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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界研究郑樵859年

      □余文烟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郑樵赴临安上《通志》。第二年,这位大学者便辞别人世。800多年过去了,经过不寻常的历程,郑椎在学术上的贡献,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讨论的深入,郑樵作为大史学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创新精神的代表人物,方被人们所理解。800多年来,对郑樵的评价有褒有贬,从这些褒贬中,我们会得到启发,悟出郑樵学术的时代价值所在。今天,对郑樵的评论,有些取得了共同的认识,有些还存在分歧。今后,争论还会继续,但每一次争论,都会促进对郑樵学术认识的深化,而郑樵现象在文化领域内又是一代学术思潮变动的反映。

      一、《宋史》中的诬词

      《宋史》卷四百三十六的《郑樵传》中,有一段评语:“(郑)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这种不着边际的议论,由于是出自皇朝正史,对后世的影响也就特别大。说郑樵“平生甘枯淡,乐施与”,还有点根据,其他的话又何据之有?郑樵是“好为考证伦类之学”吗?郑樵治学是“博学而寡要”吗?《宋史)的说法确属不实之词,而把郑渔仲说成是急于仕进的人物,更是捕风捉影。

      寻根探源,元人修的《宋史》的这段话,出自与郑樵同时代的史官周必大之口,倒不是元人的杜撰。这里可以做一点比较。周必大的《辛巳亲征录》说:

      癸卯……枢院编修官郑樵卒。……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可见,《宋史)评郑椎是一字不差地抄录了周必大的话,这真是太冤枉郑樵了。

      其实,周必大把郑樵说成是“独切切于仕进”的利禄之徒,是毫无根据的。16岁的郑樵在父亲死后,便结茅越王山、芗林寺和夹漈山,立志读尽古今之书,通百家之学,而无意于科场。《通志·总序)中还有郑樵批评利禄之路的文字。他说,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也,然朝论多官禄,学术日坏,100多年后,经师传业兴盛,枝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途使然也,且百年之间,其患至此:千载之后,弊将若何!”到了宋代,学术局面是“经既苟且,史又荒唐”,“儒学之弊,至此而极”。可见,郑渔仲治学,绝不是要使自己走上求仕进、求利禄之途,而是要救儒学之弊。

      又据《(福建兴化县志》记载,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郑樵献书后回莆田,“复还草堂,益励所学”,“部使者三举孝廉,再举遗逸,不就”。又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八“绍兴十八年二月丙申”条载:“布衣郑樵为右迪功郎,以经筳官秦熹等言其学术也”。郑樵拒绝了秦熹之荐,所以才有以后王纶、贺允中荐郑樵为右迪功郎一事。事实明明白白,郑樵淡泊名利,唯求学术发展。

      郑樵在《上宰相书》中确实有希望“庶沾寸禄”之语,但通观全篇,他请求政府给他一个翻阅秘阁藏书的条件,为的是争取早日完成通史的撰述,这当然不能说是“独切切于仕进”。再说,我们曾作了考证,郑樵在写《上宰相书》时,还没有认清秦桧的面目,而一当他认出秦氏的祸心,便毅然返回莆田,于是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的秦熹之荐才没有被接受。

      这又产生了两个问题,就是周必大为什么要这样写郑樵呢?周必大与郑椎的矛盾又是怎样产生的呢?郑樵没有留下文字,周必大也没有明说自己为什么对郑樵没有好感,“识者以是少之”。但我们找到了一条旁证材料,这就是陆游的记载。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十月,郑樵去临安献《通志》,高宗因金人再度南下,幸建康,郑樵虽未见高宗,但得枢密院编修官,入史馆。周必大时在史馆,陆游以亲眼所见的事实,描述了史馆中人士排挤、打击郑樵的情形。他说:

      予绍兴庚辰、辛巳间,在朝路识郑渔仲,好识博古,诚佳士也。然朝论多排诋之,时许至三馆借书,故馆中亦不乐云。

      在陆游的心目中,郑樵是“好识博古”的佳士,而朝中却要排挤、诋毁他。郑樵连上三馆阅读书籍,馆中人士也不乐意,这其中包括周必大在内。究其原委,就在于郑樵“好识”与“博古”,郑樵独到的史识、犀利的学术批评及通百家之学的胸怀和成就,与那种僵死的学术环境大不相宜,由此而受到打击与排挤,自然也就在意料之中。陆游是耿直热肠,他看到了事情的真相,便说了公道话,《宋史》的作者不采用陆游的评价,而完完整整抄录周必大攻击郑樵的议论,只能说明其与周必大气味相投。

      明人柯维骐在所著《宋史新编》中为郑樵辨诬,他说:“樵平生甘枯淡,乐施与,论者谓其‘切切于仕进’,盖弗察也。”  可惜,“盖弗察”三个字后面没有摆出事实来,没有彻底揭穿《宋史》作者的材料来源,进而揭穿其诋毁郑樵的用心,加之《宋史新编》的地位敌不过《宋史》。因此,就没有可能消除《宋史》的错误评价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南宋到明代,给予郑樵较高评价的也不乏其人。如元人刘勋在(隐居通议》中为郑樵说了不少好话。钱士升在《南宋书》中称郑樵是“良史”,并说:“渔仲《通志》,广搜群辑,允称良史。”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明人修的方志,它对郑椎的评价和《宋史》完全不间,

