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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海红潮 (报告文学)——战斗在伪“和平救国军”中的中共党员

      □郑国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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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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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合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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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游击队活动地黄瓜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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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庭故居所在地,今荔城区拱辰街道四亭村

      主人公张伯庭,浓眉,细眼眯成一条缝,鼻梁直,但低,厚嘴唇,门牙是露的……一脸的憨厚相,如果不看相片之外的文字,你会觉得他放在任何政权任何机构,都是杂役一名。时势造人,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他却成长成一条铮铮铁骨的汉子,还是船老大——中共莆田县委书记。在胜利曙光初露时,他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倒在赤色的湄洲湾海岸边……

      1942年5月,初夏午后的斜阳还高高地挂在莆田县城的上空,耀眼的逆光穿透门前浓郁的荔枝林,投在院前砖埕的影子令人迷幻……秘密潜回家中的张伯庭,透过楼上小窗的一道缝,一眼看见邻居大厝婶挑着牛肉担子出现在回来的村道上……

      从她那急促的步伐,张伯庭读出她肯定带回什么要紧的东西。

      大厝婶年轻,界外(沿海)人,嫁给隔壁陈家,却比本地女人胆子大,说话落落大方,陈家虽是革命联络点,然而她丈夫是个窝囊废,党组织所需的联络跑腿的事,都由她来完成。她丈夫杀牛宰羊的技术不错,但推销贩卖牛羊肉的事就全由女人了。女人心灵手巧加上嘴巴甜,村里卖不掉的肉,就卤了挑到城里十字街去卖了。城里有钱人多,卖卤肉赚的比鲜肉还多一成!

      张伯庭看中的就是她每天往返城里与四亭村这一点。他与闽中特委约定,就以十字街打金店为联络点,有事通过大厝婶,让她传递通知给他。

      果然,这时大厝婶过了自家门没有拐进去,而是直接来到了村东头第一家张家。伯庭站在大门里,招呼:“大厝婶,生意好啊?今天都卖完了。”

      大厝婶答:“是卖完了,还剩一块,你家可要?”

      伯庭知她有事,忙说:“进来吧!进来喝口茶,天气这么热,辛苦你了。”

      大厝婶迈进门里,既不要喝茶,也没有开担盖取“一块肉”,而是低声对伯庭说:“十字街打金店店主带东西给你。”不等伯庭答应,她往房间暗处走了两步。衣衫单薄,她很懂礼数地转身背对着伯庭,从肚兜里掏出了一张小纸条,庄重地递给了伯庭。

      上面写着:“明上午九点鼓楼菜馆二楼,略奉薄酩,恕催。老汉。”

      伯庭笑了:“老汉真幽默,这纸条还有结婚请帖的腔调。”老汉叫翁鸿镗,闽中特委委员。

      次日上午,算准时间,伯庭踏着古驿道的石板路来到了约定地点:位于古谯楼正对面,十字街街口的鼓楼菜馆。尽管地处莆田城最繁华喧闹的商业街,但还不到中午饭点,菜馆里十分清静,伯庭进门时,店里的伙计做了个请的手势,他就踏着木楼梯登上了二楼。

      二楼也是大房间,可以办四桌酒席。伯庭上楼看到:翁鸿镗已坐在靠窗的一张桌上,边上还有两个陌生人。

      见到伯庭,翁鸿镗站起来,向他介绍两个陌生人:“这是戴天宝同志,这是陈文通同志。他是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大队张天祯部副官;他在张部第一中队任文书。”

      “汉奸啊?!”伯庭吃了一惊。

      “不要一惊一乍的,都三十出头的人啦,还这么不成熟!”翁鸿镗把伯庭按在椅子上,“今天通知你来,就是叫你下海当‘汉奸’的,而且是带人带枪当‘汉奸’去…… ”

