关北夜,无分汉南春。

      红泪残胡月,轻衣半洛尘。琵琶凄切语,愁杀路傍人。

      这绝非是咏叹王昭君的凄愁身世,而是借北去汉家女之口,说出对故

      国的无限眷恋和热爱。

      这两首诗的确切写作时间不详,但郑厚曾为郑樵的《乐府四怨》

      写了《跋》,所注时间为“靖康元年腊朔”,《福建兴化县志》中记载了此《跋》。靖康二年五月,高宗建立南宋,改元建炎。郑厚《跋》点明北宋在风雨飘摇中,郑樵的诗是对时局的忧思。

      郑氏兄弟在国家危难时刻所流露出的炽热的民族情感在其书信中也可见一斑。他们在给宇文枢密的上书中说,时局危难,天子蒙尘,苍生鼎沸,愿意以死报效社稷,人生世间不过一死,“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

      宇文枢密应当就是宇文虚中,此时虚中正被罢职,他在回复二郑的信中对二郑的才略称赞有加,说二郑的文字“上则驰骋前世根本仁义,下则邃晓民情,旁达吏治。知彼知己,料敌人之情伪,则又若躬践敌庭之议。殆所谓千万人之中无一者也”只是因为自己是待罪之身,放逐在外,无法为二位兄弟引荐。

      郑樵、郑厚再一次上书宇文虚中,说幼年立下读书志,胸中便以古人自期,“每于史册,见一传而高风凛凛者,必读之再三,通即掩卷长思,跻仰其为人”。在当今民族危难之际,沧海横流处不安,所以兄弟二人终夜振衣,达旦不寐,跋涉山川,蒙犯风雨,求见通人,就是不愿求安逸,老死而比屋不闻。兄弟二人用心于古人,身怀天下安危大计,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所谓犬马之齿,未在桑榆,应当努力报效朝廷。

      宇文对二郑的志趣、才识颇为赏识,并为他们的报国热肠所感动。二郑的信中有一段话,可以看出宇文的态度:

      厚樵兄弟不自疑愚且贱,袖所著文,几三进阁下之门。每进而貌愈怡,言愈温,情愈密,进席促膝、移晷,而初情不吝。且谓厚、樵议论文章,皆可人用。经纶韬略,缓急足倚,正当求之古人,近世未见其比者。

      郑厚郑樵三次进出宇文府上,每一次见宇文,都陈述心愿,使宇文愈发加深对他们的了解与认识。据《福建兴化县志》记载,宇文看了郑氏兄弟的上书,又亲自见到两位年轻人,心中不由生发感慨:“今天下无人,吾老矣,子幸少勉之。”

      宇文不能引荐二兄弟,确实是无能为力。于是,郑樵与郑厚又给江给事上书,陈述对时局的看法。据《福建兴化县志》载,江给事即江常,虽算不上名人,也仍是可以保荐兄弟二人去报效国家的。但是,二郑兄弟又一次失望了,江常既不是伯乐,而朝廷亦非能重用贤能之士的朝廷,二郑投书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报国无门,唯有长嗟。郑樵在建炎初年得不到徽、钦二帝北去以后的讯息,心中苦痛已极。他写了一首《建炎初秋不得北狞消息作》,借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包胥的报国事迹,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诗云:

      昨夜西风到汉军,塞鸿不敢传殷勤。。

      几山衰草连天见,何处悲笳异地闻。

      犬马有心虽许国,草茅无路可酬君。

      微臣一缕申胥泪,不落秦庭落暮云。

      吴国军队伐楚入郢时,申包胥入秦乞师,秦国不愿出兵,申包胥倚秦庭墙哭了七天七夜,终于感动了秦伯。秦国遂派兵救楚难。楚昭王回到朝廷,要为申包胥赏功,申包胥逃而不受。郑樵在诗中表明自己的爱国心迹,也抒发了报国无路的苦闷。

      郑氏兄弟在第一次给宇文枢密的上书中说过,如果他们的志向无法实现,“则栖迟林野,长啸泉石。负耒而耕,耕破北陇春烟;叩角而歌,歌残南山夜月丘一壑,一山一云,便足了一生事”。但其热爱社稷之心不会改变,节义之气不会改变。“然则厚也、樵也,何人也,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得义而死,死无悔;得知己而死,死无悔。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兄弟二人就是这样的忠义之士!从这以后,屡受打击的郑樵便潜心写作,把自己的忧国情思和追求统一的心愿,寄托在自己的著述中。

