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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龙江与马克思

      □林劲松

      有没有搞错了,怎么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谈?一点也没有搞错,这里说的是“洋为中用”与“洋为德用”的故事。

      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人民所喜爱,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即“洋为中用”。有趣的是,中国古老的哲学著作《道德经》也被德国人所喜爱,做出贡献,即“洋为德用”。

      据中华书局2014年版《老子》说:“《老子》一书,很早就传入西欧,并深受西方学者的喜爱。林语堂在《老子的智慧》一书的《绪论》中说:‘在孔子的名声远播西方之前,西方少数的批评家和学者,早已研究过老子,并对他推宗备至。’2011年6月,德国著名汉学家沃尔夫刚*顾彬在深圳大学作《中国文学与中国哲学在德国》的演讲中说:‘在德国,老子的《道德经》已经先后被104人译成德文,但孔子的《论语》只有十几个译本,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老子在德国比孔子有名,影响也更大。’有一则消息称,每四户德国家庭便有一本《道德经》。美国学者蒲克明说,《道德经》之所以受到世人如此重视,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它是人类最古老、最系统的第一部‘大成智慧学’,他并预言未来‘《道德经》将是一本家传户诵之书’(葛荣晋《外国人眼中的道德经》)。”

      那么,《道德经》从什么时候开始传入欧洲传入德国?这是值得认真考虑的。从历史记载看来,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开始了。但是,《道德经》传入欧洲,却跟明人林龙江在中国各地大张旗鼓宣传《道德经》、《论语》和《佛经》事件息息相关。

      列宁有个名言,叫做失败的军队善于学习。之所以林龙江的三一教会传入欧洲,是因为可歌可泣的莆田大捷来之不易。从东南沿海地区抗倭斗争全局来看,兴化府城的收复,不仅是莆田抗倭斗争的大捷, 而且是东南沿海地区抗倭斗争的转折点,意义十分重大。从此,倭寇兵败如山倒,节节败退,东南沿海地区夺取了抗倭斗争的最后胜利。后来倭寇只好把目标移往朝鲜,几百年间没有再来中国沿海闹事。

      东南沿海地区抗倭斗争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倭寇,而且还沉重打击了欧洲殖民者。这是因为欧洲殖民者唯恐天下不乱,凡是日本倭寇兴风作浪的地方,就往往有欧洲殖民者在协同作战。

      据历史记载,明朝中期,政治腐败,海上走私活动猖獗。《明史。朱紈传》说: “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承平久,奸民阑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入互市。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 司其质契。势家护持之,漳、泉为多,或与通婚姻。假济渡为名, 造双桅大船,运载违禁物,将吏不敢诘也。”有朝中奸佞即“势家” 当后台,谁还敢去过问,情况十分危急。

      嘉靖二十六年(1547)七月,右副都御史朱纨奉命提督浙闽海 防军务,巡抚浙江。他一上任,就“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 狠狠打击海上走私活动。“纨前讨温、盘、麂诸贼,连战三月,大 破之,还平处州矿盗。其年三月,佛郎机国人行劫至诏安。纨击擒 其渠李光头等九十六人,复以便宜戳之”。这样做,打击的是日本 倭寇、西欧海盗和国内那些叛国投敌的奸民,维护的是国家和民族 利益。但是却敌不过“中国衣冠之盗”,他们利用手头权力,在朝 中不断散布朱纨的坏话,混淆是非。“御史陈九德遂劾纨擅杀”,纨 终被罢官。朱闻之,悲愤交加,服药自尽。从此以后,“中外摇手 不敢言海禁事……未几,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

      明代莆田人民抗倭斗争取得彻底胜利以后,抗倭民族英雄林龙江成为了最受人尊敬的英雄人物。《林子本行实录》说:“隆庆四年(1570),林龙江五十四岁。时人有以三教为声,规利于金陵者,教主耻之。遂拟之金陵,道经丹云,凡大夫、士、庶及诸官寺,素闻教主名者,咸焚香拜于道左,及抵金陵,居朝天宫西山道院,拜者甚众,复居城外普惠寺,拜者尤众。九月初二日,别诸生而还,命佘芹在金陵倡教,兼掌书籍,复倡有力者,置立义冢焉。”(宗教文化出版社2019年版第69页)

      金陵即南京,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后来朱棣称帝,迁都北京。南京人口众多,洪武末年,在籍人口达百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上百万的大城市,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在那里,外国侨民多。很显然,在那时,南京各个阶层对三一教主的无限热爱,自然而然地会引起欧洲及其世界各地侨民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欧洲人,他们有的曾经伙同日本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烧杀掠抢,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差一点丢了脑袋。这次见到三一教主来到南京传教,理所当然会更加认真学习《道德经》和《论语》,亲自体验一下这两部哲学著作的威力。奇怪吗?不奇怪,失败的军队就是这样善于学习。这叫做不打不相识。他们挨揍以后,就要查明失败的原因,亲自得出了东方哲学威力无比的结论。所以,联系实际分析一下,《道德经》传入德国时间,很有可能是在莆田大捷胜利以后,三一教主离开莆田,去福州、武夷山、南京等地传教期间。

      会不会其他时刻?我想不会。这是因为文化传播富有历史背景。例如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道德经》也是一样,传播欧洲及其世界各地,无不与三一教创立及其三一教主到处传教息息相关。这是因为莆田大捷以后,三一教主集中精力,专门从事传教活动。《实录》接着说:“教主初倡教,一切费用咸出自囊中,至丁卯告匮。诸生因请受贽仪(拜师礼),曰:‘非此将何以宣其教于四方,以易天下万世也?’教主始收贽。至戊辰(1568)又因贽不足用,诸生请受赆仪(送别礼),曰:‘非此何以宣其教于四方,以易天下万世也?’教主始受赆。其综理籍记,各有司存,或以刻刷书籍,或以应助贫病,毫不以自私自利,详具《疏天文稿》中。”这个记载告诉我们,三一教主及其信徒,都是胸怀大志,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人们即“以易天下万世”者,其精神面貌是十分感人的。所以,他们无不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莆田大捷以后几百年间,中国沿海平安无事,证明了这一点:传播和普及《道德经》和《论语》,有益于推动和促进世界文明进步事业发展的进程。

      凡此种种进一步说明,1551年三一教的创立,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直接关系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健康发展的大事情。中国想发展,国际环境至关重要,要是中国沿海地区老是被日本倭寇、欧洲殖民者包围之中,长期得不到解决,你说中国会发展吗?那一定是焦头烂额,寸步难行,嘉靖帝当时处境,不正是这样吗?三一教创立以后,中国面临的困境最终迎刃而解了,你说这是不是历史奇迹?这说明三一教主不仅有功于中国人民的事业,而且还有功于世界人民和平进步事业。林龙江南京一行正是达到了这样的目的。他离开南京时,还指定专人常驻,继续倡教。他这个人就是这样,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把自己对《道德经》和《论语》等认识奉献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和平发展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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