      伯庭又要站起来,翁鸿镗有力的手又把他按下去,并从衣兜里掏出一份文件,是蜡版刻写油印的,递给伯庭。

      这是中共东南局刚刚发来的关于反对“国顽”第二次反共高潮及实行隐蔽精干政策的指示。文件中提到: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亲自写了中共中央给东南局的指示信,明确提出党在国统区的方针不同于战区和敌后,应当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简称“十六字”方针)。

      领袖有此指示,伯庭坚决执行。他坐定后,翁鸿镗说:“不仅我们这么做,人家老蒋已捷足先登了。戴笠的军统闽南站派第一个特务叫郑文贤,利用仙游同乡的关系,前往湄洲岛跟随张逸舟活动,取得了张部秘书长的职务。军统闽北站不甘落后,1940年8月,派郑德明、林沧圃、苏骏驹三人,带着二十余人枪下海,与闽南站的特务竞争勾结伪军。军统闽南、闽北两站派去的两郑争夺张逸舟部的工作领导权,各执一理,相持不下。自福州第一次沦陷后的五、六月间,一直到那年的年底,戴笠决定另设闽海军运直属组时才告停止。所谓闽海军运直属组,只有组长张驰一人,由军统局直接掌握,所有下海的特工郑德民、林沧圃等北站的人,郑文贤、谢文新等南站的人,都归张驰领导。张驰是张逸舟为德化民军司令时的旧属,且是同宗,私交甚密。仙游阿妪就认这一张字,他没有公开的职务,张逸舟却对他言听计从,十分强势,伪军官兵都叫他太上司令,简称‘太上’。你想知道这位太上第一次在南日岛见到张逸舟时,两人的对话吗?我让天宝跟你学说一番吧!”

      戴天宝说,张逸舟一进郑德民的指挥部,就打趣地说:“据说有蓝衣社分子(当时人们不知道所谓军统特务的名称,一般都称呼为蓝衣社分子)潜入本岛,搜查,搜查!”张弛微笑地答道:“蓝衣社分子,竟然胆敢来到伪军汉奸的所在地活动,真是胆大包天,可恶至极!逮捕,逮捕!”副司令黄玉树接着说:“你这吃豹子胆的特务,竟敢在我们面前,公开骂我们是汉奸、伪军,而又高呼要逮捕蓝衣社分子,真是‘贼喊捉贼’了,如此刁顽之徒,应该给你来个下马威,先打四十大棍,然后押赴法场处斩!”这些开玩笑的话,逗得在场的都哈哈大笑起来。说笑之后,张逸舟就要张弛到他的司令部去。郑德民连忙阻止说:“阿驰刚刚到此,一路辛苦,我看还是让他在这里休息一下,明天过去不迟。”于是决定第二天送张驰到总司令部去。接着,他们又商量派人过海去石城买猪来宰杀,办酒席为张驰接风……

      说完,翁鸿镗拍着伯庭的肩头笑谈:“张书记,我相信明天你去见这位族兄,他肯定也是杀猪宰鱼宴请你的——都说一笔写不了两个张字,这位闽海之王就吃这个啊!”话毕,收敛笑容,布置张伯庭尽快去忠门、渠桥基点村,动员组织武装骨干下海投入伪军之中,说完大家便分头散去。

      张伯庭,1910年1月出生在莆田城郊四亭一个贫农家庭。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1926年,他到涵江中学当工友,党组织正在城涵各中学学生中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他有机会和革命同志接触,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他配合党的干部在四亭、郊下一带发动农民,建立农会。以郊下为中心,开辟了一个比较稳固的革命基点,并逐步向周围几个村庄发展。在此后十多年中,这里一直是莆田县内地与沿海联络的重要据点。这一带普遍种植甘蔗,便于隐蔽,我党游击队经常在甘蔗丛中扎草房,作为居所。伯庭的母亲和弟弟及邻居大厝婶等都担任联络工作,因为群众关系好,人缘好,住在这里的革命同志都没出过事故。1929年他入了党。

      1935年,张伯庭任莆田县委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利用国民党农会组织,开展各种合法斗争。特别是在郊下、溪安、长丰等一带,贫苦农民都发动起来,迫使地主接受二五减租,并开展了反对“买青苗”“放高利贷”的斗争。此外,他还组织了一支农民抗日宣传队,亲自参加编演戏剧,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产生很好的影响。