      ——步履维艰,坚持修史

      贯穿郑樵一生学术活动的主线是修史活动。一者,郑樵一生学术所得,最后汇集在其史著《通志》中,从他青年到晚年对每一个领域的探索,都可以看作是为写史著作准备。二者,郑樵早年就立下修史的志愿。郑樵、郑厚曾经在芗林寺旁建修史堂。《福建兴化县志》记载:芗林寺,旁有两漈夹流,“而修史堂跨其上。相传湘乡(郑厚)、夹漈(郑樵)两先生于此授徒著书”。又说:“昔湘乡、夹漈二先生尝就山涧筑修史堂……为读书论道之处。”既然称之为修史堂,则读书论道中,历史的研读当是主要内容即使是后人追念郑樵,将书屋称为修史堂,那也说明在人们心目中,二郑论学授徒,主要和史学内容有关。另外,郑樵在其诗作中也说:“竹床读史惯,土锉勿粘尘”、“日光图史满,炳烛却惊迟”。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治学与“史”不可分离。

      一介布衣,身处山林,要写史,其困难可以想象。家无藏书,只能向有藏书的大户人家借读,幸亏这些藏书家还有扶持之心,不但肯借书,而且还提供食宿方便。大约郑樵在青年时代就有了名气,所以郑樵说他借读是“去住不曾吝情”。

      宋高宗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郑樵曾经将自己写的书献给朝廷。这些书经审核后收入到馆库之中。郑樵回莆田后,益励所学,《兴化府莆田县志》说:“四方之士,从之者二百余人。”不幸的是,郑樵的小弟郑槱、长子郑惕、前妻陈氏先后辞世,接着又是母亲病故。这接二连三的变故,对郑樵打击相当大。从兄郑厚于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再举礼部奏赋第一,诏授左从事郎泉州观察推官。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至泉州,后起广东茶盐司监办公事,又调昭信军节度推官。郑樵真正是“形单影只”了,他在给朝廷的上书中说:“樵暮龄余齿,形单影只,铅椠之业甫就汗简之功已成。既无子弟可传,又无名山石室可藏”的山河破碎家族变故,一个又一个风波迎面扑来,如果没有坚定的学术信念,当很难经受得住这样的风霜剑刀紧相逼!

      郑樵修史的困难还在于当时政治的黑暗,修史大权被政府控制,私人修史则属非法,要是被告发,不是被关进牢房就是被流放到蛮荒边远之地。秦桧当权后,秦熺把修史权牢牢控制在手中,而原来官修的《日历》、《时政记》等也逃不脱被焚弃、涂改的厄运。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八“绍兴十三年辛已二月”条载:

      自秦桧再相,取其罢相以来一时诏旨,与夫斥逐其门人章疏或奏对之语,稍及于己者,悉加更易、焚弃。由是《日历》)《时政记》亡失极多,不复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来,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佞之词,不足以传天下后世矣。

      《宋史》卷四百七十三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绍兴十四年,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秦)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年《日历》五百九十卷。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焚弃,《日历》、《时政记》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朝野之中,受到秦氏父子以“修私史”的罪名打击者,比比皆是。如郑樵的同里黄公度就因所谓“修私史”事,受到迫害。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六所载李光案也是一例:“言者论会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谤时政,于是李光家藏书万余卷,其家皆焚之。”写私史违法,收藏这些史书也犯法。李光为躲文字狱,烧掉了家中一万多卷书,但还是没能逃过秦桧迫害的掌心。后来有一个叫吴元美的人写了一本《夏子二传》,秦桧硬说这本古史方面的著作,是影射时事,谤毁朝政,说吴元美同李光关系密切,心怀怨望。吴元美为此差一点被判死罪,幸亏高宗刀下留情,把吴元美放逐才算了事。

