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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教主婚育观念

      □林劲松

      在中国儒学史上,三一教主婚育观念最为强烈,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史无前例的。

      《夏午真经》说:“三一教主言:余之所以合三氏之教而一之者,非他也。三纲四业,而为教之始也;见性入门,而教之中也;虚空本体,而教之终也。合始中终而大之,述而非作,而变而通,似有出于一人所建立者,不知有儒,不知有道,不知有释,而为教之一也。非古非今,无是无非,此余三教合一之本旨,而非矫世以为异也。”(第5页)在这里,述而非作,即述而不作,即保留《道德经》、《论语》、《佛经》等经典著作原汁原味,集三者之大成为一体,创立新教。它不同于儒教,不同于道教,也不同于佛教。坚持新教宗旨修身养性以后,最高境界既是圣人、神仙,又是佛。人们不用出家修行就可以成为圣人、神仙和佛。

      究其原因,就在于三一教主有强烈的婚育观念。他坚持尧舜禹之道,不赞同道教、佛教“不三纲”、“不四民”、“不君臣之义、父子之仁、夫妇之别”。

      有比较,才能鉴别。孔子当年有这样强烈的婚育观念吗?没有。孔子创办私学,用六经做教材,传承尧舜禹之道。那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老子传承尧舜禹之道,收到了好的效果,诸子百家粉墨登场,而且老子传宗接代,并没有去当什么“神仙”。

      那么,汉武帝时董仲舒呢?也没有三一教主那样强烈的婚育观念。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原则,那是适应时代需要。在那时,不仅七国之乱刚刚过去,而且汉武帝穷兵黩武接踵而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失去了君臣之义;到了后来,甚至于还丧失了父子之仁,错杀太子,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和汉武帝相比,秦始皇也是这样的,丧失了君臣之义,父子之仁,长子扶苏因为观点不一样,被送去打匈奴。这说明,当中国历史进入郡县制以后,在帝王将相中,三纲五常成为了必须共同遵守的制度。否则,天下就要大乱。

      到了明代,三一教主婚育观念那么强烈,却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了,许多人婚育观念反而淡薄了。过去人们所以要结婚,更多的是因为“养子防老”,特别是农民,是个小生产者,结婚了,成家立业后有帮手,后继有人,老时有人照顾,所以只要条件许可的,一般是女子该出嫁就出嫁,男子该结婚就结婚。到了明代却不一样了,许多人出卖劳动力,日子过得反而比以前好,“饭后一支烟,快乐如神仙”,就不那么想建立家庭了。男的是这样,女的也是这样,许多人在家做手工,却可以赚不少钱,并不比男人差。而且,他们大多不信仰宗教,我行我素,自由自在。

      从人口统计来看,洪武末年,我国在籍人口已经突破6千万大关,但是到了后来,人口反而逐渐下降了。洪武二十六年 (1393),全国总人口达 6054 万,弘治元年(1488)减至 5020 万 (《孝宗弘治实录》卷 21),95 年间在籍人口不是增多了,而是减 少了一千多万。

      据《重刊兴化府志》卷之十的《户口考》记载,洪武二十四年 (1391),兴化府总户数 64241 户,景泰三年(1452),降到 40319 户,户减 23922 户,达 37%,十分惊人。其中,莆田县由 51151 户, 降至 36009 户,减少了 15142 户,达到 30%;仙游县由 9530 户, 降到 4310 户,减少了 5220 户,达到 57%;“兴化县凋耗,正统十 三年(1448)奏革,其见存仅及三百户,归并莆、仙二县带管。” 洪武二十四年,兴化县户籍 3560 户,仅仅 57 年,就减少 3260 户, 90%以上户数逃离家乡。到弘治五年(1492),兴化府总户口降到 29010 户,又减少了 11309 户,101 年间总户口减少了 35231 户, 相当于十个兴化县“凋耗”。这就是说,除了兴化县,莆、仙两县 人口流失也十分严重,到弘治五年,莆田县仅有 26271 户,仙游剩 下来的有 2739 户。那些喜欢想当然的人,见此情况,一定会罗列 一大堆罪名加在知县、知府头上,把他们说得十分可怕。好在兴化 府那时候出现的户口大量流失,全国各地府县也不相上下,除了两 京、部分沿海城市户口大增之外,绝大多数地方户口大减,全国城 乡人口发生了规律性的变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流动日 益频繁。所以,谁也不会去找兴化府县追根究底。

      为什么在籍人口会不断减少?因为那时人头税还没有取消。许多人家为了逃避徭役赋税而离乡背井。于是,君臣之义成了问题。作为臣民,服徭役,缴纳赋税,是个个人应任义务,逃避则是属于犯罪行为。所以,三一教主创立新教,显得十分及时。表面看起来,他是在批评道教、佛教,实际上是在对那些失去夫妇之别、父子之仁、君臣之义的人做思想工作,要他们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坚持尧舜禹之道,顾全国家大局。这是因为明代莆田寺庙并没有增加,全国各地也是一样的,道士、和尚和尼姑人数,和以前差不多。但是逃避徭役赋税者,却越来越多,引人注目。正因为如此,所以,三一教主创立新教,意义重大。