      1940年,莆田沿海一带因灾歉收,发生严重粮荒。张伯庭在忠门发动农民游行请愿,迫使国民党当局发放了一批救济粮,减轻了灾荒给群众带来的痛苦,扩大了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到处摧残压制抗日力量,我党工作很难开展。就在革命处于困难的时候,张伯庭受命担任中共莆田县委书记。为了开展抗日反顽斗争,他奉命到顽固派势力相对薄弱的莆田沿海一带组织武装力量。在工作中,他与群众同甘共苦,取得了信任和拥戴,取得了工作的主动权。先后在黄瓜、南日、湄洲等岛屿发展了一批抗日力量,建立了据点。从此,以莆田沿海岛屿为中心,向北通过黄瓜岛可以与福清、平潭、长乐等县联系,向南通过湄洲岛可以与惠安、晋江等县联系,形成一条海上交通线,使闽中地区的地下交通能从陆地和海上两路巡回机动。

      1941年9月,中共闽中特委机关迁往长乐南阳,张伯庭随同特委机关转到长乐,担任机关警卫工作。1942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江田事变”,派兵进攻南阳。为了保证特委领导安全和保存武装力量,张伯庭率领机关教导队一百多人由海上撤到莆田沿海一带,继续坚持斗争。

      张弛、郑文贤、郑德民等军统特务投入“和平救国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张逸舟所部的伪军性质。并非由于国民党“政令不通”,而是军统自成体系的性质决定的。1941年春夏之交,张逸舟被国民党福清保安队赶出南日岛,退到了白犬岛借“和平救国军”第一路军所部林震的一席之地栖身,这使张逸舟及手下的大小头目明白过来:身居乱世,谁的拳头硬谁说话算数。否则挂什么旗号都无济于事。他深感自己尚实力不够,渴望尽快扩大队伍、扩充实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令张天祯向他的“把兄弟”张伯庭求援。

      恰如祈梦有人送来了枕头,张伯庭把情况向翁鸿镗汇报后,即从莆田渠桥、忠门基点村和特委干训班组织三十七名武装骨干下海,被编入张天祯大队第一中队。这些地下工作者都经过严格审查,并宣布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严格保守党的秘密,不准暴露本人和其他同志的真实姓名、家庭地址,不准嫖赌淫和吸毒。

      次年8月,为了统一对海上武装队伍的领导,同时继续做张天祯的转变工作,以便左右该伪部,闽中特委决定派特委委员翁鸿镗下海。他化名为张国栋,由张伯庭以同宗兄弟的名义推荐给张天祯。翁被委任为大队参谋长兼政训员。随后,翁与张伯庭研究决定,并巧妙取得张天祯同意,把莆田、福清、平潭三支队伍合并,成立第二中队,由中共党员康金兆(即康国强,化名张国强,也作为张伯庭的同宗兄弟)任中队长。

      张伯庭在伪军中虽无公开职务,但他以张天祯把兄弟身份纵横海上伪部,张天祯对他言听计从。为了进一步扩大海上力量,躲开陆上国民顽固派的挤压和摧残破坏,闽中特委从惠安等地再动员一批人员下海。张伯庭向张天祯建议成立第三中队。至此,张天祯伪部中的伪我实力比例如下:第一中队总人数八十多人,我占一半,实权控制在地下人员庶务长林锦云及各班班长手里;第二中队总人数一百五十七人,全部是地下人员;第三中队总人数八十多人,全部是惠安籍地下人员;第四中队七十多人,全部是伪军,大多是张天祯的东峤赤岐老乡。由于第二中队人数最多,武器装备及队员素质最好,故深受张天祯器重。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基本可以左右该伪部。