      了解这样的背景,我们可以想象郑樵写史需要有怎样的勇气,他要克服的困难不只是物质的,或者来自内心的创伤,更重要的,他

      还要避免因恶劣的政治形势而带来的文字灾祸。

      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郑樵献书朝廷,他在给宰相秦桧的上书中说:“况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竹头木屑之积,亦云多矣,将欲一旦而用之可也。鸣呼,术业难成,风波易起,深恐传者之误,谓擅修国史,将无容焉。”那个时代,修史本来就是一件冒风险的事,而秦桧恰恰是大禁野史的罪魁祸首。郑樵直接对抗禁令,其志可嘉,其勇可叹。可是,有些学者却抓住信中之希望“庶沾寸禄”,以便进入国家图书库中看文献的话,指责郑樵是“独切切于仕进”,把他说成是一个做官迷,此言后来又被《宋史》照抄进本传中,造成很坏的影响。本世纪60年代后期,有人还甚至指责郑樵上书给秦桧,是政治态度的问题。其实,如果将这一年前后有关的历史记载仔细考察一番便会发现,郑樵曾于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对秦熺推荐他为右迪功郎表示了拒绝。

      郑樵回莆田后,政府几次荐举也被他拒绝了。所谓“部使者举孝廉者三,举遗逸者二,皆不就”。元朝刘勋在《隐居通议》卷三十一中称:郑樵“先生少不事科举,惟务著书。三举孝廉,两举遗逸,俱辞”。说郑樵“独切切于仕进”,真是冤词!郑樵一生中不曾有过科场记录,他在《通志·总序》中亦对当时的科举表示强烈的反感和憎恶。

      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桧死,此后所谓的私史案的文字风波有所缓和。在此前一年,郑樵续娶游氏。这一年,他的次子郑翁归又降临人世,52岁的郑樵老来得子,心里得到极大安慰。

      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55岁的郑樵为高宗召对。《兴化府甫田县志》对此事的记述甚为翔实,现将高宗与郑樵的一段对话节译如下:

      郑樵给宋高宗上奏说:“臣处山林30多年,写书50种,还没有最后结篇的是一部史书。这部史书以历代历史文献作根据,时限上自三皇,下至五代,名《通志》。写法虽用的是司马迁的纪传体,而又有不同于《史记》的创新之处。臣摘录其纲领成十二篇,名《修史大例》,先呈给陛下。”

      高宗道:“朕早知道你的大名,你敷陈古学,自成一家,真是相见恨晚。”接着,郑樵陈述了对《史记》与《资治通鉴》的看法,谈自己写史是参照前人的史体,同时又有创新的地方。不觉间已是三班漏下数刻,郑樵请允退朝。高宗道:“听了你的高远议论,我都忘记了疲倦。”

      郑樵请求回归山林,说:“臣是糜鹿之性,草茅小民,终爱山林,还请陛下明察。”高宗下旨,授郑樵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文字。从高宗召对,授右迪功郎这件事,可推出两点结论:第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载绍兴十八年,秦熺荐郑樵为右迪功郎,郑樵拒绝了秦熺之荐,否则不会有绍兴二十七年高宗授郑樵为右迪功郎的事。第二,《通志》基本上有了大框架,全书还没有完篇。

      另外,《宋史》还记载了郑樵受弹劾一事,但究竟因何被弹劾,又没有详细说明,只说高宗下旨让郑樵改监潭州南岳庙。监宫观岳庙,是宋代皇帝的一种安抚臣僚的手段,虽是虚名但可领得一笔俸禄后来,宋高宗还给郑樵以笔札之资,让他回去把《通志》写完抄出来而据《福建兴化县志》记载,郑樵并没有领取这笔钱。这也很能说明郑樵不是一个追求利禄之徒。

      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莆田重新修建木兰陂,郑樵写了一篇《重修木兰陂记》。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郑樵确实回到莆田,回莆田后,除潜心治学写史外,还关心家乡的水利建设。

      绍兴二十八年前后,郑樵集中精力于《通志》的写作。该书将近七百万字,以一人精力,就是誊录一遍,也是相当艰巨的任务。这期间,郑樵曾到京城临安的三馆四库査过书籍。陆游的《渭南文集》卷三十一中有一段记载说:“予绍兴庚辰(按:绍兴三十年)、辛已(绍兴三十一年)间,在朝路识郑渔仲,好识博古,城往王也。然朝论多排派之,时许至三馆借书,故馆中亦不乐云游称郑樵“好识博古,诚佳士也”。而馆中之人排诋郑樵,除了文人相轻的偏见外,看不起草民出身的史家,再就是学术见解的严重分歧,郑樵也深知自已的观念合乎历史实际,但却不合陈旧保守官僚的要求,是“骇世”的言论。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冬,金兵再度南下,高宗幸建康,临安戒严。郑樵带着卷近七百万字的《通志》,步行两千里来到临安。