      明人周华修的《福建兴化县志)中有一段话,颇有助于我们认识郑樵的高风亮节。

      先生(指郑樵)标表独立,节行尤高,不汲汲于势利。居乡累岁,不一诣郡邑,门人束脩,一无所受。晚得祠禄,尽以为笔札;诏从费官给,未尝取也。于人不苟合,而好贤则笃,见寸善推誉如不及。有来质问,苟可告语。为之倾倒,滚浪不倦,如艾轩林先生光朝,同为郡所推。先生既仕,数为当路贤者言艾德望,且为之作书,荐于同列,草稿俱存。与萍斋林先生彖书曰:“兄怀抱德才,而小人乃蒙旌聘,宁无负愧?所以遍诉于诸公门者甚多。“其后萍斋亦以遗逸举,可谓爵位相先者矣。其在闾里,睦亲善邻,赒乏赈穷,筑苏洋陂以绍先志。事有利于人者,如种平床之木,作永贵之桥,盖过来之庵,皆极为之。民之疾苦不能自达,对告于居官。在这段文字前面的一段话中还提到了这么一句话“先生之学,无所不通,奋乎百世之下,卓然以立言为己任,不但如所谓博治而已”。

      这些文字,把《宋史》中评价郑樵的不实之词全部推倒。“不汲汲于势利”。“居乡累岁,不一诣郡邑”,这当然不可能是“切切于仕进”了。“先生之学,无所不通”,“卓然以立言为已任”,这当然就不是“博学而寡要”了。其他内容,更证明郑樵是一位“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的学者。

      地方志写乡贤,难免会有讳言其过,褒誉过头的地方,但结合前文所述的事实,周华在《福建兴化县志》里说的的话,却是符合实情的。应该看到,一些学者,包括像陆游那样的学者,以及方志的作者,都用言之凿凿的事实为郑樵辨诬,但无论如何也抵消不掉《宋史》的影响。人们一般都习惯从《宋史》这样的正史中去了解一个历史人物,难得有人能下功夫去翻阅方志和文集,这也是郑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原因所在。

      二、史学的光泽不曾被磨损

      评价一位学者,最重要的是看他在学术上的成就,看他的建树和见识。郑樵的突出贡献在于史学,郑樵的成就又是多方面的,他在校雠学、目录学、文字学、音韵学以至于天文、动植物、氏族等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妨碍对郑樵学术认识的有这样一些原因:一是郑樵凌厉的学术批评锋芒涉及各个学术领域,涉及古今重要的学术家。其言词之激烈,可以说是空前的,这对于习惯于格守家法的人,是很难接受的。一些卫道者对郑樵的学术多处对古人发难,尤为不满。卫道者的很多批评,已经脱离了学术的轨道。二是郑樵在中世纪是一位具有创新意识的学者,他的治学路数及见解,也不易为人们理解。三是郑樵的治学领域很开阔,如果只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研究郑樵,很难有一个完满的认识。而分别讨论郑樵各个领域的成就,如果没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其评价又很难掌握分寸。当然也有人在文章中说,郑樵是个布衣,最后也才是个编修,政治地位低下,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氛围中,会被人瞧不起,人们对他的挑剔自然也就特别苛刻。这话不无道理。宋代的欧阳修、司马光,以及郑樵稍后一点的朱熹、吕祖谦、王应鳞等,尽管其政治生涯中有沉浮升降,但其政治上的身份和地位相对来说仍是显赫的,加之其学术上渊源有自,师友唱和,因之有一定成就的作品在他们那里就更易流传。像郑樵这样一个凭着自已的刻苦努力,挣扎着进入学界的人,由于轻视科场、利禄,又没有什么身份,所以其作品被人们接受、理解的难度就大得多,这应该是合乎当时的社会实情。

      对郑樵的学术进行全面评论,最早的应该要推陈振孙了。陈振孙评价郑樵的著作有《书辨妄》、《诗传》、《诗辨妄)、

      《春秋传》、《书考》、《地名谱》《谥法》、《尔雅注》、《字始连环》、《论梵书》、《石鼓文考》、《群书会记》及《集古系时录》、《集古系地录》、《刊谬正俗践》。

      《直斋书录解题》对郑樵的学术评价有褒有贬,毁誉参半。其称赞郑樵“博闻洽闻”,“自成一家”,“工于考究”,不满意郑樵“颇迂僻"“师心自用”、“义理多迂僻”等。陈振孙的评价大致说出了郑樵学术上的优点。而批评郑樵的地方,多是学术外的看法。说郑樵“迂僻”,这应当是性格的问题;“师心自是”是说郑樵对古人批评过于苛刻,太相信自己;“义理多迂僻”是没有领会义理之旨。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些方面恐怕又应该是优点,而不是缺点。陈振孙的批评反倒说明了他自己思想不足的一面,首先是没有从总体上对郑樵作出评议,再就是郑樵的主要代表作《通志》,陈振孙没有提及,是陈振孙没有看到呢,还是看到了没有评议?以前者的可能性为大。像《通志》这样的大部头著作,朝廷不予刊刻,个人是没有办法让它付梓流传的。《通志》最早的刊刻本,当为元大德本,刘勋在《隐居通议》卷三十一中说:“近大德岁间,东宫有令,下福州刻《通志》,于是益思终无繇见也。”南宋刊刻《通志略》,大约是在陈振孙作《直斋书录解题》后的事。刘勋说:“游宦剑津,始获见《通志·二十略》,乃兴化旧刻本,近三十册。”这个兴化旧刻本刻于何时?没有具体说明。总之,陈振孙的评议只能说是对郑樵学术的初步认识。

