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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中的食品站

      □林劲松

      前几天在整理家庭档案时,掉出一本泛黄的小本子,封面上写着“市镇居民副食品补贴证”,打开一看才知道,这是印制于1985 年的一种副食品补贴记账本,用于取消居民猪肉供应后的副食品补贴登记,并由各乡镇食品站负责发放。

      说起食品站,给人的记忆就是管杀猪的。最早食品站由乡镇供销社建立,五十年代初期的供销合作社,不仅做好群众生活用品供应,还经营生猪屠宰业务, 1955年国家实行生猪经营“一条鞭”政策,原由供销社经营的生猪业务,移交商业局旗下的食品公司经营,山区的生猪业务仍由供销社经营。这些由县食品公司主管的生猪屠宰场,也就相应叫做“食品站”。食品站不仅经营生猪,还从事活禽和蛋类等副食品收购,为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做出应有贡献。

      还是先从养猪讲起吧。一头从猪市买回的仔猪,养到大腹便便的肥猪,一般要花9至12个月,十二个月再长不大的就叫猪古。养猪用的是自家泔水加米糠,还有番薯藤和水浮莲。每当主人提着装满饲料的水桶来到猪圈门外时,闻到饲料香味的猪猪就会用嘴拱着门板吱吱叫唤。填饱肚子后的猪宝宝趴下就睡,醒了吃,吃了又睡,长的膘也就越快。到了长成一百二十斤以上个头时,大肥猪就可以抬到食品站交售,这叫“出栏”。出栏前主人先跑食品站踩点,看看别人家卖的大猪肚皮有多厚,回去再掂量下自家大猪出栏前该灌多少饲料才合适。第二天请来两个体格健壮的邻居帮忙,把肥猪按倒地上四肢绑紧,然后用碗口粗的大竹棍抬起,在大猪一路嚎叫下抬送到食品站卖掉。

      交售大猪先过评级关,食品站配有专门评级员,有经验的评级员只要按按猪脊背,托托猪肚皮,就可以说出猪的等级,评级越高,猪卖的钱就越多,一般猪都会评上四等级,这对评级员来说,好坏全在他的一句话。定下级别后,评级员就用剪刀在猪背上剪出“苏溜码”,凭这“苏溜码”就可以找食品站开据发票,这发票很重要,不仅可以兑取现金和肉票,还是养猪户向生产队报告完成派购任务的依据。如果评级中检出大猪灌了太多饲料,评级员还要作出除掉相应重量的处罚,因此卖猪人总是小心翼翼,向评级员递香烟、赔笑脸,图的是少处罚、多评级。

      屠宰业是个辛苦的行当,杀猪人每天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做好屠宰前所有准备工作,然后把趴在地上的大猪一个抓尾巴,一个提耳朵,按倒在案板上,如同“庖丁解牛”那样,就地解决掉。那时的食品站,每天凌晨都要杀掉几十头猪,赶在天亮前把宰割好的猪肉摆上各个销售店。

      宰割好的猪肉主要供应城镇居民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由于猪肉匮乏,政府采取凭票计划供应,肉票由县食品公司监制,每张票证面额四两至一斤,每个居民一年可以供应好几斤肉票,遇上春节元旦,政府还会增加节日供应。那年代供应的平价猪肉每斤大概八毛左右,如买一斤肉,需付给八毛钱,再交付一张面额一斤的肉票。

      由于肉票供应对象为城镇居民,农民只有靠养猪才能得到奖励肉票,为了获得更多肉票,家里人口多的农户就会多养猪。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农村开始出现私宰私卖现象,农民买私宰肉不用凭票,而且可以随意挑拣部位。私宰现象曾引起主管部门注意,当时公社市管会(工商局前身)一旦得到举报,就会派民兵半夜埋伏在私宰户周边,一听到猪嚎叫声便蜂拥而上抓个现行。

      当年的县城关食品站设在东门兜外,城南市场和城北市场设有两处肉铺,群众称肉铺叫“肉架”,由于全城仅有两处供应点,上架的猪肉又不多,要是太晚了有票也买不到肉。因此每天一大早肉架前就挤满买肉的居民。那时候买肉人不能随意挑拣,好坏全凭营业员手中一把刀,因此,买肉营业员成了那年代热门职业,当时社会上有一句流行语,叫做“一嘟嘟,二杀猪,三……”,三是什么忘记了,“嘟嘟”指的司机,当年司机是最热门职业,其次是卖肉的,足见食品行业炙手可热。说来难以相信,那年头大家买肉专挑肥的买,只因肥肉可以用来熬油。1977年恢复高考,我第一志愿填报商业学校,图的就是毕业后能分配到油水多多的商业供销部门。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放开,养猪户越来越多,肉品供应越来越丰富,到了1985年政府不再供应猪肉,改票证供应为副食品补贴,即本文开头提到的补贴登记本,按居民人口每月发给补贴款5元,别小瞧这五元钱,当年工资才38元,至此肉票退出历史舞台。1986年,政府又做出进一步改革,取消居民副食品补贴,将补贴款作为工资构成部分,直接打进工资总额发放。到了九十年代,为保证市场放开后的猪肉都能经过卫生检疫,政府将分散各地的生猪屠宰统一集中管理,不少食品站也就成为定点屠宰场直至今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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