      郑樵没有见到高宗,便被留在临安任枢密院编修,后来人称郑樵为郑编修,实际不过几个月。编修也算不上什么高官,汤思退选中郑樵,是要他“干办公事”。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2年),宋高宗自建康回临安。三月初九,高宗命郑樵缴进《通志》。在这之前,郑樵已经病了一段时间,就在高宗诏旨下达的当天,郑樵辞世,享年五十九岁。

      郑樵逝世后,葬在现涵江区庄边镇萍湖的越王山下,后来南宋丞相陈俊卿把墓迁至白沙灵源寺。陈俊卿曾作有一首诗,名为《题夹漈草堂》,诗曰:

      流水三间屋,公曾半席分。帝尝招此老,天未丧斯文。

      人去留青竹,山空只白云。升堂时想像,金石恍犹闻。

      郑樵离开了人世,但是他在历史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人们将永远记住。他的那种勇于开拓、执著追求的精神,也将永远激励一代代的后人。

      ——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

      郑樵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治学经历也很独特。他往往是一个阶段比较集中地钻研某一门学问,最后才把各种治学所得汇集在史著《通志》中。这里我们有必要做一点倒叙。

      在《献皇帝书》中,郑樵简略地介绍了他修史治学问的过程: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为方书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前后三十年左右。

      如果从郑樵16岁结茅夹漈山算起,其治学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

      段。第一阶段着重研读《诗》、《书》及有关《礼》、《乐》方面的著作。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以前,郑樵主要研读儒家的《诗》、《书》、《春秋》一类经籍,著有《书考》,《书辨讹》、《春秋传》、《春秋考》以及《诸经序》和《刊谬正俗跋》。他在这一阶段写出的《诗辨妄》在诗学界的影响很大,连朱熹也不得不佩服其见识之高明。郑樵治《春秋》亦有独到见地,批驳《春秋》字字寓褒贬说,对中国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后郑樵又用了三年时间研究《礼》、《乐》,写出了具有重要学术重要学术影响的著作《谥法》、《系声乐府》等。

      第二阶段,郑樵的治学重心由礼乐之学转入文字之学。《象类书》、《续汗简》、《梵书编》等著述以及相关的六书理论、音韵的作品在中国文字学、音韵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大约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前,郑樵集中相当的精力,从事天文学、地理学、动植物学的学习和探讨,写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著作,如《尔雅注》、《诗名物志》、《本草成书》、《本草外类》、《鹤顶方》、《食鉴》、《采治录》、《畏恶录》以及《天文书》等。郑樵了解、学习动植物方面的见识,主要是为了解经和注经的需要。

      第三阶段,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郑樵着力于图谱之学、校雠之学的讨论,写出了《求书阙记》、《求书外记》、《校雠备论》、《书目正讹》、《图书志》、《集古系时录》、《集古系地录》等在中国图书目录、校雠学发展史上最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品。

      第四阶段,大约可从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算起,郑樵汇集、整理自己的作品、献书,并最终完成《通志》的著述。

      这众多的专门学术著述,如今大多散佚了,只有《尔雅註》还保存下来。今人顾颉刚从宋人周孚《铅斋蠹刀编》中辑录的《诗辨妄》,虽已不是作品的原貌,但郑樵的主要见解仍能看得出来。

      郑樵把对各种学问的研究所得,汇集在《通志》的“二十略”中,所以我们今天还可以从“二十略”里看出其学术精神和学术规模。

      《夹漈遗稿》是郑樵的个人文集,另据《福建兴化县志》的《艺文志》记载,郑樵和郑厚还合写了《二郑诗集》

      如果算上一些单稿,郑樵的著作是98种,其中注明篇数、卷数的为56种,603卷,456篇,另外35种未注明卷数。除去一些重复的作品,其著作估计有千卷之多。郑樵说自己“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并不是夸大之词。

      郑樵立下通百家之学的誓言,并为此奋斗了一辈子,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如果没有这种专门之学所得,郑樵的《通志》也就失去了最精彩的华章。一般说,“二十略”是《通志》的精华,而“二十略”之所以是精华,是因为它集中了郑樵专门研究的心得,是他独断之学的所在。一个学者如果没有专门的、潜心的研究,其作品是不会有真正的学术价值,也不会有永久的学术生命力。这是我们从郑樵的学术经历中得到的一点启示,也可以从郑樵著作中看出其价值所在,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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