      继陈振孙之后,对郑樵的著作作出进一步讨论的是马端临。

      马端临没有看到《通志》全书,他从《中兴四朝艺文志·别史类》的著录中,了解到《通志》有200卷,但并不知道“二十略”是《通志》的一部分。《文献通考》卷二百一有《郑夹漈通志略》的提要,他说:

      郑氏此书名之曰《通志》,其该括甚大。卷首序论,讥诋前人,高自称许,盖自以为无复遗憾矣。然夷其书,则《氏族》、《六书》、《七音》等略,考订详明,议论精到,所谓“出臣胸臆,非诸儒所得闻者”,诚是也。至于《天文》、《地理》、《器服》,则失之太简。如古人器服之制度至详,今止樽、罍一二,而谓之《器服略》可乎?若《礼》及《职官》、《选举》、《刑罚》、《食货》五者,则古今经制甚繁,沿革不一,故社歧公《通典》之书,五者居十之八。然社公生贞元间,故其所记止于唐天宝,今《通志》既自为书,则天宝而后,宋中兴以前皆合陆续铨次,如班固《汉书)续《史记》式帝以后可也,今《通志》此五略,天宝以前尽写《通典》全文,略无增损;天宝以后,则竟不复陆续。又以《通典》细注,称为已意,附其旁,而亦无所发明《通志》此五略所谓“臣按”云云,低一字写者,皆《通典》细注耳。疏略如此,乃自谓“虽本前人之典,而亦诸史之文”,不亦诬乎!

      夹漈谓司马子长“全用旧文,间以俚俗”,采摭未备,笔削不遑:又讥孟坚”全无学术,专事制窃”,自高祖至武帝七世,“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至其所自为书,则不堪检点如此,然则著述,岂易言哉!

      马端临批评《通志》中的《礼》、《职官》,《选举》,《刑罚》、《食货》等五略有疏漏,这是事实。但由此推论郑樵治学“不堪检点”,实在是以偏概全。其实,这五略中也有郑樵自己写的按语,不全是杜佑的细注。其中以杜佑之细注作为自己的按语,是抄录时造成的,还是刊刻中造成的?很值得深考。另外,“除马端临说的《氏族》、《六书》、《七音)考订详明、议论精到”外,更能突出郑樵学术精神的《校雠》、《艺文》、《图谱》、《金石》诸略,马端临未作一字评议,这些略也绝不是“考订详明,议论精到”这样的泛泛而论所能包举的。另外,《天文》、《地理》、《灾祥)、《昆虫草木》的诸略,马氏也没有作出评价。《文献通考》在《异物物》中谈到郑樵批评“灾祥说”,认为与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的观点一致。就总体而言,马端临并不了解郑樵学问的精髓。如果和陈振孙相比较,马端临开始讨论《通志》最重要的部分,即“二十略”,这表明对郑椎学术的研究又前进了一步。

      为郑樵《诗辨妄》作的提要,反映了马端临的学术见解。《经籍考六》在《夹漈诗传》,《(诗)辨妄》)共二十六卷下,有一段马端临的按语:

      夹漈专诋《诗序》,晦庵从其说,所谓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者。大意谓《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为譬之听讼,《诗》者,其事也;《齐》、《鲁》、《韩》、《毛》,则证验之人也。……今舍《毛诗》,而求证于《齐》、《鲁》、《韩》,犹听讼者,以亲自到官所供之案牍为不可信,乃采之于傍人传说而欲以断其事也,岂不误哉!

      马端临看到郑樵专诋《诗序》,朱熹从其说这样一个事实,但他批评郑樵,又不了解郑樵的用心。郑樵说:“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是以打官司为比方,要全面了解各方面的证词。读《诗》,不能只凭《毛诗》及《序》,因为《齐》、《鲁》、《韩》比《毛诗》更早出。郑樵辨《毛诗》及《序》,反对后儒曲解,展现了其学术上求真的思想,而马端临却说,三家《诗》已不存,舍《毛诗》是舍弃“亲身到官所供之案牍”,这种辩论实在是没有意思。

      元、明两代对郑樵学术的研究,可以说没有什么进展。方志的评语及一些学人的简单论断,缺少对郑氏学术作深入的研究。但是元朝人翻刻《通志》、明朝人陈宗變校刻《通志略》,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郑樵的学术,这对于进一步研究郑樵的学术无疑是很有利的。

      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四库全书》的编修工作展开。经过10年时间,《四库全书总目》初稿写成,郑樵的《通志)、《夹漈遗稿》、《尔雅注》收入其中,馆臣为这三部书写了提要,另外又为署名郑樵写的《六经奥论》写了评价。馆臣说《通志》的优点是主要的,“盖宋人以义理相高,于考证之学,罕能留意。(郑)樵恃其该洽,脾睨一世,谅无人起而难之。故高视阔步,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也。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非游谈无根者可及也”,其见解并无太多新意,关于《尔雅注》一书,馆臣说:

      南宋诸儒,大抵崇义理而疏考证,故(郑)樵以博洽傲睨一时,遂至肆作聪明,诋讲毛、郑。其《诗辩妄》一书,开数百年杜撰说经之捷径,为通儒之所深非。

      惟作是书(即《尔雅注》),及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绝无穿凿附会之失,于说《尔雅》家为善本。

