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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尊严不可丢——二评《福建史稿》

      □林劲松

      对于历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民族尊严不可丢,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条。这是因为历史研究好像公安机关办事一样,代表着国家和民族尊严,切不可掉以轻心。

      笔者是莆田四中教师,2002年退休。1963 年秋季,笔者到福建师院历史系本科学习,接受专业训练, 20 年后即1983 年底,笔者应用马克思的人口变化规律理论研究历史,发现1368 年明朝建立以后中国人口发生了规律性变化。于是,有体会就动笔,写出《试论明清城乡人口的变化》一文,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明建立说”,确认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后来这篇拙作被采用,发表于《中学历史教学》1986 年第四期上。许多专家学者研究了一辈子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我接受新学校教育,20年就大见效。从此,研究成果源源不断而来,著有《上个千年中国巨变》、《新宋论》、《兴化军史稿》、《孔子教学特色新论》、《劲松说道德经》等。

      2020年十月四日(古历八月十八),我的老婆去区三一教活动中心阔口开会,带回了《夏午真经》,让我增长了许多新的知识。这就是我近来介绍林龙江事迹文章写了一篇又一篇的原因。过去,我缺乏三一教有关历史资料,“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一篇也没有写过。自从有了资料以后,就不一样了,从2020年10月13日在莆田文化网发表《尧舜禹之道不可丢--三一教安民告示》,到2021年2月2日发表《林龙江与马克思》止,在不到四个月时间内,共在莆田文化网发表发表了18篇。

      拙作《历史研究富有架桥修路功能》说:“历史研究富有架桥修路功能,我市本世纪初开展的姓氏源流研究活动说明了这一条。在今天,我们对历史上莆田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深刻,士农工商全面发展,名列福建甚至全国前列,激励着我们今天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这是因为桥架起来了,路修好了,历史研究的通道畅行无阻了,我们研究的成果也就接连不断出来了。”(莆田文化网2020-9-24)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中,历史研究工作者扮演的是“养路工人”的角色。为了早日实现全线通行,畅行无阻,该加班加点就要加,只争朝夕。

      这次三一教专题研究开篇说:“三教先生虽然能力有限,挽救国宝的任务直至今天还没有完成。但是,他的精神可嘉,称得上是我国挽救国宝行动的先行者,为挽救国宝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三一教的诞生不仅是中国宗教史上一件大事,而且是中国社会科学史上一件大事。三一教的事业值得尊重,特别是理论界同志,我们应该从三一教主那里得到历史的启示,把挽救国宝的重担挑起来,团结起来,刻苦攻关,让老子、孔子等古老的东方哲学思想焕发青春,为社会主义祖国再立新功。”在这里,理直气壮地肯定了林龙江先生的历史功绩。

      接着,分门别类,对三一教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发表我的不成熟的粗浅的看法。

      我之所以这次这么重视研究三一教,是因为宋史研究让我最终找到了宋朝后期衰败的原因。拙作《理论上不了,宋朝末期危机四伏》说:

      “史称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就是说,孔子理论水平高, 对乱臣贼子零容忍。同样是元祐大臣,宋哲宗时打击不力,殿试时 莆田人方天若提出批评,得到重视,得中榜眼。 但是,宋理宗尊孔却把司马光为代表的元祐大臣作为人们学习 的榜样,这就等于是背叛了熙宁新政。那是注定要失败的。

      “ 宋朝进入‘朝代尾’的重要标志是理论上不了,宋理宗在位一 直希望使理学成为正统官学,早在宝庆三年(1227 年)就封朱熹 为信国公。端平更化后,朱熹和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 载都先后被入祀孔庙。淳祐元年(1241 年),理宗又分别加封周 敦颐为汝南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张载为噤伯。景定 二年(1261 年),理宗排定的入祀孔庙的名单包括:司马光、周 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张拭、吕祖谦。其中除司 马光外,剩下的都是理学代表人物。那时这样做,完全是理论上不 了的具体表现,宋朝政治危机日益加深。

      “宋理宗与宋哲宗都是宋朝皇帝。高太后死后,宋哲宗亲政, 接受群臣意见,继续实行熙宁新政,国家转危为安;到了弟弟徽宗 时,宋朝终于发展成为世界一个经济强国,经济文化名列世界前列。

      “宋理宗在位时间较长,从 1225 至 1264 年,头尾四十年,十分 可观。他要是懂得向宋哲宗学习,珍惜在位光阴,让熙宁新政发扬 光大,那么,宋朝是完全可以返老还童,立于不败之地的。但是, 他却执迷不悟,一意孤行,说明国家机器严重出了故障。否则,宋朝绝不会出现这样奇怪现象。”(莆田文化网2020-9-3发表,12-4读者达96495人次)

      既然如此,那么三一教主挺身而出,挽救面临失传的国宝《道德经》和《论语》,就意味着打开的是中国历史新局面。正因为如此,我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十八篇,其中最后一篇是《林龙江与马克思》,拙作说:“1551年三一教的创立,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直接关系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健康发展的大事情。中国想发展,国际环境至关重要,要是中国沿海地区老是被日本倭寇、欧洲殖民者包围之中,长期得不到解决,你说中国会发展吗?那一定是焦头烂额,寸步难行,嘉靖帝当时处境,不正是这样吗?三一教创立以后,中国面临的困境最终迎刃而解了,你说这是不是历史奇迹?这说明三一教主不仅有功于中国人民的事业,而且还有功于世界人民和平进步事业。林龙江南京一行正是达到了这样的目的。他离开南京时,还指定专人常驻,继续倡教。他这个人就是这样,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把自己对《道德经》和《论语》等认识奉献给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和平发展事业。”--这是这次研究三一教的新收获。林龙江先生就是这样,为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了贡献,很不简单。

      但是,相比之下,《福建通史》编者却乱扣林龙江先生帽子,完全失去了尊严,说什么“三一教的创立,并没有在知识分子中间得到广泛的认可。其一,孔子与老子、释迦牟尼并列的古怪形式,已吓倒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对许多儒者而言,林龙江异化了儒教,不是有功,而是有罪。其二,受到农村一盘散沙式的组合的影响,在中国社会,严密的宗教组织一向难以发展,这使三一教在民间的传播受到阻碍。它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不可能大发展。因此,三一教最终无法开创一个新局面,而林龙江也只能成为晚明思想界的一代怪杰。”(《福建通史》第四卷第60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在他们看来,林龙江先生,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所以,我2021-2-3在莆田文化网发表《三一教主吓倒了谁?》,即一评,对他们进行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批评,充分肯定三一教主历史功绩。发表以后,觉得责任感应该说一下,即二评。理由呢,前面说的说了,如果想多了解一点,请读者和网友去莆田文化网审阅。网上出书,好处就在这里,对作者和读者双方都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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