      “和平救国军”其实就是各股海匪的乌合之众,内部互相倾轧和吞并是免不了的。在兼并中,张逸舟部由于得到日军和军统两方面的支持,终于统一了闽海诸匪。而由我党控制的第二大队第一中队,在战斗中,表现坚定、勇敢,在跟随张逸舟向北扩张、建立“海上王朝”的进军中,一直是伪军第一路军的主力之一,不论在白犬岛或南竿塘都是跟司令部驻扎在一块,对伪军首脑的活动情况比较容易掌握。这对当时闽中特委在长乐前线建立隐蔽抗日根据地是十分有利的。

      “海上王朝”成了“张家王朝”,张伯庭与张驰一样,在这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1942年9月,有日本运输舰一艘,运载汽油(后查明是航空用油)一万多桶,每桶五十三加仑,驶至闽浙交界的海面,被美国飞机炸沉。该运输舰重新浮出水面后,汽油一桶一桶地浮在海面,随潮水漂流南下,被东引和西洋各岛的渔民捞去,藏在了家中……

      张驰对张伯庭说:“第一中队在西洋岛驻防,你可过去,督促弟兄们把汽油都收上来,我们有用。”

      伯庭:“您是仙游人,不懂海面的风俗:破船救人捞尸,甚至收埋海溺,是渔民的俗例;而捡拾破船上的货物,也是历来的惯例,不拿,也沉到海里了——理所应当。渔民既把汽油捞回家,如何收得上来?”

      张驰说:“你们界外人‘拾打破船’的习俗,我怎么不知?但这次情况不同,渔民都是木帆船和舢板,汽油有什么用;上海、宁波、温州大港口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敢去卖吗?要钱不要命吗?”

      伯庭:“总得给点什么吧!总不能拿枪对着老百姓,逼出汽油来?”

      张驰笑了:“不用你做恶人,拿钱买回来。”

      伯庭惊讶:“听说是一万多桶,哪来那么多钱啊?”

      张驰胸有成竹:“这个不用你发愁,我们的军需仓库里,有十箱储备券(系汪精卫南京伪政府发行的,南竿塘张逸舟军需仓库里的储备券为军统假造的),你带一箱过去足够了。”

      伯庭:“哦?……”

      伯庭离开南竿塘前往西洋和东引岛时,张驰特地又交待:“给渔民储备券,告诉弟兄们,手门要松,但也不能太松。太松了,发的数量太大,很容易露馅出事,弄得不可收拾。”

      张伯庭领导第一中队顺利收回渔民手中大部分汽油,深得张逸舟张天祯的赞赏。张驰又命令他把汽油雇民船运往福州,转运南平,由军统派汽车到南平接运往重庆。

      张驰后来告诉伯庭:

      1943年3月,戴笠来到福州,住在上杭街尤柳门家里就曾夸夸其谈:“在这抗战期间,我们赖着全体工作同志的努力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对政府、对抗战的贡献是大的,这种情况,委座对我们是了解的。……这次我路过江西某地时,遇到福建保安处长黄珍吾。黄处长曾告诉我,‘海岛上那一帮人都是汉奸,很靠不住,你要注意。’我就接着答复他:‘敌人常说,一滴汽油一滴血,我看,像这样能够送汽油给我们的汉奸,不妨多出几个有什么不好!’黄处长听到这里,也就哑口无言可答了。”他讲话时得意的神态,溢于言表。

      伯庭听了心里一松,倏尔一紧:自己和我党地下人员,是否表现得“太优秀”了,以至暴露了与其他伪军明显不同的战斗力和执行力呢?

      尔后,张天祯返回莆田乌丘老巢,所部驻防湄洲岛、南日岛和黄瓜岛等地。

      1943年10月,福建省委机关拟迁到闽中,但经济条件十分困难。正在这时,隐蔽在伪军中任副官的中共党员蔡光镳报告:有一艘大型货船在厦门装货后将返回乌丘。闽中特委当即决定在我秘密基地鸬鹚岛附近进行截击。结果缴获一批日军禁运物资,价值三万多元法币。后来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些货物变卖,所得款项供给省委、特委机关开支。