      对《夹漈遗稿》的评论还是这个基调,说郑樵在书信中“置学同而夸抱负,益傲睨万状,不可一世,其器量殊嫌浅狭,然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樵者。其高自位置,亦非尽无因也”。总之,馆臣从总体上抬高了郑樵的学术地位,甚至把他说成是两宋间在“记诵之富、考证之勤”方面最重要的领风骚的人物。虽然他们也说郑樵见识广,可又不满意郑樵的学术批评,称他脾睨一世,是个狂妄自大的儒生,但又认为郑樵有学问,狂妄自大也是可以理解的。像这样的看法,实在很难帮助人们了解什么是郑樵的学术精神。

      也就在修《四库全书》的同时,清朝大史学家章学诚全面地总结了郑樵的学术精神,对非难郑樵的种种议论给予了一一反驳,有关郑樵的研究由此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写了《申郑》、《答客间上》、《答客问中》及(释通》诸篇,全面申述郑樵史学的重要价值,从变革史学的角度看待郑樵的治史,从总体上把握郑樵史学的基本精神。

      评价一位史学家的事业,应当有一个标准,没有标准,则很难把握住史家的学术要点。同样,权衡史家治史上的长短也要有一个标准,才不至于倚轻倚重,甚至于颠倒事情的本末。章学诚认为,从中国古代治史的优良传统看,史识,或者说史义,是衡量史学作品首要的标准。史之大原,本于《春秋》,孔子笔削《春秋》,不仅是使事具始末、文成规矩,而且还在于笔削之义。孔子称他修《春秋》的工作,是得“义则丘窃取”之旨。有深刻的史义,“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由此出发,写出的史书自然不同凡响,“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抄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一家之言,独断之学,都出自于“史义”。《通志》是以明独断之学,就在于郑樵有着卓越的史识。郑樵的史学精神就体现在求史义上,章学诚说:

      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然起而争之。能以这样的眼光看郑樵,可说是旷古未闻。“《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正是《通志》这部书最重要的价值。

      独断之学,成一家言、史义,都是说史家在其作品中有一以贯之的史学见识,而这种见识在不同史家那里有不同的内容。郑樵的独断之学集中体现在史学的通识上,而史学上求通又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通识到了后来便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精神。以经学而言,师法相传,失其求义之本旨。从史学而言,那种汇辑文献作为通史,已经不是通识,一变而流为史抄,再变而流为策士之括类,三变而为摘抄之类的书籍。“不知出于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在学术流弊益盛的情况下,郑樵发凡起例,倡会通观点,写出了一部通史,其学术上的影响和意义,又超出这部书之外。和各种标名为“通”的史书相比,郑樵的《通志》尤其值得推崇。章学诚说:“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

      郑氏既有这样的旷世卓识,却受到种种非难,当然不是个人的恩恩怨怨所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郑樵的思想不合乎因循守旧的潮流,在史学界陈陈相因、无所作为,史学流弊一日盛于一日的形势下,郑樵张扬起独断之学的大旗,则难免招来攻击、非难。章学诚把郑樵放在干百年史学发展过程的大背景下,说明郑樵受到的诋毁,几乎又是一种必然。他说:

      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间有好学深思之士,能自得师于古人,标一法外之义例,著一独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骂,指目牵引为言词,譬如猵狙见冠服,不与龁决毁裂、至于尽绝,不止也。郑氏《通志》之被谤,凡以此也。史学失去创作精神,史书的编写几乎等于科举的程式,郑樵却偏偏倡独断之学,受到毁谤,自在意料之中。章学诚为郑樵申辩,实际上是以此对2000年的史学进行反省,进行检讨,进行批评。他说:

      子长(司马迁)、孟坚(班固)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陈(寿)、范(晔)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开局设监,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辩正其体,于是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于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栽。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

      若夫二十略中《六书》、《七音》与《昆虫草木》三略,所谓以史翼经,本非断代为书,可以递续不究者比,诚所谓专门绝业,汉、唐诸儒不可得而闻者也。创条发例,巨制鸿篇,即以义类明其家学。其事不能不因一时成书,粗就隐括,原未尝与小学专家特为一书者絜长较短,亦未尝欲后之人守其成说,不稍变通。

      夫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是何异讥韩、彭名将不能邹、鲁趋跄,绳伏、孔巨儒不善作雕虫篆刻耶?

      郑樵而后,能识郑樵史学精神的人,只有章学诚。也只有在章学诚之后,郑樵史学的光泽才显现出来。郑樵最重要的功绩是恢复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他承通史家风,自为经纬,成一家言,《通志》的写作则是振史学之鸿纲。有人以辞藻见长而薄视郑樵,有人以考核为能而挑剔郑樵援据上的疏略,也有墨守成规者、不敢以变通的史学精神开拓创新者,以枝节小处大肆攻击郑樵,“势若不共戴天"。这恰恰暴露了他们的浅薄。

      章学诚抓住郑樵的史学精神,把郑樵作为变通史学、开拓史学新途径的典范来褒扬,这正是18世纪中国人文主义思想萌芽在史学思想上的反映。

      中国史学发展到清朝乾嘉时期,便出现了两种充满弊端的学问,一种是毫无生气,流于形式的历史编纂学;一种是流于烦琐考据的考证学。它们严重阻碍着中国史学的发展。《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曾把郑樵纳人考证学的内容之中,歪曲了郑樵史学的精神。章学诚以自己敏锐的眼光,一方面从史学的根本精神上批评了对郑樵的种种非难,一方面又总结出郑樵史学的基本精神,恢复了郑樵史学的本来面目,这正是史学在自身矛盾中向前发展的体现。遗憾的是,从司马迁到郑樵,再到章学诚,史学的创新精神虽得到继承,但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史学界基本上还是唱着老调子。章学诚为郑樵史学申辩的用心,没有被普遍理解,实学思潮虽带来一丝新鲜空气,而在总体上仍改变不了史学的基本趋向。