      而且,为了做好这件事,在《夏午真经》中,三一教主在《夏总持经卷二》专门就这件事进行了详尽论述,做到了苦口婆心。他甚至还介绍了黄帝、老子和释迦牟尼三人的婚育史。他们都有传宗接代,道教、佛教不三纲就理所当然是错误的。因为这是直接关系华夏政权兴亡盛衰的头等大事,所以,和前人相比,三一教主婚育观念特别强烈,对社会影响也特别好。

      那么,三一教主婚育观念的提出,在中国历史上有哪些积极意义呢?

      首先是三一教主理论经得起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抗倭斗争实践反复检验,是克敌制胜的思想武器。1562 年农历十月底,倭寇集中 6000 精锐连攻兴化府城——莆田。十一月二 十八日,福建总兵刘显派健卒八人送公文赴莆,中途被倭杀害。倭伪装“天兵”,拿着假公文,混入了城。分守翁时器上当受骗,还让他们负责把守北门。二十九日,兴化府城陷落,城内军民处于水 深火热之中。在这次东南沿海地区抗倭斗争中,府城被攻占,那还是第一次,所以,兴化府城陷落的告急传到京城,举国上下无不震惊。

      六十天后即次年正月二十九日,日本倭寇屡战屡败,孤立无援,最终弃城东逃。至此,可歌可泣的莆田大捷终于以莆田人民抗倭斗争的伟大胜利而载入史册。后来,莆田城因此获得了“壶兰雄邑”光荣称号。

      这次抗倭斗争称得上是明代莆田人民完全彻底打败倭寇的一次大搏斗。这是因为莆田人民抗倭斗争学有榜样,林龙江成为了时代英雄,无不向他学习,所以特别勇。虽然莆田城曾经一度陷落,但是由于城乡人民坚持抗倭斗争,莆田城却变成了日本倭寇自投罗网的地方。在那时,莆田南北洋平原抗倭斗争越战越勇,最终是关门打狗,而且速战速决,两个月内解决问题,历史上可歌可泣的莆田大捷正是这样取得的。

      四月中旬,戚继光又率部进兵莆田,配合俞大猷等部,在许厝、 赤岐把弃城东逃的倭寇打得大败,擒斩寇 2400 多人。后来,戚家军又进兵仙游,在仙游军民的配合下,一举摧毁倭营三座,歼敌 1000 多人,取得了莆仙地区抗倭斗争的最后胜利,吓得日本倭寇以后几百年间不敢再来中国沿海捣乱。

      其次,三一教主婚育观念促进了我国历史上赋税改革,这是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赋税的改革为城乡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新的历史条件。清 初政府对赋税进行了改革。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宣布以 1711 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增丁,不再多征。到了雍正时又实 行“摊丁入亩”,把康熙五十年固定下来的丁银摊入田亩之中,一 并按田亩征收,称为“地丁银”。从此,中国历史上实行了几千年 的口赋(后为丁赋)基本上被废除了。康熙以后,还曾陆续把匠银 也摊入田赋,最后废除了匠籍制度。

      其三,清代前期人口大幅度增加。令人注目的是清初人口在康 熙五十年即 1711 年回升到 5 千万后,到 1741 年,全国总人口已达 14,300 多万。三十年间,总人口翻了一番多。又过了五十年,到 了 1790 年,又翻了一番多,增加到三亿零一百多万。到 1840 年, 全国总人口竟增长到四亿一千二百多万,在短短的一百三十年间, 总人口翻了三番多。(《中国古代史》下册第 301-302 页)

      其四,中西百年战争(1840-1949)最终以中国胜利、西方侵略者失败告终。中国四万万同胞不仅最终赢得了胜利,而且还拯救了全世界。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1840年,我国在籍人口达41200万,占全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马克思语),成为了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中坚力量。在百年战争中,中国首先是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接着是把美帝国主义打败了,“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1949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至今有着70多年光辉战斗历程。

      试想,中国人口要是长期停留在明代那个水平,上了六千万以后,不断下降,没有夫妇之别、父子之仁、君臣之义,尧舜禹之道丧失得干干净净,那么,面对西方殖民者的疯狂挑衅,中国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吗?所以,林龙江创立三一教,规定“三纲四业,而为教之始也;见性入门,而教之中也;虚空本体,而教之终也。合始中终而大之,述而非作,而变而通,似有出于一人所建立者,不知有儒,不知有道,不知有释,而为教之一也。非古非今,无是无非,此余三教合一之本旨,而非矫世以为异也”,历史意义十分重大,切不可低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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