      隐蔽于乌丘屿的第二中队,先后于1942年底和1943年2月,两次袭击前沁盐场的国民党盐警队,缴到步枪六十杆、轻型机枪一挺、手榴弹数百枚。由于有陆上地下党做内应,每次登陆缴枪,皆如探囊取物,弄得盐警不知兵从何来,目瞪口呆。其他伪军又对第二中队羡慕不已。1942年11月,打入伪军第二大队任检查处处长的陈天连带队出哨,遇到国军的三艘运粮船,立即截击。结果缴获大米七百多担,除一部分留在海上外,秘密运到我党控制的沿海基地,支援陆上自卫武装队伍。

      1945年3月,日军已处于日暮途穷的境地,军用给养日趋吃紧。有一艘日本运输船运载汽油经乌丘海面,被陈天连的检查船拦截检查登船时,陈天连故意碰开自动卸货开关,使船上的几百桶汽油滚入海中……这批汽油被附近的渔民打捞后,集中到地下党组织手中,分散运进内地出售,所得经费充作地下斗争之资。

      1945年5月18日,日军从福州撤退。

      21日,福建省委在长乐南阳召开紧急会议,针对日军撤退后的形势,断定“和平救国军”必将“反正”投靠国民党而出卖我隐蔽队伍。省委决定张伯庭等一定要在他们“反正”之前,把自己的队伍撤回山区。随之,省委领导先派蔡文焕从长乐南阳赴湄洲岛向张伯庭传达省委的决定。但蔡文焕不是走陆路从莆田通过地下交通线与张伯庭联系,而是从长乐牛头湾直接弄了一条木帆船,随带十一人从海上航行南下。结果船在平潭海面遭国民党保安部追击,弄得桅断帆坏,只好拐到莆田黄瓜澳修理,耽搁了一个多星期时间。待续航到湄洲时,伪军已全部过海驻进了莆田忠门的东吴村,蔡只好接受林萱建议,让船继续顺风南下到晋江科任(林的家乡)登陆,结果酿成十一人全部被捕的“科任事件”。

      蔡出发了好几天,省委领导听不到消息,遂又派粘文华从惠北乘船去湄洲找张伯庭传达省委指示,要求他们立即组织人员从海上撤退到惠北。但张伯庭考虑到隐蔽队伍的处境,已今非昔比,而是置于伪第一路军五六百人的监视之下,且所有船只均被副司令黄玉树封扣,故从海上撤退是逃不出敌人魔掌的。因而张伯庭把希望寄托在张天祯身上。他认为只有策动张天祯一起上山,才有希望逃出伪军与国军联合控制的海区。但张天祯既怕投靠国民党后终会被消灭,又怕跟着共产党自己会受不了(他吸毒成性,兼有一妻两妾),故一直在犹豫观望。就这样,省委对张伯庭的指示得不到落实。

      5月29日,形势骤变。黄玉树下令伪第一路军全部由湄洲岛移驻对岸的东吴村,开了伪军久未进驻陆地的先例。6月2日,国民党保一团分别进驻东吴周围的几个村庄,对东吴形成包围的态势。在驻扎东吴的几天里,黄玉树故意以防范保安团袭击为名,每晚三更半夜集合布防,加强岗哨,制造其并未与国军勾结的假象。6月7日凌晨,伪第一路军指挥部突然以通知开会为名,将康国强诱捕并即刻带到海边枪杀。紧接着,黄玉树派警卫中队立即包围隐蔽队伍第二中队驻地,宣布要搜查共产党干部。与此同时,国民党保安一团的队伍亦涌入东吴村,挨家挨船进行搜查,致使隐蔽在海滨船上的张伯庭、邱子国被捕。

      东吴村后的小山坡上,伫立着明代建成的七层石塔,那是渔家为雾海中的归舟所筑……此刻,夕阳给湄洲湾披上了一层粼粼波光,张伯庭和他的战友们在塔下站成一排,面对统治者的枪口,他坦然微笑,眼望海湾,他坚信:争自由反压迫的鲜血,如同大海赤潮,必将永恒……

      国民党保安队的枪声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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