      三、光芒竞天的一颗彗星:梁启超评郑樵

      郑樵史学的精神和价值只是到了近代,到了人们全面清算封建社会史学的种种弊病时,才真正被发现。有比较才有鉴别,当郑樵的史学思想被用来作为封建史学的参照物时,它耀眼的光辉才得以充分地显现。

      1902年,梁启超著《新史学》一文,倡史学革命,对封建史学展开全面攻击。他认为中国旧史学有“四弊”、“二病"。 “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理想”。 “二”病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梁启超认为, 2000年来,有“创作之才”的史学家只有6人,郑樵是其中之一。他特别指出“夹漈之史识,卓绝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称之。其《通志·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为太史公范围所困,以纪传十之七八,填塞全书,支床叠屋,为大体玷"。梁氏批评《通志》的纪传部分,只可说是对了一半。确实,纪传相对略来说,是显得黯淡,但也不是没有价值,此其一;其二,郑樵如果把纪传部分删去,《通志》也就不成其为通史,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些专门学问的合集,其通识也就没有了依托。梁启超以自己的口味要求古人,未免过于苛刻。

      1903年,《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本上发表了署名为金华盛俊的一篇题为《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的文章,对郑樵的史学作了充分的肯定,可惜这篇文章没有为人们所重视。

      盛俊的文章由叙论、结论和十节内容组成。十节的标题依次为《郑樵以前之历史及其时代》,《郑樵之家世及其研究历史》,《郑椎通志之命名及其内容》,《郑樵之种族史》,《郑樵之文字史》,《郑樵之天文史》,《郑樵之地理史》,《郑樵之文学史》,《郑樵之物产史》,《郑樵之人物史》。下面我们摘录作者的一些议论,看看他是怎样理解郑樵的。

      《叙论》说:“泰西科学以十数,而为中国历史彪炳几千年者,惟有史学。……甚者且谓二十四史,非史也,家谱而已。斯言也,吾耻之,吾愤之。吾乃博搜群书,浏览旧史,馨香顶礼以迎之,而得一历史家于福建兴化莆田县之一夹漈山中。其人维何?即学者所称为夹漈先生郑樵者也。”又说:“然吾人所习所闻所贯通之二百卷《通志》中,业已含十余种之杂史,质以成一家言。吾于是不得不权衡泰西历史学之名称,三薰三沐,敬谨上徽号于我夹漈先生曰:中国普通历史大家。”作者所言,意在表明郑樵最具有西方史学的精神。

      文章论及《通志》时,有这样一些评价:“郑樵既富有国史之思想。伤心古昔历史之惨淡无光,于是专心致志、聚精会神,汲汲以从事于史界。”“秦汉诸子多空言著书,而史学界一绝纽于司马迁作《史记》;

      宋儒以性理相尚,而历史学界又一绝纽于郑樵著《通志》。”郑樵游名山大川,遇藏书家借读,求人秘书省参观,回莆田后益励所学,“由是察之,则郑樵者,富有道德心之历史家也”。又说:读了《氏族略》,“乃恍然曰:吾侪固同一家也,爱国合群之心,有不油然潮涌者乎”。而《六书略》等,则表明“此郑樵华梵文字之界说,而以立其改良华文之基础也”。“郑樵者,有世界心之历史家也,有宗教心之历史家也…郑樵者,又破坏而能建设历史家也"。

      文章的结论,着重从新史学精神上肯定郑樵。

      今之提倡新史学而诟病旧史学者,曰知有一姓而知有一国,郑樵其知一国者耶;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社会,郑樵其知有社会者耶;曰有沿袭而不知有创作,郑樵其知有创作者耶;曰知有单纯而不知有完全,郑糕其知有完全者耶;曰知有客观而不知有主观,郑樵其知有主观者耶。吾欲识新史学者为我判决之。……吾为郑樵传,吾念至此,吾不暇为郑樵悲,为历史学悲,为四千年之祖国悲矣。

      郑樵的学术精神,表明他是旧史家最具有近代新史学精神的代表人物。作者通过写郑樵,进一步阐发梁启超的新史学观点,用心是良好的,视野也比较开阔。可完全把郑樵作为新史学的典型,有些论述(如说郑樵有宗教心)就难免有牵强之处。但话又说回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要找出一个具有强烈批评精神,与近世新史学合拍的史家,恐怕也只有郑樵。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多处对郑樵进行评价。如果把这些评议摘录下来,则可以看出饮冰室主人对郑樵认识的深化及认识视角的不断变化。

      (一)、郑樵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研究法》说:“宋郑樵生左、马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蹠,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土也。其《自序》抨击班固以下断代之弊,语语皆中窍要。清章学诚益助樵张目。……虽然吾侪读《通志》一书,除《二十略》外,竟不能发见其有何等价值。意者仍所谓‘宁习本书,怠窥新录’者耶!樵虽抱宏愿,然终是向司马迁圈中讨生活。松柏之下,其草不植,樵之失败,宜也。然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拨开尘云,一颗明亮的彗星在无垠天宇中划过,发出耀眼的光华。

      (二)、从史学批评的角度肯定郑樵史学的价值。前面一段评论虽然对郑樵推崇不已,但毕竟笼而统之。梁启超又抓住郑樵史学的核心问题,作了进一步精辟的分析:

      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锥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然刘、章惟有论史学之书,而未尝自著成一史;郑氏则既出所学以与吾人共见,而确信彼自有其不朽者存矣。

      这就是说,郑椎的史学批评不仅仅限于讨论,还将自己在批评中的主张运用到著史中去,写出了一部大通史。这义比刘知儿、章学诚高出一筹。梁启超的这一段话实际上包含着一个意思,即《通志》的纪传部分并不是毫无价值的。他概括说:“要之,自有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至其持论多为吾侪所不敢苟同者,则时代使然,环境使然,未可以居今日而轻谤前辈也。”从史学批评及史学要义上去看郑樵,可说是抓住了要点,抓住了根本。

      (三)、从史学方法论定郑樵史学的价值。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续编》中论及写通史的问题时说:“朱子前一点,最伟大的是郑樵。他以为历史如一个河流,我们若想抽刀断水,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一姓兴亡为史的起讫是最不好的。因此,创作一部《通志》,上自极古,下至唐初。这种工作,梁武帝和他的臣子也曾做过,《隋志》载他们做的《通史》有四百八十卷,可惜不传,不知其内容怎样。”他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肯定写通史是一项极重要的工作,也肯定了《通志》。

      但他接着又说,《通志》是个大失败,纪传一大堆尽可焚毁,“因为全抄各史,毫无新例”。试问梁任公,如果没有这纪传,《通志》还能成为通史吗?《通志·总序》开头一句话是说修通史重要,如梁任公所言:历史如一条河流,我们若想抽刀断水,是不可能的。郑樵提出要修通史,而他竟不去写通史,那后人岂不是更有理由去批评他了吗?

      (四)、深入研究郑樵史学的特点。梁启超说:“中国史学的成立和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个人:一、刘知几,二、郑樵,三、章学诚……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成立,不能不研究此三人。此三人的见解,无论谁都值得我们专门研究。”关于郑樵史学的特点,梁启超有一段专门的论述:

      郑樵成绩最大的:(1)告诉我们,历史是整个的,分不开。因此,反对断代的史,主张做通史,打破历史跟着皇帝的观念。历史跟着皇帝是不妥当的,历史如长江、大河,截不断,要看全部。郑樵主要工作在做《通志》,虽未成功,或者也可以说是已失败,但为后学开一门径,也是好的。(2)他把历史的范围放大了许多。我们打开《二十略》一看,如《六书》、《七音》、《氏族》、《核雠》、《围谱》从来未收入史部的,他都包揽在史学范围以内。(3)他很注意图谱,说治史非多创图表不可。他自己做的书表很多,表式也很有新创,图虽没有做多少,但提倡得很用力。这三点是郑糕的贡献。

      梁启超写《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1926年至1927年的事,1929年梁启超病逝。所以在《补编》中,有关对郑樵史学的认识,反映了梁启超晚年的见解。

      如果说梁启超把郑樵看作是具有新史学精神的代表人物,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则是把郑樵作为引导他走上古史辨道路,要求思想解放、破除对伪古史迷信的典型。顾颉刚说,郑樵、崔述、姚际恒是引导他走向怀疑古史的代表人物,他在回忆自己1922年进入北京大学后在老师指导下阅读《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的情况时说:

      我连读了这三部书之后,觉得对文学、史学都该走批评的路子。于是我要多找批评性的书,结果找到了郑樵的《通志》。他在书中一切都记载,从天文到生物都放在一部历史书里,叙述的史实从《史记》、《汉书》一直到唐、五代。这部书不仅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阔,而且很有批判的精神。所以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一直给人们斥骂,只有章学诚替他辩护。…能启发思想的书一定是要有独创性的见解的,而郑樵就是有独创性的一个。……这样当我从北大毕业后,我首先研究的就是郑樵。

      顾颉刚对郑樵的求学经历和坎坷一生作了评价,对《通志》有了新的认识。在历史纪传方面,是他从多种史剪辑改编的,从《史记》直到(五代史》的史事放进了一部书中,把本来互不相通的十七部史书通了。此外《通志》中还有略二十种,是他自己的研究心得,从声音、文字、天文、制度、校僻,一直到鸟兽、草木,都有他自己研究特识。这书流行后,读者们都觉得他的略好,因为有他自己的思想和实践,而历代史的综合只是抄抄旧史书而已。他说郑樵确实有许多处是经他的手动笔改写的,并不是一味抄书。将来如果有人专门研究郑樵,应该拿了“十七史”来对勘一下,说明郑樵对于史学的研究实绩。

      顾颉刚为辨古史的需要,对郑樵及郑樵史学作了扎实而深入的研究,归结起来,有如下三方面的工作:(一)辑录和研究郑樵的《诗辨妄》。顾颉刚说:“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郑樵的《诗辨妄)是影响顾颉颜刚走上古史辨道路的又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

      顾颉刚把已经散失的《诗辨妄》,从郑樵的论敌周孚的《铅斋蠢刀篇》中辑录出来,虽非全豹,但主要内容还是能看得到。顾颉刚在书后写了《<非诗辨妄>跋》,对周孚、郑樵都作了评介,他说:

      周孚之于《诗》学,实在已经不是墨守仅儒的人,他很肯相信苏辙的《诗解集传》,已经敢说《诗序》不是一人所作。苏辙以为《诗序》的第一句是真的,下面引申的话是后人续附的。郑樵在苏辙之后,更进一步,连头句也推翻了,在势固亦甚便。但周孚的天资不能像他一样高超,思想不能像他一样精锐,所以苏辙的见解,就成了他的一重门限,只能退而不能进了。

      郑樵所说的话,勇往而少检点,错误的地方自然也有,但他见到的大体,自是不错的。周孚深恨他的胆大妄为,但竟不能从根本上把他驳了。他不能说出《诗》学何以必须服从汉儒,《序》、《传》及《笺》何以一定可靠,他们受的圣人之意何以确切不移。他只会零零碎碎在六卷书中提出二千字的攻击。

      顾颜颉刚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周孚,肯定他不墨守汉儒,而对他卫道的一面给予揭露;他指出郑樵的不足,又从根本上肯定郑樵敏锐的见识。他进而分析周孚攻击郑樵的谬误,一、只举了出处而不加可否,二、空言塘塞,三、所答非所问,四、不通,五、闹意气,六、遁辞,七、成见,八、没有历史观念,九、不懂得学问精神。顾颉刚还说辑录《诗辨妄》有着重要的意义:“我要表扬这部书,并不是因为它足以补正郑樵的缺失,正要显显中国学术社会的耻辱。中国学术社会因为有了‘信古而不动天君’,的大毛病,所以使得二千年来只有因袭的儒术,不能把真的学问发挥光大。虽有郑樵一辈人把学问的真处见到了,竭力的提倡,但因为和旧习惯冲突,就有许多守旧党起来,重重阻碍他,使得他志愿不能发展,著作不能流传。这守旧党对待学问家的方法,并不是以相等的学识把它驳倒,只是拿因袭的传说它压倒。”《诗辨妄》辑轶本能够面世,不仅是文献学工作的一个成绩,而且是近代学术精神得以发扬的结果。

      (二)发表《郑樵著述考》。顾颉刚在1922年3月18日给胡适的信中说:“《著述考》,原为《诗辨妄》的附录。”这篇论文发表在《国学季刊》一卷一号上。文章第一次对郑樵的作品作了全面的清理和考订。其立意是通过考订郑樵的作品,表彰郑樵的学术精神。

      郑樵的学问,郑樵的著作,综括一句话,是富于科学的精神。他最恨的是“空言著书”,所以他自己做学问一切要实验。

      他一方面做分析,一方面就去“综合”起来,他所做的书,每一类里必有一部书是笼罩全体的。结束做的《通志》就是他一生学问的综合。他觉得学问是必须“会通”的,所有各家各派的不能相通的疆界,都应该打破。可怜他最富的精神就是中国学术界最缺乏的精神表彰古人,为的是推动当代的学术工作。顾颉刚先生研究郑樵的立足点正在这里。

      (三)撰写《郑樵传》,文章发表在《国学季刊》一卷二号上。这篇文章是综合地方志的材料写就的。顾颉刚先生在文章开头说:“郑樵是中国史上很可注意的人。他有极高的热诚、极锐的眼光、极广的志愿去从事学问,在谨守典型而又欠缺征实观念的中国学界,真是突出异样的人物。”

      顾颉刚先生抓住郑樵学术精神的实质,对郑樵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他表彰郑樵的学术精神,希望中国学术打破盲从迷信和因袭的弊病,有一个大的发展。可以看出,每当一个要求学术思想解放的潮流涌来的时刻,郑樵便会被人们重新认识,郑樵的史学价值便会被重新估定。

      近代史家对郑樵的研究不断向着纵深的方向发展,归纳起来有下面这几个方面:一是对郑樵的著作进行研究。张须的《通志总序笺》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对于理解《通志·总序》很有帮助。二是对郑樵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成就进行探讨,有的学者把《艺文》、《校雠》、《金石》、《图谱》四略汇集在一起,有的学者对郑樵的《六书略》《校雠略》作专门的研究。三是在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对郑樵的贡献作评述。有的学者写出专门论文,讨论郑樵的史学,有的学者把刘知几、郑樵、章学诚三者的史学作比较。这些研究大体还是沿着梁启超的思路向前迈进。如何从一个新的高度去理解郑樵的史学,还是一个有待开拓的课题。

      四、缤纷史苑里的奇花异葩

      1961年,白寿彝先生在《谈史学遗产》一文申谈到在史学遗产的清理中,需要百花齐放。在万紫千红的史苑中,有众多的花圃,其中第六个花圃是对于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先生指出,郑樵逝世800周年,我们要通过纪念活动,推动对史学家的研究工作。有关郑樵的研究是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多年来,白寿彝先生和其他的学者一道,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高度,把对郑樵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白先生的研究,代表了这个时期对郑樵研究的高度。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了《郑樵对刘知几史学的发展》(载1961年4月6日《人民日报》、《从历史编篆工作看郑樵》(载1961年5月25日《北京日报》),对郑樵的史学进行全面总结。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载1964年2月29日《人民日报》)、《谈史学遗产》、《马端临的史学思想》(两篇文章收在《学步集》中)也是很有分量的论文。此外,厦门大学还组织了专门的研究郑樵的小组,撰写研究论文,并对郑樵的著作和故居作了深人调查。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对郑樵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研究领域也有所拓展,论文数量大大超过以前各个时期。在白寿彝教授的指导下,对郑樵的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工作及《通志》纪传部分的特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整理《夹漈遗稿》,增补佚文,编成《郑樵文集》,发表了《郑樵年谱稿》和《郑樵研究》。

      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批判继承中国史学遗产的角度来认识郑樵的史学白寿彝先生的《郑樵对刘知几史学的发展》一文,对郑樵在学术上的批判精神、会通观点,以及在“厘旧”、“补阙”两项工作上的创新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椎》中说:

      譬如郑樵在南宋初期著《通志》,在总序中强调“会通之义”推崇孔子“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这种通变的观点要比司马光《通鉴》的观点进步得多。郑樵认为历史是变化的,历史家的责任是贯通古今而极其变。司马光认为历史是永恒秩序的……郑樵通变的观点可以说是他史学中的精华,也可以说是宋代史学中的精华,对后来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在观点上很有影响。

      文章同时又指出,《通志》的纪传部分是全书中糟粕最多的部分。郑樵说“极古今之变”,要具体地讲,最多也只是要极古今学术之变。白先生的这些看法后来有所改变,但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所把握的扬弃原则。“总之,郑樵是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史学家。他有许多东西继承了刘知几的优良传统而加以发展。在纪念这两位大史学家的时候,我特别指出他们之间的关系,为的是试图找出中国史学发展在这一方面的线索,供研究史学遗产工作上的参考”《《郑樵对刘知儿史学的发展》)。白先生从不同方面,用不同方式研究郑樵,目的都是更好地总结优秀的文化遗产。

      第二,分析郑樵史学产生的条件。郑樵的史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历史造就了郑樵的史学,也造就出郑樵史学固有的特点:“郑樵对待正宗学术批判的方式,正是宋代封建专制主义高压下政治抗议的曲折的体现”《郑樵对刘知几史学的发展》)。 “马端临和杜佑、郑樵的历史工作都是在历史转变时期从个人所持的角度去总结过去的历史”,“郑樵是处在南宋初年,从人物传记上,特别是从文献学上总结五代以前的历史”(《马端临的史学思想》)。白先生从社会历史的变化中阐释郑樵史学的内涵和特征,这是对郑樵史学认识的深化。

      第三,从学术渊源流变上去认识郑樵的史学。史学和任何学问一样,都不是孤立的。不但和外部社会有关系,而且其自身的发展也相互关联。以前也有文章把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的史学放在一起作比较,指出其异同。但这种比较仍然是孤立进行的,因为它只指出了异同,而没有阐明其间的联系,更没有说明为什么会有这种异同。

      把刘知几、郑樵、马端临三者的史学联系起来分析,是白寿彝先生研究郑樵史学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在白先生看来,郑樵的史学批评是对刘知几批判精神的发扬,郑樵的会通思想是对刘知儿的通识的继承和发展;在历史编纂的工作上,无论是在厘革旧义方面还是在时代断限方面,郑樵都是按刘知几当年的设想而行事,而又有更多创造性的东西。

      马端临和杜佑、郑樵的业绩也有密切的关系。在撰写历史著作的问题上,马端临和杜佑反对神秘主义和反对主观任情褒贬的观点,与郑樵一致。马端临发展了郑樵的会通思想,他“不但把郑樵提出来的‘会通’,运用于历史编纂学、文献学问题的处理上,而且运用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上。换言之,在‘类’,的概念之外,还提出一个‘故'的概念。”“如果说郑樵的‘会通',只是一种处理史书的方法,而马端临则是在这种方法启发下,发展为研究历史的方法了”。

      这样的研究,就不仅仅是比较异同,而是寻求一条史学辩证发展的轨迹。

      第四,通过讨论郑樵史学,进一步思考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有关问题。比如郑樵逝世后859年,对郑樵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两种分歧的意见。《宋史》讥郑樵“博学而寡要”,马端临继承会通观点,称赞《六书》、《七音》、《氏族》诸略,对《通志》全书的评价,又加上“疏略”、“不堪检点”六个字。章学诚看问题的角度与马端临不同,他肯定郑樵在史学上的卓识名理。近代对郑樵也有不同的看法,章太炎在《史学略说》中讥郑樵抄袭史传,且不知反切之学和三十六字母本末之序;金毓  在其所著《中国史学史》中说郑樵力不副心,好为大言。这些意见基本上还是清代某些考据家的意见。梁启超则充分肯定郑樵史学的价值,魏应麒、顾颉刚也都推许郑樵。研究文字学、音韵学、目录学、校雠学各个方面的学者更是积极肯定郑樵所做的工作及其贡献。即使是清代的考据家,如赵翼,也认为郑樵考证翔实。潘  在《日知录·原序》中还称郑渔仲、王应麟(伯厚)等“著述具在,皆博极古今,通达治体,易尝有空疏无本之学哉”!其他如姚莹等人也很推崇郑樵的学术。

      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研究郑樵,也要分析这些分歧。白寿彝先生说:“郑樵是一个大著作家、大史学家,他的200卷《通志》是有名的史书。这都是值得评价的。但究竟应该怎样具体地评价他在史学上的地位、怎样具体评价《通志》这部书,是需要通过争鸣来逐步解决的。”“过去对郑樵评价的分歧,正好是我们争鸣的开端。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些争论的资料来开展我们的工作,将来也可因追究这些分歧意见的原来,而在一定程度上辨认出来某些有关史学流派的面貌”(《谈史学遗产》)。

      研究郑樵的工作对于人们理解中国史学发展的问题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史学每有一次大发展、大革新,人们便会从郑樵的史学中看到更多新的闪光点,从郑樵的史学中汲取更有价值的思想,进而推动史学工作进一步向前发展。每当我们对郑樵的研究深入一步,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收获。郑樵的学术是我们民族史苑里的奇花异葩,是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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